編者按：2022年3月23日是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七周年，深切緬懷這位偉大的建國總理。李光耀的治國理念塑造了今日的新加坡，他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迹，穩定的政治環境。本文節選了《學者談李光耀》的其中幾章，深入了解李光耀的治國之道如何塑造出今日的新加坡。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1923)作爲國家領袖，憂心忡忡，生怕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國家的穩定、增長和繁榮視爲理所當然”。他擔心他們因此失去了奮發圖強不懈努力的意志，因此發而爲文，不少寫于他在本世紀初出版的兩本《李光耀回憶錄 —— 1923–1965 及 1965– 2000年》之中；在第二本《回憶錄》的中文版（台北世界書局）序文中，作者特別指出它“收錄的是我和同僚們所面對的難題，以及我們如何想方設法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新加坡從一個只有二百多萬人的毫無天然資源更乏經濟活力的殖民地，獨立後經過數十年的有效管治，成爲今天人口近五百萬的亞洲經濟重鎮，長期主政的李光耀當然有許多寶貴經驗可傳諸後輩，《回憶錄》因此彌足珍貴。 可是，近十年來各方面的發展，特別是李顯龍內閣的平均年齡只有五十三歲，李光耀恐怕“坐享其成”的年輕幹部持國可能出偏差，因此在八十五歲的高齡，以“內閣資政”的身份，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之間，接受該國《海峽時報》七名新聞工作者十六次總共長達三十二小時的訪問；這些訪問，原先也許只想作“內部參考”，供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幹部及政府官員學習，惟李氏後來慨然答允把之輯成專書，這便是本文要介紹的《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Lee Kuan Yew: 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下稱《硬道理》）。 非常明顯，李光耀希望通過讓“老中青”（最年輕的一位僅二十五歲）的記者們暢所欲問的訪談，以閑話家常的語言把他的治國理念和經驗和盤托出，作爲正在成長中的新加坡人的教材，希望他們“憶苦思甜”，了解開國先輩們如何克服種種困難，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殖民地提升至第一世界富裕國家！李光耀官式及非官式統治新加坡五十多年，是國際政壇公認二十世紀最成功的政治家(Statesmen)之一，不管你是否認同他的管治手法，他的《回憶錄》和《硬道理》， 是創造新加坡奇迹的寶典，相信在二十一世紀會發揮重大影響。 “新加坡共識”，據5月24日《外交政策》雙月刊的〈李光耀斯坦千秋萬世〉(P. Khanna: Lee Kuan Yew-istan Forever)的解釋，第一是“管理國家如經營私人企業”，以新加坡的例子，她仿效的私企爲英荷蚬殼石油，這即是說，該國的政府結構、人才選拔培訓及以物質爲獎勵的體制，皆向“蚬殼” 取經，結果新加坡公務員薪津與廉潔之高，俱爲全球之冠；第二是新加坡福利政策與歐洲福利國不相伯仲，這包括全民醫療保險、低免費的教育制度，同時制訂一系列“方案”， 以激勵人民規行矩步及專心致志工作等，等于讓人民成爲新加坡公司的“持份者”(stakeholder)，即新加坡屬于全體新加坡人。李光耀這種“治國理念”，受他在倫敦經濟學院(LSE) 的教授、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不肯從政的工黨理論家） 拉斯基(H. Laski, 1893–1950)影響甚深。新加坡的現況看起來有點像社會學家貝爾和狄 – 沙立特在快將出版的《城市的精神》——對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城市感自豪（這與“民族主義”有一線之別，後者極易發展出排他性和外侵性的大國沙文主義）。“市民主義” 也許會成爲二十一世紀最流行最受歡迎的“主義”！
在《硬道理》的〈前記〉中，李光耀除再重申他要把治理新加坡的經驗傳授給三十五歲以下的國人，希望他們從而了解新加坡今日之成就得來不易之外，還透露了一宗發生于1991年的“軍事意外”，是年8月9日新加坡國慶日，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軍隊在鄰近新加坡樟宜機場馬來西亞柔佛州的Kota Tinggi 地區進行聯合軍演，傘兵空降、炮聲轟轟，由于國慶閱兵儀式動用了大量軍隊，新加坡政府只好全國警戒，以防萬一。李光耀不相信馬、印會入侵新加坡，但在家門外軍演，威脅性強，且此舉似在測試新加坡的底線。來自鄰國的軍事恫嚇，加強了李光耀建立一支進可攻退可守的精銳空軍(SAF)的決心，但購買飛機、訓練空軍，非有旺盛繁 榮且不易受外圍因素沖擊的經濟基礎不可，這意味新加坡不僅要建立持續發展的行業（工業及服務業），還得吸引外資投入及各國精英赴該國工作……。經濟和國防息息相關，這即是說，要不斷更新武備和培訓軍事人才，無錢不行。 新加坡現財政年度的國防開支達一百二十億八千萬坡元，約占GDP 6%；新加坡人口不足五百萬，常規軍近七萬二千人（後備軍人三十五萬多），其中包括空軍一萬三千五百多人、飛機（包括F16）四百二十二架，“陣容鼎盛”，目的不在擴張領土而在發揮阻嚇力量。顯而易見，這些年來， 馬來西亞已無入侵新加坡的打算，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下，新加坡才有機會在不必擔心國家前途的安定環境下從事經濟建設。
香港人喜歡和新加坡作比較，表面上，這兩個英國前殖民地有頗多相似之處，其實本質上南轅北轍，大不相同，舉其荦荦大者，香港既沒有國防問題，外交上亦不必自己打拼，這意味僅軍事及外交開支，香港便省了一大筆，那不僅令香港財政很易便有盈馀，而且有安定前景，便能夠全心全意致力于經濟建設；可惜政務官出身的特區領導人，缺乏胸襟與前瞻性，對中國政治完全外行（其中文程度令人懷疑能否讀通北京的文件及領悟其背後的含意），事無大小，揣摩京意後才制定策略，結果處處碰壁，且因此拉闊港人與北京間的鴻溝。觀乎目前的情勢，新加坡終有一日會取代香港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地位！ 新加坡人早視香港爲競爭對手，在談及該國稅率時，李光耀顯然把香港視爲假想敵，他認爲若把入息稅稅率定得太高，有辦法的新加坡人及在該國工作的外國人，便可能考慮“移師”香港。 李光耀對香港小商人以顧客爲尊因而設法滿足顧客需要的做法，頗爲欣賞，但他對香港大生意人的經營哲學與視野，大不以爲然。事實上，李光耀對香港地産商的看法，與筆者的相近。他指出香港人口倍于新加坡且有很多南來的優秀人才，這些俱爲新加坡望塵莫及；但這些人的後輩，“獨沽一味”地産發展，而現在他們已回內陸發展；李光耀指出，香港商界除了物業發展商和市場炒家，什麽都沒有。他以不恭維的語氣問，李嘉誠可有制造一件行銷世界的商品？沒有，他投資地産，收購港口、超級市場、電訊公司（和李氏沒有提及的資源及電力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過順市而行，即什麽行業當紅便進入該市場，言外之意是缺乏創業家的眼光和魄力。筆者對此說不敢苟同，以李嘉誠是唯一一位在國際視野、放眼世界而且身體力行在國際商界大展拳腳的香港企業家；創新當然難能可貴，但在海外開礦經營海港、電訊以至供水公司，又豈是易事！哪家香港公司最成功？李光耀認爲應推馮氏昆仲經營的利豐，可惜其經營的不過是現代貨運連鎖店的“物流業”(logistics chains)，他們不興辦工廠，因爲自知無法在競爭劇烈的市場中立足。 李光耀指出香港經濟因爲吸引了無數“中國制造”的企業家（指解放前後挾資金技術及企管經驗南來的內地企業家）而起飛，新加坡完全缺乏這種人力資源，他慨歎新加坡獨立初期的社會中堅分子只是一批農人的後代，他們之中有的成爲貿易商，有的成爲專業人士，當然有的成爲創業家……，但在他治下，新加坡的經濟成就終于與先天優厚的香港並駕齊驅！事實上，不是長他人志氣，在筆者看來，香港經濟可以拿出來“炫耀”的，物業發展（尤其是會自動膨脹的樓面面積）之外，似乎沒有什麽其他成就足以驕人了。過去一個時期，由于國內管制甚嚴，新加坡輸出了不少股市大鳄、商場騙子，但這種不光彩的出口已成過去，如今新加坡人經營的酒店，到處都見；其制造的若幹消費用品，亦在國際市場上占一席位。可是，香港有什麽本地制造的東西打進國際市場？答案不是沒有而是不多且都是“零件”，更有後繼無人之痛。筆者不久前曾指出，特區政府縱容地産商任意肆意把樓宇面積“發水”，令他們大發其財（亦令不少官員退休後謀得好差事），卻因此禍根深植，除了少數例外如長江實業，有哪個地産發展商的後代樂于在非地産行業發展？換句話說，有哪些行業的利錢比可以“發水”的地産業優厚？答案是沒有。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大都在國際頂尖學府求學，學有專精，本應在多個領域有所建樹，可是結果大部分精英分子都在最易賺錢的物業發展上打主意，這意味香港商界的精英分子，除了地産，什麽都不敢嘗試，結果什麽都不會做；而當物業不景周期來臨時，香港經濟便會受樓市崩潰的拖累而一蹶不振。比起新加坡已有蓬勃的尖端行業及媲美香港的基本設施，其經濟前景遠勝香港，是不必諱言的。 據摩根士丹利的研究，2010年前三季新加坡工業産量增45%、生化藥物增85%、電子産品增50%；值得注意的是， 新加坡在外彙交易上有長足進展，2010年的交易額比2004年倍增，國際結算銀行估計新加坡每天外彙交易額平均二千六百六十億美元，爲世界第四大，在亞洲爲僅次于東京的第二大。經過多年經營，新加坡已是亞洲商品（包括橡膠）現貨及期貨交易以至石油提煉中心，2010年4月賭場開業後，旅客人數大增，2010年7月已首次突破百萬人次……。 當然，如果中國經濟一帆風順，繼續繁榮，則香港尚能期待在中國的救援下“起死回生”，而此一“優點”是新加坡望塵莫及的。7月13日，《信報》發表一則題爲〈李光耀 —— 二十年內中國GDP 可超美國〉的短訊，報導李氏在新加坡《慧眼中國環球論壇》上的發言：“中國只要不發生社會動亂，經濟應該能夠繼續以每年百分之九、十、十一的速度增長，十年內就能追上美國的國內生産總值，二十年內甚至能超越美國。”未讀李氏發言的全文，惟從《硬道理》看，他對中國的看法遠比上述的全面和透徹。 李光耀對計劃經濟的成效，大有保留，何以見得？原來在談及讀書時，他說：“你若對經濟學有興趣，應該讀海耶克”；李氏沒有具體地說出哪本書，惟顯然是指“衆所周知”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因爲李光耀接著這麽說：“如果你實行計劃經濟，你將以失敗收場！”。 李氏雖然沒有指明哪本書亦沒說“你”是誰，但《信報》的讀者沒有不知道他何所指。 “如無意外”，中國經濟可于十年後“平美”二十年後“超美”，李光耀對中國經濟前景似甚樂觀，可是，對中國在國際上擔當的角色，他則不作樂觀之想。李氏認爲，隨著經濟崛興，中國在國際事務尤其是中美問題上的“話語權” 相應增加，然而，一海難容兩支艦隊，中美關系因而無可避免會趨于“困難”，這種“困難”，在近今南海主權爭議上已逐步浮現。李光耀對中美在亞洲之爭的觀察十分清晰，他坦率地指出，美國這個“魔頭”已被證實“仁慈”及沒有“領土野心”，其在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部署軍力，目的無非在推動民主和傳播人權意識而不是掠奪土地。同樣在區內甚活躍的其他亞洲國家則“劣迹斑斑”，日本有蹂躏東南亞的往事，中國可能真的“永不稱霸”；然而，其軟硬兼施迫使鄰近“諸小”稱臣進貢的曆史，未免令人心中生毛、有所顧慮。在這種情形下，美國“留守”亞洲對新加坡最有利！7月20日，中國和東盟成員國代表在印尼峇裏島開會，就落實《南海各方行爲宣言》達成“一致方針”，希望最終簽訂《南海准則指導方針》，別說此方針的達致尚無眉目，即使簽訂了協議，“諸小”仍會挽留美軍坐鎮以策安全！ 中國的崛起會否在區內造成“沖突”？李氏認爲美國在未來五十年可能仍是獨一無二的強權，區內的權力交替將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取代英國般的“和平轉移”不同；不過，他認爲只會有小沖突而不致爆發大戰(full fledged war)。李光耀相信美國不會撤出亞洲；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和軍事持續長足進展的前提下，目前中國容忍美國在亞洲出現， 因爲她自知無法取代美國而區內很多國家都歡迎美國……。百年內中國在經濟上、軍事上和科技上可能無法追得上美國，但國力不相稱不等于中國不能令美國受重創。李氏說他“大膽預測”，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在東南亞影響力日增，但美國的“支配性地位”不會動搖。“中國社會（政府內部） 如無意外”(if no internal upsets)，中國會成爲一個令人不敢輕侮的強權(a considerable power)。對于中美會否發生貿易戰， 李氏沒有正面回應，僅指出貿易不平衡特別是嚴重失衡，必然導致貿易保護主義擡頭。 李氏對中美在亞洲“互別苗頭”的宏觀觀察，正誤皆有。比如他說中國不介意美國介入亞洲事務，顯然與事實不符，這從最近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訪問北京與中國軍事領袖針鋒相對的對談可見；當然，他相信美國不會撤出亞洲，則完全正確。
新加坡官員的薪津之高，世界之最，這項實行近二十年且證實非常成功的政策，是李光耀在1993年提出（李本人並非受益人，以他于1990年底退位讓賢）于翌年爲國會批准。這項世所罕見的政策，規定所有政治任命官員及部分高級公務員的年薪與私營部門薪金挂鈎 —— 前者爲後者中位數薪金的三分之二；所謂“私營部門”，是律師、銀行家、工程師、會計師、跨國企業總裁及本國工業家，根據這些行業八位薪給最高者的中位數。在2009年，新加坡政府部長級官員的年薪可達一百五十萬（美元，下同），總理則爲三百余萬。如此高薪，對政府並不構成沉重負擔，以整個政府決策管治層的薪金總和，不及GDP 0.02%，比購買一架F15 戰機還便宜（按1998年每架出廠價約三千萬美元）！ 管治層薪金這樣高，民間反對之聲盈耳，在野政黨以此進行攻擊，不難理解；然而，實行高薪制後的數次大選，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得票率有升有降，惟均以多數票勝出，說明高薪“物有所值”，納稅人的錢沒有浪費，即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潔程度獲大多數選民認同。這是李光耀引以爲傲的。 這裏岔開一筆，略述筆者對官員高薪的看法。一般的說法是高薪可以養廉，以經濟學語言，高薪令受薪者行差踏錯被解雇（遑論下獄）的機會成本大增，因此在職時不敢營私舞弊，廉潔政府由是産生。此說大有道理；然而，與新加坡同列世界廉潔榜榜首的紐西蘭和丹麥（2009年“國際透明” 的“廉潔指數排名榜”前三位依次爲紐西蘭、丹麥和新加坡，香港排第五、台灣三十七、澳門四十三、中國七十九， 最不廉潔的索馬裏排名一百八十），她們的部長級高官的薪津不及新加坡的十分之一，然而其廉潔程度尚比新加坡勝一籌，說明了“養廉”的不一定要高薪！以新加坡的例子，筆者相信“高薪”之能“養廉”，與有無上權威的李光耀“上梁端正”即絕不貪渎及治貪腐絕不手軟的示範和阻嚇作用亦有關。如果筆者的揣想不致遠離事實，那麽，李光耀後的新加坡在這方面便可能有變！新加坡在地理上受貪汙鄰國如馬來西亞（廉潔指數排名五十六）及印度尼西亞（排名一百一十）包圍，且多商貿及民間往來，亦與在貪腐上聲名狼藉的中國政商關系密切，又與廣東福建有頻密的人際溝通，近朱者赤、近貪者腐，新加坡在強人之後，其欲不變“色”，難度大增。 對于從政從公只爲“榮譽”而不爲個人利益如金錢和名譽（國人挂在口邊冠冕堂皇的“大話”，台灣是：“計利只計天下利”，內地是：“專門利人毫不爲己”），李光耀直斥爲“虛僞”。李氏絕非“和稀泥”式的政治領袖，其“直斥其非”的個性，在青年時期已顯露，筆者昔年曾引柏金遜（“柏金遜定律”的作者）記學生領袖時期的李光耀，這種耿直的個性令他非常突出，受人注目。李光耀指出，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政客官員的薪津並無“過人”之處，只是這些人在任時大都做好離任時寫書、演說及當企業顧問或在政治屬性明顯的研究所當研究員的准備，這便是李氏所說的“退路策略”(exit strategies)。衆所周知，香港特區政府的決策官員 —— 政治任命及公務員 —— 的薪津，雖然比上（新加坡）不足惟比下（如歐美日本以至中國）有余，但人心不足，不少人在任時有“積陰功”的不光彩陋習，即使不是人人如此，退休後當義工或無所事事優遊林下者數不在少，但有少數人在位時處心積慮苦心經營，一切“爲退休後養尊處優謀”，而且確有若幹進入相關商界當優差的顯例， 已足令整個公務員隊伍蒙羞！ 李光耀1990年11月辭任總理，把此後的收入包括著作版權、演講等的收益一共一千三百萬坡元，悉數捐作慈善（主要是教育基金）用途……。在廉潔自持有高尚情操的西方領袖之中，李光耀最欣賞的也許只是聯儲局前主席伏爾克(Paul Volcker, 1927– )，1987年他從此職退休時才六十歲， 正當賺大錢的盛年，但他並沒有出任任何牟利性工作（僅短暫地擔任過前世銀行長主持的一家小型財務機構的非執董或顧問），所做的都是無薪給的義務性公職；李光耀曾問他何以與衆不同、如此清高（退休的美國聯儲局主席和財長大都進入華爾街“搵真銀”），伏爾克輕描淡寫地說：“普林斯頓（大學）培養我們要做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如何選拔和吸引社會精英投身政治、進入政府，是李光耀全力以赴、全神貫注的工作。 從政的先決亦可說是“內生”條件，李光耀指出是堅定的信仰(you must have convictions)，這當然是把新加坡建成現代化獨立繁榮城邦的信仰；此外，他認爲學曆雖然不可忽視，但絕非做官的最主要元素，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曾一口氣請了三位博士，但政績差強人意。從仔細研究成功大企業如通用電器、微軟和萬國商業機器這些成功跨國企業的人才選拔和任用制度，李光耀發現優秀領導人必須具備多種“基本質素”如高智商、EQ、幹勁(stamina)、果斷和足智多 謀(resourcefulness)等，缺一不爲功。和香港不同而與英國一致，在新加坡，出任部長的人必須通過競選的洗禮，這即是說，一位具備上述諸種優秀質量的幹才，如果沒法獲選民認同，便不能進入內閣；不但如此，以李光耀的標准，如果你在任內的工作不能獲選區人民的認可，你便無法連任，對于這種“一任人才”，李光耀認爲不堪大用(not much value)。有心把從政作爲終身志業的人，李光耀認爲要一早下定決心，唯有如此，才有機會接受種種考驗，而在這漫長的曆練過程中，讓領導層有時間評估其實際政績以及在競選中了解其能否贏取選民的信任與信服，從而決定他是否可以栽培並賦予重任。李光耀指出外間批評他的政府由一班“精英分子”(an elitist lot)組成，是皮相之說(plain stupid)。長年經驗的累積引導人民行動黨決策層理解政府領袖必須是多種優良質素的聚合體(a conglomerate of qualities)，而他們所要具備的質素，與軍事統帥、企業總裁或總編輯並無二致……。在這裏，李光耀重提“遺傳因子”的重要性，他強調人的智能和EQ 等質素，七八成來自先天，只有二三成爲後天的培養。 通過競選和工作考驗的人才，政府以甘詞厚幣（表揚他們的工作表現和支付高薪）挽留他們繼續工作；但留下的人要經過三、四以至更多屆的的工作，才能成爲經驗豐富、老練果斷的優秀部長！李光耀強調，當一任部長是不足夠的， 起碼兩任，你才真正理解新加坡和她的人民，同時你才真正了解政府的運作。向這些優秀人才支付高薪，目的是在挽留他們 —— 不然，他們任期未滿時也許已有高就而辭職。李光耀這種“人事安排”，從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高廉潔度以至社會安定經濟欣欣向榮上看，是非常成功的。問題是，如何能讓一名政客在數屆大選中勝出？要解決這個難題，人民行動黨四出尋找人才並吸納他們成爲黨的中堅分子，這一方面令該黨人才濟濟，一方面則使其他政黨無能人可吸納，出現人才凋零的人才荒，在這種大環境下，迄今爲止，人民行動黨便在多次大選中屢戰屢勝，從1959年一直執政至今！這肯定是其他國家無法仿效的。
本文收錄于《學者談李光耀》一書中,作者林行止：香港《信報》創辦人，著名專欄作家，政經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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