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許多學校和校友會在新加坡舞台藝術的發展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上世紀初，養正學校的師生編寫《毒婦現形》、《好男兒》（1915年）等劇、組織演出，是學校演劇的先鋒。愛同校友會也在1930年代推出了原創話劇《呐喊》（1935年）、《傻大喪妻》（1935年）、《全民抗戰》（1937年）、《怒濤》（1937年）、《巨浪》（1938年）、《灰》（1938年），成爲話劇發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工商校友會等爲學校籌款或爲天災義演的遊藝晚會上，除了演劇之外，更有歌詠、舞蹈、武術表演，在校園裏播下音樂和舞蹈的種子。又如1940年的“愛同校友會、靜方校友會音樂籌款大會”上，演出了教員林一平的作品《燃起強烈的火炬》、《遊擊隊》和《中華兒女》，鼓勵本地創作。到了50年代，爲籌辦中的南洋大學義演，校友會、學校、工會、戲曲團體、音樂社積極編創與演出節目，與反黃運動、建設馬來亞文化熱潮相伴而行，可以說是與新馬文學作品逐漸從面向中國的“僑民文藝”，轉型爲“馬來亞華文文學”的趨勢相呼應。
當時，新加坡人民爭取與馬來亞聯合邦一起獨立，成立一個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新興國家。不少學生學習馬來文、學習印度舞，和兄弟民族文藝團體交流，加強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與團結。跨文化舞蹈與戲劇的出現，是曆史的必然。1957年，印尼一位出色的年輕舞蹈員廖春遠（又名廖春慧）隨印尼文化代表團到新加坡演出期間，訪問南洋大學。這個與南大舞蹈愛好者接觸的偶然機遇，掀起了學習馬來舞的熱潮。在短短一周裏把她剛學會的蘇門答臘舞、椰殼舞和蠟燭舞傾囊相授，傳授給熱衷于學習馬來舞的南大生，啓動了華人學習他族舞蹈的新曆程。接下來幾年，校友會、文藝團體（如藝術劇場、康樂音樂研究會、崇福校友會、愛同校友會、南大戲劇會、華中戲劇會等團體）的跨文化舞蹈與話劇陸續登場。
廖春遠編導的《十二花采舞》，1959年首演
廖春慧編導、（從左到右）李瑞寛、鄭良生、梁巧珍和史大偉，在1960年4月20日在牛車水露天舞台上演出馬來舞《椰殼舞》
最先出爐的是青年印度舞蹈家巴斯卡，以印度古典舞婆羅多舞（Bharatanatyam）形式呈獻的舞劇《梁山伯與祝英台》（1958年）。接著，爲建立學生樓義演，梁巧珍編導的馬來舞劇《阿裏和法蒂瑪》（1959年），南大戲劇會以華語演出、郭顔開導演的泰戈爾的劇作《第一個微波》（1960年），胡桂馨主演、馬來亞大學學生會與中文學會聯合演出英語古裝戲《洛神》（1961年），馬來藝術協會（Perkumpulan Seni）和美麗遺産藝術團（Sriwana）以馬來語聯合演出曹禺的《雷雨》。一系列的跨文化劇場（Intercultural theatre）演出，先後輝映。
《阿裏和法蒂瑪》南洋大學禮堂首演
1960年馬來舞劇《幸福的戒指》林興導（飾演阿裏）、梁巧珍（編導、飾演法蒂瑪)
舞劇在中國，曆史並不長。吳曉邦1939年創作的三幕舞劇《罂粟花》是這個藝術品種的開篇之作。新加坡觀衆對中國舞劇的認識，始于1959年拍攝的兩部舞劇電影《寶蓮燈》和《並蒂蓮》，之後還有《蔓蘿花》。這些電影，啓迪了本地舞蹈愛好者創作思維，向話劇圈的同仁看齊，進軍舞劇的新領域。一部以馬來同胞的故事爲題材的跨文化舞劇——《阿裏和法蒂瑪》面世了。舞劇的女主角與執行編舞、今年高齡81的梁巧珍（又名梁巧貞）自13歲（1953年）開始，就積極參加了小學教師聯合會、新加坡華文中學畢業班藝術研究會、養正中學、工商校友會的舞蹈演出活動。她說：“在無數次爲南大義演和校友會的演出過程中，我愛上了舞蹈藝術。南洋女中學姐吳素妮在芭蕾舞界的出色表現，也鼓勵了我爲舞蹈藝術做貢獻的向往。”她和那個年代的許多華校年輕人一樣，以舞言志，讓想像力自由飛翔。“那時，我只有19歲，學長們集體討論，把故事大綱定下了之後，要我編舞。我一面編，一面聽取意見，一面改。大家都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創作”。由年輕演員在南大禮堂首演的《阿裏與法蒂瑪》，受到熱心學習馬來文化、努力想以文藝促進與異族同胞友誼的大學生熱烈歡迎。這部華人舞蹈員演繹馬來愛情故事的作品消息，很快就傳到馬來、印族同胞的文藝圈。
小舞劇《阿裏和法蒂瑪》故事以阿裏和法蒂瑪兩個熱戀中的青年爲中心。因爲海盜來襲，阿裏出海對付海盜前，把定情的戒指送給法蒂瑪。一天晚上，法蒂瑪拿出戒指在樹下思念阿裏，不料兩個嬉戲的小孩跑過，戒指被打飛了。村女拿著蠟燭協助法蒂瑪找戒指，最後終于物歸原主。這場虛驚後，阿裏也回來了。小舞劇在喜氣洋洋的歡舞中落幕。盡管這次演出缺乏資源，舞曲是幾首馬來樂曲剪接而成。然而，梁巧珍巧妙地以她學過的馬來蠟燭舞爲基礎，融合了其他馬來舞如Joget的舞步，串聯劇情，加上演員們真情流露的表演，觀衆看得津津有味。這個富有誠意的演出，有故事、有人物、有獨舞、雙人舞和群舞，有一定的美學價值與時代意義。翌年，《阿裏與法蒂瑪》入選文化部主辦的《國際之夜》。在文化部的幫助下，找到國歌作曲者朱比賽（Zubir Said）爲小舞劇作曲。舞劇的故事情節、舞蹈編排、舞彙提煉、燈光設計四個方面都做了調整，使演出質量大大提高了。1960年第44期的《行動周刊》以其劇照作爲封面，說這部改名爲《幸福的戒指》的小舞劇“內容比以前更爲充實。整個舞蹈的演出，無論在情節上或舞藝上，都比以前精彩和優美多了。當地藝術工作者能有這種忠于創作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大大加以贊揚和鼓勵的”。馬來舞蹈界的青年編導農仄（Nongchik）和印度舞蹈家巴斯卡觀賞後都給予很高的評價。農仄說：“我們有類似華族戲曲載歌載舞的藝術形式邦沙旺（Bangsawan），但是沒有西洋芭蕾那樣的舞劇傳統，將來我們或許可以嘗試編演舞劇。”17年後，他參與創立于1955年的美麗遺産藝術團，重新編演了《阿裏和法蒂瑪》，在舞蹈史上留下佳話。八十年代，該團的後起之秀又再重編了一次。
《甘榜的故事》和《巴督山的傳說》
《阿裏和法蒂》易名爲《幸福的戒指》1960年重演成功後的翌年，華僑中學畢業生敘別會排演了一部原創寓言舞劇《甘榜的故事》寓言舞劇。內容是一個華族、馬來族、印族和睦共處的“甘榜”（Kampong），突然來了一個金發的魔鬼，對村民百般欺淩與壓榨。最後村民忍無可忍，團結起來，終于把這妖怪趕走。其呼喚民族團結、抵禦外來霸權的主題，不言而喻。14年後，新加坡青年劇社與兒童劇社舞蹈團由華麗、郭淑女、蔡曙鵬、趙文娟、陳桂月、林銳標組成的導演團，在《甘榜的故事》基礎上，重新編排故事，豐富情節、增添風妖、雨怪等角色，改名爲《巴督山的傳說》，發展成篇幅較長的舞劇，演員多達53人，在國家劇場連演十晚。一個故事兩組舞蹈員時隔14年再次搬演，是跨文化舞蹈創作史上少有的特例。
舞劇《幸福的戒指》劇照刊登在《行動周刊》封面
青年劇社、兒童劇社1974年舞劇《巴督山的傳說》右起林銳镖、張德順、趙文娟、陳娟瑞、吳雪妮、嚴月婵等
跨文化舞蹈劇場在本地呈現的四種模式
跨文化劇場涵蓋了好幾種形式。一是以他族藝術形式演繹他族故事，如南大學生以馬來舞演出馬來故事《阿裏和法蒂瑪》；二是以本族藝術形式演出他族故事，如巴斯卡藝術學院以印度婆羅多舞演出《梁祝》；三是一個民族的舞蹈員以多元民族的藝術形式演出一個多元民族的故事，如華中學生演出的《甘榜的故事》以及青年劇社和兒童劇社舞蹈團演出的《巴督山的傳說》。1959年新加坡各民族舞者因爲文化部組織了200多場深入民間的（包括了華族、馬來族、印族音樂舞蹈和芭蕾舞節目）“人民聯歡之夜”，使異族音樂員舞蹈員有了同台演出的機會。他們在接觸中感受彼此的文化，逐漸意識到多元民族藝術的豐富多彩，爲華族舞者創作多元民族舞蹈積累了經驗。1965年獨立以後，華族舞者書寫民族共建家園的作品當中，以1969年新加坡開埠150周年紀念活動，李淑芬爲人民協會專業舞蹈員編排的《祖國頌歌》最具代表性。這個舞蹈將早期移民渡海南來，披荊斬棘、艱苦奮鬥，把新加坡從一個漁村發展成現代化海港的曆史進程，濃縮在舞劇裏。1978年至1981年期間，她爲鳳凰舞蹈團再度創作類似作品，如《美麗的家園》等小舞劇，歌頌民族和諧共處的精神。
國家舞蹈團的跨文化舞劇代表作《漁村組曲》，多次出訪，後排中間爲文化獎得主Som Said
跨文化舞蹈的第四個模式是多元文化舞蹈（multicultural dance）：由多個民族的舞蹈員演出多個民族共舞的創作。成立于1972年附屬于前文化部的國家舞蹈團和擁有三大民族舞蹈員的人民協會文工團，在七十年代中期，開啓了在海外宣揚新加坡多元民族和諧共處、共建家園的形象工程。以1977年國家舞蹈團參加在吉隆坡舉行的東南亞運動會文化節爲例，選演的節目包括由華、巫、印舞蹈員合演的《蘇·裏蘭組曲》和由Madhavi Krishnan、Na’aim Pani和黃秀珍合編的《漁村組曲》等。後者以輕松手法，描繪出五十年代新加坡漁村各民族簡樸生活和純良民風。這個節目于1981年再度出國演出，和李淑芬等人合編的《團結的節奏》，被推薦參加在雅加達舉行的首屆東盟藝術節。《團結的節奏》以三大民族的大鼓、鈴鼓、腰鼓爲道具，其急緩交錯、大小聲多次對比、隊形變化多樣、三大民族組成的造型多而不雷同，高潮叠起，引起觀衆的強烈共鳴。筆者在演出後的第一屆東盟舞蹈研討會宣讀的《新加坡多元文化主義的舞蹈藝術》也引起東盟同行的熱議。這是因爲東盟成員國都是多民族、多語言、多宗教的國家，如何鼓勵舞蹈家在作品中展現民族多彩文化遺産、緊扣國家形象塑造、發揮舞蹈文化功能，是大家關心的課題。印尼舞蹈學者I Made Bandem博士即席發言時說：“新加坡作品是個很好的實驗。《團結的節奏》涵蓋了各族多種鼓的舞蹈的本真性和整體性，齊舞時水乳交融。”泰國舞蹈學者Surapone Virulrak回應道：“《團結的節奏》有利于增強民族的文化認同，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泰國也可以挖掘其多元民族文化資源，做類似的實驗”。極力認同《團結的節奏》的馬來西亞編導Ahmad Omar，一年後帶領吉隆坡的國家藝術中心文化代表團，在芳林公園演出。節目中也有一個跨文化舞蹈作品，富有新意。
三大民族（華、巫、印）意象作爲封面的演出特刊
1982年，國家劇場信托局在文化部支持下舉行的第一屆新加坡舞蹈節，是本地舞劇發展的裏程碑。在短短五天內，有《聶小倩》、《三角戀愛》、《魔鏈》、《姑嫂鳥》、《拉丁馬士》、《海龜的故事》、《化蝶奇緣》、《馬蘭花》、《沙恭達羅》、《阿尊納王子》、《阿·菲爾》和《鹿仙》共十二部舞劇首演。其中印度藝術協會呈獻的跨文化舞劇《拉丁馬士》，將印度婆羅多舞、爪哇古典舞、峇厘舞巧妙結合，演繹了黃金公主淒美的故事。
新加坡印度舞蹈團創作與演出多個有具體藝術內涵的跨文化舞劇。例如成立于1981年的藝術神殿（Temple of Fine Arts），先後推出了《白蛇傳》（1990）、《天鵝湖》（1991）和《化蝶奇緣》（2003）共三部取材自他族經典作品的舞劇。《白蛇傳》演員謝幕後，主賓許通美教授上台熱情表揚了藝術神殿別具匠心的節目，鼓勵各族藝術家多閱讀他族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多交流與合作。
新加坡印度藝協會1982首演的舞劇《拉丁馬士》，融合了印度、印尼和馬來舞蹈，風韻獨特
來自斯裏蘭卡，入籍新加坡的舞蹈家妮拉薩地琳赓在1979年創立了飛天藝術團（Apsaras Arts），多次與聚舞坊創辦人嚴衆蓮、馬來族舞蹈家宋賽兒合作，在海內外藝術節展現了多元民族舞蹈。最早贏得美譽的是她1982年爲新加坡國際藝術節制作的舞劇《娃麗的婚女》，受邀參加演出的除顔明理、蔡曙鵬等之外，還有知名馬來舞蹈員多人。她對傳承傳統和創新同樣重視，像李淑芬和宋賽兒一樣，創作了不少多元民族舞蹈，自由地融合了印度舞中古典風格主義（Naryadharmi）的和現實主義（Lokadharmi）的編舞法則。
2002年的跨文化舞劇《五蓮》，集中了不同宗教信仰、民族、語言與文化的舞蹈員，共同創作與演出
另一個71年來多次呈獻跨文化舞蹈的新加坡印度藝術協會，曾經創作了兩個風格迥異的四幕舞劇《五蓮》（2002）和五幕舞劇《老榕樹的傳說》（2018），得到海內外舞蹈界的關注。前者講述佛陀的故事，參加者包括了佛教、基督教、回教、興都教等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八十多名舞蹈員、音樂員。他們合作無間，在排練過程結下深厚情誼。印度藝術協會、舞躍舞鄉、Dian馬來舞蹈團合力創作的寓言舞劇《老榕樹的傳說》，采用越南同名文本，2018年在河內與新加坡公演，完成一次跨文化交融與對話，爲新、越舞蹈交流留下難忘的一頁。
跨文化舞劇《老榕樹的傳說》河內首演後，全體演員與新加坡駐越南大使館陳偉明副大使（第二排右四）、越南國家從劇院院長範玉俊（第二排左三）合影
正如前大法官陳錫強在多年前一次演講所說的那樣：“新加坡的成就在于以多元民族主義促進社會凝聚力和建構基石”。60多年來，一代一代的舞蹈家精心打造跨文化的舞蹈創作，是他們珍貴的集體記憶，也是我們的寶貴非物質文化遺産。他們的經驗，啓發了後來人。嘗試與他族同胞合力創作，已逐漸成爲不少新一代舞蹈創作群體的自覺意識。我們期待新人出新作，繼續探索多元文化藝術的當代審美表現。
（作者爲新加坡戲曲學院創院院長、民族音樂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