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吳作棟作爲接任李光耀的總理，上任不久就面臨在任的第一場重大危機——新加坡航空117號班機劫機事件。他卻一夜未抵達機場，在家安睡。是麻木自信，還是暗藏神機？一起回顧事件和聽聽吳總理的自述。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登高望遠·吳作棟傳》一書中，原文標題《一夜安眠，漂亮出擊》，本書入選在大衆書局讀者票選好書名單中。
一個安靜的星期二夜晚，還差幾分鍾就是深夜11時了，電話突然響起。對多數家庭來說，這個時候接到來電算是晚了，可是吳作棟早已習慣。
大家都知道李光耀睡得晚，習慣在這個時間撥電給他的繼任者交流幾句。吳作棟的隨扈接起了電話，但來電者出乎意料地並不是李光耀。電話另一端傳來了一把陌生的聲音，是個讓人意想不到的來電者，尤其鮮少會在這種深夜時分來電——那是國防部常任秘書林祥源。
隨扈從執勤處望向吳作棟官邸，發現書房的燈還亮著。新總理一如既往還醒著。電話接過去了。這位上任不過區區四個月的新加坡領導人，即將面臨他任內的第一場危機。
林祥源向總理報告了他當時所知的有限信息：新加坡航空公司一架往返新馬的50分鍾短程航班117號班機，在1991年3月26日從馬來西亞梳邦機場起飛後不久遭騎劫；深夜10時24分在樟宜機場降落，四名劫機者挾持了機上的所有114名乘客和11名機組人員。
（涉及劫機的飛機，新加坡樟宜機場，攝于1999年。圖源：維基百科）
這個消息讓吳作棟大吃一驚。他回憶起接到消息時的反應：“我非常震驚。客機遭騎劫——這種事只可能在其他國家發生，在新加坡是從沒聽說過的事。”可是他卻是一點兒也不慌張。在林祥源的記憶中，這位總司令“非常冷靜”：“我不記得他確切說了些什麽，當時他給我的感覺就是：好的，他明白了。他讓我們繼續，說我們會知道該怎麽做。就是這樣。”
接著，通話結束了。
吳作棟這時候有了一些不太符合常理的舉動，對一些人來說甚至有點不可思議——他不是急匆匆地沖往機場，也並未在家中來回踱步坐立難安，而是直接回房休息。
“不一會兒，我就上床睡了。”他第一次對外披露自己對劫機事件的反應。
“如果有什麽需要我做決定的， 他們會讓我知道。”他胸有成竹，很清楚自己不必爲此事過度操心。
他的從容與自信，源自于他與同僚同侪在過去二十余載那高度隱秘的准備功夫。他之所以能高枕無憂，枕著的是兩大組織:執行小組和特別行動部隊。在這場劫機事件爆發以前，除了政府與武裝部隊內部最高層級的少數決策者之外，沒有其他人知道這兩大單位的存在。林祥源說明，高度保密是刻意爲之的。“人們必須清楚認識到，威懾效應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如果新加坡武裝部隊向你展示了什麽，它也必定還具備另一些不讓你看到的更深層、更強大的實力。”他咧嘴笑著說。“這是整個防務概念不可或缺的一環。換言之，非到必要，絕不暴露。”
而那個晚上，新加坡的真正實力，赤裸裸地展露無遺。
“執行小組”這個平淡無奇的名稱只不過是個幌子。新加坡自1974年在“拉裕號”渡輪騎劫事件首次遭遇恐怖主義襲擊之後，政府就決定必須成立一個跨部門機制，以更有效地應對天災人禍或恐怖襲擊等災難性事故。
自那次以後，政府就反複演練重大災禍情境，確保軍警部隊、 民防部隊、醫療護理團隊，甚至公共關系團隊在面臨危機時能步伐一 致。早在“整體政府框架”這個名詞盛行于民事服務領域以前，這一做法已然存在。林祥源當時正是以執行小組代主席身份致電吳作棟；時任執行小組主席的內政部常任秘書陳振忠在事發時正好出了國。
如果說執行小組是大腦，特別行動部隊就是支撐著大腦的堅實肌肉和體力。這支精英作戰部隊在1985年成立，賦予反恐特別任務， 尤其是應對劫機危機。當年首次提出組建這麽一支精銳部隊的是前三軍總長黃維彬。他透露，當年他爭取到了上頭批准，創建一支由一位 指揮官外加百名戰士組成的101人單位。“新加坡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對抗恐怖主義的實力。我需要培養一支內心剛毅、攻擊力強、槍法精准的精兵。我需要上頭的批准才能展開訓練，進行遠超普通步兵團標 准、甚至會被視爲艱苦嚴酷的魔鬼式軍訓。”
當年批准這個想法的長官，正是吳作棟——他自1982年起出任 國防部長長達九年，1990年當上總理之後仍繼續掌管國防部。
黃維彬說：“是政治意志讓我們最終得以培養出這麽一支強悍的精銳部 隊。單花錢購買武器是遠遠不足的。”特別行動部隊成立以後的足足六年裏，軍士們秘密練兵，甚至對家人也不准透露部隊的真正性質。爲了模擬劫機實況，這支特種部隊還動用了新加坡航空公司停飛維修的珍寶客機進行各種演練。一次演習中，突擊隊員強攻一架波音747 客機，交出了完美成績單：蠟質子彈命中所有目標，無辜人質則毫發無損。在場觀訓的吳作棟徹底折服了。
“當我說我們的武裝部隊應付得了，我必須讓我的長官相信我說的話。”黃維彬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養兵千日，不就是這麽一回事嗎。”只是，劫機者首領沙希德·侯賽因·蘇姆羅顯然毫不知情。
這名巴基斯坦人與其他三名同夥在控制了駕駛艙後，就馬上威迫機長改道飛往澳大利亞悉尼;倘若不服從指令而讓客機按原定行程在新加坡著陸，他就會立刻炸毀整艘客機，讓百多人一起陪葬。不過，當沙希德被告知客機的燃油不夠，無法飛往悉尼後，他允許機長在新加坡落地添油，再續程飛往悉尼。
飛機在樟宜機場降落之後，四名劫機者開始往機艙內潑灑烈酒，恫言放火燒毀客機。劫機者要求跟巴基斯坦前總理貝娜姬對話，並要求釋放當時正在服刑的貝娜姬丈夫阿錫夫和另幾名政治犯。
以林祥源爲首的新加坡官方代表繼續與劫機者進行談判，但是劫機者在談判過程中卻不滿新方延誤回應而開始襲擊機長與乘務長。
深夜11時20分，劫機者犯下第一個錯誤。他們失去耐性，越來越浮躁，將空服員陳振全扔出A310空中巴士機艙。陳振全從4.5米高處重 重摔落在停機坪柏油路面上，他受盡折磨，滿身瘀傷，卻僥幸生還， 還能向執行小組提供有關劫機者的重要信息，包括他們所持的武器， 以及在機艙內的位置。約四個小時後，恐怖分子重蹈覆轍，再將乘務 長張益萬推出機艙。乘務長同樣給新加坡談判代表提供了重要信息。
整個過程中，特別行動部隊正在另一艘結構相似的空中巴士機艙內爲突擊行動進行模擬演習。黃維彬憶述當時的情景：“我還得來 一場終極演習——盡可能以最接近現實的狀況爲依據。”
清晨6時45 分，當劫機者發出最後通牒，恫言若無法獲准在五分鍾內離開，就會 先幹掉副機長;精銳部隊早已做好准備隨時出擊。黃維彬此時籲請林祥源以及內政部長賈古瑪與交通部長兼國防部第二部長楊林豐這兩位總指揮發出進攻指令。這位三軍總長強調：“我們必須馬上強攻。”
還差幾分鍾就破曉了，他急需借助轉瞬即逝的夜幕作掩護，讓特別行動部隊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逼近機艙。
最終，明確指令發下來了。
賈古瑪在自己的回憶錄《座上賓或盤中餐》裏形容，形勢眼看就要失控，“我們沒得選擇。”他寫道：“一旦劫機者開始倒數殺害機上乘客，我們的行動就刻不容緩了。”
（新加坡反恐演習，圖源：新加坡國防部）
6時50分，突擊隊員以炸藥轟開機艙門，往機艙內抛擲閃光彈。電光火石間，七年的慎密軍訓收獲了一場精確的突擊行動——30秒內將四名劫機者一舉殲滅，機上所有乘客和機組人員全數獲救，且安然無恙。執行小組控制室歡聲雷動，黃維彬形容，如同“足球場內即 興響起的喝彩聲”。
馬上，一通電話又撥到了吳作棟官邸，向他通報危機已解除。沒人知道在這之前他已安睡七小時。林祥源只說，總理沒到現場，大家反而心存感激。“換作是其他人，很可能每小時來電話問你情況怎 麽樣了。但是他沒那麽做。這其實幫了我們很大、很大的忙。因爲如果負責處理危機的總指揮，還得要每小時向上頭彙報一切進展，不管從哪方面說都是非常幹擾的。這意味著你根本沒法專注應付眼前的危機。”
吳作棟再三強調，他絕對信任他的團隊，無論是賈古瑪、楊林豐，或是林祥源、黃維彬。“我有百分百信心。我知道我們有一支特別行動部隊。所以沒什麽需要驚慌的。
一切都有可靠的人在看著—— 這才是最重要的。”他安然地克服了總理任內的第一場危機，在安穩地睡了一夜之後。
Q&A
問：您當時可曾想過要到機場去?
答：我是刻意決定不去的，因爲我知道如果我在場，一定會讓那些負責指揮的領導分心。在處理任何危機時，必須懂得什麽
時候得出面幹預，什麽時候又該在現場出現。這很重要。如果我去了現場，各個負責人一定都不敢擅自做決定，
都會先問過我。賈古瑪會忙著向我彙報進展，而我很自然地也會表達我的看法。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會變得瞻前顧後。
賈古瑪是當時擔任總指揮的部長。我很清楚他完全有能力處理這個局面。賈古瑪對林祥源大概也有同樣的想法，那就是，放手授權他主持大局。只有當林祥源緊張起來了，賈
古瑪才會出面說：“祥源，現在這麽做，然後這麽做。”
問:可是，即使您不在現場指揮大局，您待在家裏難道不會擔心焦慮嗎?
答：沒必要擔心。我們已有充分准備；此外，更是關系到對自己團隊的充分了解。這個團隊的一個共同點是：大家都很冷靜，全都展現了沉著自信的領導能力。根本沒有人在慌。要 是你有個總理，總在上躥下跳，不斷追問:“賈古瑪，事情怎麽樣了?有任何最新進展嗎?祥源，你什麽時候要采取行 動出擊?”那整個局面就垮了。所以，身爲政府的掌舵人， 非到必要時不要幹預。既然已經萬事俱備，你也相信有靠得 住的人在掌控局面，那就只需要從旁監督與觀察就夠了。
問：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會坐立不安吧。
答：那你就當不成總理了，因爲你沒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至少 我不認爲那是總理該有的樣子。如果我是個緊張大師，遇到危機就坐立不安、上躥下跳，那這種情緒肯定會一層一層地蔓延下去的。如果祥源在跟我通話時聽出了我在緊張，他心 裏一定會想，“噢！總理也慌了。”我告訴自己一切都不會出錯，因爲我信任他們，我信任新加坡武裝部隊的實力！可是，萬一事情出了錯，我就得承擔責任。總理必須負起責任，面對問責。
問：所以，您當晚睡得可好?
答：我睡得挺安穩的。雖然起得比平時要早一些。
爲什麽呢?因爲這就是我。我不相信說當上了總理，就必須對外展示我有多成功。你只需要把工作做好。一旦把工作做好了，你就成功了。工作做不好，那就等著下台吧。我完全沒想過把這場劫機事件看作是當上新總理後閃亮登場的一次機會。要真是這麽想或這麽做的話，那就錯了。
即便是那場最意想不到的新加坡曆來第一起劫機事件，也以最好的方式收場。正如時任美國駐新加坡大使洪博培在致新加坡政府的信 函中所說:“從整個行動過程的效率來看”，這是他所見過“最好的案例”。
觀察家很快指出，吳作棟展現了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並未變得軟弱無力。政治學家比爾維爾星在《新航117號劫機事件》一書中寫道:“有好些不懷好意的人一心想要考驗吳作棟先生領導下的政府有 多大能耐;而在劫機行動的處理上，就正是新加坡新政府的強悍與實力的鐵證。”
本文收錄于《登高望遠·吳作棟傳》一書中，本書爲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個人傳記，由作家白勝晖撰寫。通過情節鋪設，將吳作棟描述得繪聲繪色。
領導人造就國家，而不可預測的時勢則造就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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