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加坡外來人才競爭課題一直廣受關注。時任總理吳作棟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裏，一直被視爲新加坡外來人才政策的“主謀”，而他也心甘情願地在這項政策上具名。這麽說沒錯，卻也不盡然。
一起回顧事件和聽聽吳總理的自述。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登高望遠·吳作棟傳》一書中，原文標題《第二次長征：“一個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本書入選在大衆書局讀者票選好書名單中。
2011年，本地一份報章在談到鄰裏糾紛課題時，引述了一個案例：來自中國的一戶新移民家庭與新加坡本地印族鄰居因爲咖喱氣味嗆鼻而引發紛爭。
這起事件在新加坡引起軒然大波。當時整個社會早已因爲移民大量湧入而民怨四起；在這種氛圍之下，這起單一事件隱隱透露著弦外之音——外來移民對新加坡在地文化難以包容。而才在幾個月前，新加坡人民在全國大選中也狠狠地給了人民行動黨一記無比沉重的當頭棒喝，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針對政府的移民政策而作出反擊。
然而，新加坡人其實大多還是意識到，這個國家不能沒有外籍移民和外來勞動力。外來人力資源擴大了勞動力基礎，以支撐一個日益老化的人口；也壯大了企業和社會勞動隊伍，讓新加坡繼續保持全球競爭力。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在2018年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年齡介于19歲至30歲之間的受訪者當中，有62.5%相信外籍熟練員工的確對新加坡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外來人才所帶來的專門技能有助于啓動生物醫學科學或航空航天等新興工業，進而爲本地人才創造更好的工作機會，也幫助新加坡本地人在這些領域積累知識與經驗。
只是，邏輯思考和理性思維往往經不起情緒的挑釁。2013年初，新加坡政府發表了人口白皮書，詳細敘述國家人口很有可能從540萬人增至690萬人。白皮書立刻引起了新加坡人民極大的反彈。政府在國會辯論白皮書時澄清，690萬人口只是預想、而非目標，僅僅是爲了方便政府展開規劃所制定的一個指標。可是這個說法仍是難以平息衆怒。
新加坡人對外來移民這種愛恨交織的反應，與全球移民浪潮縮緊是不謀而合的。輿論開始追溯新加坡移民政策的由來，以及始作俑者究竟是誰。2011年雅虎新聞網站一篇文章的標題就公開質問：“是誰對外來移民潮打開了閘門？”作者在文中提供了答案：正是吳作棟。
這麽說沒錯，卻也不盡然。新加坡的親移民政策早在李光耀主政時期就已經制定推行了，至今已貫徹所有三代總理任期。一個影響如此深遠的重大政策，必定也是內閣的集體決定。只是，吳作棟卻樂得負起全責。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裏，他一直被視爲新加坡外來人才政策的“主謀”，而他也心甘情願地在這項政策上具名。
他透露，內閣早在1980年代就爲如何吸引外來人才與新加坡旅外人才回流而草擬 了第一份內閣文件，當時負責此事的部長就是他。“要是沒有這項政策，我想新加坡早在多年以前就會失去競爭優勢了。可以肯定的是， 這個地方也絕對不會是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級發達城市。”
他的外來人才主張，其最重要的出發點其實並不在于外來人才，而是攸關人口、攸關人力資源；或者更具體地說，是攸關新加坡人民和民生。就這一點，吳作棟已不厭其煩地解釋了不下30年。雖說他與這項政策關系最爲緊密的時候，也就是在他擔任總理期間，以及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的最初幾年裏；卻很少有人記得，他與外來人才政策的淵源其實在更早以前就已經開始了。
1986年8月，在他還是第一副總理的年代，他在一場對當年南洋理工學院學生的演講中，第一次針對這個課題做了闡述。他把演說主題定爲“第二次長征”。
他進而解釋說，他語境中的“第一次長征”，指的並不是中國共産黨在1930年代的萬裏長征，而是新加坡建國元勳如何憑著堅定的信念與決心，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 于1965年建立了新加坡共和國。而新加坡眼下面臨的新挑戰就猶如 “第二次長征”，需要兼備1965年建國元勳與1930年代中共長征戰士的精神才可能克服。
而新加坡在1980年代以後這條全新征途上所需要攀越的最高峰，正是人口問題。或者正如他所說，用一個比較符合職場語境的用詞，就是“人力資源問題”。簡而言之，新加坡面對的是人口不足的困境。他當時說：“人，就是新加坡的核心，是我們最寶貴的資源。我認爲我們眼下最嚴峻挑戰就是，要如何應付人口性質的持續變化——人口規模、人口結構和年齡分布。我知道這會是長 久以後的問題，但是如果不現在尋找對策，將來只會變得更嚴重。”
新加坡當時的人口達270萬人，人口統計學家預測，到了2020年， 新加坡會進入人口萎縮階段。生育率此前已持續下滑，于1985年還降至1.61，比更替水平低了23個百分點。李光耀倡導的“兩個就夠了”限制生育政策過于成功，成效甚至超出了決策者的預期目標。這項政策在吳作棟手上反轉了。
他在1987年3月宣布新人口政策：“三個好，養得起，多生更好。”李光耀事後對吳作棟所作出的改變贊賞有加，承認生育政策是個“極其棘手、敏感且不利于選票的課題”， 而吳作棟和他的團隊毫不回避、正面迎擊，凸顯了“過人膽識”；他 的反應充分證明了人民行動黨的政策絕對是務實大于個人。吳作棟深知生兒育女不只攸關人生大事，也關乎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他在1986年南洋理工學院的那一場演講中強調：“我們必須密切關注國人生育的趨勢和模式，因爲這將影響我國的繁榮與安全，實際上就是關系到國家的存亡。”
只是，在一個急速發展且日益富裕的社會裏，要讓生育率持續上升是不太可能的。吳作棟很清楚，許多人即使養得起也未必要生三個或更多子女。要緩解新加坡社會老齡化和人口下降問題，唯一方案就是引進外來移民。
吳作棟在發表“第二次長征”演說一個月後，即宣布政府將放寬條例吸引更多外國人來新工作、投資，最終落地生根。1989年，規則制度化並明確列出引進對象:技師、工匠、白領員工、自雇人士和專業人士。
吳作棟深知開放門戶、引人入閘，必須謹慎處理。早在2000年代末新加坡人的怨氣開始浮現以前，他就意識到，人口相關政策需要的是細膩、精准，還有人性。“這類問題需要我們去改變人們的心態，也會觸及敏感神經，會直接引起國人關注。”他在1986年的同一場演說中如此說道。“我們在處理人事問題時，基本上應對的就是 人們的情感，人們的期望與恐懼、自尊與偏見、歡樂與憂傷。所以處理人力資源問題不可能像處理非人事問題一樣，以有效的電腦化方法來解決。若是處理不當，則任何解決問題的努力往往反而會弄巧成拙，引發更多難題。”後來證實，他確有先見之明。
讓吳作棟慶幸的是，他新推出的外來人才政策在宣布之後峰回路轉，形勢突然變得不那麽急迫了。1987年以後的10年裏，新加坡居民新生寶寶每年平均達到4萬7500個，相較于1976年至1985年間 的上一個十年裏每年平均4萬零500個新生兒來說算是個躍進。
其中有幾個原因。1985年至1986年間的經濟衰退，相信讓不少新加坡人將生育計劃擱置挪後。鼓勵生育的“三個或更多”政策在1987年初宣布後，便在隔年1988年喜迎龍年，這年在華人心目中尤其是個吉祥大年，正好給了新政策一股強大的助力；那一年新生嬰兒迎來大豐收，創下5萬1500個的紀錄。
人口統計學家葉鎂盛當時在《印象》一 書中撰文指出，年份“88”是“發發”的諧音，更讓這一年錦上添花、吉星高照。她的研究還顯示，有更多婦女在育有兩個子女多年以 後再次“意外”懷上第三胎，想必是拜生育政策急轉彎所賜。
可惜，這股迷你嬰兒潮沒能持續太久。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生育率又急轉直下。外來人才計劃在這個時候非得加速推展不成了，姑且稱之爲政策進入“第二階段”。1997年國慶群衆大會演講上，吳 作棟花了好長一段時間來談論這個課題。他強調：“唯有從全球各地 延攬最優秀人才，我們才能爲新加坡人建設一個最美好的家園。”聘請外國人才來新工作的條例進一步放寬，大專學府向世界各地撒網招 募頂尖的學生和教研人員，而迎娶新加坡婦女的外籍夫婿也更容易定居入籍。當時新加坡每年批准新增成爲永久居民的外國人已從原有的2萬5000人增至3萬人，政府還想進一步擴大。
吳作棟心裏明白，就像過去一樣，向外來人才開放門戶必定會讓本地人感到不自在；而他也毫不避忌地談及這種情緒。“新加坡人往往……都不是爲了自己發聲，更多是爲了下一代。大家都想讓子女繼承他們辛苦了大半輩子所建立起來的成果，擔心外來人才會與自己 的子女競爭。”他在1997年國慶群衆大會演說中如此闡述。“可是恰恰也正是爲了我們的子女，我們才必須采取開放的大都會模式。唯有如此，才能把一個充滿活力與幹勁的新加坡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哪怕我們再有才華，也不可能單憑300萬新加坡人口的子女，就爲我們的下一代創造出才能背景同樣多元豐富的人才荟萃之都。‘新加坡夢’也將會隨之煙消雲散。”
在接下來三年的國慶群衆大會演說上，直至2000年，他都反複闡述了相同的主張。新加坡昂首邁入千禧年之際，“外來人才”一詞成了這個國家欲站上世界頂尖之列與全球競爭的口訣，而吳作棟則穩坐倡議首席位置。這番積極引進外來人才之舉，讓本地人的不滿情緒開始浮現，民間甚至辦起了極盡嘲諷的各種專題討論會；而當外來球員披上新加坡戰袍出征世界體育競技舞台，更是讓本地人鼓噪不安。所幸的是，社會當時的整體氛圍還算穩妥，尚未升溫至失控的局面。而到了吳作棟總理任期結束之時，新加坡總人口已從1990年的300萬 人攀升到2004年的420萬人，擴大了37個百分點。從全局視角來看， 他的確成功逆轉了新加坡人口萎縮的潛在勢頭。吳作棟果然率領著全民，在第二次長征中，攀越了第一座山頭。
然而，經驗老道的攀登者都知道，巅峰臨界點，往往也是最險峻之境。2004年以後，新加坡對外來人才的開放政策簡直可說是門戶全開了。到了2013年，人口較之2004年再膨脹了30個百分點，達到540萬人。種種社會和民生問題相繼浮現：就業市場競爭白熱化，工資停滯不漲，房價節節攀升，房屋供不應求，公共交通系統擁擠不堪等等。本地人怨聲四起，群起將矛頭指向還在持續湧入的外來移民。
有些指責是公平的，有些則顯得脫序離譜。可是國人的不滿、怨氣，以至近乎仇外的情緒，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2011年全國大選中，行動黨付出了慘痛代價，交出了獨立以來最糟糕的成績單，全國總得票率只達60.1%，更是史上第一次輸掉了一整個五人集選區。
那屆大選過後，吳作棟和恩師李光耀連同其他三位部長，決定從內閣引退。吳作棟說：“我們意識到民意浮躁，但是民怨之深，卻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Q&A
問：您所有關于引進外來人才的演說，都在強調本地人才的重要 性。您是不是一直都很清楚這個政策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答：是的，打從一開始就有這個意識了。我們一直很清楚我們不可能無節制地引進外來人才。
以永久居民爲例，2011年之前的那幾年，人數增至每年5萬人，之後是每年7萬人。到了2008年幾乎達到了8萬人!我很震驚，也很生氣。我也坦白對總理這麽說。
自那以後，我們每年批准的永久居民人數保持3萬人。可是即使如此，一年一年加下來，對社會民生和日常生活的影響是不斷累積的。政府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承諾將永久居民總人口穩定控制在50萬人左右。
問：對不起，您說誰生氣了?
答：我生氣啊。李總理也很擔憂，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經濟迅速回彈，我們因此引進了大量外籍客工，這尤其引起民衆的強烈反彈。
作爲政府，我們必須更加嚴密管控外籍客工和永久居民的湧入，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人民會有這樣的反應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口規模大幅膨脹，基礎設施卻沒有同步跟進; 如此一來，就造成了公共交通過度擁擠現象與組屋供不應求等種種問題。
問：應該怪誰?
答：我們的政府采取的是集體治理的模式。不能怪罪于某一個人，更不能歸咎于公務員。這不符合我們的作風。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從中吸取教訓。我們意識到必須加強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系，而不是各做各的。事態的發展一日千裏，所有事情都是相互聯系的。一旦忽略了制度中的某一個環節，壓力就會迅速在其他方面顯現出來。正是爲了避免重蹈覆轍， 政府才草擬了人口白皮書，以爲規劃制定參數。就像張志賢在2013年國會上總結時解釋的，這是爲了確保外籍勞動力及總人口的增加，能與基礎設施及住屋擴建速度同步。那就不會因爲過度擁擠而産生焦慮了。
問：我想當時的說法在于新加坡要讓經濟盡可能快速增長，所以就盡量引進外來人才。
答：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明白非得專注于經濟增長不可。可是經濟增長不是可以任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有條件發展時就要盡可能發展。不是說你今年想發展就可以發展，隔年想放慢就放慢。我們不可能如此。後來的幾場大規模危機，如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2003年的沙斯疫情，就證實了這個增長策略基本上是對的。所以，我們在2008年的全球金 融危機之後，基本上也采取了同樣的方向。
可是經濟增長永遠不會只是爲了增長而增長。增長是爲了給新加坡人民創造更好的工作機會，換來更好的工資待 遇；增長是爲了積累資源，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爲未來增加儲備；增長也是爲了擴建地鐵路線網絡，辟設更多公路， 興建更多組屋。所以，如果能爲新加坡引進具有競爭力的公司企業和優質就業機會，那就放手去做。
問：可是到頭來卻鑄成大錯。
答：不。我不認爲是政策上的錯誤。我們的移民政策是健全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來回答爲什麽要引進外來勞動力以支撐並壯大我們的經濟。遺憾的是，民間的負面情緒不僅出于生活環境的過度擁擠，還包含了對于外國人來搶飯碗、公司在招聘時偏向外國人而舍棄本地人等問題。
這麽說吧，再好的良藥也會有副作用。關鍵在于政府能不能及時應對。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我們很快就著手處理 了。而今，政府在加緊管控雇主在招聘時偏向雇用外籍人士的做法。“公平考量框架”和人力部的嚴格執法是做對了。可是政府也得謹慎處理，避免向跨國公司發出錯誤信息，讓 他們誤以爲新加坡不再歡迎外來人才與技術。
問：李光耀曾經說過，他心目中新加坡人口的理想規模是550萬人。您呢?
答：我不認爲提出一個具體數據有任何意義。國會辯論人口白皮書時，我說過我並沒有一個理想數據。當中牽涉到的因素太多了。除了住屋和基礎建設要足夠，另一個關鍵因素，對我來說，是社會的素養，是我們的言行舉止是否優雅得體。如果我們每一個人的一舉一動都能多爲他人著想，無論對方是外地人或是本地人，那就容納得下更多人口。相反的，如果大家都我行我素，不願意去體諒別人，任意吵鬧，大聲說 話，亂丟垃圾，急躁不耐煩，不懂得相互包容；那不管人數 爲何，在我看來都會顯得太多。
我舉個例子說明我的意思：好像行人和腳踏車的共享步道，這些共享步道和公園連道的空間是足夠同時容納行人和腳踏車騎士的；但前提是雙方必須相互體諒包容，並遵守行爲准則。
也正因爲我們的人口密度那麽高，這一點太重要了。所以，基礎建設做好之外，人口規模大小還得取決于人們的舉 止作風，大家是不是可以優雅地作爲一個社群共同生活。
今天的新加坡比起三四十年前有太多地方可去了。我年輕的時候，我們的基礎建設遠沒那麽發達。新加坡感覺上很大，但是你能去哪兒玩？沒幾個地方可去。一到周末，我就是帶著年幼子女到同樣的那幾家百貨公司：伊勢丹、八佰伴。就是這樣了。爲什麽？因爲也只有這幾個地方能讓你盡情享受冷氣、逛逛櫥窗。不然還能帶孩子上哪兒呢？如今周末可讓你全家出遊的地方太多了，可以到濱海灣花園攀上擎天大樹，可以到無數個大型購物商場逛街購物，可以上 公園沿著連道散步，可以去走樹冠吊橋、森林步道和木板道。更 多 去 處 可 以 讓 你 休 閑 、健 身 、騎 車 、享 受 生 活 。人 口 規 模 必 須與生活環境的整體發展和我們的社會行爲素養相輔相成。
所以，不能只看一個數據。是不可能有任何“神奇數字”的。
問：如果新加坡人持續不滿，持續抗拒外來人才，導致人民行動黨的得票持續下降，政府還吞得下多少代價?
答：我這樣告訴你吧，我會吞下一切代價，以扭轉新加坡的未來。我會盡最大的努力向國人解釋我們必得引進外來人才， 才可能讓新加坡保持全球競爭力。如果你不吃我這一套，決定用選票把我轟下台，我也義無反顧，唯有認命。
可是我對新加坡人有信心。如果你開誠布公地向人民解釋，告訴他們眼前的挑戰和必須作出的一些權衡取舍，大多數人是可以接受的。他們未必喜歡這個做法，但最終，人們還是理性務實的。
我爲什麽會對新加坡人民有如此信心？李光耀受人民愛戴嗎？如果看的是“愛”的指數，我認爲不會太高。人們怕他嗎?是的。大家相信他說的話嗎？也會。他會直白地告訴人們許多硬道理，人們都願意全盤接受嗎？並不是。可是在他逝世之後，人們對他的悼念之情卻是排山倒海的。大家敬重他，感激他作出了許多正確的決定，即便有些決定是非常痛苦的。
問：李光耀和老一輩新加坡人也許會這樣。可是今天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呢?他們看看特朗普，看看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 事，他們會想，我們何不也來蓋起圍牆？
答：我們永遠都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向人民解釋、遊說。然而到頭來，你知道的，如果社會最後落得如此地步，那就是領導層 的失敗了。
然後民粹主義分子就會趁虛而入組織政府。他們也許會逆轉政策，大幅度縮減新加坡的外來居民人數。那之後會如何？本地人可能會感到開心，但能維持多久？五年？十年？那之後呢？五年十年以後，人們就會意識到目光短淺的政策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在民主制度中，如果政府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的公民，不願意坦誠地爲人民描繪出全局觀，而人民又缺乏足夠的洞察力；那政治就很容易往民粹主義的方向發展。一個民粹政府不會有長遠的規劃。這樣的政府，眼光只止于下一屆大選。我們如果也走上這條路，那新加坡就完蛋了。
問：這是您心中的隱憂嗎?
答：是的，這是我內心的隱憂。
問：就這個問題來說，對于新加坡人如何面對外來人才議題，您感到樂觀還是悲觀?
答：對比其他國家，我還是樂觀的。
問：即便在看到其他國家的情況，以及當前全球保護主義擡頭的趨勢之下?
答：我對全球接下來的發展趨勢並不樂觀，但對我們自己，我倒還是有信心，因爲新加坡太小了。我們如果向新加坡人民清楚說明目前的處境，我相信最終會得到大家的認同。我的意思是，我們沒有別的選擇了。
其他國家都是大國，像美國。他們有那麽多資源，有那麽多選擇。他們即使推行保護主義政策也還是能生存。而我們不行。我們非得有個開放的經濟不可。說實話，新加坡如果不能持續在全球舞台上作爲一個與衆不同的開放經濟體， 那這個國家就會輕易地崩潰消解。
多數國家都很大，倒不了。而新加坡就地理學上來說， 則是小到不足以讓世界在乎。
所以，新加坡必須作爲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繼續保持環球樞紐的地位。簡單地說，就是要做到格局和影響力比實際 土地面積還要大上無數倍。我們必須積極引進外來資金、外來技術和外來人才。我們必須與世界保持聯系，成爲一個人才荟萃的綠洲。那就意味著要在可控範圍內敞開大門歡迎外來人才進來，也同時要確保本地人獲得公平對待。
問：讓我們談談一些比較輕松的話題。每當談起外來人才，特別也與您有關的時候，人們總會重提“2010年宏願”，作爲政策失敗的佐證。我們甚至連接近這個目標都談不上。您當初怎麽會相信新加坡足球隊真能打進世界杯？
答：是的，我們失敗了。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爲自己定下一 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來激勵人民。馬寶山是當年掌管足球運動的總舵手。他告訴我說，我們能打進世界杯正賽。我也感到很懷疑，還笑說這怎麽可能。然後他很認真地向我分析了 我們是有機會的。他說世界杯預選賽階段是讓各國先在區域內相互競爭，爭取正賽資格。南美洲、歐洲，等等，分區比賽。就亞洲區比賽來說，只要我們找到對的教練、對的球員，做好一切准備工作，我們最終也有可能在分區比賽中成爲其中一支實力較強的隊伍，也有機會在亞洲區比賽中突 圍，進軍世界杯正賽。
我一直相信我們應該設法培養更多有實力站上國際舞台競爭的男女體育健將。對新興國家如新加坡來講，會需要諸如體育賽事的輝煌成績來振奮民心、團結國民。
我也以爲會有機會，以爲我們大可招攬兩三位外援明星球員，讓他們入籍新加坡成爲新公民。我始終相信新加坡人有一股“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拼搏精神，所以，這就成了我 在《海峽時報》“運動健兒五十強”頒獎禮上致辭時爲新加坡體壇定下的三大挑戰：2008年帆船奪得奧運金牌、2010年踢進世界杯正賽、2012年打進湯姆斯杯羽毛球決賽。結果三項目標全部落空！謝天謝地，後來約瑟林總算爲我們贏得了第一枚奧運金牌。(笑)
而如今我們又再一次“傻乎乎地”爲新加坡定下了2034年踢進世界杯正賽的宏願！可是這就是我們的精神。我非常支持。即使不成功，至少要大膽嘗試。我們定下了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即使最終無法達成，水平也必然會有所提升。
問：可是大家把這個當成笑話，您有什麽反應?
答：就跟大家一起笑啊。如果是那麽敏感，爲體壇定下的每一個目標都非得達成不可，做不到的話就擔心別人會笑你。抱持那種態度的話，你就會什麽也做不成，因爲你根本不敢有太大的雄心壯志，或者只敢定下超低的目標！我當年願意鼓勵馬寶山和新加坡足總。我不支持的話，政府就不會投資栽培足球員。人們在取笑2010年世界杯宏願嗎？可是那不正好印證了我所說的，無法吸引人才，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有機會！對吧？
外來人才政策一直是個讓吳作棟念茲在茲的課題。自2011年從內閣退下，直至2020年從政壇徹底退休不再參選國會議員爲止，他只在國會上兩次發言：一次是針對他的繼任者所卷入的那場與弟妹的 紛爭，另一次就是在人口白皮書爭議最火熱的時候。
許多新加坡人都會同意，引進外來人才無論在過去或今天都是一 項必須施行的政策，當初吳作棟首次提出時也並未遭遇多大阻撓。在吳作棟政府的推動下，外來人才政策不能說是被全然擁抱，但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到了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大行其道的後吳作棟時代裏，這項政策無可幸免地被扭曲了，變形爲一頭凶猛的野獸，迫使吳作棟的繼任者李顯龍不得不正面回應這股因移民政策而激起的強烈民怨。這項政策發生了如此戲劇性逆轉，在如今政策依然活躍卻好壞尚難論斷的年代裏，也讓人對吳作棟的功過更難以輕易判定。
隨著英國脫歐與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一股反移民的怒火正籠罩著發達世界。新加坡也難以幸免于這一波全球化反移民浪潮的沖擊。正如《今日報》在2018年所報道：“任何有關外來人士的討論，尤其在社交媒體上，必會引來尖銳批評。”盡管近年來情況稍緩，仍改變不了整個大氣候和氛圍。
可是與此同時，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許林珠在2018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調查顯示，也有更多人意識到新加坡從此再也無法擺脫外來人才政策了，也更願意接受它確實爲新加坡人帶來了好處。她在接受亞洲新聞台訪問時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加坡人開始認識到外來人才在經濟上的貢獻，認可他們的確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可是調查結果也顯示，人們仍不太確定外來移民是否真會直接爲新加坡人帶 來更多工作與機會，也擔心這項政策會削弱社會凝聚力。”
吳作棟始終清楚地意識到，開放門戶政策提供的不會是短期立竿見影的效果。他在2000年說過：“我從來不把引進外來人才或全球人才，視爲應付本地勞動力短缺的權宜之計。這其實是一項長期戰略，以讓新加坡能保持活力、競爭力，持續繁榮興盛。”對于吳作棟在新加坡外來人才政策中所留下的這筆政治遺産，貌似還難以做出總結。而他在主政年代裏還將面對的下一個最大的政治挑戰，也似乎有著同樣的命運；那一場挑戰，用他自己的話形容，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