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昨天在國會發表部長聲明，講解我國和印度尼西亞近期簽署的框架協議時，提及大多數談判過程在冠病疫情期間展開，導致協議談判人員須經常接受隔離，也多次通過遠程會議軟件開會。
這固然是許多人現在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我國和印尼簽署的框架協議涵蓋飛航情報區、新印防務合作，以及逃犯引渡，都是過去多年的雙邊課題。談判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進行，這一次在疫情當中順利了結，雙方也承諾盡快付諸實現，可以說是疫情中傳來的好消息。
尤其是，對飛航情報區管理分配的談判解決了印尼領空範圍和飛航情報區範圍不一樣的心結，同時也保證了新加坡樟宜機場接下來25年對起降飛機的管理，有助于維護我國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是雙贏的結果。
新加坡早在1946年，就開始管理包括廖內群島上方領空在內的飛航情報區，其中包括峇淡島、丹絨槟榔、民丹島和納土納群島的上空。飛航情報區的管理權是國際民航組織劃定的，考慮的主要因素是安全與有效管理。
昨天，張志賢和交通部長易華仁在各別聲明中和答複朝野議員的追加提問時，就說了不下10次的“安全與有效管理”，強調飛航情報區與領空歸屬無關，而且國際民航組織才是飛航情報區管理權的最後決定機構。
不過，印尼的一些媒體和政治人物，常常會拿飛航情報區這個課題來操弄情緒。李顯龍總理和印尼總統佐科1月25日在領導人非正式峰會上簽署框架協議，一些印尼媒體的用語還是“向新加坡索回大約25萬平方公裏的領空”，罔顧我國未曾聲稱擁有相關空域，而且一向把收到的管理費用交回給印尼。
易華仁在解釋飛航情報區管理和領空的不同時，也舉例說印尼就爲屬于澳大利亞的聖誕島提供飛航情報區管理服務，瑞士和法國也有代管協議，保障日內瓦機場的運營。
在國會議事殿堂上不厭其煩地說明相關國際規則和慣例，並不是無的放矢。張志賢在部長聲明中就指出，要確保新加坡在任何談判中都能夠有一手好牌，需要擁有強大、思路清晰、可靠而且有能力的政府，更要得到人民的信任。
在國會說明情況，讓全國人民增加對外交事務的理解，是獲得信任的途徑，也避免外國言論左右國內風向。
女傭偷竊案懲失職警員
警方需考慮人手問題
昨天在國會說明的另外一件事是女傭偷竊案兩名警員失職的調查結果。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在答複周凱年（蔡厝港集選區）的口頭詢問時說，負責案件的警員沒有及時調查也沒有核對證詞，他的上司則沒有提供足夠的指導，兩人都有失職問題。
但尚穆根也說，警方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查案警員同時負責多項工作，警察內部事務處決定懲處方式時，有考慮這個因素。
這不禁讓我想起，工人黨盛港集選區前議員辣玉莎在國會對警方進行毫無根據的指責，給原本已經極爲忙碌的警隊制造了更多的工作。
國會調查委員會建議對辣玉莎的罰款金額未達到上限，坊間對此有些微言，覺得處罰過輕。兩名失職的警員的懲處有考慮到他們工作量太大的情況，那辣玉莎的謊言浪費了警方的資源，豈不是應予以重罰？
國會今天辯論特權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和處分建議，朝野雙方有什麽樣的攻防，這件事會怎麽了結，又如何讓人們理解？一切有待揭曉。
印尼的一些媒體或者政治人物，常常會拿飛航情報區這個課題來操弄情緒。李顯龍總理和印尼總統佐科1月25日在領導人非正式峰會上簽署框架協議，一些印尼媒體的用語還是“向新加坡索回大約25萬平方公裏的領空”，罔顧我國未曾聲稱擁有相關空域，而且一向把收到的管理費用交回給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