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慎獨，惟精惟一：新加坡美術名家何家良

何家良，1937年9月21日出生于新加坡大門樓，自學生時代踏入藝術之門，迄今已超一甲子之年。2000年，何家良獲頒秘魯文化勳章；2001年，獲頒美國威斯康辛國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何家良

在新加坡美術界，何家良博士的名字，盡人皆知。

有人說，何家良是“剪彩先生”。他自1966年踏入政壇，任職國會議員30年，曾任教育部、新聞與藝術部、環境發展部，以及交通部高級政務次長，無數次爲本地舉辦的各種藝術展覽及國際藝術大展剪彩開幕，謙和儒雅，有請必到。他質樸地認爲：“應該以一己微薄之力，借助自己的政府背景和形象，爲本地的文化藝術事業站台，爲新加坡藝術的永續發展加油”。

有人說，何家良是“尊敬的院長”。他1996年從政府卸職之後不久，即于1997年回歸曾經開啓他最初藝術夢想的母校南洋藝術學院，出任院長，前後計約六年半的時間。在此期間，他幾經奔走，“在國家藝術理事會的藝術家計劃下，南藝獲得明古連街的三個地段爲校園發展空間，也爲日後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空間保障”[1]，“南藝占地36000平方米，在市區寸土寸金的地方”，“新校舍總建築費用1.5億新元，政府資助90%”[2]，“籌款1500萬元”[3]。事無巨細，何家良均親自過問。值得一提的是，三棟巍峨壯觀的南藝校舍是由我國著名城市規劃建築大師劉太格博士親自操刀設計的。

有人說，何家良“有真誠的性情靈光，在激情與浪漫之間，處處閃爍著熾熱的光芒”[4]。當年，“在通往中正中學的丹戎加東（Tanjong Katong）的那條路上，曾有一間‘快樂影社’深深吸引了少年時的何家良。那時，年長他5歲，早年在南洋美專學習，後考取中國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畫壇多面手歐世鴻曾任職于此”[5]。爲追求藝術理想，何家良于1955年至1956年間進入南洋美專學習，曆時約一年半，師從本地知名畫家蔡名智和林友權。可惜其後因學費從早先的每月10元漲到20元，加之畫布和顔料費用昂貴，不得不放棄修讀，轉而進入中正中學。但藝術的種子一旦發芽就不會停止生長。何家良後來進入南洋大學理學院物理本科，依然與一群熱愛藝術的南大生，自發組成“南洋大學美術協會”，何和應任主席，何家良任副主席，並邀請陳文希、陳宗瑞、劉抗、張荔英、何國豪等美術名家出任顧問。直到今天，曾經滄海的何家良，依然緊握著畫筆；曾經的國會議員與政務次長，依然跳動著那顆懷揣藝術夢想的少年之心。

有人說，何家良是“甘榜畫聖手”。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新加坡還殘存一些馬來甘榜（鄉村），如甘榜依勞（Kampong Irau）、甘榜實乞納（Kampong Siglap）、甘榜法蒂瑪（Kampong Fatimah）、甘榜萬國（Kampong Buangkok）等。由于國家發展的需要，這些甘榜後來都相繼消失了。何家良憑著敏銳的藝術嗅覺，抓緊在這些甘榜徹底消失之前，背著畫具，把甘榜的景色，特別是蕉風椰雨的熱帶情景，用斑斓的色彩和大膽的筆觸記錄在畫布之上。這些既有美感，又有曆史文化檔案價值的景色，靜美、舒展，頗爲業內人士所稱道。著名詩人潘受先生曾特別賦詩贈予何家良，其曰：“雲彩紛紛入素毫，何郎畫筆逐雲高。馬來村舍蕉椰外，一曲天風大海濤”[6]。

1980年，何家良在馬來甘榜寫生

1978年，何家良參與接待鄧小平訪新

有人說，何家良是新加坡唯一一個把畫作挂在建國之父——李光耀先生辦公室的藝術家。“2009年的某一天，他忽然收到來自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的親筆信，信中李先生坦率表達了對于他的藝術才華的欣賞，並向何家良提出希望送一幅畫給他做永久收藏”[7]。“李先生是相當嚴肅的人，因此這個請求很不同尋常”，如今已逾耄耋之年的何家良，在甯靜的家中接受采訪時，對當時的情形依然記憶深刻。在逝去的舊日時光中，在他畢生摯愛的藝術探索之路上，這無疑是華彩炫麗的一章。

2009年，何家良贈畫給李光耀資政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中國傳統儒學中著名的“十六字心傳”的後半句，載于古文《尚書·大禹谟》。南宋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序》中釋義：“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惟精惟一就是不改變、不變換自己的理想和目標，是心性合一，執中而行。理學大師程颢有言：“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明代思想家、心學大師王陽明在回答什麽是“惟精惟一”的時候說：“……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8]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就是“允執厥中”，慎獨是一種誠意，是一種自我克制，是一種修行，是表裏如一，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的自我紀律。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令人垂涎的誘惑，權力，榮譽，地位，金錢，安逸，享樂，抑或挫敗，沮喪，幻滅……可以讓你隨時丟棄曾經的理想與夢想？有誰能在這滾滾紅塵中，淡定，怡然，不忘年少時的初心？

難呵，難，真的非常難。

但何家良做到了。

“在一個偶然的機緣，墮入繪畫的‘誘人迷網’而不能自拔，繪畫所産生的巨大精神力量，一直支撐著我到今天”，“我也秉著這個信念，積極做我自己喜歡和認爲應該做的事”[9]，何家良如是說。

在何家良從藝的年代，藝術曾經是可以影響人生的方向的。當時，有些所謂的藝術家“使人失望得很”，“沒有很好地將美術名符其實地普及到社會各階層，相反地，他們鼓吹垂死的頹唐的藝術，公然在這時候還主張‘爲藝術而藝術’。充斥他們主辦的美展中不是些使人難以理解的‘怪畫’，便是些逃避現實的東西”，何家良曾毫不避諱地指出，“帶批判性的新現實主義才是我們正確的創作方向”，要“努力在正確創作路向上，通過美術爲工具，促進社會走向美好境地！”[10]

了解到這一層面，也就很好地理解了何家良的藝術創作。總體上來說，何家良的藝術創作涵蓋油畫、膠彩（丙烯）、素描、速寫、水彩、粉彩、木刻版畫、書法等，在60多年的藝術生涯中，“他所創作的大量作品，尤其是創作主力的油畫及膠彩，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斑斓的色彩、鮮明的色調，躍動的色感”[11]。我國藝壇先驅劉抗先生曾意味深長地說何家良是“業余的專業畫家”[12]。

當然，唯美是重要的藝術表現形式，但僅憑諸如甘榜風光等作品似乎還不足以確立何家良在新加坡美術界的地位。可以說，何家良最重要的美術成就，是其黑白木刻版畫。這種藝術形式的特殊的社會現實主義作用，曾經影響了無數希望用藝術改良社會、喚醒社會的藝術家。

在1930年代的中國，魯迅先生曾大力提倡新興版畫，他說：“中國木刻圖畫，從唐到明，曾經有過很體面的曆史。但現在的新木刻，卻和曆史不相幹”。魯迅把傳統的複制性木刻發展成爲具有特殊表達形式和創作意義的黑白木刻藝術作品。黑白木刻版畫，研究的是黑白兩色的規律，用兩個絕對的對比色來表達大千世界的各種物象。20世紀美國版畫大師洛克威爾·肯特（Rockwell Kent，1882-1971）曾指出：“版畫的最早起點是黑白木刻，最大難點也是黑白木刻”。

魯迅對木刻版畫的認識，既影響了當時的中國，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日後的新加坡，而影響魯迅的，則是在現代藝術史上影響巨大的德國女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1867-1945）和比利時版畫家法郎士·麥綏萊勒（Frans Masereel，1889-1972）。縱觀何家良的黑白木刻作品，無論是其早期作品，如《造船》、《上夜校》、《修補船》，還是近期作品，如2018年作品《涉水逃難》，2020年作品《New Normal in Commute under Covid 19》（《疫情下之新常態》），都可以看到魯迅、珂勒惠支以及麥綏萊勒的影子。何家良的刀法是娴熟而大膽的，木的味道和刀的味道十足。雖然在形式上還是相對保守的古典主義，但在表現手法和創作主旨上，已經實現了與時代的契合。尤其是《何家良自刻像》這幅作品，幾乎是完美無暇的，幹淨利落，不僅在技術上無可挑剔，畫面情緒亦把控得體。畫面中的何家良，自信、堅毅、平和、樂觀，面容瘦削峻毅，目光朗朗如炬。整幅畫面，明暗清晰，光感對比強烈，黑白分明，顯示出作者達觀進取的、積極的人生態度，投射出一種鼓舞人心的力量。這種力量，與無病呻吟的自我陶醉，或者不知所雲的抽象變形，抑或人雲亦雲的流行趣味完全不同，像一股清泉，從幽靜的深澗中噴射而出，像一縷清風，帶來令人振奮的爽快與歡愉。

何家良與夫人陳麗嬌在吳哥窟寫生

分析一位藝術家，分析他的作品，如果過分關注于筆觸、構圖、色彩、技法等所謂程式細節，那是小視野的，也是俗不可耐的，因爲那是套路的，只要翻過幾頁美術史，聽過幾段人雲亦雲的談話，大概都可以寫那些東西。因此，那樣的文字是沒有意義的。當下也許還可以應景，但幾十年過去，幾百年過去，就是廢紙一張。

縱觀曆史，大概有兩類藝術家：一類是傾向于表達社會責任和關注的，一類是傾向于內心和自我觀察的，何家良顯然更多地是屬于前者。他一直在努力把他個人的藝術與新加坡的社會發展和文化進步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對于何家良，我們既沒有必要在談到他的藝術時就聯想到他曾身居高位，也沒有必要在涉及他的具體作品時局限于所謂門類、流派和主義。通過他的藝術創作，通過他的作品，我們應該看到一顆爲藝術而執著一生的內心，一顆甯靜而且純粹的、畢生追求藝術完美，希望用藝術服務于社會的雄心。

可以毫不猶豫地斷言，何家良是一個真正的視藝術爲生命的藝術家，世俗社會對權力和官位的想像在一定程度上遮蓋了他的藝術光芒。盡管他沒有創作出在拍賣場上動辄叫價數千萬金錢的畫作，也沒有成爲開枝散葉、聲名遠播的一代宗師，但他獨立于世，堅守內心、一心一意追求藝術的人生，卻更加讓人欽佩。這樣的人，就是大家。

（作者爲本地水墨畫家、獨立策展人兼國家美術館藝術論文翻譯。）

何家良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