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案宣布，到 2030 年，新加坡的碳排放價格將從目前的 5 美元增加到每噸 50 至 80 美元，雖然價格提升了，但這一舉措仍然廣受歡迎。
控制碳排放勢在必行
新加坡大膽的領導與許多國家形成鮮明對比，而這些國家遲遲沒有意識到，我們需要停止將寶貴的大氣層視爲“自由”的垃圾傾銷場。
新加坡政府在應對之前的挑戰方面表現出了領導力。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政府率先意識到道路不是免費的，開始實行道路收費政策；2020 年，新加坡監管機構再次率先允許銷售人工培養的肉，美國今年似乎可能會效仿。
從碳價格的角度來看，對于一個普通新加坡人來說，2030年如果每年排放5噸碳，每噸 80 美元，也就是總共 400 美元。就目前的政策而言，碳定價主要落在一些企業身上——例如，使用天然氣並將碳排放到大氣中的發電機。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和甲烷，是由人類活動産生的，例如燃燒化石燃料和養牛。
雖然一些公司的排放定價使得實施相對簡單，但最終整個社會都需要參與從碳密集型産品向現代可持續經濟的過渡。
特別是，消費者是所有供應鏈的終端，更需要充分參與。爲此，碳素養，或者說是了解一個人的消費選擇對碳的影響，是關鍵。
來源：NUS官網
制定碳排放評分
家庭對碳排放影響最大的三個部門——是公用事業，如電力和水、交通和食品，包括最終被焚燒的塑料包裝。我們建議新加坡爲個人制定碳評分。正如個人擁有信用或健康評分一樣，他們也可以擁有碳評分。
要想制定碳評分至少有兩個挑戰：首先，消費者的碳足迹需要計算。要建立一個相對透明和准確的記分卡，這需要法定委員會、大學研究機構等的合作；此外，除了消費者之外，這些數據還需要傳播給監管機構，例如 IRAS。
正如格言“what you don’t measure, you can’t control”，消費者可以了解他們的選擇如何推動碳排放並相應地調整行爲。消費者的變化將推動私營部門的創新，例如開發新的、更環保的食品。
如何計算碳排放
我們必須衡量與交通、公用事業和食品消費選擇相關的消費者活動。當下，用于訂購食品、交通和電子支付的應用程序正在激增。我們的錢包正在走向數字化。這意味著我們的大部分活動都是以電子方式記錄的。我們知道我們往車裏加了多少汽油，我們訂購了多少次 Grab 乘車服務，以及我們進出公共巴士的頻率。
我們非常准確地了解每一種選擇中嵌入的碳——例如，從在中東開采石油到在我們當地的汽油站銷售汽油，行駛 10 公裏的汽車會排放約 3 公斤的二氧化碳，大約是共享公共運輸排放量的 10 倍。
電費和水費由公用事業提供商或通過 NETS 和銀行對賬單記錄。我們還可以了解到在餐廳或通過送貨app購買的食品。
食物對碳排放的影響
我們將不可避免地錯過現金支付造成的碳排放，比如在小販攤位購買食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消費者轉而使用 PayLah! 等電子錢包，我們將涵蓋越來越多的此類交易。
有人可能想知道：我們吃的食物的碳足迹有區別嗎？顯然，答案是肯定的。
很少有消費者意識到吃牛肉與富含植物蛋白的飲食之間的差異大約是 25 倍。雖然不像豆類和小扁豆那樣綠色環保，但是雞肉和豬肉比反刍家畜養殖的紅肉要好。
淡馬錫在新加坡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到 2030 年，新加坡 30% 的營養需求將采用最佳健康飲食，並用植物性肉類替代 50% 的紅肉，這將顯著減少 26% 的溫室氣體排放。”
來自巴西的一公斤冷凍牛肉從農場到餐桌會排放驚人的 38 公斤碳。這與來自馬來西亞的一公斤新鮮雞肉或一公斤本地養殖的雞蛋每一個排放 3 公斤碳形成鮮明對比。
碳計分卡面臨的困難
消費者可以使用記分卡了解他們的碳足迹。而這需要考慮一些重要的因素，例如年齡、性別或種族。 飲食不同會有健康和宗教原因。但是，一旦收集了所有數據並進行分析，就可以對此類調整進行討論。
數據隱私和敏感性問題至關重要。如果社會選擇這條道路，未來我們可以根據家庭的年度碳足迹逐步對家庭征稅，類似于當局對個人收入征稅的方式。例如，當家庭排放不超過5噸每年時，碳稅稅率可以爲零；排放超過5噸，不足6噸時，每噸 5 美元；超過6噸不足7噸時，每噸10美元，依此類推。大多數人將屬于第一類，並且不繳納年度碳稅。
而且由于每年的“碳申報”與産品價格分開，這樣的措施不太可能導致通貨膨脹，因爲不是對超市貨架上的每件商品征收碳稅。
碳排放的不平等
Nature Sustainability 最近的一篇文章發現，美國居民的平均碳足迹是印度普通公民的 10 倍以上。美國排名前五分之一的碳排放足迹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排名最低的五分之一的 400 倍。
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窮人將首當其沖地承受氣候破壞，因爲他們保護自己的手段最少。實際上，如果沒有全面的碳計量和碳定價，世界上的窮人正在補貼富人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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