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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推行“歐洲第一”的戰略方針，把全力運用于歐洲戰場，而忽視亞洲戰場。在這一戰略指導下，英國的對華政策是既要維持中國的抗戰，又要防止中國通過抗日戰爭而變成強國。同時由于英國的衰落，也無力給中國較多的援助。因此英國奉行對中國援助口惠而實不至的政策。這種政策，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

1、英美“先歐後亞”戰略的分歧

“先歐後亞”戰略，是美國首先提出來的。1940年9月28日，面對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由美國總統羅斯福主持，召開了有美國國務卿和美國三軍首腦高級領導人等參加的會議，研究一旦美國參加對日戰爭時的戰略方針。會上，美國確定了“大西洋第一，歐洲第一”的基本戰略。

1941年1月，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英、美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上，美國提出這一戰略，立即得到英國贊同。這樣“歐洲第一”戰略，就被列入了英、美聯合戰略ABC-1作戰計劃中。

從此“先歐後亞”戰略，成爲盟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全球戰略。

這一戰略的提出，具有深遠的影響，在反對法西斯的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但是英國所想的“歐洲第一”戰略與美國提出的“歐洲第一”戰略不同，其側重點也不一樣。英國的“歐洲第一”，實際上是“地中海第一”。

其內容是先在北非作戰，然後發動地中海戰役，奪取巴爾幹半島和意大利，再進攻德國。英國偏愛這一戰略，首先是因爲這一戰略方便英國對德國和意大利作戰；其次這一戰略有利于英國維護其戰後在地中海地區的殖民利益。

北非和地中海地區，是英國的傳統勢力範圍，英國絕對不肯輕易放棄。

英國還企圖利用“歐洲第一”戰略，爲其在遠東的殖民主義政策服務。

英國在“歐洲第一”戰略的借口下，消極抗日，不願增加對中國的援助。英國知道，在打敗德國後，日本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有強大的美國爲後盾，英、美軍隊到遠東打敗日本，將必勝無疑。

到那時，英國就將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在遠東。那麽戰後英國可以繼續其稱霸遠東的殖民主義計劃。

因此英國的“歐洲第一”戰略，從一開始，就帶有雙重目的：

既可以集中全力在歐洲打擊德國，確保其在地中海地區的殖民利益；又可以用“歐洲第一”戰略爲借口，借用日本人之手，削弱中國的軍事力量，維持遠東僵持的戰爭局面，使中國被戰爭拖累，不能強大到戰後威脅英國在遠東的殖民主義統治。

而美國的“歐洲第一”，與英國不同。

美國主張以英國爲基地，在歐洲登陸，開辟第二戰場，直接與德軍決戰，打敗德國。這表明，在“歐洲第一”的戰略上，即使在對歐洲戰場如何進行，英、美雙方都存在分歧。美國最初全力貫徹“先歐後亞”的戰略，忽視了中國戰場。

因此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不是數量太少，就是遲遲不能落實。例如1942年6月，美國軍方甚至將原已確定加入中國戰場的空軍調往非洲。

1943年1月，羅斯福與丘吉爾等在北非的卡薩布蘭卡召開軍事會議，再次確定以歐洲戰場爲重點。但是在1943年後，美國看到了太平洋戰爭的重要性，認識到在貫徹“歐洲第一”戰略時，不能不顧亞洲戰場，而要支持亞洲戰場。

因此美國開始兩頭並重。在對德戰爭的同時，進行對日戰爭。因此美國主張早日發動緬甸戰役，支持中國抗日。

英國本土受到德國的襲擊，自顧不暇，無力東顧，對中國援助不多，這是可以諒解的。但是英國殖民主義的對華政策，不利于中國抗日戰爭的進行，給太平洋戰場的反法西斯戰爭造成了損失。因此英國“歐洲第一”的戰略，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反對，中國各報都載文批判“歐洲第一”戰略。旅居海外的華人，也在英、美等國發表文章，反對英國“歐洲第一”的戰略。

爲了貫徹英國“歐洲第一”的戰略，消除中國人民對“歐洲第一”戰略的反對，改善中英關系，英國政府加強了對英國輿論的控制，並精心制訂了一個對華宣傳計劃。

2、利用滇緬公路卡中國脖子

爲在華實施其“先歐後亞”戰略，英國采取了與中國消極合作抗日的策略，其具體策略，是拖延緬甸戰役（1942一1944)，以及在英國援華問題上制造障礙。

緬甸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軍方認爲：

“緬甸作爲南方重要地區的北翼根據地，不僅具有必須確保的戰略地位，而且還具有對中國方面來說切斷援蔣公路、對印度方面來說促進其脫離英國的重大的戰略意義，所以大本營開戰伊始就迫切希望進入緬甸全域作戰。”

當時中國的抗戰，主要依靠滇緬公路作爲戰略物資的補給線。如果緬甸爲日軍占領，這條補給線就會被切斷。因此，滇緬公路的暢通，對中國的抗日戰爭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英國也知道滇緬公路對中國的重要性。但是英國關心的不是中國的抗戰，而是英國的利益。因此，爲了保住在遠東的利益，英國在滇緬公路問題上向日本讓步。

1940年6月19日，日本要求英國關閉滇緬公路。英國于1940年7月18日，關閉了滇緬公路，並延續了3個月。滇緬公路的關閉，使戰時中國對外交通中斷。

滇緬公路的關閉，是丘吉爾對日妥協政策的必然産物。他認爲日本軍隊只敢去攻打中國，而不敢打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1939年3月25日他寫信給張伯倫說，日本根本不可能打新加坡，因爲日本離新加坡太遠，正如日本離紐約太遠一樣。

1941年10月20日，他告訴英國內閣國防委員會，說他想日本不會打馬來亞。1940年8月11日，丘吉爾在致電澳大利亞總理解釋英國爲什麽要關閉滇緬公路3個月時承認：

“我們極力避免與日本作戰。”

英國前首相張伯倫也認爲關閉滇緬公路“使我們擺脫了一場嚴重危機”，即避免了與日本的嚴重沖突。

在珍珠港事變前4天，他還認爲日本怕英、美，不可能打東南亞。他命令海軍部不必做准備，只采取抑制政策。因爲預先沒有准備，所以當日軍進攻英國在遠東殖民地時，英軍節節敗退。

由于英國的遠東殖民地大部分丟失，故緬甸之存亡立即變爲英國最爲關心的大事。只有堅守殘余的緬甸領土，才可以確保印度，使之成爲戰後重建英國遠東殖民地的基地。但是英國軍隊的力量，不足以保衛緬甸。只有中國軍隊的幫助，才能保衛緬甸。

早在1941年，英國就意識到一旦英國卷入與日本的戰爭，就需要中國的幫助來保衛緬甸。因此，在1941年春，就曾邀請中國軍事考察團到緬甸、印度和東南亞考察，商談保衛緬甸的事宜。中國由于爲了保證滇緬公路暢通，保證中國西南運輸線的安全，派出了以商震爲團長的軍事考察團，對緬甸、印度和馬來亞進行了3個月的考察，提出了中、緬、印共同防禦草案，要求中國軍隊早日入緬。

但是英國害怕中國軍隊入緬，會喚醒緬甸獨立的意識，因此遲遲不允許中國軍隊入緬。只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無力保衛緬甸時，才請求中國出兵緬甸。但這時爲時已晚，如果中國軍隊早日進入緬甸，就可能阻止日軍的進攻。

3、拖延緬甸戰役

1942年初，日軍入侵緬甸。在英軍要求下，1942年3月中國遠征軍入緬。中國遠征軍第200師，在師長戴安瀾率領下，在緬甸同古地區與日本激戰，緩解了日軍對英軍的壓力，使英軍得以退守緬甸南部。

但是英國擔心中國軍隊深入緬甸南部，會影響英國的殖民利益，因此英軍不僅不配合中國軍隊的戰鬥、萬般刁難中國軍隊的行動，而且不援助中國軍隊，導致緬甸保衛戰在1942年5月底失敗。戴安瀾將軍戰死緬甸，中國遠征軍一部分退回國內，另一部分退到印度。

緬甸保衛戰失敗之後，中國遠征軍在印度得到美軍訓練，武器裝備大大提高，戰鬥力空前提高。同時中國政府加緊了准備，希望盡早發動一次緬甸戰役，收複緬甸，以保證滇緬公路的暢通和安全。

但是當中國政府向英國提出反攻緬甸戰役的要求後，卻遭到了英國拒絕。丘吉爾認爲緬甸收複與否，對英國來說沒有多大意義，英國的作戰目標是在歐洲，不在亞洲。

然而由于美國擔心緬甸的失守，會危及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利益，因此支持中國關于發動反攻，收複緬甸的要求。1942年7月18日，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代表美國提出了發動反攻緬甸的計劃。

由于這個計劃是美國提出的，英國不好拒絕，在表面上同意。但是英國卻以種種借口，拖延發動緬甸戰役。丘吉爾說他對“在北緬甸進行一場吃力而無實際利益的戰役不感興趣”。

他還認爲，支持中國作戰與扶助中國對戰後的英國非常不利，他說：

“中國戰後之強盛或即大英帝國遠東厄運之開始。”

1943年1月，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美國再次提出要求開始收複緬甸的戰役，英國被迫同意。會議制訂了“安納吉姆方案”，計劃最遲在1943年11月實施緬甸戰役。但是由于英軍1943年1月，在孟加拉灣對日軍發動了進攻。由于英軍在孟加拉灣對日軍發動的進攻准備不夠，遭到失敗，“安納吉姆方案”被迫暫停。

1943年5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中、英、美3國參加的“三叉戟會議”上，英國提出反對發動緬甸戰役的意見，聲稱英國將把重點放到北非。在遠東，則放棄緬甸戰役，轉而進攻新加坡。1943年8月，在魁北克會議上，美國再次要求發動緬甸戰役。

經過激烈爭吵，丘吉爾最終同意反攻緬甸。但是英國仍然不肯支持在緬甸北部發動反攻，而主張在緬甸南部發動反攻。因爲占領緬甸南部，有利于英國反攻新加坡。

從政治觀點看，英國只想維持緬甸的局面，以便在戰後恢複其殖民統治。因此重開滇緬公路對英國並不重要。但是從軍事觀點來看，中國要求重開滇緬公路意義十分重大。一方面中國亟待運進抗日物資，另一方面中國的出口貨物也亟待從滇緬公路運出。

中國軍方認爲滇緬公路的重開必須由一次成功的緬甸戰役來實現。這次戰役打敗在緬日軍就可以減少日軍對越南和中國雲南省的壓力。因此中國要求英國在緬發動一次對日戰役。

1943年10月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勳爵到重慶，19日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舉行會談，討論了緬甸局勢。蔣介石堅決要求應配備絕對優勢的海軍在孟加拉灣及緬甸附近海面，以配合緬甸戰役。蒙巴頓當時答應，但事後並不兌現。丘吉爾則繼續反對在緬甸進行大戰役。他相信緬甸戰後會自動落入英國之手，他指示暫把緬甸問題放下。

他強調英國不應：

“選擇一個錯誤的地方與日軍進行決戰”。

于是英國一直拖延不肯在緬甸發動戰役。

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英國再次爲反攻緬甸與中國討價還價。由于英國的反對，在不久之後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上，反攻緬甸的計劃被徹底推翻。就這樣，緬甸戰役被一拖再拖。

但是美國政府要求盟軍盡早在緬甸發動戰役。由于美軍飛越喜馬拉雅山的空運嘗試失敗，只能改爲沿喜馬拉雅山邊緣繞著飛往中國。但這樣一來就容易遭到日軍飛機的襲擊，損失慘重。因此美國認爲最好的辦法是重開滇緬公路。

這就要求早日發動緬甸戰役，擊潰緬甸的日軍。在1943年12月的魁北克會議上，由于美國的強烈要求，英國被迫同意盡快開始緬甸戰役。但是雖然英國政府答應盡快開始緬甸戰役，但卻遲遲不采取行動。

這樣，中美軍隊只得自己開始了緬甸戰役。事實上，從1943年10月開始，中美軍隊就已在一些地方進攻緬甸日軍。到1944年3月，中美開始了緬甸戰役。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才被迫于1944年5月不情願地參加了緬甸戰役。

正如丘吉爾在寫給威爾遜元帥的信中所說的那樣：

“我們極不贊成將來在緬甸的叢林裏進行大規模的戰爭。”

在中美軍隊節節勝利的情況下，英國才開始重視緬甸戰役。但英國作戰的重點是在緬甸南部，北部的戰鬥完全靠中美軍隊。

1944年8月3日，中美軍隊攻占了緬甸北部重鎮密支那。這個重鎮的獲得，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爲盟軍獲得了一個未來陸上作戰的前進基地，爲美國向中國空運提供了一個中途站。

此後，著名的“駝峰”空中運輸，就不再需要飛越危險的喜馬拉雅山了。

也正在這個時候，英國在緬將軍蒙巴頓提出建議，要求進行進攻緬甸首都仰光的大規模作戰計劃，該計劃代號爲“吸血鬼”。但是，丘吉爾不是要英國軍隊自己去打仗，而是要求美國再派一個或兩個師到緬甸去進行戰鬥，而英國軍隊則留在歐洲打德國。他的建議沒有被美軍采納，于是英國不得不中止“吸血鬼”戰役的計劃。

1944年10月5日，丘吉爾向蒙巴頓上將發出了中止“吸血鬼”戰役計劃的命令。

4、中國反對“先歐後亞”戰略的努力

1943年1月，羅斯福、丘吉爾等在北非卡薩布蘭卡召開軍事會議，再次確定了以歐洲戰場爲重點的戰略。這一戰略，忽視了亞洲戰場，遭到重慶國民政府的反對。

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受命爭取美國人民的同情，反對“歐洲第一”的戰略。

宋美齡的訪美，受到了美國人民熱烈的歡迎。美國還專門爲她的到訪，鋪了紅地毯，從白宮門口，直到大廳，隆重歡迎。宋美齡小時候曾在美國讀書，受過良好的美國教育，能說一口純正的美國英語。她的發言，使美國全國人民感到非常親切，認爲是“自己的女兒回家了”。她利用了這種有利的條件，在美國開始了卓有成效的反對英、美“先歐後亞”戰略的活動。

1943年2月12日，蔣致電宋美齡，具體指示其應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宣傳亞洲戰場的重要性。他告訴宋美齡，在演講時要特別強調以下觀點：

“今後世界重心將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如欲獲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須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爲太平洋上之禍患。”

蔣還要宋美齡盡量遊說美國有關方面，以改變美國的“先歐後亞”戰略，將其戰略重心轉移到太平洋方面，首先打擊日本侵略勢力。宋美齡于是尋機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丘吉爾1943年3月21日晚發表的廣播演說，給宋美齡在美國反對英國“歐洲第一”戰略的活動，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機會。

在這次演說中，丘吉爾在談到中國時說：

“吾人可擊敗希特勒，余作此語，即表示希特勒及其作惡之力量，將被粉碎，了無余存，然後吾人終將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懲處貪婪殘暴之日本帝國，拯救中國于長久磨難之中，解放吾人本身及荷蘭盟友之海外領土，並使日本對于澳洲、紐西蘭及印度海岸之威脅，永遠解除。”

丘吉爾還說：

“吾人必須希望三大勝利國家之團結，確能無負其最高之職責，且彼等不僅將顧及其本身之福利，亦將顧及一切國家之福利與前途。”

他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看成是“三大勝利國家”所取得的，完全不提中國和其他國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與作用。在他提出的戰後成立國際組織來安排世界的設想中，就只有英、美、蘇“三大勝利國家”，完全把中國和其他國家排除在外。

丘吉爾的演說完全無視這種中國人民長期、英勇抗戰自救的曆史，卻以高傲的姿態聲稱將在擊敗德國後到東方去“拯救中國”，恢複殖民統治。這種典型的“先歐後亞”論，對于渴望得到國際協同作戰的中國軍民來說，是一種非常大的打擊。

丘吉爾關于由美、英、蘇協商成立聯合國，“總攬一切”，處理戰後問題的建議，把中國排除在外。這一建議，對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來說，也極不公平。它不僅反映出英國一貫輕視、排擠、敵視中國的態度，而且反映出英國將企圖繼續其傳統世界政策的立場。

按照蔣的指示，宋美齡于3月22日晚在芝加哥發表演說。

她以國際聯盟在過去反對法西斯的工作中，奉行著殖民主義政策開始，進行批評丘吉爾的講話。她說：

“過去每一共同努力之失敗，在其固有之弱點，即襲用老套把戲，互相妒忌，各謀私利。”

她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雖然標榜“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但實際上成爲鞏固帝國主義列強統治體系的工具。

她不點名地、但卻尖銳批評了丘吉爾關于要成立戰後世界機構，主宰他國事務的帝國主義做法。她說：

“有若幹人士之主張，對于戰後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樹立欄障，而猶自以爲高明。”

宋美齡提出：

“良心告訴吾人，爲防止將來之毀滅與屠殺計，不應專著眼于本國之福利，而應兼顧其他民族之福利也。”

在這裏，宋美齡不僅批評了丘吉爾的殖民主義和利己主義，而且提出了任何參加戰後國際組織的國家，都要“不應專著眼于本國之福利，而應兼顧其他民族之福利也”的主張。她的講話，表明了中國對戰後成立聯合國的原則立場。

在演講前，宋美齡曾先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請羅斯福收聽自己的演講。當演講結束後，她又主動征詢羅斯福的意見。羅斯福爲她的這種信任所感動，當即表示他與宋有“同一感想”。羅斯福這樣的人，一言既出，當重如泰山。這一表態，對重慶國民政府來說，不能不感到歡欣鼓舞。

而美國人民更支持宋美齡的講話。紐約、芝加哥和各地的報紙紛紛發表文章，宣傳宋美齡的主張，它們強調了宋美齡的觀點：

“以後全世界各國不得專顧一國本身的利益，而應以全人類利益爲制，努力益使防止戰爭之再發，維持永久之和平。”美國輿論對中國的支持，反過來又對美國當權者産生了影響。

宋美齡是一位很有心計、講究工作方法的人。爲了得到美國人的支持，她聯絡了美國上下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請他們出面表態，就歐亞先後、戰後中國務須列入四強及亞洲和平與中國關系等問題發表意見。

在宋美齡的強有力的攻關工作之下，美國國務卿赫爾表態支持宋美齡。赫爾告訴宋美齡，羅斯福正設法邀請美國“行政負責人”發表演說“對付英國”。

鑒于上述壓力，丘吉爾在表面上不得不改變對中國的態度，表示要重視亞洲戰場。19日，丘吉爾在美國兩院發表演說，保證英國對日本繼續發動“無休止、無憐憫性之戰爭”，他說：“吾人一息尚存，吾人血管中一日血流不息，則吾人即將發動此種戰爭。”

這樣，中國反對“先歐後亞”戰略的鬥爭，終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勝利。

雖然中國人民和重慶國民政府反對英國“歐洲第一”的鬥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英國口是心非，並沒有在實踐中改變這一戰略，更沒有改變與這一戰略相關的具體政策。

在這些相關政策中，英國對戰時中國國際地位的政策，是英國堅持“歐洲第一”戰略，爲恢複戰後英國在遠東殖民主義統治而提出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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