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1959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中獨立出去之後，李光耀就開始擔任新加坡的首任總理，此後任期長達31年。

1990年他從該職位退下來後，又繼續擔任新加坡國務資政和內閣資政，對新加坡的政策依舊有重大影響力。

這位新加坡“國父”，可以說是一手締造了新加坡，並把新加坡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彈丸之國發展成了世界級的發達國家和金融中心。

然而，人無完人，即使李光耀對新加坡經濟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但他依舊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幾個巨大的爭議。

1. 去漢字化：斬斷新加坡華人的文化根基

衆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國家，華人占新加坡總人口的74%。

但從新加坡獨立之日起，李光耀就一直嘗試去漢字化，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南洋大學倒閉。

這裏簡單介紹一下南洋大學，他是1955年到1980年期間，全世界唯一一所海外華文大學，該校的課本和教學語言都使用國語。

李光耀試圖讓南洋大學放棄華文和華語教學，這迅速引起了新加坡華人的反對，李光耀不得不進行妥協，轉而提出了“雙語政策”。

所謂“雙語政策”，簡而言之，就是強制全新加坡學校將英語作爲第一教學語言，其余各民族同時可以繼續使用自己的語言：華人可以繼續用華語、馬來人可以繼續用馬來語、印度裔可以繼續用泰米爾語。但英語是第一語言，民族語言爲第二語言。

當時新加坡的中華總商會強烈要求將華語作爲第一語言，但李光耀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他說，如果把華語作爲第一語言，新加坡便難以與外國進行商貿合作。

李光耀的“雙語政策”一推出，南洋大學的華文教育立刻失去了根基，1980年南大正式宣布關閉。

直到2010年，李光耀還堅持認爲他的雙語政策是新加坡繁榮的一大基礎。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更是說，他後悔沒有更早地關閉南洋大學。

他認爲南洋大學華文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素質差”，無法與新加坡作爲日本和歐美半導體中樞的地位相匹配，很多接受華文教育的學生無法找到更好的工作。

作爲一個實用主義者，他認爲要靠一門更加國際化的語言才能更好地生存。他指出，有些人把語言、文化當成了自己人生的全部，這是不對的。

李光耀的話立刻引起南洋大學校友的反對，他們批評李光耀的“英語至上”政策，認爲他漠視華人的民族權利，強行剝奪了他們接受母語教育的權利，斷送了新加坡的華文教育，更斬斷了華人的文化根基，讓華人失去了精神依靠。

他們還列舉了南大25年內在各領域的成就和傑出人物，來反駁李光耀的“南大學生素質差”的觀點。並聯名寫信，要求李光耀收回自己的言論並道歉。

後來，越來越多的人指出，李光耀只看到了英語給新加坡帶來的便捷和利益，卻忽視了東亞和華人商圈可能會給新加坡帶來更大的利益，尤其是伴隨著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華文教育的喪失，可能會讓新加坡得不償失。

當然，作爲一個實用主義者，李光耀也反對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相反，在他政治生涯的後期，他開始越來越推崇“亞洲價值”。李光耀說：

“如果我們當初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爲新加坡行事的准則，新加坡就無法擺脫經濟以及其它方面的落後。但是，我們並不想要西方的全部。”

“西方人相信制度，東方人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家族、朋友與社會。西方人認爲政府可以替代父親，個人至上；東方人不相信這個，東方人認爲社會第一，個人第二。”

“英語至上”和“亞洲價值”這兩個互相沖突的觀念在李光耀那裏並不沖突，這是李光耀身上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2.李光耀的基因決定論：人生來不平等？

全世界大部分的政治家都慣于用一套熟練的外交辭令和官方話語來掩藏自己的觀點和態度，但李光耀不是這樣，他向來以直率敢說著稱，時常會有驚人之語爆出，因此他的話常常會引起風波。

李光耀最爲直率的話應該就是他的“基因論”和“優生學理論”。

作爲一國領導，李光耀曾毫不掩藏地說，他認爲人的一生是由基因決定的，後天的教育和環境最多有20%的影響。裱花匠的兒子絕大部分都會很平庸，只有極少數能脫穎而出。而國家對他愛莫能助，因爲他的基因決定了他80%的命運。

這個觀點所引申出的另一個觀點就是：人與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

再做引申：一部分人生來就比另一部分人優越，他們理所當然地可以享受更好資源，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壓迫和剝削另一部分人。

李光耀的駭人之語還包括：“在選舉投票時，一個大學生的一票和一個農民的一票作用一樣，這難道是正確的嗎？”

且不說他的話正確與否，在全世界的國家領導中，敢于這麽直白露骨地陳述這樣一個觀點的，李光耀不是第一個，也會是前幾個。

李光耀認爲，文化程度高的夫妻生出來的孩子就是智商高，素質好，前景遠大，文化程度低的夫妻生出來的孩子就是素質低，前途渺茫。

基于這種考慮，他一度打算推出一種政策：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多生孩子就可以獲得金錢獎勵；而如果受教育少的婦女選擇少生甚至不生，也可以獲得金錢獎勵。

他的這一“優生學”理論一經問世，就引來了很多新加坡人，尤其是婦女的強烈反對和抨擊，他們反對李光耀將女性視爲生育工具的觀點。

這項政策最終未能推出，但李光耀依舊堅持自己的觀點，後來還在文章中引用了劍橋大學某教授的論文來作爲自己觀點的支撐。

“人的命運是生來注定的嗎？”這個問題困擾過古往今來無數哲人，而由這個問題衍生出來的邏輯更是可以決定一個社會的運行規則和法律。

如果李光耀是一個學者或者作家，他持有這種“基因決定論”的觀點並不會引發太大的爭議。

但問題在于他是新加坡的“國父”和總理，如果按照這個觀點來推行政策，勢必會帶來嚴重的社會不公，弱勢群體將會被理所應當的抛進無人關注的角落，從此難以翻身。

身爲一個政治家，李光耀顯然更應該強調教育體制對人的促進作用，更應該對弱勢群體、底層階級進行國家層面的幫助和扶持，而不是抛出一個“基因決定一切，國家無能爲力”的觀點就匆匆了事。這樣不僅不負責任，甚至還有麻木、殘酷、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嫌疑。這絕不是一個政治家應該說的話。

在這個問題上，李光耀顯然大錯特錯了。

3.李光耀的“大家長作風”：不聽話就打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向來以嚴刑峻法著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鞭刑。

1993年，18歲的美國青年費爾在新加坡涉嫌偷竊、破壞他人財物，被新加坡法院判處監禁4個月，罰款3500新幣（2214美元），鞭刑6下的處罰。

此事引起了國際的廣泛關注，最後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親自下場向李光耀求情，才把鞭刑從6下減爲了4下。新加坡的鞭刑于是聞名全球。

所謂鞭刑，就是用泡軟的竹藤抽打犯罪者的臀部和背部，幾鞭下去，輕則腫脹淤血，重則皮開肉綻。

在新加坡，鞭刑是一種常見的刑罰，對50歲以下的健康男性都適用（女性不適用），最高刑罰是24鞭。

這種刑罰具有典型的儒家大家長色彩，是打手心和體罰的國家版本。

《紅樓夢》裏，賈政鞭笞寶玉是一個很著名的情節和橋段，寶玉被打了個半死，所有人都心疼寶玉，但所有人包括賈母，都沒有對“父親能不能打兒子”這個問題提出過質疑。因爲在他們看來，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父親打兒子或者教育兒子天經地義，“棍棒之下出孝子”，只是別下手太狠就行。

新加坡的鞭刑或許也從側面顯示出，李光耀身上兼具了儒家和法家兩種思想。

《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也叫《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處罰公約》中明確規定，即使在戰爭、政治動蕩、緊急狀態、暴力犯罪的情況下，也不應施行酷刑（包括任何侮辱他人人格的行爲）。李光耀顯然違背了這一公約。

這或許也和他成長于日據時代和二戰時代的背景有關。李光耀曾在回憶錄中說，當年日本人在新加坡維護治安，用的就是“不聽話就打”的辦法，他甚至說“日本統治時期，新加坡的治安非常良好”。他從日本人那裏繼承了這一點。

當然 ，鞭刑只是衆多處罰中的一種，在新加坡，隨地吐痰，大聲喧嘩，乃至在自己家不穿衣服都可能被處以高額罰款。

在這方面，可以說李光耀確實很像新加坡的“大家長”或者“族長”。

4.強硬的李光耀：逮住機會把對手罰到破産

李光耀于1946年前往英國留學，曾在劍橋大學攻讀法律專業並以優異成績畢業。

回到新加坡了，李光耀成爲了一名律師，不久他代表新加坡罷工郵差與政府進行談判，因而名聲大噪，從此踏上從政之路。

深谙法律的李光耀在成爲新加坡總理後，多次利用法律手段打擊他的敵人，而且每次獲勝後，法院處以的罰金又高到可以令對方無法支付，只能宣布破産，而一旦宣布破産，就喪失了從政的資格。在這方面，李光耀從不手軟。

曾有一位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教師發文批評李光耀，李光耀不僅起訴了這位教師，還順帶把發表他文章的報社主編一並起訴了。結果法院判處了該報一筆巨額罰款，那位教師收到傳票的當天就逃離了新加坡。

對于李光耀這種動用國家力量打官司的手段，外界一直批評很多，甚至將新加坡的法院稱爲“袋鼠法院”。

據統計，1965年到2010年期間，李光耀和大大小小的媒體之間發生的訴訟案多達20余起，而且每告必勝，這放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

至于爲什麽“每告必勝”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前面說過的，李光耀是律師出身，是個法律高手，他清楚自己什麽時候應該發起訴訟，也清楚什麽樣的訴訟自己是必勝的。

另一個原因是李光耀打官司可以不計成本和時間，而媒體則不然，在持久戰中他們必須考慮自己的支出情況，因此時常主動認輸求和。

5.“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內部糾紛：一座故居引來兄弟反目

李光耀一家一度掌控了新加坡的政經權力：

李光耀長期擔任新加坡總理，其長子李顯龍也爲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之妻爲淡馬錫控股執行董事兼總裁，二子李顯揚則掌管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因此外界一度諷刺地稱新加坡爲“李家坡”。

1990年李光耀從新加坡總理一職卸任後，開始擔任新加坡內閣資政，其在新加坡的影響力依舊巨大，曾被外界批評爲“垂簾聽政”。

1885年，年僅32歲的李顯龍就成了新加坡最年輕的准將，外界普遍認爲李顯龍是李光耀培養的接班人。李光耀卸任總理後，由吳作棟接替他的職務，外界指出，吳作棟只是一個過渡人物。

果不其然，2004年李顯龍當選總理，並持續到到今天。外界一些人因此批評李顯龍的當選爲“隔代世襲”。

對于這個指責，李光耀父子當然持堅決否認的態度，李顯龍曾經說：

“如果我是因爲父親的關系成了總理，而不是因爲我是總理最合適的人選；如果我的妻子是因爲我的關系，而不是因爲她是經營淡馬錫公司最適合的人選，那麽我所有的權威和信譽就會被摧毀，我就不配擔任該職。”

他的這個辯護是不是有力？恐怕還要從他的成績和他在新加坡人中的口碑來看，我們這裏不多做評論。

2017年6月14日，李光耀逝世僅兩年後，李顯龍的弟弟李顯揚和妹妹李玮玲就公開指責李顯龍，稱其“野心越來越大”，想將其子李鴻義培養爲下一個新加坡總理。

他們聲稱，李光耀的故居——歐思禮路18號——一直被視爲人民行動黨的誕生地，但李光耀並不想讓此地成爲“供人參觀拜訪的遺迹”，曾在生前就提出要將故居拆除。但李顯龍違背了父親的遺願，將它保留了下來。

他們說李顯龍正在大肆利用父親留下來的政治遺産和公信力及“李光耀長子”的身份，作爲自己繼續擔任總理的保障。

“父親李光耀的價值觀正在被李顯龍侵蝕。我們的父親向來將國家和人民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他個人的人氣和利益。”

李顯揚和李玮玲的公開信長達六頁，全面展示了這個“新加坡第一家族”的內部紛爭。一家報紙生動地把該信稱爲“李顯龍的弟弟妹妹投擲給他的一枚重磅炸彈”。

這份公開信發表後，李顯龍表示自己感到“不安、極其沮喪、非常失望、深深的悲傷”。19日，李顯龍向全體新加坡國民道歉，稱他們的家族事務“損害了新加坡的國際形象，影響了民衆對政府的信心”。

他說自己曾嘗試以1新幣的價格把該故居賣給妹妹李玮玲，也曾提出按市場價把該故居賣給李顯揚，所得收入全部捐獻，但弟弟妹妹依舊執意將家族內部問題公開化，“並發布不實指控”。

李顯龍還指出，自己並不擁有該故居的處置權，該故居是政府的財産，自己並未參與該故居的處置決策。

雙方在社交平台接連發布多條消息互相指責，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

據新加坡當地報紙稱，新加坡人普遍將此事視爲一場悲劇，他們認爲新加坡建國總理在逝世後，其子女竟鬧起了這樣一場風波，實在令人遺憾。他們希望李顯龍兄妹能夠盡快用智慧解決這一問題。

大部分的評論是站在李顯龍這一邊的，很多網友留言稱：家醜不可外揚、相煎不必太急，也有人認爲李顯揚和李玮玲不應該把家庭內部矛盾公開，因爲這樣做最終損害的還是新加坡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