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作者 | 徐海娜
抑郁症納入學生體檢後，怎麽做到真正對學生有利，怎麽真正幫助抑郁症學生回歸正常生活，仍然是一件令人憂慮的事，也是一件值得被持續關注的事。
現代社會，患抑郁症的人越來越多，很多青少年也罹患抑郁症，嚴重影響了正常生活。據《人民政協報》的有關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李莉娟曾連續兩年提出有關落實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的提案。李莉娟在接受采訪時，說起提案的初衷。她發現，我們的社會有很多未成年抑郁症患者，其中最小的才13歲，她說，“實際上，對這些孩子的心理疾病是可以做到早發現、早預防的，假如能提早幹預，不至于走到自殺這一步。”最近，教育部在對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關于進一步落實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答複中明確提到，“將抑郁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但是，怎麽落實，怎麽做到真正對學生有利，怎麽真正幫助抑郁症學生回歸正常生活，仍然是一件令人憂慮的事，也是一件值得被持續關注的事情。
目前，我想到至少有兩個問題值得引起重視。抑郁症不是一般人都經曆過的某種抑郁情緒。抑郁症患者持續的精神低落和對生活失去興趣的程度已經嚴重影響了日常生活。然而作爲一種疾病，這也是人們的一項隱私。對于普通疾病來說，患病本身這件事，是受我國法律保護的個人隱私的一部分。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如果把抑郁症納入體檢，怎樣做好學生的隱私保護也是需要各方仔細考慮的事情。第二個問題是，把抑郁症納入體檢的目的是爲了早發現，早幹預。提出議案的政協委員李莉娟指出，學生被查出抑郁症後，有的學校害怕學生自殺，只能把孩子轉入精神科去治療。治療後，孩子如何重新回歸社會和學校，過程其實很難。人們在關注學生精神健康方面的一切努力，應該都是爲了讓抑郁症學生好起來，回歸正常生活。那麽如何回歸呢？我想簡單分析一下我生活過的兩個地方的做法，也許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方法。
重視隱私和回歸系統性應對抑郁症的香港經驗
融合教育是目前世界上比較先進的教育理念，指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安排在普通學校接受教育。我過去在香港攻讀特殊教育文憑的時候了解到，香港教育局對于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有一個系統的“三層支援模式”，這也是在主流學校裏，照顧有特殊需要學生的融合教育成功的主要策略。這個模式可以覆蓋到所有學生，當然抑郁症學生也不例外。
應用到有抑郁症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時，教育局對這個模式是這樣描述的：“教育局鼓勵學校采用全校參與的模式，透過‘普及性’、‘選擇性’及‘針對性’三個層面，促進學生的精神健康，以及加強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在‘普及性’層面，學校的工作主要是提升學生、教師及家長對精神健康的意識和認知，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學生，並加強學生的抗逆力和精神健康，減低導致學生抗拒求助的負面標簽；‘選擇性’層面的工作重點在于加強識別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風險的學生；‘針對性’層面的工作則是確保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包括有精神病患的學生）能得到適時及適切的精神健康支援服務。”
我們也可以簡單地理解爲全體、小組、個體三個層面的工作，每一個方面都有具體可以實操的內容。例如在全校這個層面，教育局設計了“與人分享”、“正面思維”、“享受生活”三大攻略，讓學生參與推廣心理健康知識。並在三個層面都爲學校提供資料和基本指導，以及額外的津貼。同時，香港社會福利署也發布了《學校處理青少年抑郁症及自殘行爲參考資料》。來自政府的原則指引、專業培訓，以及資金和政策協助，讓學校不至于在面對困難的時候感到孤立無援，相應地最終受益的也是學生。
香港還比較重視患病學生的隱私保護。《學校處理青少年抑郁症及自殘行爲參考資料》中，明確寫出了老師對抑郁症學生的支援方法，幾乎在每一個階段都會強調隱私保護。例如在學生停課治療期間，老師除了應該表達關心和組織其他同學表達關心之外，還需要“把學生入院的原因/病情保密”；抑郁症學生經治療到可以複課時，複課前老師要“提醒同學們需尊重個人私隱，不要追問學生缺課的原因” ，讓校內的老師和同學對學生複課有心理准備，營造關愛互助的文化 。複課後，更要保護隱私，防止欺淩的出現。同時爲了最大限度保護學生的隱私和自尊，文件還列出了許多給老師的建議，包括應該做的和不應該做的。其中特別值得留意的是：“不要爲了使同學多關心學生，而透露學生的精神病曆或自殘行爲，除非得到學生及其家長的書面同意。不要太高調地向學生表達關注或過份保護。”
香港也比較重視抑郁症學生回歸正常學校生活的過程。有關文件中分成幾個階段給予學校和老師一些具體的建議，包括學生停課期間、複課前、複課後、測考前、測考期間、對卷和派發成績、升留班安排幾個階段應該做什麽，這樣令老師們都能有一個可以參考的流程。例如複課前要做的准備工作就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隱私保護和對其他師生的心理建設之外，還有：跟其他科任老師/ 家長/ 學生商討複課安排，以及對學生的學習要求；複課安排需配合醫療方案；按學生的需要作調適安排和支援；利用“漸進式複課”以逐漸增加學生上課的動機；告知學生有關學校的近況及各科的教學進度；提醒學生准備如何回答同學查詢他的近況等。其中，“按學生的需要作調適安排和支援”這一方面具體可做的包括：“彈性處理上課安排、遲到和缺席，在跨堂課堂的中段給予小休；彈性處理欠帶或錯帶課堂用品的情況；鞏固學生的時間及個人物品管理系統；鼓勵參與學生自覺能應付的課堂活動；教導記憶方法，如組織圖、重點筆記等；提供工作大綱，教導分拆或分段完成繁複的工作；簡化口頭指示或輔以筆記協助理解；進行小組活動時，給予多點時間思考、組織及回應，安排合適的同學作提點；延長呈交功課的日期、減少功課量及按學生能力調整功課形式；寬松處理功課及測考的評分要求，如字體等。”這些還只是列明的建議，事實上學校能做到的還有很多。
同時，當局也沒有對普通老師提出超出他們能力的期望，有關文件中還特別指出：“當處理同學激動的情緒時，切勿慌亂、大叫‘停止哭’及懲罰他，不要期望以一人之力處理學生；不要向學生作出承諾（如不向其他人透露談話內容）等。香港每個學校都有駐校社工，當老師發現學生有自殘或企圖自殺的行爲或念頭，按照原則應該把學生轉給學校社工處理。學校社工都是經過專業培訓的，但有關文件對于他們約見高危學生也有相應的指引。基本步驟是三個：建立關系、探討問題、確定問題及其嚴重性。每一步都有例子和說明。如果發生了自殘或傷害他人事件，全校在危機介入和場面控制方面也有要遵循的基本原則和步驟。此外還有教育心理學家定期巡訪，以及學校外聘的專業人士協作處理學生精神健康問題。整體來看，在對抑郁症學生的支援和幫助方面，香港學校有一整套成體系的、實操性強的流程和方法，很多細節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
倚重輔導員急救式應對精神健康問題的新加坡經驗
根據200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融合教育／全納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指增強教育體系職能，從而顧及所有學習者的需要。香港一直在朝著實現融合教育的理想前進。
新加坡也聲稱教育要秉承融合教育的理念，但在實際中，人們可以觀察到，新加坡主流學校整個系統都在爲分層分級分流服務，這樣的好處是能最大限度的“因材施教”，但這不能算是融合教育。一般來說，智商不足、中重度身心殘障的孩子會就讀特殊學校。但是我來到新加坡才知道，就算智商正常的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原來也有相應的特殊學校，只是單純從名稱上無法分辨。那麽普通學校是如何處理抑郁症等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的呢？那主要是靠學校的輔導員（counsellor），當輔導員認爲有必要的時候，再把學生轉介到專業機構去做評估和治療。今年7月19日，新加坡立化中學發生一起震驚全社會的命案，一名16歲的學生涉嫌用一把斧頭殺害了一位13歲的同校學生，警方接獲報案趕到現場時，發現死者身上多處是傷，倒斃在校園廁所內。此案經調查屬于無冤無仇的無差別殺人事件。控方還透露被告人曾是心理衛生學院的病人，兩年前因自殺未遂被送入過心理衛生學院。一周後，教育部長陳振聲在議會發表部長聲明，援引此事，提出一些舉措，來應對年輕人面臨的壓力，也指引學校如何支持面臨心理健康挑戰的人。
當時，他提出了7大新措施，簡要概括如下：一，加強教師培訓以更早識別；二，接下來幾年將委任和調派超過1000名教師輔導員到各校，比目前的700人來得多；三，目前所有學校有至少一名在校輔導員，有些則有兩名。在可行的情況下，學校未來將聘請更多在校輔導員或重新安排適合的教職員擔任輔導員，擴大輔導支援網絡；四，恢複中學和初院等學府因疫情暫停的課外活動，讓學生建立人際聯系；五，教師將在每個學期開始時，花更多時間關注學生的身心情況，並指導他們在有需要時，可以前往哪裏尋求援助；六，不把Common Last Topics納入劍橋N水准、O水准以及A水准考試，減輕應屆畢業生的溫書負擔與考試壓力；七，至于非畢業班學生，所有學校也將減少年底考試的應考內容，舒緩學生的壓力。這七大新措施主要聚焦在三個方面：加強教師培訓；增加輔導員；減少考試壓力。之後，很多媒體都展開過相關討論。8月5日，亞洲新聞台CNA曾邀請教育部兼社會及家庭發展部政務部長孫雪玲出席一次相關話題的訪談節目，在節目中，孫雪玲非常坦誠地說，不是所有有心理問題的學生會願意主動尋求輔導員的幫助，教育部應該爲學生提供更多選擇。
她還強調，輔導員的角色應該是“急救員”（ Teacher-counsellors in school should work like “first-aid” stations）。表面上看，新加坡學校裏的輔導員角色和香港學校裏的社工差不多，但實際上對學生生活的參與程度不同。香港社會福利署對中學社工的介紹是這樣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旨在識別和幫助那些在學業、社交或情緒發展上有困難的學生，使他們能夠充分把握學習機會，發展潛能，爲進入成年階段作好准備。”香港注重系統性應對，新加坡則更注重事發後的措施。新加坡主流學校中，被學校輔導員評估爲有自殺或嚴重精神健康障礙的高風險的學生，會被轉介早期幹預和社區心理健康評估 (REACH) 團隊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爲學生和家人提供額外的專業支持。當發生學生自殺事件時，教育部會立即啓動支持緊急情況的關懷行動（CARE）團隊，幫助教職員工和學生應對事件造成的心理困擾。此外，所有學校手冊中都印有由 SOS 和新加坡兒童協會等機構支持的 24 小時求助熱線。在隱私保護方面，新加坡和香港執守同樣的隱私保護原則，但香港更強調細節，病情是一定要保密的，除非有患者和家長明確的書面同意。但同時也會特別強調老師不要承諾爲學生的所有事情保密，因爲其中如果涉及到會傷害自己和傷害他人的想法，老師需要和專業人員一起幫助學生。在學生如何回歸課堂方面，香港有比較成系統的、漸進式流程和方法。
而新加坡目前更多注重的還是“急救員”和“守門人”式的幹預。對于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經治療後如何回歸校園生活，沒有既定流程。不知立化中學命案發生後，這方面能否有所改觀。新加坡主流學校學生學業壓力非常大，很多家長一開始也想放松，不想把孩子逼得太緊，但因爲大環境如此，多數家長最終還是屈服了，因爲誰也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在學業上落後太多。但至少在立化中學命案發生後，有關學生精神健康的話題引起了社會關注，教育部也真的決定減少了部分考試和考試內容。孫雪玲說，目前的教育制度允許每個學生按照自己的節奏學習。她說，“我們試圖達到的目標是讓每個學生都能在他感到滿意的水平上學習，但我們不希望這影響他的結果。”盡管如此，這不是教育部可以規定的。社會文化如此，學業水平一直是新加坡個人成就和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無法逃避。高速發展的社會，不免會給人帶來壓力，我們的社會和學校都應以最大的善意，建立合理的制度，來幫助每一個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的孩子。德國詩人海涅說：“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正如薔薇花是有芒刺的花卉/我相信，天上可愛的天使/他們也絕不會沒有瑕疵/天幕上最光潔的星辰/要是傷了風，也會墜入凡塵/最好的蘋果酒常帶有木桶的味道/太陽裏也有黑點可以看到。”這些詩句曾經讓很多人都受到安慰。誠然如斯，這世界上可以說每個人都是有缺陷的，只是我們的缺陷各不相同。善待別人，就是善待我們自己。新加坡立化中學案發後，有關追思網頁上有這樣一段話，教育部長陳振聲也曾在國會上讀出來：“需要休息時就休息，想要哭泣也別害怕哭泣。你的雙眼最終會看清，我們大家都團結一致與你同行。”希望我們就用這句話來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