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越南相對被動承接外部産業機會不同，印度對這個世界有更多想法

圖/視覺中國

文 | 《財經》記者 柳書琪 陳伊凡 顧翎羽
編輯 | 謝麗容

位于印度首都新德裏的英迪拉·甘地機場正在從疫情中蘇醒。過去三個月間，每天平均有13萬人次從英迪拉·甘地機場出發，掠過南亞次大陸上空，國內客運量已超過疫情前。

全球航空數據平台OAG的數據顯示，今年3月和4月，英迪拉·甘地機場超越迪拜成爲全球第二繁忙的機場，僅次于美國的亞特蘭大國際機場，並在5月保持在全球前十。而在2019年同期，英迪拉·甘地機場的排序還在20名開外。

交錯縱橫的國際航線，只是印度經濟複蘇的一面側影。2021-2022財年（截至2022年3月底），印度國內生産總值（GDP）已超過147萬億盧比，超越疫情前2019-2020財年的水平，同比增幅爲8.7%，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

發展中的印度令人矚目，但這並不是新話題。近20年來，印度崛起的話題老生常談：與中國比肩的人口規模、年輕的人口結構、廣袤的市場腹地、産業鏈轉移的大勢所趨，讓印度在新興經濟體中的地位格外突出。

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報告顯示，外資對印的直接投資（FDI）金額從2005年起明顯上漲，2008年達到階段性頂點471億美元，此後十年的投資額都沒有超過這一水平——直到近年來美國啓動它主導的全球産業鏈重塑。

“我們相信這次是不一樣的。”投資銀行高盛印度股票分析師帕爾基特·帕特尼（Pulkit Patni）兩年前曾說，印度再次獲得了發展的窗口期，“不僅是因爲印度政府出台的多項舉措，（而且）多家跨國公司都在考慮‘中國+1’戰略”。

有別于過去外資企業的“All in中國”戰略，“中國+1”是在緊張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分散風險、控制成本的一項策略，其中越南、印度是兩大承接中國産業鏈外遷的目的地。

這一策略帶來了明顯變化。2019年以來，印度的外資淨流入快速上漲，由2018年的421.5億美元增至2020年的640.7億美元，兩年間增長了52%。不過，和中國相比，印度吸引外資的能力仍有一定的差距。UNCTAD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FDI爲1809.57億美元，相當于印度的四倍。

大國間的經濟摩擦，實質上正在讓印度獲得難得的曆史機遇期。和越南相對被動地承接外部機會不同，印度野心勃勃，三年間主動出台了多項刺激政策和發展規劃。印度，對這個世界有更多想法。

2019年，印度設立目標：到2025年GDP要達到5萬億美元，2030年達到10萬億美元，成爲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其中1萬億美元來自數字經濟産業。當時的印度GDP僅有2.87萬億美元。

印度渴望抓住跳板，但窗口期只是外在因素。能否實現野心的關鍵依然在于，印度是否有足夠的底氣和實力。

從印度制造起步

• 印度經濟的特殊成長路徑和時代背景讓印度政府認爲，印度未來經濟轉型的關鍵在于制造業，第一步是使用經濟調控工具，把外資留在境內

印度經濟的發展模式與常規傳統國家不同。世界銀行數據顯示，近10年來印度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3%-17%左右，遠低于中國26%-30%的水平。但與此同時，印度的服務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卻一度領先，到2020年時占比近半，遠高于其他産業。

“印度不是按照傳統國家從農業到工業到服務業的次序逐漸升級遞進的，而是呈現出錯位式或跳躍式的産業結構演進過程。”摩根士丹利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章俊曾評價。

曆史契機和人才優勢造就了印度發達的軟件外包産業，它在2020-2021財年爲印度創造了1940億美元的收入。但隱患也就此埋下。同期印度IT産業出口增長不足2%，已是五年來最低水平。

過度依賴第三産業的經濟發展結構早已讓印度如鲠在喉。依賴軟件行業容易陷入受制于人的境地，印度政府認爲，以制造業爲代表的第二産業才是現代化國家富國強兵的基石。

換句話說，印度未來經濟轉型的關鍵系于制造業。

2014年，印度總理莫迪上任後提出“印度制造”倡議（Make in India Initiative），制造業在GDP中的占比要從15%提高到25%。

在此後的九年間，印度推出了多項配套激勵政策。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兩項政策是2015年提出的“分階段制造計劃”（Phased Manufacturing Programme，簡稱PMP）和2020年頒布的“生産關聯激勵”（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簡稱PLI），這分別代表了印度制造從“進口替代”到自力更生的兩個階段和兩種路線。

2015年提出PMP的目的非常明確，通過加征關稅，促使企業不得不將生産制造逐步轉移到印度本土，往往從整機裝配起向供應鏈上遊延伸至配件、普通器件乃至高價值器件。首先受PMP管制的是産業規模最龐大的手機産業，隨後擴散到家電、相機等多個行業。

2017年起，印度連續上調手機進口關稅，從10%起階梯式上漲。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秘書長楊述成告訴《財經》記者，目前手機進口的關稅在25%以上，供應鏈關稅在15%左右，僅有少量元器件或輔料沒有關稅。

關稅調控的效果顯著，印度手機和電子産業協會（ICEA）數據顯示，2015-2016財年印度國內電子産業産值僅371億美元，而到了2019-2020財年，這一數字已升至750億美元，翻了一倍有余。

據楊述成介紹，目前印度約有200家電子企業的工廠，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包括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地區）。爲了控制供應鏈成本，手機廠商會對上遊廠商提出轉移要求，否則就有可能丟失訂單。

嚴潇潇的公司是最早一批將業務遷至印度的手機供應鏈企業。2016年嚴潇潇和員工來到印度諾伊達，負責手機等中國企業的工程項目。諾伊達在印度是一個特殊的城市。諾伊達，實際上是新歐克拉工業發展區（New Okhl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NOIDA）的縮寫，是一個位于印度北方邦喬達摩菩提那加爾區、印度首都新德裏南郊歐克拉境內的新市鎮。該市是印度國家首都轄區（NCR）的一部分，境內除了有許多印度聯邦中央單位駐設，也是許多跨國資訊業廠商在印度設置服務委外據點時重要的選擇地點之一。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諾伊達人口將近64萬，識字率爲88.58%，遠高于印度的平均水平，與新德裏相當。

印度諾伊達的汽車工廠。圖/視覺中國

印度諾伊達的手機工廠。圖/法新

嚴潇潇對2016年的諾伊達記憶猶新，隨處可見堆放著的垃圾，動物在馬路上悠然自得。

在短短幾年裏，諾伊達快速發展，三星、OPPO、vivo、傳音等諸多廠商和它們龐大的供應鏈網絡在這裏彙聚，廠房林立，四處還可見正在施工的新園區。這裏就像中國的東莞，或是早年的深圳——以低廉成本吸收來自全球價值鏈碎片化的紅利。

最初，手機企業在印度只有技術含量較低的組裝環節，隨後，價值鏈較高的SMT貼片（表面組裝技術）的産線也來了，搬遷至印度的零部件越來越多。三星、華星光電、深天馬已將部分面板産線遷至印度，這已是手機産業鏈偏中高端的環節。

但關稅調控只是印度制造業啓動期的短期戰略，負面效應同樣不可忽視。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廠商及供應商出于種種原因未能在印度設廠，疊加關稅成本後，傳導至下遊將帶來終端産品價格上漲。Pulkit Patni判斷，現行的關稅制度可能會對印度制造業的發展産生抵消效應，從宏觀層面來看淨效應可能是負面的。

更何況，外資來印建廠，動力是繞開關稅、控制成本，那麽外資廠生産的産品絕大多數也在印度本土消化，極少“走出去”，打出“印度制造”的品牌。

追求自力更生

• 2020年開始，印度的野心進一步膨脹，制造業的關注點轉移到了扶植本土冠軍，期待在組裝價值鏈中獲得立足點

2020年之後，印度制造的戰略發生了大幅調整，要求實現“自力更生”，減少對中國等國的依賴。

2020年，印度推出PLI，將用19.7萬億盧比（約合260億美元）支持14個關鍵行業的生産，包括半導體、光伏、電子設備、制藥、醫療器械，汽車等，要在印度本土制造企業中扶持出“印度冠軍”，並創造出600萬個新的就業崗位。

印度手機和電子産業協會在近期一份報告中分析，政策方向的轉變，意味著印度不再只關注進口替代、靠征收高關稅阻止産品進口。未來，印度的重點將放在解決零部件進口難的問題、加快交付周期，以求在組裝價值鏈中獲得重要立足點。

據印度中國商會秘書長劉曉冬介紹，現階段印度本土制造業的門類相當不健全，依然高度依賴于外資企業，主要是日本、韓國和中國（含港台）企業。2021-2022財年印度前十大車企中有八家是外資企業，印度的塔塔（12%）和馬恒達（7.4%）分別排名第三、第四，前兩名是日本鈴木（43.65%）和韓國現代（15.78%）。在手機行業，2021年印度前五大手機廠商均是外資企業，其中67%的市占率來自中國企業。

印度企業僅在一些細分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業務橫跨鋼鐵、汽車、機械多個領域的塔塔集團和汽車企業馬恒達、拖拉機企業Sonalika、摩托車企業Bajaj等。

嚴潇潇判斷，短期內（印度本土制造業）肯定做不起來。像OPPO、vivo對供應鏈的要求非常嚴格，生態也比較封閉，印度企業很難打入。但他也清醒地意識到，中資供應商的窗口期是有限的，等中資企業教會了印度企業，它們就到了轉型升級的時候了。

也就是說，本土企業成長起來，只是時間問題。

楊述成發現，印度的一些鋼鐵、LED、電子企業也在快速發展，比如手機産業中的Jio、Lava、Reliance等品牌。“雖然規模小，但它們正在學習外資企業，而且更會整合當地資源，政府也會扶持。”

追求自力更生的印度並不意味著不需要外資企業的助力，相反，爲了完善本土産業鏈，印度正在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

李欽是盤古智庫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員、印度大恒竺成律師事務所中國事務部顧問，長期爲中國企業赴印投資提供法律服務。他從一位印度同行處得知，在今年5月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印度派出了許多參會者，其中至少有四個邦（類似中國的省）的一把手在現場大力遊說外國投資。

印度目前的招商引資，不再局限于價值較低的環節，還渴望向半導體晶圓廠等更上遊的環節深入。2020年，印度頒布了《電子元器件和半導體促進方案（SPECS）》，計劃通過激勵、補貼的方式吸引半導體企業赴印建廠。

據外媒報道，今年4月印度首屆半導體會議上還發布了一項用100億美元吸引半導體和顯示器制造商的激勵計劃。印度IT部長阿什維尼·瓦希諾（Ashwini Vaishnaw）強調，印度會爭取更多激勵，還需要更多半導體制造商的參與。

Vaishnaw說：“我們的胃口很大。”

印度電子制造業2025-2026財年前的目標産值是3000億美元，其中將消耗700億-800億美元的半導體産品。

目前來看，響應印度政府號召的半導體廠商寥寥，只有印度自然資源集團Vedanta分別與富士康和鴻海成立的合資企業、ISMC、新加坡企業IGSS Ventures等少數幾家。

多位半導體行業資深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短期內不會考慮在印度建晶圓制造廠，“沒有産業集群，沒有穩定的政府，綜合成本也不劃算”。

此外，印度還要大力發展制造業出口，將角色從制造大國轉變爲世界工廠。印度手機和電子産業協會報告指出，如果繼續走進口替代道路，在未來4年-5年內，印度國內的電子産品市場最多增長至1500億-1800億美元。面對3000億美元的目標産值，出口額至少要達到1200億-1400億美元。

2020-2021財年，印度電子産業的國內市場規模是673億美元，而出口市場僅有106億美元。也就是說，在印度生産的電子産品中只有不到14%用于出口。短短五年間，印度要把這一數字提高十余倍——這是“印度制造”計劃中更激進、也更難走的一步。

據《財經》記者了解，現階段大部分外資企業尚未考慮將印度作爲中轉出口的重點樞紐。即便有産品出口，品類和金額也較少。

與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相比，印度吸引外資的首要動力是印度本土市場的潛力。一個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基數龐大且消費力在上升的重要市場，是任何一家有實力的跨國企業在布局時都無法忽視的。

從最新財年的數據來看，印度商品的出口額達到曆史最好水平4218億美元，同比增長44.6%。不過這一數字與中國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2021年中國貨物的出口額爲3.36萬億美元，是印度的八倍。

創投的繁榮與泡沫

• 真正加速印度創業潮的，是近年來美元基金的避險策略

印度金德爾全球大學法學院教授黃迎虹研究中印經濟社會多年，他告訴《財經》記者，印度過去二三十年間的發展一直存在“有增長、無就業”的問題，大量農業人口無法通過工業化轉化爲從事工業生産的城市人口，這導致印度的貧困問題長期無法得到更有效的纾解、社會貧富差距懸殊。

黃迎虹調研發現，印度以政府牽頭招商引資的，大多是大型工業項目，如鋼鐵、汽車等資本密集型産業，而不是勞動密集型産業。這些産業提供的就業崗位相對較少，且有一定的教育程度門檻。而中國過去的路線是工業園遍地開花，吸納各類中小企業入駐，這些企業對工人的要求不高，還提供上崗培訓。

因此，印度農民抗議建設工業園區的情況時有發生。“征了農民的土地，農民的孩子卻沒辦法在工廠裏幹活，只能當保安。”黃迎虹說。

繼“印度制造”倡議後，莫迪在2015年推出了另一項重要倡議“創業印度”（Startup Initiative）。其中一大目的就是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將創業潮由印度一線城市拓展至二、三線城市以及半城市、農村地區。

印度政府當時宣布將提供1000億盧比（約15億美元）的基金，主要用于扶持制造業、農業、健康和教育領域。

移動互聯網培養的生態、龐大的人口以及跨國公司的技術外溢，爲印度創業公司提供了土壤。2020年後，隨著美元基金和全球風險資本對中國市場逐漸觀望，“創業印度”明顯有了起色。2021年，印度獨角獸企業和投資進入高速增長期。

第三方咨詢機構安永發布的報告顯示，2021年印度獨角獸企業增加了44家，風險投資額創下約285億美元曆史新高。活躍的資本來自世界各地：美國的老虎環球基金、紅杉資本、KKR，歐洲的Apax Partners，日本的軟銀等。

這些資本中有一股勢力不可小觑，那就是在跨國公司擔任高管或從事投資活動的印度人，如微軟首席執行官（CEO）薩提亞·納德拉、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IBM的CEO阿爾克溫·克裏希納等。

“Return in（印度裔企業家）在印度的産業發展中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作爲一家跨國半導體公司的高管，劉辰說，除了引入投資，這些企業家們還會將新興的印度公司帶進跨國企業的産業鏈中，促成商業合作。

劉辰長期負責公司産業生態基金的投資。他有不少從事風險投資的印度朋友，“他們通常不是在印度，就是在去印度的路上”。

崔懷舟趕上了印度創業的藍海期。他曾是歡聚時代YY海外短視頻副總經理，2019年他去印度創業時，甚至沒有具體的業務模式，但也拿到了險峰K2VC 100萬美元的天使輪投資。

軟銀創始人孫正義曾提出過“時光機理論”，由于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創業者們可以將發達市場實踐出的經驗和成果，帶入欠發達的市場，有如坐上了時光穿梭機。

崔懷舟在印度創業三年，他感受到這個國家創業生態的火熱，酷似移動互聯網産業在中國爆發的前夜。創業者們勤勞、肯吃苦，“我們印度團隊一直是一周工作六天”。他第一次創業的短視頻産品上線僅三個月，日活就達到了20萬。

宋陽是一家陌生人社交App的海外市場負責人，2020年，她所在的公司也進入了印度市場。她感受到，雖然用戶付費能力不強，但好在人口基數大。只要App出台優惠活動，印度人就會口口相傳，一起“薅羊毛”。

只是當時已有大量中國同類公司進入印度，競爭比預期更激烈。“其實印度也越來越‘卷’了。”宋陽說。

如今的印度，獨角獸企業數量已超過英國，跻身全球第三。

但問題也隨之而來。一方面是政府的扶持很難落到實處，據印度第三方機構LocalCircles對8000多家印度初創公司的調查顯示，僅有兩成受訪者從“創業印度”等政府計劃中受益，近七成明確表示沒有獲益。換言之，真正加速印度創業潮的，還是近年來美元基金的避險策略。

另一方面，劉曉冬告訴《財經》記者，雖然近年來谷歌、亞馬孫、KKR等美國資本向印度投資額超過200億美元，但基本集中在互聯網領域，對制造業的助力很有限。

安永報告顯示，印度的獨角獸企業集中在互聯網領域，金融創新占比最高，其次是電子商務和教育類創新。這些都是印度服務業這一傳統強項的優勢延伸，龐大的軟件人才儲備、與歐美接軌的語言能力、印裔企業家的助力，足以讓印度將過去幾十年的IT優勢嫁接到移動互聯網時代。

但相應的，科技制造業領域的創業者卻不多。這似乎與印度政府以創業帶動就業，扶持制造業、農業、健康和教育等基礎性民生行業的初衷相去甚遠。

營商環境屢遭诟病

• 有人用“隨意”形容印度的法律，“隨意”的結果是讓不少中小企業選擇離開

在“印度制造”等政策的連番激勵下，過去十年間外資企業紛至沓來。

“蜜月期”總是美好的。劉曉冬回憶，大約在10年前，印度政府邀請中資企業投資印度，主動精簡規章制度和審批程序。此後，在家電、手機、工程機械、汽車、通訊、建材、新型能源、風險投資等領域，累計共有超過1000家中資企業來到了這片熱土。

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很快顯露出來。嚴潇潇發現，印度工人的結構更加年輕化，工人的月均工資在千元左右，還不包吃包住。他向《財經》記者評價，這確實是有優勢的。“在中國不光是包吃住，每月還要幾千塊錢工資，就這樣還招不到工人。”

據楊述成介紹，中印越三國中，印度的人口紅利最突出。中國的珠三角和長三角普工工資在4500元-5000元左右，中西部省份也要4000元，越南則在2500元-3000元左右，而印度的普工工資僅需1500元。

但外來者很快意識到，印度市場遠比想象更錯綜複雜。印度實行土地私有制，購置土地的流程煩瑣，一些土地所有者逐年提價，租賃成本也隨之提高，抵消了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

印度的勞動法也非常嚴格。過去員工在100人以上的企業要想裁員，必須經過政府批准，否則將面臨工會抗議、員工罷工以及法律訴訟。雖然2020年這一裁員的門檻放寬到了規模300人以上的企業，但影響依然存在。

黃迎虹了解到，爲了規避勞動法的限制，很多企業甯可延緩擴張的速度，保持在較小的規模，這實際上又抑制了印度經濟的發展。

嚴潇潇初來乍到時，也走過不少彎路。“說起來都是小事，但做事很慢，要花很多冤枉錢。”比如印度人花每平方米15元租到的廠房，中介租給中國人卻要25元；招聘時不了解行情，被“忽悠”著給印度員工發放遠高于市場價的工資。更有的印度HR謊稱印度的每個節日都要放假，一年放100天假，公司根本無法運作。

從成本來看，企業初到印度的投入不小，由于産業生態和基礎設施建設都尚未完善，原材料的進口成本、物流成本也比中國要高。以此綜合來看，印度的優勢並不明顯。但嚴潇潇也漸漸摸索出了門道，“來得久了，管理能力上來以後，成本也在下降”。

不過，有的問題僅憑年限和經驗是難以解決的。

趙豪傑是一家半導體設計公司的創始人之一，曾在一個跨國通訊企業擔任印度市場的高管。數年前，他曾接到一位印度客戶的要求，用約200元做一個智能手機。“我們覺得這簡直瘋了。”當時中國的山寨機也要1000元左右。但沒想到，最後印度人做到了，只有兩種功能——收發郵件和支付。

張誠曾在一家中國手機公司的印度分公司從事市場業務，印度市場過低且增長緩慢的消費能力讓他感到無望。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0年印度人均收入爲1920美元，較十年前僅增長了57%。而中國在同一時期增長了約1.5倍。

他告訴《財經》記者，當時他所在企業超過五六成的銷售量都來自千元以下的手機，毛利只有幾個點。即便是以手機等硬件獲客、再憑互聯網業務盈利的模式，在印度也難以跑通。“用戶付費的意願非常低，遊戲和廣告業務相對好一些，但廣告商發現轉化率也很差，久而久之也放緩了投放。”

第三方機構IDC數據顯示，哪怕到了2022年一季度，印度智能手機的平均售價僅有211美元，遠低于全球402美元的水平。

另一大難關是稅務。“印度人自己也說，印度稅法的複雜程度恐怕在全世界是第一名。”一位印度中資企業資深人士感歎。

即便是非營利機構，每年也要聘請專門公司，提供稅務、賬務、審計、合規等方面的服務。稍有疏忽，就是違規金額10倍-12倍的罰款，普通公司的合規成本還會更高。

楊彪2019年撤離了印度市場，他經營著一家主營監控、攝像頭等電子成像産品的公司，2017年底跟隨下遊客戶將工廠遷至印度。他告訴《財經》記者，印度執法部門輪番上門，有時甚至封倉庫，他不得不支付解封費。對于印度政府捉摸不透的規則，他感到疲倦：“我是去做生意的，沒有興趣花時間去研究那些東西。”

趙豪傑用“隨意”形容印度的法律，他對《財經》記者說，很多時候很難在印度法條上找到依據，但執法部門會突然宣布企業違反了某一條法律，而這條法律很可能只是來自一個法官的判決，或是競爭對手提出的反壟斷申訴。

“高標准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李欽從事企業赴印投資的法律業務多年，這是他最深的感悟。

林民旺是複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告訴《財經》記者，中國企業在印度，正在遭遇過去美國、日本等國企業遇到的相似情況。

這些國家的企業進入印度市場較早，拓荒苦不堪言。遇到和印度地方各級部門的糾紛時，就算打官司的贏面很大，但也需耗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因此，經常性撤出、轉手資産的歐美企業也不在少數。

這也是爲什麽歐美企業青睐印度互聯網産業、而較少投資制造業的重要原因之一，制造業是重資産投入，利潤偏低，“願意且能夠長期紮根印度的企業極少”。

林民旺轉而又說，印度的神奇之處在于，總讓人覺得有希望。它把人逼走，又總把人吸引回來。韓國鋼鐵企業浦項、美國沃爾瑪等公司都曾在走與留間多次搖擺。

在世界銀行公布的經商便利度排名中，2019年印度在190個經濟體中位列第62名，前後分別是保加利亞和沙特阿拉伯，中國排名第32。這已是印度努力改善營商環境的成果，在2017年以前，印度的排名在100名開外。

“我們常說，無論你用什麽話描述印度，反過來說，也成立。”前述小米人士在印度工作了十余年，他總結道，印度是如此一個傳統與現代、落後與富饒、混亂與秩序並存的神奇國度。

需要中國，又忌憚中國

• 印度政府FDI新政出台後，2021年中國企業對印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下降近七成，僅有6318萬美元

在振興印度制造業的宏大目標下，印度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系尤其重要。中國是制造大國，制造業對世界的貢獻比重接近30%，對印度而言，中國既是密切合作的夥伴，又是渴望超越的對手。

“又愛又恨。”

前述中資企業資深人士形容印度對中國的態度。一方面，印度在大型基建、電子設備、化工品等領域對中國産品或中資企業有著剛性需求。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1年中印貿易額達到1256.6億美元，同比增長43.3%，中國仍是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

多位受訪者告訴《財經》記者，手機是最典型的印度無法離開中國的産業鏈。比如，中國手機品牌占據了印度近八成的市場份額，從終端到零部件乃至包裝，都來自中國。這體現了一種話語權和不可替代性。

但另一方面，印度又處處想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受到正面沖擊的是互聯網行業。近兩年來，印度政府連續封禁累積224款中國App，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等。

印度本土App快速瓜分了這部分的市場空白。在印度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中，TikTok離開後，印度本土短視頻App（包括MX TakaTak、Moj、Josh）包攬了2021年一季度下載量的前三名。兩年前，這三席上都是中國的App。

李欽認爲，印度會將中國在印産業劃分爲能創造大量就業的實業投資，以及投入較輕量級的互聯網投資。互聯網企業創造的稅收和就業機會較少，且有數據跨境流動的風險，因此印度的管控手段最爲激進。

宋陽對此早已“見怪不怪”。2020年她所在的企業進入印度市場時，在印度市場份額較大的中國App幾乎都被下架了。印度最大的在線支付網關和充值門戶之一Paytm還切斷了中國企業的支付渠道，只要公司的實際股權裏有中資背景，就無法通過審核。

2020年4月，印度頒布FDI新政，要求與其接壤的國家在投資印度前,必須經過印度方面審查。與印度接壤的國家中，中國是最主要的投資國，因此這條政策也被認爲是限制中國在印的投資自由。

在FDI新政出台後，明面上幾乎已沒有了中國企業投資的身影，僅有少量增資項目。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企業對印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下降近七成，僅有6318萬美元。

今年以來的稅務糾察風波再度讓中資企業陷入困局之中。首當其沖的小米先于今年1月被追繳65.3億盧比（約5.6億元人民幣）的稅款，後又在4月被凍結7.25億美元（後解除凍結），該案件還在審理中。

稅務問題是印度政府常用以規範或限制外資企業的方式。近年來，印度稅務部門對殼牌、諾基亞、IBM、沃爾瑪、凱恩能源等多家外資企業都進行了稅務調查並開出了高額罰單，其中不乏印度政府敗訴的案例。

一位小米印度人士告訴《財經》記者，小米可以說是印度本地化做得最好的中資企業之一，大量啓用印度人作爲分公司高管，但依然避免不了麻煩。此次凍結的資金數額是印度史上最大的一次。

《財經》記者綜合調研了解的情況是，不只是小米、OPPO、華爲等大企業，至少有500家中資企業在印度遭遇了稅務及合規性普查。這是中資企業進入印度以來面臨的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系統性危機。

“中小企業沒有抗風險的能力，如果被凍結資産或者接到高額罰單，很有可能會難以維系，或者就此退出印度市場。”李欽說，這將對印度的營商環境造成一定的沖擊。一個商業社會的繁榮，不是只有大企業，更多的還要依靠毛細血管網絡一般的中小微企業。

在印中資企業已人人自危，其他外資企業也唇亡齒寒。“這次的查稅風波波及太廣，其他國家外資企業心裏也在打鼓，對印度的營商環境有不安全感。”前述小米人士說。

如今，橫亘在中資企業面前的困難重重：公司注冊、注資、投資等需要政府審批，企業不能參加相關項目招投標，獲得工作或商務簽證難度大。據一位知情人士的不完全統計，高峰時期在印度中資企業從事生産經營的中國人大約有1萬多，而現在僅剩一兩千人。一些企業由于簽證遲遲辦不下來，已退出了印度市場。

但對大企業來說，放棄印度仍是個不太現實的決定，核心原因是無法放棄這個肉眼可見的龐大市場。而且前期的成本已經撒進去了，現在撤出不亞于一場災難。

一位在印度工作十余年的中資企業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說，大企業在印度已經投資了數十億元，這類海外布局是集團層面的重要戰略決策，不可能輕易撤退。印度中國商會也在鼓勵在印企業。“新企業難以進入印度，已進來的要珍惜開拓印度市場的商機，有條件的還是要堅持。”劉曉冬說。

中國人出海經商，靈活性是最不缺的。將公司注冊成新加坡公司再向印度注資，或者直接在印度成立公司；支付渠道被限制，就嘗試多家替代供應商；簽證被卡，就增加申請簽證的人數，把原本的10個名額增加到20個。

如今崔懷舟的公司在法律意義上就是一家新加坡公司，他作爲公司實際控制人在新加坡辦公。

李欽感受到，從今年開始尋求律所提供專業出海合規服務的中國公司又多了起來，其中主要是跨國企業及不得不隨之遷徙的供應商。“即便有FDI的限制，它們也願意排隊等待。”

嚴潇潇爲中資企業承建工程項目，哪怕在2020年FDI新政後，他依然目睹著一片片新的工業園區正在諾伊達的土地上大興土木。TCL的電視與顯示屏産線、OPPO、vivo等多家中國電器及電子企業的新園區都將落地。在熱火朝天的景象背後，或許意味著中印間的糾葛將更加複雜。

“緩慢的大象”能不能抓住窗口期？

• 印度並不是唯一適合發展制造業的經濟窪地，已有部分供應鏈企業將布局拓展到墨西哥、非洲、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地

縱觀世界全局，印度的發展紅利期誕生于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中美間的摩擦和俄烏沖突推動全球産業鏈加速重塑，也爲印度贏得了相對有利的戰略空間。

印度並不是唯一適合發展制造業的經濟窪地，部分供應鏈企業已在墨西哥、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地布局。圖/法新

美國總統拜登在今年5月下旬的亞洲之行中,開展了一系列被解讀爲有意主導亞洲局勢、制衡中國崛起的動作。美國先是啓動了包括印度在內的13個創始成員國的“印太經濟框架”，後聯合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召開“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會議。今年3月，日本還宣布將在未來五年向印度投資5萬億日元（約合2669億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5月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強調，“中國同地區國家一樣，樂見有利于加強區域合作的倡議，但反對制造分裂對抗的圖謀。美國‘印太經濟框架’屬于哪一類？首先要劃出一個大大的問號，看透其背後隱藏的圖謀。”

但靠近美國是否意味著印度已經加入美國的“朋友圈”，所謂的機遇期又能否真正惠及印度，其中還充滿不確定性。

由于獨特的曆史和國家體量，印度長期將自己定義爲大國。在外交政策中，印度一直保持著相對獨立的姿態。早在20世紀中葉，印度總理尼赫魯就曾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發起“不結盟”運動，在美蘇之外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黃迎虹解釋，即便印度現階段親近美國，也只是策略性的。印度始終端著大國姿態，不見得會在外交上唯美國馬首是瞻。只是在中國崛起的壓力下，印度接過了西方遞來的橄榄枝。

在中印問題上，印度已表現出明確的脫鈎姿態。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研究員王明遠撰文指出，莫迪政府推行的“中國産業替代政策”表現爲三個層次：

• 第一步，以“印度制造”取代“中國制造”；
• 第二步，以“印度資本”取代“中國資本”；
• 最後，在全球範圍內，以“美國+印度”的産業合作模式取代“美國+中國”模式。

2021年中印貿易額已達到1256億美元，中國對印度的貿易順差高達690億美元。林民旺對《財經》記者說，印度擔心的是，過度依賴中國商品，會導致印度制造業被掏空，這與美國的憂慮和大力推行的制造業回流的邏輯如出一轍。

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S. Jaishankar）在2020年出版的書籍《印度之路：不確定世界中的策略》中表示，印度在當前階段與不同對象國打交道的策略是，“與美交好、管控中國、與歐洲培養友誼、安撫俄羅斯、拉攏日本、吸引鄰國”。

但這不意味著中印關系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中印合作中的關鍵問題是信任的缺位。”黃迎虹認爲，邊境問題只是一層，中印關系還存在著戰略性的不信任。“過去經常爭論的一個話題是應該先發展經濟、再解決爭端，還是先解決爭端、再談經濟，現在也是同樣的問題”。

在黃迎虹看來，冷戰結束後世界建立了新自由化的國際經濟秩序，在世界是貿易組織（WTO）等主要機構的帶動下，全球的潮流都是開放。印度雖然在尋求中國之外的替代，但這些努力並不見得成效卓著。

一種可能的合作空間依然存在。印度FDI新政的審核仍在進行中，一些被封禁的中國App也有望通過合作的方式重返印度市場。據印度《經濟時報》報道，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就在嘗試這種可能性。

在靠近美國的策略之下，雖然近年來印度政府不斷向蘋果、三星、英特爾、思科等全球科技公司宣傳印度市場、中産階級的壯大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但成效有限。

在蘋果全球200大供應商中，設立在印度的工廠僅從2018年的七家增至2020年的九家。三星今年計劃將印度手機工廠的産能由每年6000萬部擴大到9300萬部，在全球産能中的占比由原先的20%增長到29%。

營商環境中的“硬傷”依然頑固：勞動法複雜、征地困難、缺乏穩定的電力供應、落後的物流體系、過低的行政效率等。

印度中央與各地方政府的各自爲政，也讓中央層面的一些政策推行緩慢。黃迎虹說，一些邦的執政黨與中央不同或者不是中央執政黨的同盟，常會出現地方不配合中央的情況。

這導致一些政策看似理想，在實踐的過程中卻困難重重，動員效果較差。

作爲印度經濟改革的主要領導人，莫迪推行的“印度制造”政策收效平平。2014年後，印度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反而從15%下降到了13%。與此同時，印度是年輕人口最多的大國，制造業發展進程緩慢很可能導致更嚴重的就業問題。

“印度像一頭大象，行動緩慢。”黃迎虹形容，“中國用20年可以做完的事，印度可能要50年。”

當然，印度的緩慢只是相較于中國，在新興經濟大國中，印度的GDP增速已是首屈一指。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全球産業鏈重組在過去幾十年間一直在進程中。印度並不是唯一適合發展制造業的經濟窪地，新的苗頭已經出現。楊述成觀察到，已有部分供應鏈企業將布局拓展到墨西哥、非洲、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地。隨著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的上升，産業鏈的遷徙還將持續。

手機産業鏈屬于中國電子制造業中較早一批走出去的。以手機行業爲例，楊述成判斷，印度的生命周期只有10年-15年。這說明印度的時間窗口也是有限的，特殊的曆史時期賦予了印度獨特的發展機遇，但自身是否做足了准備也尤其重要。

2019年莫迪曾提出，要在2025年前實現成爲5萬億美元經濟體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預測，這一目標要到2026-2027財年才能完成，比最初的口號晚了兩年。這當中既有疫情的影響，也有印度種種客觀阻礙尚未解決的因素。

作爲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大國，印度始終有著一分自信與驕傲：要在2030年前成爲世界第三大經濟體、GDP達到10萬億美元，要成爲世界第一大電子制造及出口國。每個口號都擲地有聲，但也頗具挑戰。

這不僅要求印度在美俄關系中左右逢源，尋求中國之外的更多替代項，還要大力改善基礎設施條件、營商環境、提升行政效率等內部環境，樁樁件件都非一日之功。

但無論如何，世界的聚光燈已經投向了印度。據世界銀行等機構預測，未來20年，印度經濟平均增長率將在8%左右，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在4.5%-5%左右。

盡管以此推測，20年後印度經濟總量將依舊小于中國，但是，如何面對一個擁有比中國更高發展速度和時代紅利的鄰國，並應對它帶來的沖擊，將是中國不得不直面的課題。

（文中劉辰、宋陽、張誠、楊彪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