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國志4]1965年突然上位，新加坡前總理是如何振興新加坡的？①

前言

　　1965年8月9日，照顧200萬人民生計的重擔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難重重，他怎樣爲新加坡人民開辟一條生路呢。

　　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怎樣蓋房子，怎樣修引擎，都有專著教導。但是，還從沒有一本書是教人如何把一群來自中國、印度和東印度群島等地的移民組成一個國家的。

　　今天，新加坡已成爲經濟發達、社會穩定和安全的全球化國家，李光耀憶述往事，把畢生治國、發展經濟和建設國防的切身體會，濃縮成幾百頁的回憶錄，讀者必能從中得到啓發。

　　40年來遍訪世界各國，李光耀跟當代世界政壇風雲人物有廣泛的接觸，共同探討國際與區域局勢。回憶錄中，他以敏銳的觀察力對他們作了生動的描述。

序言

　　我的回憶錄上冊，對象主要是新加坡讀者，沒想到中國的普通讀者也喜歡讀，共銷售了四萬冊。

　　中國讀者對這一冊會更有興趣，因爲本冊敘述了新加坡人如何用一代人的時間從第三世界晉身第一世界。在石油危機爆發之前，新加坡的經濟能夠隨著蓬勃發展的世界貿易起步，真是幸運。當石油危機在1973年爆發時，我們的經濟已經起飛，能夠以穩定的速度增長。

　　然而新加坡是個城市化的島國，國土小，人口也少。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所取得的成就並不是那麽了不起。如果中國能在兩代人的時間內，從第三世界臍身第一世界那才是偉大的成就。有了健全的行政制度和法制，加之實行自由市場政策，鼓勵競道，彼此遲早會分道揚镳，早晚要算賬。鬥爭到來時激烈萬分，幸好我們沒有被打敗。

　　那時，我們認爲新加坡未來的長久之計是重新加入馬來亞，因此在1963年9月，我們跟馬來亞合並組成馬來西亞。但是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64年7月，新加坡發生了馬來人和華人沖突的種族暴亂。我們陷入了同執政黨巫統的馬來極端分子不斷糾纏的鬥爭中，他們一心一意要建立一個由馬來人支配的社會。他們通過種族暴亂來嚇唬我們。我們則通過馬來西亞人民團結總機構，團結馬來西亞各地的非馬來族和馬來族，爭取建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到了1965年8月，我們別無選擇，只好脫離馬來西亞。

　　種族欺侮和恐嚇事件，使新加坡人情願容忍獨立自主所面對的艱辛。種族暴亂的慘痛經曆，也促使我和同僚們更加堅決地下決心建設一個平等對待所有公民，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的多元種族社會。多年來，我們制定政策時都堅守著這個信念。

　　這一冊闡述了我們在沒有馬來西亞作爲腹地的情況下，嘗試以各種方式維持獨立地位和生存下去的漫長艱苦的路程。我們越過一道道看起來不能逾越的障礙，在30年內把新加坡從一個貧困的小島發展成富強的國家。

　　1965年後的日子非常忙亂也充滿了焦慮。我們還在尋找立足點。英國在1971年從新加坡撤軍時，市場上已有足夠的就業機會，使我們避過了嚴重的失業問題，讓我們松了口氣。直到我們在1973年安然渡過全球石油危機，從容應付了油價上漲三倍的問題時，我們才對自己管理一個獨立國家充滿信心。之後，我們努力工作、策劃和隨機應變，把新加坡建設成一個能通過貿易和投資，跟主要工業國聯系起來而生存的國家，同時作爲一個在本區域成功轉口貨物、提供服務和傳播信息的樞紐。

　　正當世界經曆非常大的政治和經濟變化的時候，我們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已從1959年（我就任總理時）的400美元，增加到1991年（我卸任時）的12000美元。

　　1999年則是22000美元。從物質方面來看，我們已遠離第三世界所面對的貧困問題。

　　然而我們還需要多一代人的時間，藝術、文化與社會行爲水平才能同我們所發展的世界級基礎設施相稱。

　　這不是一本教你怎麽發展經濟、建立國家或軍隊的手冊。它收錄的是我和同僚們所面對的難題，以及我們如何想方設法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上冊是編年敘事。

　　要是這次也這麽做，恐怕篇幅會過于冗長。所以我決定按照主題，把30年的故事壓縮成600多頁的文字。

1、走自己的路

　　我們眼前困難重重，生存機會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個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人爲的。它原是個貿易站，英國把這個貿易站發展成爲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國的一個樞紐。我們把它繼承過來，卻沒有腹地，就像心髒少了軀體一樣。

　　怎麽蓋房子、怎麽修理引擎、怎麽寫書，都有專著教導。但是從沒見過有這樣的一本書，教人如何把一群來自中國、英屬印度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個民族國家，或者如何在島國轉口貿易港的傳統角色已經過時的情況下，養活島上的人民。

　　我從沒想到自己在42歲的時候，得負起管理獨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顧200萬新加坡人民的生計。1959年我35歲的時候便成爲新加坡自治邦的總理。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但是，新加坡和聯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著基本的分歧。

　　突然間，我們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獨立。我們奉命脫離馬來西亞，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從。

　　我們眼前困難重重，生存機會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個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人爲的。它原是個貿易站，英國把這個貿易站發展成爲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國的一個樞紐。我們把它繼承過來，卻沒有腹地，就像心髒少了軀體一樣。

　　使我更覺得沮喪的是，外國評論都預測獨立後的新加坡將走投無路，一名評論員甚至把英國從殖民地撤出的情況跟古羅馬帝國的沒落相比。他指出，當古羅馬軍團撤走，外邦人接管後，古羅馬帝國的法紀全垮了。丹尼斯。沃納在《悉尼先驅晨報》（1965年8月10日）寫道：“三年前，新加坡獨立是行不通的概念。從目前的情況看來，它依然是行不通的。”《星期日泰晤士報》（1965年8月22日）的理查。

　　休斯說：“花費超過1億英鎊建成的英國基地一旦關閉，新加坡的經濟將會垮掉。”

　　其實，我也有相同的憂慮，卻沒表露心中的感受。我的職責是維持士氣，爲人民點燃希望，而不是打擊他們的信念。

　　我最關注的問題是，對新加坡的基地英國會保留或能保留多久。他們會不會因爲新馬分家的方式而縮短留下來的時間。威爾遜首相已經面臨後座議員的反對，對他們來說，在蘇伊士運河以東駐軍的政策代價太大，不得人心。這個政策對工黨政府爭取選票毫無幫助，他們需要撥款作爲福利和其他能贏得選票的用途。只有一個國家能保障東亞的安全和穩定，那就是美國，但是美國卻在越南遊擊戰爭中泥足深陷，它的歐洲盟友和亞非政府都非常不喜歡這場戰爭。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美宣傳在第三世界收效很大。我認爲，新加坡要讓美國繼承英國所扮演的角色，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政治代價很大。單靠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則又威望不夠。

　　我擔心的是，英國對本區域的影響會無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反之美國的影響將擴大。我們這一代在帝國時代成長，這樣的改變不容易適應。少了英國扮演緩沖角色，我只能向美國勢力妥協。英國人在行使他們的意志時，總還客客氣氣。美國人就不同。我可以從他們怎樣對待越南南方領袖，甚至是那些處境沒西貢那麽糟的泰國和菲律賓領袖看出來。美國是個如日中天的強國，肌肉發達，慣于耀武揚威。此外，我還有加強個人保安措施的累贅。這真是令人厭煩。分家後，負責保護我的警官曾經提醒我，馬來西亞的馬來文報刊、電台和電視台已把我視爲最可恨的人。

　　當時，這些報刊仍在新加坡發行，電台和電視台的廣播，新加坡也收聽收看得到。

　　後來，他又進一步勸我搬離歐思禮路的住家，直到他們改裝好我的住家之後，才搬回去。保護我的保安人員人數也增加了，原本只有一個。他考慮得周到，也暗中保護芝和孩子們。種族狂熱主義者所造成的威脅是防不勝防的，他們不像共産黨人那樣理智而深謀遠慮。共産黨人知道對付芝或我們的孩子其實並沒有什麽好處。我和芝有三四個月暫住在樟宜別墅，那是一座靠海的政府度假屋，位于“受保護地區”

　　範圍內，附近是樟宜皇家空軍基地。那時我不定期地召開內閣會議，每次開車到政府大廈開會，會有一輛保安警衛車跟著，前面則有車隊開路，交通因此受到幹擾。

　　在必須做緊急決策時，我會跟有關部長進行電話會議。這使我得以從沒完沒了的會議中抽身。由于我在度假屋辦公，所以我的私人助理和我那忠心耿耿的內閣秘書黃水生，得天天到那裏去。高度假屋不遠是皇家空軍的九洞高爾夫球場，它讓我在處理源源不斷的文件和記錄的日子裏，得以放松身心。我會打九個洞的高爾夫球，有時跟一個朋友一起打，有時自個兒打。芝總是在一旁陪著我走來走去。

　　三個孩子還得上學，所以只好留在家中，忍受工人建築一道狀似蜂窩的圍牆所造成的不便。建築圍牆是要把我們前門的門廊和公路隔開。在防彈玻璃還沒運到以前，他們暫時用鋼片封住窗口，那種感覺就像是在牢房裏生活一樣。幾個月後，工人終于裝上玻璃窗，我們全家才如釋重負。當我回到歐思禮路住家時，已有辜加警察（英國人從尼泊爾招募來的）在站崗。我想，不論是華族警察向馬來人開槍，或是馬來警察向華人開槍，都會引起廣泛的反響。而辜加警察是中立者，他們以絕對的紀律和忠誠著稱。這一切安排令我倍覺不安，也凸顯了建立一支軍隊來保護這個脆弱的獨立國的迫切性。

　　我面對許多急務，首先是爭取世界各國承認新加坡的獨立，包括加入聯合國。

　　我委任拉賈拉南（我們稱他拉惹）爲外交部長。他是個非常適合的人選。戰前和戰爭時期他在倫敦求學就已經以反殖民主義著稱，但卻不是激進派。他友善、誠懇、溫文爾雅，懂得在堅持立場和外交妥協之間，取得准確的平衡。不論在國內或在海外，後來跟他共事過的人都很愛戴和尊敬他。隨著越來越多國家承認新加坡的獨立，副總理杜進才和身爲外交部長的拉惹，在1965年9月一起啓程到聯合國，坐上了新加坡的席用他們自己的港口，不經過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貿易夥伴和出人口商做生意。

　　如今新加坡已不再是英國統治的廣大地區的中心。作爲一個獨立國家，新加坡要怎麽生存？我們必須理出一些頭緒，因爲當時的失業率高達14％，而且有上升的趨勢。

　　我們還得讓人民以跟英國統治時期大不相同的方式來謀生。過去，工人辛勤地在倉庫裏爲堆得滿滿的橡膠片、胡椒、椰于、白藤進行加工處理和分級，爲出口做好准備。但是，這些來自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進口來加工處理和分級了。由于其他國家都不像新加坡，我們必須創造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嘗試采用世界其他地區從未嘗試過的新方式。跟我們最相似的香港當時仍然受英國統治，而且有中國作爲腹地，在經濟上它幾乎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跟資本主義世界非共産黨國家進行貿易的中介。

　　思量了這些問題和眼前的有限選擇之後，我得出結論，這個位于東南亞的城市島國要生存下去，就必須非比尋常。爲了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做出非比尋常的努力，使我們的人民更加團結，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適應力，工作效率必須比鄰國高，成本卻比他們低。他們一心要繞過我們，取代我們一直扮演的區域轉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我們必須與衆不同。

　　我們最珍貴的資産就是獲得人民的信任。人民（包括抱著懷疑態度的說華語或方言的左傾人士在內）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資産階級領袖挺身而出，維護他們的利益。我們小心翼翼對待這份剛獲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當和貪汙而糟蹋了它。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的具有戰略意義的世界級天然港口，是我們有限的資産之一。爲了能充分利用這個優勢，我需要這股政治力量。

　　另一份珍貴資産是我們的人民勤勞、節儉、願意學習。他們雖然分成了幾個族群，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業和其他苦難由大家平等分擔，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數族群頭上，他們就會和平共處。確保多種語言、多種文化、多種宗教組成的社會團結一致尤爲重要。同樣重要的是使這個社會變得剛強勇猛、沖勁十足，以便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但是要如何進入這個市場，我當時並沒有答案。

　　沒人要我們把英國人趕走，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本能使然。如今我們必須爲200萬人民的安全和生計負起責任。無論如何，我們非取得成功不可，否則推一的生存抉擇就是重新合並，但是必須依照馬來西亞的條件，像馬六甲和擯城一樣，成爲馬來西亞的一個州。

　　這個時期，我不斷接到政府部長和官員們寫來，標明“立即處理”或是“緊急處理”的便條，其中最迫切需要處理的，是關于有必要迅速建立軍隊的問題。可是，要怎樣建軍呢？

　　我睡不安枕。芝請醫生給我配些鎮靜劑，但是我發覺在晚餐時喝點啤酒或葡萄酒，效果勝過鎮靜劑。當時我40出頭，年紀輕，精力充沛。不論一天的工作多麽辛苦繁忙，我總是在黃昏時分，花兩個小時在高爾夫球練習場打上50到100個球，並跟一兩個朋友打一場九個洞的高爾夫球。那時的我經常睡眠不足。有一天近中午時分，剛履任的英國最高專員約翰。羅布急需向我怕達英政府的口信，我在家中躺在床上接見他，因爲我實在太累了。他一定是向英國首相威爾遜彙報了這個情況，因爲威爾遜向我表示了他的關心。我在1965年 8月23日回信說：“請別爲新加坡擔心。即使在極度痛苦的時刻，我和同僚們都會保持冷靜和理智。在政治棋盤上舉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們會衡量所有可能發生的後果……我們的人民具有戰鬥的決心和確保生存的條件。”

　　1965年8月9日，我帶著惶惑不安的心情啓程，走上一條沒有路標和茫無目的的道路。

2、好男要當兵

　　應付馬來西亞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計劃，最佳的威懾力量就是讓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裝部隊，它也得考慮是否有能力鎮壓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藥的全體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種族背景，平等對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成一個團結的群體之外，我們也必須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裝部隊最高層一些最優秀的人員。

　　同馬來西亞分家四個月後，1965年12月國會開會前，負責指揮馬來西亞駐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爾薩戈夫准將來見我，堅持要由他的電單車警衛隊護送我到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