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國樑）
1959年新加坡成爲自治邦，從1960年的報章上已經可以看出新馬合並的端倪，合並勢在必行，只在于如何化解新馬之間政治理念的差異，取得共識。馬來亞人的馬來亞，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馬來人的馬來西亞……。政治鬥爭風起雲湧，在新加坡近代史上的成與敗並不真正代表成王敗寇，而是讓人們對第一代人爲了理想而奮鬥的人生肅然起敬。到了第二代與第三代人，獻身的定義已隨著整個社會的經濟人文變遷而複雜化。
從1960年代初所發行的大量書籍來看，新加坡國家意識已開始起步，並通過文藝創作表露對這塊土地的歸屬感。例如：
新加坡頌（趙蘭香，羅靈鳳）
朋友
這裏有一支歌
—一支熱情的歌
用來歌頌我們的城市
用來歌頌我們的保姆
—新加坡
…..
新加坡
正如她的名字一樣
像一只勇猛的獅子
反轉身來
大聲怒吼
向全世界
想起寒食節的人民
宣告自治
…….
1963年新馬合並後，新加坡成爲馬來西亞十四州府中的一員。由于合並的過程過于倉促，大方向與細節都沒有仔細考量，PAP與巫統（UMNO）之間無法取得共識，新加坡州與聯邦政府關系無法正常化，結果爲兩年後的分家埋下伏筆，其中最明顯的分歧是治國的理念。
（馬來西亞的誕生：歌舞升平？）
新加坡的主要政黨都是由多元種族組成，而非爲了凸顯某個族群的利益，因此各族群的機會均等，沒有所謂的特權。行動黨政府也相信教育是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素質的最佳途徑。至于馬來亞的政黨則沿著種族這條線路：UMNO-馬來人，MCA-華人，MIC-印度人。政黨的首要目標是維護自己族群的利益，馬來人是所謂的土著也是多數族群，因此受到特別的照顧以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1964年4月PAP參加聯邦選舉，希望通過這條道路登上馬來西亞全國的政治舞台，受巫統控制的馬來文報章進行反擊，散播“行動黨政府虧待馬來人”的信息。一位行動黨議員在發出邀請信給基層會議的出席者時只用英文和華文書寫，被《馬來前鋒報》在社論中借題發揮：“和華文教育受重視程度比較，馬來文教育根本微不足道。…行動黨偏袒華人，而馬來人則受到嚴重的壓迫。”
合並後，巫統通過各種途徑來撈取政治資本，當時哥羅福、甘榜格南和梧槽(Crawford, Kampong Glam, Rochor)等地區重新發展，2500戶人家必須遷徙，其中包括200人來自馬來家庭。巫統就趁機指責行動黨政府不理會馬來人的利益，強行拆散3000馬來人的家園。
1964年7月12日巫統秘書長賽加化阿峇（Syed Jaafar Albar）在巴西班讓的新星戲院（New Star in Pasir Panjang）發表演講時把巫統反華人、反新加坡政府運動推向高潮。賽加化阿峇說：“我們馬來人在新加坡長期以來受到（行動黨政府）間接和直接的壓迫。……現在新加坡雖然通過加入馬來西亞成功取得獨立，不過，馬來人的命運比他們在日治時期時還要悲慘，這正是巫統爲什麽在今天召開大會的原因。……我對新加坡的馬來人和回教徒所顯示的團結感到高興，他們准備爲我們的種族（馬來族）和未來的子孫獻上他們的生命。只要我們團結，沒有力量可以打擊我們，沒有力量可以羞辱我們，沒有力量可以削弱我們，哪怕是一個李光耀，一千個李光耀，我們也要把他們全部消滅！……”
這場來自150個馬來團體數千人的集會以“Kill Lee”“Kill Othman”收場。
一個星期後，1964年7月19日，李光耀和當時的馬來族社會發展部長奧斯曼沃（Othman Wok）會見上千名馬來社團領袖，承諾給予馬來人教育與培訓，使他們能夠和頂尖的非馬來族群競爭。李光耀同意新加坡的馬來人有特殊定位但不能享受特殊權利，因此不能像馬來西亞其他州的馬來人一樣有免費的土地和安排工作。隔天，新加坡巫統行動組領袖Ahmad Haji Taff嚴詞指責李光耀應該集中火力，解決華人的私會黨問題，而不是分化馬來人與華人。他認爲李光耀根本沒有照顧到各族群間的感受。
1964年7月21日下午1時30分，大約兩萬名回教徒聚集在政府大廈前大草場，准備進行回教先知莫罕默德誕辰紀念日的盛大遊行。新加坡巫統代表宗教事務負責人賽阿裏要求所有的新加坡馬來人團結起來爭取他們的權利：“我們必須證明給他們（非回教徒）看，馬來人可以團結，我們必須合作，一起站起來！”
(遊行隊伍)
新加坡巫統秘書長賽依薩也在現場發表演講：“（如果回教徒的）堡壘、生活的土地和宗教受到幹擾，回教徒有義務爲國家的安全和利益犧牲他們的生命和財産……這是回教的教義。”
下午4時過後，遊行隊伍浩浩蕩蕩的沿著美芝路、阿拉街和維多利亞街 （Beach Road, Arab Street, Victoria Street）步行到加冷路 (Kallang Road)，朝向芽籠士乃 (Geylang Serai)走去。
（遊行路線圖）
奧斯曼沃（Othman Wok）也參與那場遊行。他說當PAP的遊行隊伍走過Arab Street的時候，一群馬來青年站在一旁高聲喊道：“Hidup Cina. Mati Melayu”，蓄意煽動分化馬來人與華人的情緒。
（Othman Wok，在Arab Street回憶當年的緊張局面）
當遊行隊伍來到舊日的火城–加冷路和甘榜蘇布(Kallang Road, Kampong Soo Poo – today’s Kallang Avenue)的交界處時，不幸的事件終于發生，引發大規模的7.21華巫種族暴動（Prophet Muhammad Birthday Riots）。
（火城-暴動現場）
（警察在火城煤氣廠外）
當芽籠一帶發生種族暴動的消息傳開後，原本在暴動中處于守勢的華人，開始在全島各個以華人居多的地區以牙還牙，攻擊馬來人。從傍晚6時半開始，小坡奎因街、維多利亞街、梧槽路以及橋北路（Queen Street, Victoria Street, Rochor Road, North Bridge Road）一帶也發生了種族暴亂。警方動用了所有的警察鎮壓暴動，政府在晚上8時23分宣布全島進入緊急狀態，並在9時30分實施全島性戒嚴。
（報章的報導）
8月2日，政府在情況穩定後解除戒嚴。在7月的種族暴動中，總共有23人死亡，450人受傷，3568人被捕。
（被活活打死的三輪車夫）
聯邦政府指責新加坡政府虧待新加坡的馬來人是造成種族暴動的主因。他們引用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現任內閣資政）在6月30日種族暴動之前爲一個人民行動黨支部主持開幕禮時所說的話：“我們（馬來西亞的不同種族）必須和平共處，不論是43%的馬來人和土著、 40%的華人、10%的印度人以及7%其他種族的人士，都必須和諧的生活在一起。如果他們想互相壓制，那麽他們之間將出現爭端，這將造成馬來西亞的動亂。我籲請所有的人民具有耐心並設法了解對方。”
這番話卻被7月3日《馬來前鋒報》的報道歪曲，指責李光耀發表“馬來西亞的43%馬來人不能趕走60%的華人和其他種族人士”的言論，賽加化阿峇甚至警告李光耀：“如果李光耀要將馬來人殖民化，我們將會把他擊倒！”《馬來前鋒報》也在社論中進一步指李光耀對新加坡馬來人進行“逼遷”，試圖分化新加坡的馬來社群。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勸請人們保持冷靜）
當時的外國觀察家卻不認同巫統的觀點。英國駐馬來西亞最高專員Antony Head在寫給英國共和聯邦事務部長的信中指出：“賽加化阿峇以煽動性的演講全面挑起馬來人對華人的敵對情緒，我不認爲巫統應該任由一位高層的黨領袖發表這樣的言論，這不只會制造分化和擾亂情緒，還可能會造成麻煩。”
澳洲駐馬來西亞專員（Australian Deputy High Commissioner） W. B. Pritchett認爲：“…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UMNO wa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e riots. Its members ran the communal campaign or allowed it to happen.”
紐西蘭外交部的報告：“從我們所收集到的資料顯示，李光耀（所領導的政府）以開明的方式對待新加坡的馬來人，這種有技巧的處理方式足以讓人民行動黨在1963年的新加坡大選中贏得大部分的馬來選票。”
美國駐新加坡領事Arthur H. Rosen 的報告：“這些人（聯邦政府領袖）指責李光耀在6月30日的演講導致馬來領袖的敵對反應，可是過去幾個月來（巫統）進行了反李光耀的運動，他們卻當這個事實從沒發生過。”
美國駐吉隆坡的首席秘書Robert W. Moore 對《馬來前鋒報》的報道表示置疑：“沒有任何報道像它（《馬來前鋒報》）那樣，把李光耀的講話理解成那麽具有敵意。”
由于新加坡的警察和內部安全掌握在聯邦政府的內部安全部長手上，這使得馬來極端分子在以煽動種族情緒爲手段攻擊新加坡政府時，顯得肆無忌憚。盡管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和內部安全部長依斯邁醫生屬于較溫和的馬來領袖，他們顯然沒有出面阻止馬來極端分子的反行動黨運動。當新加坡爆發種族暴動時，這兩位馬來領袖剛巧都身在國外。
行動黨在合並的幾個月內，顯示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實力，成功的把許多支持“建立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概念的反對黨組織起來。賽加化阿峇則是巫統領袖的打手，對新加坡抱著極端敵視的態度。他所發表的激烈的言論只見于馬來文報章，尤其是《馬來前鋒報》。《馬來前鋒報》被巫統收購後，成爲賽加化阿峇散播言論、發揮影響力的特別工具。
（Syed Jaafar Albar賽加化阿峇）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選舉，新加坡巫統慘敗，原本控制的芽籠士乃、甘榜景萬岸和南部島嶼這三個選區也被人民行動黨奪取。賽加化阿峇立刻向行動黨政府發動攻勢，指責PAP贏得三個馬來人選區議席後恐嚇芽籠士乃的馬來人，把爆竹丟進他們家裏。李光耀以爲PAP支持者真的這麽做，于是在電視訪談中表示道歉，過後查明這是空穴來風，但賽加化阿峇已經成功地勝了輿論這一局。
賽加化阿峇也經常利用馬來人在新加坡族群中成就最低、生活最窮困這現象，挑起馬來人不滿的情緒。事實上新加坡馬來人的子女享受免費教育，這是其他種族的孩子所享受不到的。不過新加坡並不像馬來西亞，發給馬來人固定配額的德士和小販執照，而是通過教育來提高馬來人的競爭力，自力更生。
（當年典型的甘榜，居住環境和衛生設備簡陋，生活節奏緩慢）
1964年7月12日巫統秘書長賽加化阿峇在巴西班讓新星戲院的馬來政黨大會，主題是“討論新加坡馬來人在行動黨統治下的命運和處境”，所有主要的馬來政黨都出席，其中三個還是親印尼的政黨。當天“Kill Lee”“Kill Othman”的會議過程，晚上通過吉隆坡馬來西亞電視台播出。馬來文報章煽動馬來人的激烈言論，在馬來西亞各地引起憤慨的情緒。7月14日，聯邦警察總部宣布遠在新加坡以北500英裏的威斯利省大山腳發生種族事件，造成二死13傷。
1964年7月21日，2萬5000名參與回教先知莫罕默德誕辰紀念日的回教徒遊行隊伍經過華族居民占多數的加冷煤氣廠。當時從馬來半島調來的聯邦警察後備隊的一名隊員，要求一群掉隊的遊行隊員回到隊伍中。這群人不聽從他的要求，反而對他拳打腳踢，接著便發生一連串的騷亂事件。
在種族暴動的23名死者中，馬來人和華人一樣多。原來當時馬來軍團和以馬來人爲主的聯邦警察後備隊公然偏袒，許多華人的生命受到威脅，華人私會黨徒進行報複，結果一發難收，釀成失去理性的連串暴力事件。
賽加化阿峇說之所以發生7.21華巫種族暴動，是因爲“新加坡有個惡魔，使馬來人和華人互相對抗….爲什麽在英國、日本、馬紹爾和林有福政府統治下，新加坡沒發生過這樣的事件？那是因爲李光耀一直嘗試向我們的民族主義精神挑戰，並加以戲弄。…”
新加坡政府全面收集可靠的資料，發表一份備忘錄，暴露極端分子計劃性地利用傳媒，編造謊言，惡毒地歪曲事實，挑起種族情緒：
“本備忘錄認爲，這次的情形跟以往不同，影響力很大的政治領袖和報章，竟然獲准連續多個月進行公開和持續性的種族和政治宣傳。這些從事種族宣傳的人並不是那些名不見經傳，並且資源有限而無法散步信息的狂熱分子。警方也沒有在一發現種族禍端出現時，就立刻加以制止。這一次，借端生事的種族主義宣傳者，包括同中央政府和馬來西亞執政黨關系密切的人士和報章。”
（1963年，李光耀通過電台作12次廣播，解釋新馬合並事宜。合並後的矛盾事與願違。）
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以暧昧的姿態來诠釋這起種族暴動。1964年8月他從美國回來，談起這宗暴亂：“我一向要求身爲領袖的人說話要謹慎，避免引起爭吵，可他們當中還是有人說話時很不小心，以致發生這些事件。”東姑指的到底是賽加化阿峇還是李光耀，字裏行間非常模糊。
（1962年，李光耀和東姑動身前往倫敦，商談建立馬來西亞）
東姑原本堅決反對合並。1960年5月，他在倫敦告訴馬來亞留學生，新加坡的政治思想和種族結構跟聯邦不相同；加上新加坡有130萬華人，會使馬來亞人不知所措，破壞聯邦的甯靜氣氛。他認爲新加坡許多受華文教育的華人和新移民，始終效忠中國，很少關心馬來亞。
後來，東姑接受英國的看法，認爲必須控制新加坡的內部安全才能維護馬來亞的安全，因而改變初衷，贊成“大馬來西亞”的合並方式。1961年5月27日，東姑在新加坡出席東南亞外國通訊員俱樂部的午餐會時發表演講：“馬來亞遲早應該同英國以及新加坡、北婆羅洲、文萊和砂勞越的人民取得諒解。…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展望這個目標。”他也表示新加坡華人的自然傾向，是使新加坡成爲一個小中國。如果新加坡和聯邦的人民決定使馬來亞像過去一樣，繼續作爲我們唯一的家園，這對各方都是好事。
（1964年3月22日，行動黨在吉隆坡蘇萊曼廣場的群衆大會，萬人空巷。巫統視爲極大威脅）
7.21事件平息後，1964年12月9日，東姑在新加坡大學醫學院晚宴上發表談話，指出新加坡的政治充滿花招，“新加坡比馬來西亞其他地方較少和諧的氣氛，這就是我當初不急于把新加坡引進馬來西亞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各種色彩和閃電（行動黨的黨徽）的政治人物不同意我的見解，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脫離馬來西亞。”
1963年9月16日新馬合並後，新加坡和中央政府對治國方針所持的不同看法日益顯著，第一次發生公開爭議是在三個月後。12月21日，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批評馬來西亞的年度預算案沒有給予提升社會狀況足夠的預算。在合並前，新加坡和馬來亞政府談判時，就提到了設立單一市場。馬來亞政府當時也同意在合並後逐步實行單一市場政策，條件是新加坡必須提供一億五千萬元貸款給砂勞越和沙巴，15年內還清。新加坡因此希望在合並後能夠加強貿易。
馬來西亞中央政府並沒有實行單一市場的進展，加上印尼實行對抗，使得新加坡的經濟受到很大的影響，于是決定延遲貸款。新馬雙方都稱對方在拖延時間，不遵守承諾。新加坡的商人也開始投訴中央政府歧視他們，沒有讓他們和其他州獲得相同的利益，反而對他們實行固打制。
1964年12月，當時馬來西亞財政部長陳修信說因爲印尼的對抗活動而導致軍備預算案增加，中央政府要求新加坡將上繳中央的稅收從40%增加到60%，新加坡則認爲這對自己不公平，因爲其他州屬並沒有因此增加繳稅。雙邊經濟的矛盾繼續升溫。
同月，中央政府宣布將關閉新加坡的中國銀行的分行，原因是中國銀行在資助馬來亞共産黨的武裝活動。由于中國銀行對新中貿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新加坡極力反對。但是，中央政府還是宣布要在1965年7月關閉銀行。
1964年，行動黨參加了聯邦選舉。他們認爲既然聯盟黨可以在泛馬來亞的名義下參選，行動黨應該也可以這麽做。結果，行動黨由蒂凡那贏得一席，成爲馬國會最大反對黨（行動黨在新加坡州議席有12個，總共有13個議席）。巫統把行動黨的參選看成對國內馬來人的統治地位的挑戰，加深了巫統與行動黨之間的摩擦。
1964年7月29日種族暴動後，8月18日，東姑阿都拉曼從華盛頓回國，途徑倫敦，會見英國首相。英國首相Harold Wilson對東姑提出忠告，經過新加坡的種族暴亂後，馬來西亞要鞏固實力，最實際的辦法就是同行動黨成立聯合政府。東姑表示絕對不能接受這項建議，巫統不會允許新加坡插手幹預馬來世界。
1964年9月，由于印尼特務的挑撥離間，新加坡再度發生種族暴亂。印尼特務將一名馬來族三輪車夫謀害後逃走，馬來人認爲是華人幹的，于是展開報複行動，造成12人死亡，109人受傷。巫統內的極端分子將李光耀比喻成馬來西亞的公敵，雙邊關系持續惡化。
1965年5月8日，行動黨和其他主要的反對黨所成立的馬來西亞團結聯盟（民主聯合黨、人民進步黨、人民聯合黨、砂勞越馬欽達黨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簽署了宣言，呼籲落實“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意味著這個國家不應該被確認爲任何單一社群或種族可以享有無上的地位、福利和利益。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是針對馬來人的馬來西亞、華人的馬來西亞、達雅人的馬來西亞、印度人的馬來西亞、卡達山人的馬來西亞的一項反題。各不同種族的特殊和合法權益，都必須在所有種族的集體權利、利益和責任的範圍內爭取和促進。支持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理念，在理論和實踐上，就是教育和鼓勵馬來西亞各族人民，在選擇政治路線的時候，不要以種族和宗教爲基礎，而應以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共同的社會與經濟目標爲基礎。
巫統認爲這是李光耀帶頭搞亂，當時東姑率先抨擊“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口號，認爲這是企圖挑撥華人反對中央政府。巫統黨內激進人士非常不滿李光耀的行爲，要求東姑將他逮捕。新聯邦應該是個真正的多元種族社會還是由馬來人支配，對此雙方爭得越來越厲害，以致兩者的結合受到了損害。東姑發現，如果繼續讓新加坡留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兩百萬華人將嚴重威脅到馬來西亞的種族結構和馬來人的地位，有朝一日它甚至將挑戰中央政權。東姑爲了避免紛爭進一步惡化，決定將新加坡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上午十點，廣播電台和麗的呼聲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斷，廣播員莊嚴地讀出一份只有九十個字的宣言，從此改變了新加坡人民和馬來西亞人民的生活：
（收聽電台廣播：新加坡將永遠是一個自由、獨立與民主的國家）
“自由與獨立永遠是人民的神聖權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總理的名義，代表新加坡人民與政府，宣布從 1965 年 8 月 9 日起，在自由、正義、公平的原則下，新加坡將永遠是一個自主、獨立與民主的國家，我們誓將在一個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裏，永遠爲人民大衆謀求幸福和快樂。”
“Whereas it is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a people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I, Lee Kuan Yew,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do hereby proclaim and declare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that as from today, the ninth day of August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ixty-five, Singapore shall be forever a sovereign, democratic and independent nation, founded upo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justice and ever seeking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her people in a more just and equal society.”
（1965年8月9日，總理李光耀在記者會上怅然落淚）
1965年8月9日，東姑阿都拉曼向馬來西亞國會解釋：“我們最終發現，只有兩條路可走：一、爲一些新加坡領袖的作爲而采取鎮壓措施，對付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領袖；二、我們現在所采取的行動，就是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斷絕關系。”
巫統秘書長賽加化阿峇對新馬分家這一決定感到愕然，這個決定與他想要見到把李光耀革職的結局背道而馳。他走出國會，不參與投票。馬來西亞國會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同意將新加坡驅逐出聯邦。
（東姑阿都拉曼：我們最終發現，只有兩條路可走）
1966年，新加坡的建國元勳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以維護族群和諧的理念和推展多元文化的信念爲主題，草擬了國家信約。短短兩年的經曆使他感觸良深，人民之所以會分化，主要是種族、語言和宗教所引起的；只有放下岐見，存異求同，才能夠建立一個安居樂業，國民深感自豪的幸福家園。國家信約所涵蓋的新加坡夢其實也是第一代元老拉惹勒南從政的願景。
（拉惹勒南：追求快樂的幸福家園）
1966年8月25日，各中小學50萬名莘莘學子第一次念起新加坡國家信約。教育部的指導原則說爲了表示對信約的尊重，念信約時必須對著國旗，舉起右手，就像宣誓一樣。
1988年6月27日，教育部的指導原則改成從“心”出發，念信約的手勢是軍隊步操中所使用的“ta’at setia”，右手握拳放在左胸前，代表真心與忠誠。
（1966年，新加坡獨立後第一周年國慶遊行）
2006年新加坡大選前最後一晚的群衆大會，工人黨通過念國家信約來提醒擠滿實龍崗體育場的群衆，必須從容接受隔天選舉的結果，實現信約的新加坡理念，技巧性的爲競選活動畫上句點。
拉惹勒南的草稿是新加坡國家信約的雛形，不過通過信約來團結國民是教育部所提出的概念。1965年10月，教育部首席助理行政秘書 William Cheng提議通過國家信約來塑造國民的愛國意識，他的建議獲得教育部長王邦文的支持，並委任當時的教科書與課程發展顧問 Philip Liau和政治研究中心主管 George Thomson負責起草。
王邦文將兩份草稿交給剛從文化部“跳槽”到外交部的拉惹勒南，集思廣益。拉惹勒南看過草稿後，寫下了他心目中的信約，這份信約經過各個政府部門及總理李光耀的反複修改，最後通過內閣決議生效。
拉惹勒南的原稿寫道：
“We, as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to forget differences of race, language and religion and become one united people,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justice and equality will prevail and where we will mark happiness and progress by helping one another. ”
經修改後的信約：
“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我們是新加坡公民,誓願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並爲實現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
42年後，王邦文追憶新馬分家前後的曆史，當時他認爲必須讓人們認識到新馬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馬來亞，新加坡已經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因此必須通過某些途徑來提高國民的凝聚力。信約的概念就是在這個大前提下誕生的。
“When we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we were trying to inculcat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at we are now independent from Malaya. So I thought we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gel the people togethe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Mr Ong Pang Boon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7.
不經一番徹骨寒，怎得梅花撲鼻香。今天念國家信約，如果不了解信約背後的一段來時路，又怎能領略信約的內涵，所包含的幾許辛酸，和對現在與未來的期待？
（文/李國樑，感謝作者授權新加坡眼微信公衆平台發布本文，與網友們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