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晨
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影響力不斷增強，東南亞華文教育和華文報刊得以恢複發展，華文文學迎來新的發展契機。東南亞華文文學與世界文化交流的增強，亦促使其發展出多層次、多維度的文學樣貌。
經過幾代作家不懈努力，東南亞華文文學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與資本，呈現出“文化認同”與“本土意識”、“現實主義傳統”與“現代性追求”相互補充、融合的發展趨勢。
東南亞華文文學的複興
東南亞華文文學的複興，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國表現尤爲突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老一輩作家方北方、韋暈分別創作了《花飄果墮》《使徒行傳外記》，吳岸、姚拓、李過、原上草、駝鈴等老作家也不斷推出新作，注重現實性和鄉土性，藝術表現形式不斷創新。
在前輩作家現實主義創作風潮影響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批出生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東南亞本土作家逐漸成熟起來。曾在上世紀末以《吉陵春秋》《海東青》等作品馳名台灣文壇的旅台馬華中生代作家李永平，新世紀以來先後出版了《雨雪霏霏》《大河盡頭》《朱鸰書》等作品，其中《大河盡頭》對婆羅洲的書寫極富東南亞華文文學特色。祖籍河北、出生于台灣、後定居馬來西亞的作家戴小華的新作《忽如歸》，則以紀實筆觸回溯了自己的家族在時代動蕩中的遷徙史。
上世紀末，華文報刊的作用再次凸顯出來，《星洲日報》《南洋商報》《蕉風》等華文報刊積極舉辦文學獎評選、培養新生代作家。《星洲日報》自1991年開始舉辦“花蹤文學獎”，每兩年一次。舉辦二十多年來，黎紫書、龔萬輝、曾翎龍、梁靖芬等一大批新生代作家脫穎而出。他們的創作心態多元開放，在作品中往往表現出雙重邊緣意識、曆史關懷和東南亞鄉土情結，通過作品表達對華族命運的現實關懷以及對創造多元文化中獨特的華文文化的追求。隨著這些新生代作家的逐漸成熟，他們的身份也慢慢由參賽者轉變爲評獎者，標志著東南亞華文文學進入世代更替的新階段。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外，泰國作家巴爾的長篇小說《湄河之濱》體現了老一代泰華作家從事業余創作數十年，爲大衆創作的宗旨；菲律賓作家施約翰的小說《天涯》中的羁旅情懷，充分表達了對東南亞華人生存狀態的關注；印尼作家黃東平反映荷蘭殖民統治下爪哇農村災難的小說《女傭細蒂》曾在《聯合早報·小說版》連載3個多月，引發極大關注。
與本土文化良性互動
多年來，東南亞華人秉持對中國文化較強的認同感，積極建設並維系當地華人社會圈。隨著東南亞華人日益融入所在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其主體意識不斷發生改變，文學表現形態也隨之變化，導致東南亞華文文學在保留原有的中華文化傳統的同時，開始植根于東南亞土地，顯示出愈發強烈的本土意識。
一般而言，各個時期自中國移民至東南亞地區的第一代華人都有著較爲濃重的僑民意識，作爲曆代移民東南亞的開拓者，他們既有對故土的眷戀，也滿懷在新家園奮鬥的雄心；他們的子女——第二代華人已是在東南亞土生土長的華裔群體，雖然對祖籍國充滿文化想象，但其認同已經有所轉向。而第三代華人及其後裔，在二戰後出生，他們的認同已經在全球化趨勢中喪失了穩定性。
相較于前代作家，今天的新生代華文文學作家有著更強烈、更自覺的意識，他們從身份認同的桎梏中跳脫出來，試圖通過創作探求海外華人在現居國如何既保有自身民族性，又與當地文化中的本土性構成良性互動。這種轉變與融合在新加坡作家梁文福的作品中得到充分體現。梁文福不僅在詩歌、散文、小說等領域創作成績驕人，還是東南亞著名的歌手和詞作者，他的《煙水和風沙》《其實我是在和時光戀愛》等作品，充滿了將中國古典詩詞內化後的重新翻用。他通過巧妙營造意象，借用象征、隱喻等手法，融合本土化的敘事，使詩歌具有超強的表現力。同樣，陳大爲的詩集《治洪前書》《再鴻門》《盡是魅影的城國》也以獨特的見解對曆史人物和事件進行重新诠釋，企圖通過個人視角建立一個包含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東南亞華人祖先墾殖拓荒的移民史和個人家族命運史在內的龐大曆史圖景。黎紫書的《炎場》以追憶的形式寫出了東南亞由“異鄉”變爲家園的轉變過程。
這些崛起于全球化語境中的新生代、新移民作家，與現居國的關系擺脫了前輩作家的緊張性，他們巧妙利用介于祖籍國和現居國間的雙重“邊緣”屬性，以文本呈現出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
多元互補的創作手法
東南亞文學受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感召，選擇現實主義作爲基本創作方法，立足于表現東南亞殖民地底層勞苦大衆的生活、反映他們改變現狀的強烈願望和要求。在戰後東南亞華文文學複興過程中，新馬的方北方、韋暈，泰國的年臘梅、方思若，菲律賓的施穎洲、林濤，印尼的周穎南、馮世才，緬甸的黃綽卿等都是特點鮮明的現實主義作家。另一方面，戰後東南亞各國走上獨立之路，各國、各代作家在重新梳理曆史時的想法與心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反傳統的西方現代主義思潮高漲，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關注個人內心的真實及作品的形式技巧。現代派大多在作品形式上下功夫，有時難免晦澀艱深，但也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了早期東南亞華文文學現實主義作品中略顯淺陋的缺陷。二者的關系在經曆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幾次論爭之後漸趨緩和，現實主義作品的文學技巧有所提升，而現代派的作品也開始注重在思想主題上走向反映社會問題的層面。
近年來，東南亞華文文學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開始出現合流，新生代作家采用曆史反思、存在主義、象征主義、女性主義、後現代等多種手法創作了大量反映東南亞地區華人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問題的作品。黎紫書的《州府紀略》通過尋覓個體人物在特定曆史語境中被剝奪的蹤迹重述曆史，不動聲色地淡化了傳統的政治話語，以碎片化的手法顛覆主流話語敘事。張貴興的《群象》《猴杯》，通過感覺化敘事和感官性處理將東南亞社會現實世界中的雨林再現出來。吳岸的《牆》《舞者》《信念》等詩作成功運用象征手法，達到了寫實與寫意的完美結合。朵拉的《鍾擺》《唱片的日子》通過人變成鍾擺、唱片反映了人性的異化，影射現代人的迷茫與困惑。唐珉的《複活》以魔幻現實主義和黑色幽默的手法寓示底層勞動者的悲慘境遇。翁弦尉的《棄物祭文》運用意識流的手法，以開放式的結構賦予了語言新的活力，極具實驗性和現代性。現代主義創作手法立足于東南亞社會發展起來，與現實主義的互補、融合成爲其不同于西方現代主義的特殊之處。
在華社、華報、華校三大支柱的支持下，東南亞華文文學經過曲折堅韌的發展，展現出複雜多元的創作風貌，也在努力跨越“文化認同”與“本土意識”、“現實主義傳統”與“現代性追求”的界限，將東南亞華文文學推向了一個新階段。（李晨）
來源： 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