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不同的思想與哲學，決定了當下雙方的思考方式和行爲模式。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認爲，中國人傳統上重視“生存哲學”的特點影響了近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走向，也影響了當代科技創新和商業模式。以下爲鄭永年教授觀點：
中國的思想主體是“生存哲學”
中國的思想往往産生于危機時刻，無論是由內部因素還是由外部因素所致。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戰國時代、佛教與本土文化漫長的沖突時期、中央權力衰敗國家被分裂時期，以及近代傳統類型國家被西方列強所征服時期。改革開放之後1980年代初討論“球籍”的時候，也算是一個“危機”時代，因爲這種“要被開除球籍”的危機感至少存在于當時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認知裏。
春秋戰國時代奠定了數千年中國哲學的基礎，也是中國哲學最發達的時期。佛教和中國本土文化的融合前後花費了1000多年的時間，佛教的傳入對本土文化既構成了巨大的危機，以至于在很長曆史裏發生了“滅佛”運動，但也提供了一個機會，整合之後，儒釋道並存，大大豐富了中國的思想。此後，不管是什麽樣的危機都沒有産生深刻的哲學思想。近代西方列強到來之後，盡管産生了深刻的危機，但並沒有産生偉大的思想。
不管如何，在各種深刻危機下産生的哲學，其主體思想便是求生存，可說是“生存哲學”。春秋戰國時代曾經産生過有潛力發展成爲類似西方自然科學的、以探討自然世界爲核心的哲學（主要是道家和墨家），也産生過有潛力發展成爲類似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探討社會行爲的哲學（主要是《管子》）。可惜，自從漢代儒學被立爲官方的統治哲學之後，所有思想要麽被“罷黜”，要麽被儒化了，即道德化和人化。人們也可以把這種中國哲學稱之爲“生活哲學”。
西方哲學則很不相同。西方哲學的主體是征服，可以說是“征服哲學”。這裏既包括人們對自然界的思考，也包括對人類社會的思考，也就是說，無論是“自然”還是“人類社會”，都是西方哲學需要“征服”的對象。今天在中國，在學術界，人們也在談論“仰望星空”，但傳統上這個概念和中國的哲學思考似乎一丁點關系都沒有。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哲人們的眼光和思考似乎從來沒有離開過人事，主要是“五倫”，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仰望星空”好像只是西方哲人的權利。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到近代的笛卡爾、牛頓、康德再到現代更多的科學家和哲學家，一說到哲學便是“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類社會等是如何形成、運作、變化的，即馬克思所說的“解釋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們，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改造世界”。就知識而言，把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作爲客體的研究形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中國數千年沒有産生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而只有針對人倫關系的“道德學”，這和中國哲人們缺少對宇宙、自然和社會的“客體”關懷有很大的關聯。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國則是“社會自然法”；前者關切的是普遍性，後者關切的是特殊性；前者關切的是統治世界，後者關切的是自我生存。
這種哲學思維上的差別可以解釋中西方其他很多方面的不同和差異。在科技層面，近代以來中西方學者力圖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盡管在西方到來之前，中國在很多技術領域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中國爲什麽沒有産生類似西方的科學？”這也是李約瑟博士組織的多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所要回答的問題。不難觀察到，中國有很多單項的技術發明，但卻不善于整合。中國的“四大發明”除了對日常生活有所改進（例如“火藥”用于“爆竹”）之外，基本上對中國日後的發展沒有什麽巨大的貢獻，但卻促成了西方人對世界的征服。
專于應用，中國缺失“工匠精神”
英國哲學家培根在其所著《新工具》裏指出，“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計數的變化：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國、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響都無過于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馬克思顯然同意培根的說法，也認爲，“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産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
不過，現代也有西方學者認爲，除造紙術有明確的證據是由中國傳到西方外，其他三項發明並無直接證據表明是由中國傳入西方的。一些西方學者認爲，火藥、指南針和活字印刷爲中西方各自的獨立發明。中國方面盡管在時間上早于西方，但傳播不廣，亦缺乏改進。西方雖時間上晚于中國，但傳播廣泛、精于改進，後世使用的火藥、指南針和活字印刷是直接從西方發展而來的。
不過，這裏要討論的重點，並不在于這些技術到底是誰先發明的，而是有了這些技術發明之後的使用，就是上述培根和馬克思所說意義上的。不管怎樣，西方人把這些技術進行了各種整合之後便征服了世界。火藥的作用遠遠不止馬克思所說的“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因爲馬克思只看到了內部的影響，而沒有討論外部的影響。火藥和指南針的整合爲西方塑造了無比強大的西方海軍，促成了西方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
印刷術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也遠超馬克思所說的“新教工具”。借用當代美國學者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的話說，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結合爲西方社會創造了“想象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即“民族”的概念，而“想象共同體”的産生是西方近代民族國家中最爲關鍵的，是近代以來西方征服世界的內部制度基礎。
近代以來原創性技術大多産生在西方，而非中國。這和中國人對宇宙和自然不那麽感興趣有關系。自然，人們會問，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韓國近代以來不是也有很多技術創新嗎？尤其是日本，這些年已經拿下那麽多的諾貝爾獎。這個問題需要另文回答，但這裏可以提出兩點。第一，日本和韓國原創性的技術也不是很多，它們精于應用，並在應用的基礎之上有很大的改進，制造出來的産品甚至超越西方。第二，這些國家在二戰後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科研制度方面。主要政治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形成了西方式思維方式。盡管中國也有很多人留學西方，但他們不是社會的主體，更不用說是政治的主體了。
中國也專于應用，但是中國缺失日本和韓國人所具有的“工匠精神”。曆史上，在“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裏，“工匠”是被瞧不起的，精神也無所寄托。這方面，今天的情況也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從政治經濟方面來說，西方近代以來在“征服”世界方面走過了幾個階段。早期，西方世界所使用的就是最原始意義上的“征服”，即實行赤裸裸的殖民地和帝國主義政策。二戰以來，西方主要通過世界規則的制訂來統治世界。西方的使命感文化最初來自宗教（基督教文化），但近代以來演變成政治價值和意識形態，成爲各國爭相“征服”世界的工具。
在規則方面，中國也僅僅只是應用，近代以來中國所做的都是在適應和應用産生自西方的規則。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曾經提出過“挑戰—回應”模式，來解釋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就是說，中國一直處于回應由西方的崛起而産生和強加的“挑戰”狀態。這個概念可以解釋直到今天爲止的中國生存哲學。
“生存哲學”給當代中國帶來的利與弊
人們不需要舉不熟悉的例子，就舉今天誰都知曉的互聯網就足以說明問題。互聯網早已經成爲中國人生活的內在部分，較之其他國家，中國人更爲依賴互聯網。但比較一下中國和美國的互聯網就可以知道不同處在哪兒了。中國的BAT（百度、阿裏巴巴、騰訊）無一不是以生活爲中心，甚至是核心的。在西方，互聯網公司被稱之爲高科技公司，因爲它們都在研發高科技。但在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說，互聯網公司與其說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說是高科技應用公司。
中國的互聯網的確發展出了自己的商業模式，但絕對不是技術。互聯網公司用來做買賣，“外賣”，推銷産品等。不是說這些不可以做，但做這些實在讓人看不到這些互聯網公司的技術格局。在社會層面更不用說了，互聯網已經“培育”了多少的“鍵盤手”和“網紅”。互聯網都是用這些層出不窮的新概念而深入中國社會的。但要知道，在中國的互聯網熱衷于做“外賣”的時候，西方人已經用互聯網走向了太空。
一句話，中國哲學從來沒有超出于“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問題沒有了，中國人也沒有征服世界的念頭，而轉向了實在的生活。這種哲學的優勢就是其和平性質。西方人不相信中國是和平的，這主要是因爲西方人以自己的邏輯來理解中國。
不過，對中國來說，如果“生存哲學”不變，其結果也是顯然的，那就是繼續缺少原創性技術、繼續沒有能力制定規則、繼續當一個善于適應環境的“好學生”。如果“生存哲學”僅僅只是人們的一種選擇，那麽人們還可以做不同的選擇；但如果“生存哲學”已經演變成爲一個“基因”或者“血液”，那麽人們只能接受“命定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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