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回歸祖國廣州的新加坡華僑陳殘雲先生在他的長篇小說《香飄四季》多次提到了廣州著名食肆“陶陶居”，在小說當中，陳老先生描述該食肆是說媒、相親的“聖地”。
就“陶陶居”所處廣州第十甫的死角位置，注定它有躁動之心的基因。
“陶陶居”始創于光緒六年(1880年)，前身爲“陶陶居小食店”，但原址在廣州清風橋邊（現廣州中山五路與廣大路附近），生意不算太紅火，但其拿手名馔的“金錢雞（正稱爲‘金錢觭’）”倒是名滿省港澳。
光緒十九年(1893年)，“陶陶居小食店”店主看中了一位落泊旗兵（是對前朝官兵的一種稱謂）大官在廣州第十甫的私邸，決定將經營範圍升格爲“茶樓”。
由于落泊旗大官要價太高，“陶陶居小食店”店主獨力難當，于是，找到了廣東南海縣石灣張槎鎮人（現廣東省佛山市禅城區張槎街道的人）陳伯绮入股，才將買賣落實。
陳伯绮入股爲即將開張的新店設定了“創辦會”制度經營“陶陶居”（繼續沿用始創股東的店名，以視尊重），即日常經營由司理（經理）負責，股東不用每天都駐店，定期召開“創辦會”會議便可瞭解店面業務。因此招攬了當時廣州頂級的行業精英過來參與“陶陶居”的總體策劃。
對于此地址，“創辦會”的成品一致認爲“陶陶居”雖然靠近廣州商業旺地上下九路以及即使身處同樣是商業旺地的第十甫，但卻位置偏西，屬于旺地水尾（邊緣），是其選址命煞之處。
大概是深知選址存具有宜居不宜商的“駿馬囿地”的命煞之弊，使得主持人必須要每時每刻都要采取“躁動”——俗稱萬馬奔騰的辦法，來吸引顧客的眼球。
第一代主持人陳伯绮想到了新點子，就是不惜重金登報以“陶陶”兩字鶴頂格征聯，頭獎爲白銀20元。
現在不知道白銀20元值現今多少錢，但其誘惑力足以引起了廣州名流、墨客的高度雅興，紛紛投稿，其中包括廣州文豪江孔殷（江太史）、黃慈博等文人。
報社最終選出三甲對聯，
冠軍爲：
陶潛善飲，易牙善烹，飲烹有度；
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無遺。
後改爲：
陶潛善飲，易牙善烹，恰相逢作座中君子；
陶侃惜分，夏禹惜寸，最可惜是杯裏光陰。
由當時廣州著名書法大家秦咢生先生書寫挂于三樓處。
亞軍爲：
陶秀實茶烹雪液，愛今番茗椀心情，美酒消寒，不羨黨家豪宴；
陶能明松聽風聲，到此地瓶笙耳熟，層樓招飲，何殊勾曲仙居。
季軍爲：
陶陶樂，弄月讀書空自若，卻笑倚簾吟似鶴；爲君歌，爲君酌，君不見古來聖腎皆寂寞；
隱隱居，臨風把盞更何如，豈須彈铗歎無魚；進君酒，停君車，君不見胸中塊壘盡消除。
征聯一招實在使得，店鋪還未開張就已先聲奪人，把全城的目光全都吸引過來。
現在有人問，“陶陶居”究竟是茶樓還是酒家呢？
如果按它的前身——“陶陶居小食店”去看，它應該發展成酒家，然而，其初期的股東陳伯绮、譚簡、譚桓（即有“茶樓王”之稱的譚傑南）都是廣東南海縣石灣張槎鎮人（現廣東省佛山市禅城區張槎街道的人）。而廣東南海縣石灣張槎鎮的人在1920年代一度把持著廣州八成的茶樓業的經營。
基于這個原因，“陶陶居”憑借著同鄉的支持，經營項目是茶樓業，也就是飲茶、吃點心的場所。
在民國時（1912年—1949年），廣州有成文的規定，茶樓業是以飲茶、吃點心爲主，以餅屋（或餅櫃）爲標志。酒家是以筵席爲主，以燒臘檔（低櫃）爲標志。飯店是以小酌爲主。茶樓業經營時段有6時到11時（早茶）、14時到17時（晏茶）、20時到24時（晚茶）三個時段。稱“茶市”。酒家與飯店的經營時段大體相同，午飯爲11時至13時，晚飯爲17時至20時，由于酒家大多做筵席，主要是在傍晚經營。而飯店是做小酌，主要是在中午（晏晝）經營。酒家與飯店做的稱“飯市”。
明文上，“茶市”與“飯市”各有經營場所，井水不犯河水，各不相幹。並且受各自的茶樓（茶居）公會（工會）與酒家公會（工會）的保護
這裏先埋下伏筆！
“陶陶居”三字還有故事可言，這裏是說躁動，留待後文續說！
“陶陶居”開張之後，雖然因廣告效應促使其門庭若市，但“駿馬囿園”的命煞之地永遠橫亘在創辦人的心裏，必須不斷“躁動”起來才能永葆生意興旺。
文中已強調，“陶陶居”是茶樓，其旗下必然擁有身懷屠龍之技的餅師。
正是具有這個天然優勢，餅師在主持人的倡議下對當時所謂的月餅進行改革。
這裏還需鋪墊一下，廣州包括全國，雖然在每逢中秋都有餅餌作“中秋月餅”，但當時並沒有特定的制式，也就是將日常的酥餅在中秋節時充當“月餅”。
不過，自“陶陶居”的餅師對此進行改革，情況發生改變。
“陶陶居”的師傅將在唐代時已有、始創于化州的“拖鑼餅”的基礎上進行兩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對餅皮進行改革。“拖鑼餅”是蔗糖煉成的糖漿同花生油一起與麪粉（面粉、小麥粉）混合而取得質感酥軟的餅皮，但其延展性稍欠不足，故做出來的餅的餅皮較厚。
“陶陶居”的餅師在糖漿、花生油的基礎上，再加入促使麪團（面團）具備延展性能的“陳村枧水（即用蕉樹頭燒成灰再兌水澄清的溶液）”，使做出來的餅餌可以餡多皮薄。
其次是對造型進行改革。“拖鑼餅”的造型叫做“搓圓按扁”——搓成圓球狀再用手按扁，與其他餅餌沒有明顯的區別，“陶陶居”餅師特意訂了一批雕花餅模，使“月餅”表面嵌上花紋圖案。
這種 “新式月餅”馬上受到廣大的食客追捧，並成爲“廣州月餅”的象征。致使每逢中秋前，廣州人及周邊地區的人都爭相選購“陶陶居”的“正宗月餅”，並形成風氣。
在陳伯绮主持期間，“陶陶居”躁動不斷也被老一輩廣州人會唱一時。
首先是對水。
當時廣州沙河頂的“沙河粉”被廣州人熱捧，陳伯绮靈機一角，每天雇上大板車千裏迢迢從廣州東北郊外的沙河鎮白雲山九龍泉溪澗取水運回廣州西南角的店鋪，並在水桶漆上“陶陶居”與“九龍泉水”的字眼招搖過市，讓整個廣州城都知道“陶陶居”是“水靓茶滾”的上等茶樓。促使“陶陶居”的身價倍增，茶位由每位半角徒增爲一角，雅座更高達二角五分。即使如此仍客似雲來，茶客就樂于此道。
第二是對陳設。
“陶陶居”的建築本來就是以大官私邸爲基礎而建，氣派而屬非凡，但陳伯绮深懂廣州好賞花，于是都在每季擺出一個“花局陣”，以繁花似錦、喜氣盈盈的面貌（風水）吸引顧客。
陳伯绮主持“陶陶居”廿多年之後光榮退休，並交由世侄譚傑南擔當。
這個譚傑南有“茶樓王”的外號，在他主持下，讓“陶陶居”更加躁動，一度想讓“陶陶居”打造成“美食天堂”，誓將茶樓與酒家的經營場所合二爲一。
在陳伯绮主持期間，“陶陶居”雖然首創“廣式月餅”享有“月餅泰鬥”的聲譽，但附近的“蓮香樓”以擅長的“蓮蓉”加鹹蛋黃作餡的“蓮蓉月餅”力壓“陶陶居”的“五仁月餅”，使“月餅市場”被“蓮香樓”平分秋色。
譚傑南主政想了一些辦法，就是在“月餅季”找一幫人在上下九路到第十甫路一帶高聲收購“陶陶居”的月餅盒，試圖挽回月餅銷量下降的頹勢。並且設立“月餅會”，就是讓一些人平時交納一些錢作爲訂金，在中秋時可低價換得月餅以賞月的制度（此制度現在海外華人仍較熱衷和盛行，但國內已沒有了）。
不過，譚傑南最大的躁動還是將茶樓與酒家的經營場所合二爲一之上。
想和做是兩碼子的事！
現實是茶樓與酒家的經營是受到各自公會（工會）的保護，不可逾越。
譚傑南也深知這一點，但卻打算“霸王硬上弓”，于是暗中對“陶陶居”內部進行裝修，設立點心廚房和肴馔廚房，勢必在既成事實的情況下開張。
其做法分兩方面，一方面外聘酒家工會的成員擔心肴馔廚房的廚師（他們自然高興，多了一處地方安排工作），內聘茶樓工會的成員擔當點心廚房的廚師（他們不高興，耽心飯碗不保）。另一方面添挂“涎香餅家”的招牌作“茶樓”的標志，以表示雖同一鋪位，有兩個招牌，不算跨界經營。
本意爲計劃天衣無縫。
殊不知，此事最終被茶樓工會理事知道，認爲這是“不務正業”，極力反對。並上演了一場兩工會成員械鬥事件。
最終以拆分“板面錢”才平息此事。
所以，現在人詢問“陶陶居”究竟是茶樓還是酒家，答案是“酒樓”。是它使廣州的茶樓業與酒家業（即茶市與飯市）融爲一體的先驅。
不久，日本仔侵占廣州，“陶陶居”成美食天堂幾成炮影，直至到抗日戰爭勝利，將茶市與飯市融爲一體才正式被所有廣州的食肆所接受。
如今，無論是酒家抑或飯店，只要它願意，都可以經營飯市與茶市，甚至是宵夜。所以一整天都可以待在一店吃餐飽，這就是“食在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