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軍
2020年的春節是不尋常的日子，因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延長的假期讓人多了些靜心讀書的時光，日本講談社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叢書成了我這個假期裏最好的讀物。這套叢書的最大特點就是試圖突破長期以來禁锢人們思想的“歐洲中心主義”世界史觀，以全球史觀的視角還原世界曆史的多重結構和複雜曆程。
這套叢書裏我最感興趣的是土肥恒之的《俄羅斯：羅曼諾夫王朝的大地》和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國與其漫長的後世》。兩本書都涉及了蒙古帝國對俄羅斯的強烈影響，也對“鞑靼之轭”（蒙古之轭）說提出了強烈質疑。
“鞑靼之轭”是俄羅斯曆史編纂學中的經典命題，其核心要義認爲，蒙古帝國對俄羅斯綿延240余年的統治血腥而又殘暴，如同沉重的枷鎖一樣，嚴重遲滯了俄羅斯的社會發展、對俄羅斯文明帶來了重創，是俄國曆史上不堪回首的災難。而在抗爭蒙古帝國統治的過程中，俄羅斯表現出了令人敬佩的英雄主義，俄羅斯的國家認同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並日益鞏固。可以說，自俄羅斯帝國至今，“诟病蒙古統治一直是俄羅斯點燃愛國主義火焰的便利手段之一。”
但還原曆史可以看到，撥都大軍西征之際，從整個歐亞大陸範圍來看，當時的俄羅斯“是一個非常素樸或至少在物質文化方面極其簡單的地區”，“以至于蒙古軍隊僅靠騎兵部隊就輕而易舉地攻陷了俄羅斯諸城”。
在金帳汗國治下，俄羅斯各公國王公的爵位的確立和繼承需要得到撥都及其繼任者的認可。在最初設立“達魯花赤”（八思哈）直接征收貢稅引起反感之後，金帳汗國改由俄羅斯各公國王公代爲征收賦稅，並長期以這種間接方式統治俄羅斯。在俄羅斯經典曆史編纂學中以抗擊瑞典、條頓騎士團而被尊崇爲英雄的亞曆山大·涅夫斯基，在与拨都统领的金帐汗国打交道时却是阴柔备至、委曲求全。正是他，成为汇总俄罗斯诸侯所收税赋并送往金帐汗国的第一人，而他的继承人则是莫斯科公国的王公。他们是拥有两副面孔的人，一面作为蒙古的代理人在罗斯土地上横征暴敛，一面作为罗斯诸侯的代表同蒙古巧妙周旋。
實際上，金帳汗國對俄羅斯240多年的統治給其帶來的影響是廣泛而又深刻的，兩者並非如傳統俄國史學著作中所描述的是簡單的壓榨與反抗的關系，更大程度上是庇護與共生的關系。俄羅斯在相當大程度上接受了蒙古的器物、制度、文化和思想，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大量的蒙古語借字、服飾等要素。金帳汗國對羅斯的宗教並無幹預，東正教不僅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較快發展，而且受到了蒙古薩滿教的一定影響，出現了“聖愚”這種在希臘政教中所不曾有的現象。而“聖愚”拉斯普廷對羅曼諾夫王朝末期的影響衆所周知。更爲重要的，在整個蒙古帝國所創建的遍布歐亞大陸的交通體系和經濟網絡中，完全不同于過去基輔羅斯那樣的小國“新聚合體”開始運作，爲之後的俄羅斯統一提供了條件。可以說，正是在爲蒙古帝國服務的過程中，莫斯科公國才開始崛起。
隨著金帳汗國日後分裂爲諾蓋、喀山、阿斯特拉罕、克裏米亞、昔班尼等小汗國以及莫斯科公國逐漸征服羅斯托夫、雅羅斯拉夫爾、特維爾、諾夫哥羅德等公國而實現統一，俄羅斯開始“反噬”，16世紀中葉相繼征服喀山、阿斯特拉罕汗國從而控制了伏爾加河流域，之後開始東進西伯利亞並迅速抵達太平洋沿岸，反壓蒙古而成爲聚集多種族、多地域、多文化的歐亞大帝國。
1844年，法國貴族馬奎斯·卡斯汀（Marquis de Custine）在俄羅斯旅行後出版了其名著《俄羅斯：1839》（La Russie en 1839），其中“掀開俄羅斯人的面皮，你就會發現一個鞑靼人”的論述在歐洲引起了廣泛反響，也在俄羅斯導致了巨大爭議。然而，俄羅斯歐亞主義學派承認蒙古對俄羅斯的巨大影響。薩維茨基並不認爲蒙古的統治完全是曆史悲劇，他強調俄羅斯正是從蒙古人那裏接受了國家思想和將大陸聯合成國家整體的思想。維爾納斯基等人也認爲，莫斯科的沙皇及其國家實際上是蒙古帝國和金帳汗國的後繼者及後續國，弱小而又分裂的俄羅斯之所以能夠變成強力、訓練有素和統一專制的國家，原因就在于蒙古的統治。莫斯科、俄羅斯諸多制度與法律法規乃至民族心理都是“成吉思汗的遺産”。
在杉山正明看來，“一直以來都存在一種俄羅斯屬于歐洲的固有認知，同時又被刻上了所謂俄羅斯是‘文明地域’、草原是‘未開化社會’的模式。這與貶低東方擡高西方的思維模式一樣，都是19世紀的負面遺産。”所謂“鞑靼之轭”，不過是“借希臘正教和俄羅斯沙皇主義之名的創作。以這種來路不明的東西作爲基本史料訴說俄羅斯的不幸和蒙古的殘暴，已經成爲一種慣常套路。蒙古被當成‘拖後’俄羅斯的罪魁禍首，而所謂從這一恐怖的災難中拯救出俄羅斯的沙皇等俄羅斯執政者和宗教人士就成了神聖的存在。蒙古，對于俄羅斯民衆來說曆來是惡魔，而對于執政者來說就是使自己合法化的麻藥。”
原文《臆想中的“鞑靼之轭”：蒙古帝國對俄影響再考》，原載于《世界知識》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