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中華貓科館”展館，一只猞猁正在通過“天貓通道”。攝影/本刊記者 杜玮
“不正經”的動物園
本刊記者/杜玮
發于2021.5.3總第994期《中國新聞周刊》
2018年年底，自小喜歡動物的花蝕利用4個月時間，走遍了國內41座城市56家動物園，並將沿途所觀、所感結集爲《逛動物園是件正經事》一書，于2021年1月出版。在書中，這位32歲的動物園狂熱愛好者說，能把動物養好才是好的動物園，“吐槽”國內動物園場館、飼養的各種不足，告訴公衆該如何逛動物園。
動物園設計師、北京動物園飼養隊技術員張恩權在給花蝕此書的序言中寫道：逛動物園本來就是正經事，只可惜，不正經的動物園太多了。在張恩權等人編著的《圖解動物園設計中》 一書中提及：近20年來，中國大地上興建了衆多動物園，整體水平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在下降。內地動物園未能實現從傳統動物園向現代動物園的轉型，與國際動物園行業的迅速發展反差過大。
設計的死穴
在兩年多前的全國動物園之旅中，花蝕唯一未能成行的是太原動物園，當時適值太原動物園閉園改造，總投資預計達30.34億元，園區面積比原來擴大近一倍，達2000余畝。去年國慶前，太原動物園開門迎客，今年3月，花蝕訪問了這家重金打造的動物園。他發現，動物的場館大多大得令人稱奇，給了動物們足夠寬闊的活動空間。河馬館室內運動場比很多動物園的室外運動場要大，大象館是園內單體建築最大的館舍，占地7000多平方米，自然光能透過玻璃穹頂灑入室內。園內很多建築還參考了歐洲動物園的建築外形。
但太原動物園的問題在于，除了外殼，很多場館內的設計極其糟糕。花蝕解釋說，在丹麥哥本哈根動物園的大象館，大象腳踏的是土地，展區內還有供其玩耍的沙堆。在模仿了哥本哈根動物園大象館的太原動物園，大象每天腳踩的是堅硬的水泥地，空蕩蕩的展室內，圍繞其身邊的只有鋼筋混凝土的柱子，“環境過于單調”。到了北方冬天，大象必然要在室內度過，需要給其配備蹭癢玩具，訓練取食的裝置，使其生活豐富起來，否則場館“也只是足夠大的監獄”。
動物園的設計師不懂動物及動物園，沒有考慮動物的活動及特點、飼養員對動物的管理及照顧，這首先與國內動物園的曆史有關。1950~1970年代，全國各大城市建設了一批大型公園，其中很多公園內會開辟出一片區域用于飼養和展示野生動物，此後外遷成爲獨立的動物園，一些城市還設立了單獨的動物園。到1983年底，全國各地相繼建成的動物園或具有一定規模動物展區的綜合性公園共135處。這些動物園的主管部門是各地建設行政部門及園林局，其性質被定義爲專類公園，它們的管理、建設多會按照公園的路子。而近些年來，各地動物園園長又極少是動物學相關學科出身，因此在園林綠化、道路修複上會投入更多資金，對動物福利關注較少。太原動物園總綠化景觀面積達70.2萬平方米，超過整個動物園面積的一半。
與此同時，國內動物園設計專業人才稀缺，由于業務量難以支撐發展，國內並沒有一家專門致力于動物園設計的建築設計機構。目前，絕大多數動物園設計方案源于園林設計院，“他們只能將公園設計做得非常棒。”花蝕說。在國外，相關從業人員以成立工作室和有機會同時參與到多個項目中等更靈活的方式投身于動物園設計中，得以不斷積累和沉澱。太原動物園改造提升工程中標單位爲上海園林（集團）有限公司。一位動物園行業不願具名的資深人士指出，這個設計就像到歐洲各家動物園轉了一圈，把人家外殼抄了一遍。
近年出圈的南京紅山動物園園林建設部長馬可是中國動物園協會設計組組長，主導和參與了紅山園內亞洲靈長館、狼館、中華貓科館等諸多場館的改造。馬可說，在國外雖然有動物園設計團隊，英國等一些國家也開設相關專業，但動物園設計畢竟是小衆行業，世界範圍內，好的設計更大程度依賴于動物園自身，動物園要內部人員自我成長，積極參與設計。
在馬可的觀察中，相比國外，國內動物園空間利用率不高。而且，之前很多動物園是平地起場館，沒有利用地勢，只是將平地及更多區域留給遊客。場館間相距較遠，遊客沿著各個遊覽點逛一圈。國外動物園則會將空間盡量留給動物，“只留必要通道給遊客，道路兩旁都是動物運動場”。由于沒有成熟的設計體系，國內動物園看上去很雷同，“很多都是小的、老舊、傳統的籠舍林立”。
在花蝕看來，大並不是一個動物園必須的要素。太原動物園改造很大一部分投資，實際上用于征地，剩余部分才用于場館修建。花蝕曾去過倫敦動物園、莫斯科動物園，占地分別爲15公頃、21.5公頃，僅相當于太原動物園面積的1/9和1/6，但由于展示密度高，動物行爲豐富，讓人仿佛掉進了時間黑洞，怎麽看都逛不完。倫敦動物園舍棄了大象展示，但金剛猩猩外舍異常複雜的爬架和恰到好處的植被，彰顯著英國人的園藝天賦。這片展區，還有白頂白眉猴、黑白疣猴等小型非洲動物相伴。倫敦動物園雨林動物區是一個巨大室內溫室，爬架和熱帶植物有三層樓高，金獅狨等小型靈長類在高處，盔鳳冠雉等大型鳥類在下層，對空間充分利用。
對動物的籠舍豐盈，同時豐富其生活內容，使動物保持身心健康的動態過程稱爲豐容。1907年，在德國漢堡，子承父業的動物商人和馬戲團主哈根貝克創建了“全景式”動物園，即讓動物處于更開敞、與自然環境相仿的複雜人工環境中，這爲日後的動物園展示設計奠定基礎。1920年代起，就有歐美國家動物園的飼養員開始嘗試豐容。到1980年代，西方國家在動物園籠舍中已構建起動物與生態元素間的關系。在中國內地，直到2010年前後，豐容才在一些動物園中轉化爲實踐。
止不住的投餵和動物表演
十多年前，在中國地質大學學習生物學期間，花蝕曾到武漢動物園實習，在熊山看到兩頭白熊。兩頭熊各自找一個角落，面朝遊客，瘋狂地甩著腦袋。一頭左右甩，大腦袋在欄杆上磨來磨去，另一頭腦袋上下甩，兩只爪子在兩腿之間瘋狂摩擦。這是花蝕第一次知道刻板行爲，刻板行爲往往正是因動物所生活的環境過于單調所導致。今年2月，太原動物園象館一頭大象背靠牆壁，來回不停搖頭甩鼻的視頻引發熱議，園方回應稱，這正是大象的刻板行爲，即動物無聊地重複某一動作。
國內動物園中，動物另一個常見的非自然行爲是乞食。花蝕說，這和國內民衆特有的投餵習慣有關，而投餵習慣的養成又與坑式場館脫不了關系。坑式場館的設計是爲了便于控制動物，防止其跑出。新中國成立後，這一當時在世界範圍內盛行的展示方式經蘇聯引入國內。坑式設計賦予了遊客投餵的地理優勢，環視視角的單一觀賞角度又刺激著遊客的投餵沖動。隨著世界範圍內動物園場館設計的不斷演進和公衆理念的提升，到上世紀90年代，國外動物園投餵現象逐步消失。但在國內，兩者進階皆較爲滯緩，投餵現象不止。
讓投餵“源遠流長”的因素還有來自市場的巨大推動力。20世紀末，隨著房地産行業的蓬勃發展，位于城市中心的動物園或動物角不少外移到距城區幾十公裏的郊外，搖身一變，成爲名義上的野生動物園，主管部門變爲國家林業局。其中部分動物園改制，由公益性質的事業單位變民營動物園或進行企業化運營。爲了迎合市場需求，這些動物園會更鼓勵花錢投餵。
“我不認爲動物園內該設有投餵區，”花蝕說，“這會讓遊客覺得動物園裏可以投餵，最後很難將投餵限定在家畜區。”在美國紐約中央公園動物園的兒童動物園，遊客也可以投餵小羊、兔子、小馬等可以較長時間少量進食的動物，但只能在特定時間內。最關鍵的是，兒童動物園與中央公園動物園分隔在不同區域，中央公園動物園內嚴禁投餵，這會讓遊客清晰知道投餵的界限。
讓花蝕更加堵心的，是各地動物園內開展的動物表演，這樣的表演實質上更多是馬戲。2013年頒布的《全國動物園發展綱要》，提出要杜絕各類動物表演。但此後，各地動物園給馬戲表演換上了“動物行爲展示”的馬甲。
公衆關注促使動物園改進
改革開放後20多年間，中國動物園行業與國外同行交流一直處于相對封閉狀態。白亞麗是紅山動物園宣傳教育部部長，2000年大學畢業後，沖著事業單位的穩定來到動物園。最初在辦公室過著每天“聊天、嗑瓜子”的日子，工作一潭死水，“沒有人要求和引導你做什麽”。直到2006年，中國動物園協會和美國動物園協會開展交流互訪活動，亞特蘭大動物園到中國舉辦動物保護教育培訓，白亞麗第一次接觸到國外的先進理念。
2008年底，沈志軍到紅山動物園當園長，學植物學的他開始帶領全園改造場館、開展豐容。作爲事業單位，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動物園要承擔消化、吸收社會人員的功能。但對于一家想要從傳統轉型爲現代的動物園來說，飼養員知識和文化水平的欠缺會成爲吸收科學和先進理念的阻礙。
動物園設計師、北京動物園飼養隊技術員張恩權說過一句話：公衆關注，是動物園前進的唯一動力。
1828年，世界上第一座本著科學研究目的建造的現代動物園——英國倫敦動物園落成。兩百多年間，國際上動物園已發展成休閑娛樂、易地保護、科學研究和自然教育的綜合體。世界動物園和水族館協會（WAZA）2015年對動物園有了最新定位——“核心目標是物種保護，但其核心行動是實現積極的動物福利”。
迄今爲止，全國各地有一定規模的動物園不下300家，占全球動物園總數五分之一，每年接待遊客超過1億人次。但過去30年間，中國內地動物園發展幾乎遊離于世界大環境之外，目前，內地只有長隆野生動物世界一家加入WAZA。
和國外以及國內港澳台地區的動物園相比，內地動物園的自然教育與之有著明顯差距。花蝕說，在台北市立動物園的穿山甲展區，會配備一個包含著穿山甲模型的透明塑料球，遊客從小小孔洞中伸進手指，就能摸到穿山甲溫潤的甲片，這樣就能感知穿山甲的手感。廣東長隆野生動物世界則准備了一只病死考拉的皮毛標本，讓自然自己介紹自己。在武漢動物園，經花蝕提議，還配備了熊貓屎的展品。爲了讓遊客更生動了解穿山甲的取食過程，台北市立動物園還會給穿山甲准備一個透明的長條食盒，這樣遊客就能看到穿山甲伸出的長長的舌頭。
讓花蝕印象深刻還有動物園裏關于台北赤蛙的一張保護圖片，展示了保護台北赤蛙，也就是在保護其周邊的環境，進而還能像傘一樣保護周圍其他物種。這在生態學上稱爲“傘護種”。實際上，豐容、給動物創造如棲息地般的環境正是讓遊客理解動物和周遭環境的關系，人類影響環境進而又會對動物産生怎樣的影響，進而保護動物的棲息地。在西方動物園界，有一篇被譽爲行業聖經的《如何展示一只牛蛙》的文章，也闡述著動物與周遭環境的緊密相連。
但實際上，國內動物園在做著與保護瀕危野生動物相悖的事。前述業內資深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國內動物園，有著很多鳥語林、鳥罩棚的展區，由于展區內不具備繁殖條件，每年要補充、更換一批鳥，大量鳥的來源是野外，“我們野外捕捉的成本比國際貿易成本要低得多，很多人到野外捕野鳥，再賣給動物園”。這一現象更爲嚴重的是國內兩棲爬行動物館。在國內動物園，不少兩爬館都是外包，這便于動物園對兩棲動物的買賣可以免責。國內兩棲動物的保護並不佳，動物園裏兩爬館飼養管理水平也最差，每年場館要從野外換一批動物，“國內動物園裏兩爬館對于動物保護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很多情況下，動物園是毀滅動物的幫凶”。
“原罪之地”
對于任何一家一流動物園來說，助力珍稀動物的繁殖、保護，甚至憑借自己的繁育實力反哺大自然，都是其使命，台北市立動物園如是、新加坡動物園也如此。1955年，北京動物園即著手珍稀動物繁殖飼養的科研工作。1960年，北京動物園成立了科學技術委員會，1988年，又設立了北京動物園科學技術研究所。1980年代，中國著名鳥類學家、北京動物園李福來攻克了朱鹮人工養殖技術，並將技術推廣到野外，促成朱鹮這一珍稀種群的增殖。但到20世紀末，北動科研所無聲消失，與科研機構、大專院校的合作逐漸減少。在中國內地，現今能發揮科研作用的動物園僅剩幾家，絕大多數動物園都在休閑娛樂的賽道上飛馳。
20世紀末，國內競相掀起輕視本土物種，引進國外“珍禽異獸”風潮，非洲獅、大象、長頸鹿成爲國內動物園的常客。“在中國動物園看非洲動物這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花蝕說。在沈志軍看來，相隔萬裏，又何談對于這些動物生存環境的保護。2016年，包括上海野生動物園、杭州野生動物園在內的一批動物園，組團從津巴布韋進口了35頭非洲幼象。
相比之下，台北市立動物園建立有台灣動物區，飼養了21種台灣本土物種，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穿山甲人工繁育的動物園。過去兩年裏，上海動物園開放了內地第一個系統性介紹本土動物的展區，紅山動物園的本土館預計將于今年國慶前後開放。花蝕說，國內動物園種群管理工作也做得不好，比如說浣熊動物的近親繁殖就特別嚴重。
早在1940年代，動物園生物學科的建立就已闡明了動物園應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我們一定要追溯源頭，否則，未來幾十年中國動物園行業的發展依舊會一片混沌。”前述業內資深人士說。花蝕認爲，動物園是個有原罪的地方，畢竟它剝奪了動物的自由。張恩權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如果沒有動物園，一個人如果想要看到一個中型動物園裏面的所有野生動物，要走29000公裏。如果動物園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與意義的話，花蝕說，只有當它轉變成爲現代動物園，才能面對自身的原罪。
（參考資料：《逛動物園是件正經事》《圖解動物園設計》《動物園野生動物行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