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受訪者供圖
文｜新京報記者 李照
編輯｜袁國禮
校對｜李立軍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平房區新疆大街47號，一大片曆史遺迹靜靜地躺在這裏，靜谧而安甯。
如果不是門口那塊刻有“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黑色字體的石碑，你很難想象，八十年前這裏曾發生過慘絕人寰的屠殺。被日本作家森村誠一稱之爲“食人魔窟”的地方，沒有一個受害者能活著離開。
從1936年起，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正式在此開建“細菌戰”大本營，他們以活人爲實驗材料，研究細菌，實施各種殘忍的人體實驗，受害者們在極其痛苦中死去。1945年，日本潰敗，七三一部隊一把大火燒毀了許多罪證，他們逃脫了審判和制裁，使得這段殘忍的曆史一度被掩蓋。
1982年，哈爾濱市平房區文物管理所成立，當地對“七三一遺址群”的保護逐漸走上正軌。隨著國內外學者對日本七三一部隊的調查研究豐富起來，被遮蔽的真相逐漸浮現，被湮滅的證據逐漸明晰。
幾十年來，圍繞著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下稱七三一罪證陳列館），不同的人們在以自己的方式奔走在路上，打撈曆史真相，傳承曆史記憶。
“銷毀罪證的罪證”
9月8日，七三一罪證陳列館的文物庫房內，一排排文物按照分類整齊地擺放在置物架上。
每天，文物管理員徐鴻燕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給庫房通風除濕。哈爾濱的伏天是一年中最潮濕的季節，盡管已入秋，徐鴻燕仍要密切關注庫內的濕度和溫度。
今年5月12日起，由于進行新館基本陳列改陳和場館檢修維護，陳列館一直處于閉館狀態。通常三五年左右，陳列館要進行一次改陳和維護，在此期間，整個陳列館顯得格外空曠安靜。
徐鴻燕的日常工作沒有受到太多影響。七三一罪證陳列館的文物管理部一共有四個人，他們正在爲開館更新的文物准備清單。新文物首先要進行入庫登記，然後撰寫特征、尺寸，拍攝照片，制作文物登記表，進行文物檔案登記。獲得入庫憑證的文物，最終才能進行展出。
這份工作，徐鴻燕做了13年。2009年大學畢業後，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徐鴻燕就進入七三一罪證陳列館，開始和文物打交道。她還記得，當年她剛來時，新館還沒有建好，文物分散在兩個庫房裏，要手寫文物描述說明，館藏文物還不到2000件套。而這些年來，登記建檔的文物數量已經達到7000余件套。
1945年8月10日，敗局已定的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接到撤退命令，他們炸毀了建築設施、實驗設備，焚毀了檔案資料，殘殺實驗“活體”，並把重要資料和其他證據文件帶回日本，這在客觀上爲整理收集七三一部隊的罪證文物造成了極大的難度。
自2014年以來，七三一罪證陳列館等有關部門陸續完成10處遺址的考古清理、9項國家級文物的保護工程，並完成全部19處舊址單體保護修繕展示工作，遺址核心區對外開放面積逾25萬平方米，並同步完成了環境整治、新館建設等工作。
即將開館展覽的文物就包括從七三一部隊遺址核心區——四方樓遺址考古勘探清理采集的文物，有些文物將是首度對外公開亮相。
陳列館開放後將展出電氣孵卵器。受訪者供圖
比如，電氣孵卵器就在此次改陳的清單上。這是一個呈鐵鏽色的鐵質長方體形狀，印有商標“電氣孵卵器 株式會社後藤風雲堂”，它是進行細菌孵化生産的特殊設備。
“這可以說豐富了七三一部隊在細菌研究和實驗室生産過程當中的佐證。”徐鴻燕介紹說。
七三一部隊原隊員上田彌太郎供稱中提及了造菌的過程，“培養室的設備是這樣的：有長15米、寬10米、高4米的房子，能容納（30cm×30cm×40cm）的鐵皮管450個，每日能生産細菌10公斤，通過輸運機運入培養室進行培養，經過12小時或24小時即成，然後將細菌裝入瓶中分送于各班。我所在的第三班是用孵卵器造菌，共有4個電氣孵卵器，是（1m×2m）專做鼠疫菌用的。”
這些文物有的是通過征集得來，有的是工作人員在進行保護展示工程過程當中，發現了掩埋坑並進行發掘清理得來，“它們可以說是銷毀罪證的罪證。”
徐鴻燕在給文物拍照。受訪者供圖
“死亡工廠”
工作十余年裏，徐鴻燕習慣了與沉默的曆史“對話”。
作爲哈爾濱本地人，七三一部隊的罪惡往事，她從小耳熟能詳。新館建成之前，徐鴻燕的辦公室和展館都設在本部大樓，那裏曾是七三一部隊的核心指揮機關，也是731部隊策劃、組織、實施細菌實驗以及細菌戰的中樞機構。
本部大樓呈“工”字形，內原設有七三一部隊長辦公室、侍衛官室、診療部、標本陳列室、憲兵室等。
本部大樓後有一座四方樓，是進行細菌實驗和關押被實驗者的特設監獄的舊址。在遺址中，小動物地下飼養室舊址、凍傷實驗室舊址、黃鼠飼養室舊址、鍋爐房舊址、南衛兵所舊址等都保存完好。
據介紹，各個建築地下通道相連，一條南北向鐵路，穿過舊址東側，負責爲731部隊“一站式”運送所需的一切實驗者和物品。
這片面積24.5萬平方米、重點保護遺存27處的七三一部隊遺址，是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武器研究、實驗及制造基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日本扶持建立僞滿洲國，開始在東北實行了長達14年的殖民統治。
距離哈爾濱之南24公裏的平房，原本是拉濱鐵路的一個小站。日本關東軍在平房站北4公裏處的黃家窩堡圈占土地，劃爲“軍事用地”。1936年，這項極其秘密的工程正式動工，附近數以千計的百姓被征用做工。災難，就在人們一磚一瓦的辛苦勞作中漸漸迫近。不到三年時間，曠野上幾乎出現了一座能夠獨立運轉的城市。
起初，日軍將細菌戰部隊對外稱爲“防疫給水部”，石井四郎任部隊長。他從日本國內網羅了大批人馬，其中包括數量衆多的醫學家、藥學家和生物學家，這就是後來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隊。
鼠疫菌、炭疽菌、霍亂菌、老鼠、跳蚤、馬匹……這些肉眼看不到以及看得到的生物在實驗室被不斷繁衍或者毀滅。被實驗的活人在日語裏稱作“馬路大”（圓木），“馬路大”中最多的是中國人，還有朝鮮人、蒙古人和蘇聯人。
那些實驗過程，至今令人觸目驚心。
據原七三一部隊實驗分隊隊長山下升的供詞稱，“實驗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往嘴裏灌細菌，一種是皮下注射。實驗時把人綁上，將細菌混入水中從嘴灌進去。我們隊每天用10至20人進行實驗。用灌的方法有400多人，進行皮下注射的有250多人……被實驗的人中，有五六個是女的……有時候被實驗的人反抗，憲兵就在場鎮壓，對反抗厲害的人，當場用手槍打死。”
在研究出各種“致命傳染病細菌”之後，爲檢驗這些細菌作爲武器的殺人途徑和效能，遂在野外使用“馬路大”進行實戰試驗。
原七三一部隊隊員越塚男1985年撰文回憶：……細菌彈通過導火線一引爆，在室外只聽到很小的爆炸聲，室內就有無數只染有鼠疫菌的疫蚤直往“馬路大”身上跳。……一個小時後把“馬路大”從裏邊弄出來，對他們全身進行徹底消毒後，送到研究室去。……在研究室的“馬路大”開始折騰了，有的發高燒，有的出現敗血症狀。死了的當即解剖，活著的被抽血，准備制作血清。沒有被感染的人准備下次實驗再用。作爲“材料”的“馬路大”，全身一點浪費都沒有。
除此之外，在這個“死亡工廠”內，還開展了諸多活體解剖，以及包括凍傷活人實驗、人體生理極限等實驗。日本作家森村誠一在其紀實作品《惡魔的飽食》中，稱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納粹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相並列的罪行”。
細菌戰的罪惡鏈條從北向南延伸開來：長春的關東軍100部隊、北平的北支甲1855部隊、南京榮字1644部隊、廣州波字8604部隊，甚至在南洋新加坡也有岡字9420部隊。日軍在中國的各大城市中建立了63個細菌武器分廠，以731部隊爲核心、以“防疫給水”爲掩護的一張巨大細菌部隊網，籠罩在中華大地上。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內的“七三一部隊解剖實驗室”布展。受訪者供圖
“特殊身份”的志願講解員
89歲的湖南常德人張聖鴻，是七三一罪證陳列館裏最年長的志願者。退休後的這幾十年裏，他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在陳列館。
張聖鴻還有個特殊的身份——作爲戰爭的親曆者，曾與細菌戰擦身而過。
1938年11月，隨著武漢會戰的失利，日軍進一步向西南推進，國民黨政府火燒長沙，放棄了這座城市。常德成爲日軍的新目標，猛烈的空襲炸毀了這個洞庭湖上的魚米之鄉。
張聖鴻一家七口人，他是最小的孩子，上面還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每當警報響起，人們就要收拾“警報袋”，裝著錢財衣物和必需品往城外跑。
張聖鴻的父親在一次逃命途中中彈，彈片一直留在臀部。“我父親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去世，那塊彈片都沒有取出來。”張聖鴻語調悲戚。
張聖鴻8歲那年，在一次空襲中，他的家被炸毀了。一家人不得已搬到了金霞鄉，卻剛好躲過了一場更大的災難。
1941年11月4日淩晨，一架日軍飛機趁著夜色和大霧，偷偷飛抵常德上空，盤旋數周後，在城區中心關廟街、雞鵝巷和東門一帶投下大量谷、麥和破布、棉花等異物。數天後，鼠疫在常德城出現了。
第一個被記錄因鼠疫死亡的女孩叫蔡桃兒，當時只有12歲。她的家在常德關廟前街，距離張聖鴻被炸毀的家，只有一條小巷之隔。“如果我們當年沒有去鄉下，肯定也會被傳染，必死無疑。”張聖鴻說。
“桃花源”常德變成了一座恐怖的瘟疫之城。最初，在國民政府細菌學專家陳文貴的報告文書裏，患者被診斷爲腺鼠疫。直到1942年4月，一名33歲的女性發病首次被診斷出烈性傳染病——肺鼠疫。
據公開資料顯示，自然鼠疫的第一步是在鼠類動物之間傳染，第二步是鼠類傳染到人類，通常是鼠類身上感染的細菌跳蚤叮咬了人類，或是人類接觸到攜帶病體的動物及動物皮毛感染。此階段發生的多爲腺鼠疫，特征是高燒、腹股溝或者腋下淋巴腫大。而肺鼠疫通常起于腺鼠疫之後，它越過了動物到人的階段，可以通過空氣飛沫傳播，其擴散、發病和死亡速度極快，很難撲滅。
據常德細菌戰受害調查會長達7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從1941年11月到1945年底，常德周邊7個區縣市60個鄉鎮486個自然村，共計受害死亡7643人。
多年後，張聖鴻才得知，這是七三一部隊“死亡工廠”裏生産的、可在戰場上使用的、具有大規模殺傷效能的細菌武器——鼠疫跳蚤，且其在1940年浙江細菌戰中已有實踐。
“鼠疫跳蚤”如何傳播？陳文貴和伯力士在向重慶政府的報告中指出，純粹的鼠疫菌從高空投下大多會死亡，而當其寄生在跳蚤體內後，在破布和棉花的保護下安全降落。此外，撒下的谷麥可以吸引老鼠。跳蚤降臨地面後，一是直接叮咬人引起人感染鼠疫，二是寄生在老鼠身上，引發鼠疫。
《井本日志》中記錄了這次對常德細菌戰的攻擊：日軍在常德投下了“36公斤”的鼠疫跳蚤，1克跳蚤是1700只，36公斤跳蚤總計是6000萬只。據了解，當時的常德城區人口只有6萬，從理論上計算，常德居民人均受到1000只鼠疫跳蚤的攻擊。
18歲時，張聖鴻離開了常德，考去了上海的航校，此後又被分配到蘭州、太原。1957年，他來到哈爾濱，進入哈飛集團工作，一幹就是幾十年。仿佛是命運注定一般，張聖鴻與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結下不解之緣，他決定把講述這段曆史作爲余生使命。
在展館內，張聖鴻常爲三類參觀者講解，“第一類是跟我年紀差不多的，第二類是南方過來的，第三類是我們有共同經曆或者同感的。”張聖鴻告訴新京報記者。
9月14日，張聖鴻老人在家整理細菌戰的資料。受訪者供圖
重見天日的“特別移送”
在七三一罪證陳列館內，“特別移送”展區是館長金成民擔任講解時的重點。尤其是民政部及省、市民政局的領導或者工作人員來訪，金成民都會尋求他們對尚未成功申報“烈士證”的受害者遺屬給予支持和幫助。
1997年，金成民在黑龍江省檔案館浩如煙海的日僞檔案裏整整尋覓了三個月，直到一枚“特移級”字樣的長方形印章映入眼簾。731部隊用活人做細菌實驗最有力、最直接的證據——“特別移送”檔案，重見天日。
所謂“特別移送”，是侵華日軍關東憲兵隊與七三一細菌部隊內部使用的專有名詞，即侵華日軍各憲兵隊、憲兵分隊、憲兵分遣隊，對被捕的抗日人員和反法西斯志士，不經法庭審判而直接進行秘密審訊，然後將審訊報告逐級上報給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經批准後秘密將其移送到七三一部隊，用作人體實驗材料。
爲了掩蓋罪行，日軍把這一行動稱爲“特別移送”。
事實上，早在1932年，七三一部隊的前身“加茂部隊”在背蔭河鎮就開始使用活人做細菌武器實驗。當時用來做實驗的活人是關東軍從各種渠道弄來的“反日分子”、“蘇諜”、“馬賊”等。
1999年，這批原始檔案首度公布，66件檔案涉及52名“特別移送”者。吉林長春的李鳳琴第一次在報紙上看到了七三一罪證陳列館對外公布的“特別移送”名單，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李鵬閣”闖入她的視線——她從未見過面的父親！
父親李鵬閣“消失”時，她還沒有出生，李鳳琴只聽過奶奶說起父親的生平：李鵬閣于1917年二月（農曆）出生在遼甯蓋縣熊嶽鎮（現黎明村），在熊嶽鐵東公學堂畢業後考入奉天（沈陽）鐵路學院專修科電信科，1936年畢業後到牡丹江鐵路電務段上班，1940年他被提拔爲副站長。
李家的夾壁牆中藏有一部電台，李鵬閣總是叮囑家人要隨時燒掉有字的文件。
直到1941年6月的一天，父親上班後再未歸家。幾天後，一群日本兵闖入家中搜查，結果一無所獲。
那年秋天，李鳳琴出生。幾十年裏，她堅定地認爲，父親當年做的是地下工作，是一位反法西斯鬥士。
“我的奶奶和母親一直在盼望父親回來，盼了幾十年。老人去世的時候還說‘得找啊，你們別忘了，別放棄。’”李鳳琴說，老人臨終最後一句話，是讓他們每天抽出一個小時“想父親”。
81歲的李鳳琴回憶，當年看到移送名單中父親的名字後，她和哥哥立刻趕往七三一陳列館，知道了父親被移送的時間是1941年7月28日。她內心五味雜陳。“我們就沖天、沖地作揖，喊了一聲爸爸。”李鳳琴哽咽著說道，父親“消失”時，哥哥也還不會說話，那是兄妹倆第一次喊出“爸爸”，他們長跪不起，淚如雨下。
隨著相關檔案資料被挖掘整理出來，2011年，七三一罪證陳列館爲李鵬閣烈士出具了《認定函》：“據掌握之材料及調查情況，可以認定：李鵬閣作爲一名反法西斯戰士、抗日志士，長期從事抗日活動，于1941年7月28日被侵華日軍關東憲兵隊以‘特別移送’方式送到七三一部隊致死。”
從七三一部隊“特別移送”檔案被發現，到依據線索尋訪取證受害者遺屬，已經過去了二十余年。陳列館資料顯示，“截至目前，特別移送檔案中有名無姓、有姓無名、有名有姓和事件關聯的受害者人數是1549人，而多年來調查取證尋訪的受害者遺屬有42人。”
“特別移送”展區。受訪者供圖
“帶著孩子再去一次陳列館”
這兩年，張聖鴻很少再去七三一罪證陳列館了。
早年躲避日軍轟炸時，他年紀很小，哥哥提溜著他的衣領逃亡，他摔過一個大跟頭，從此左腿落下隱疾。衰老和疾病的夾擊下，他幾乎不能外出走動了。
幾年前老伴去世後，張聖鴻獨居在老式單元樓裏。他家在四樓，上下樓很困難。兒子曾想把他接去電梯房，張聖鴻拒絕了。家裏還存有大量他收集的抗戰時期資料，他舍不得騰挪。
剛退休那陣子，張聖鴻覺得，家裏年輕一代對曆史不了解，于是他將抗戰時期的曆史資料整理出來，在社區、工廠自費展出。他也回過幾次常德，跟常德細菌戰受害調查會交往密切，他試圖去找親曆者，但一無所獲。
故鄉早已換了模樣，站在街頭他茫然無措，甚至認不出當年被炸毀的老家位置。
但張聖鴻還想繼續做點什麽。他的手抖得厲害，寫字十分吃力，只能做一些簡單的整理工作，“如果不是哈爾濱疫情，我還想辦一個關于‘九·一八’的展覽。”
閉館期間，七三一罪證陳列館面向社會征集文物。據徐鴻燕介紹，這次一共征集了141套共計400余件文物，主要是七三一部隊當時遺落的一些醫療器械等物品，多爲個人捐贈。
令徐鴻燕印象最深的，是幾年前的一位年輕的捐贈者，他叫徐來慶，是一位對二戰曆史感興趣的收藏愛好者。徐來慶在齊齊哈爾古玩市場上發現了疑似七三一部隊士兵軍服和印有日文的徽章後，自費買下來，專程從齊齊哈爾趕到哈爾濱，贈與陳列館。
徐來慶是齊齊哈爾人，今年30歲，是一名公務員。徐來慶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家就在侵華日軍516部隊遺址附近，“516部隊”在日本國內被稱爲“日本陸軍化學研究所”，這個部隊主要研制一系列毒劑，包括芥子氣、路易氏氣、氯酸瓦斯等，並應用于實戰，也曾用活體進行實驗。在徐來慶看來，516部隊和七三一部隊同樣殘忍可怖。
工作之後，徐來慶常去逛古玩市場，有了意料之外的發現。他花了四百多元買下了軍大衣和徽章，挑了一個周末來到哈爾濱找到了七三一罪證陳列館。那是徐來慶第一次去陳列館，看到那些觸目驚心的文物和史料，他非常震撼和難過。後來，徐來慶還淘到過一枚僞滿洲國建國功勞章，並將其捐獻給東北烈士紀念館。
陳列館工作人員在整理記錄文物。受訪者供圖
徐來慶坦言，他現在工作比較忙，結了婚有了家庭，沒有太多時間重拾收藏的愛好，但他依然關注著七三一罪證陳列館和這段曆史往事，“等我以後有了孩子，我會帶著孩子再去一次陳列館。”徐來慶說，“曆史記憶要一代代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