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溫潇潇
【編者按】
2016年的元旦，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實施，持續了長達三十余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逐步淡出。這份符合國情民意的“政策大禮”被寄予厚望：國家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加深、人口結構性問題能得到改善，期盼二孩的家庭也終于得以圓夢。
時隔五年，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2020年末，澎湃新聞采訪了不同家庭背景、不同職業、不同年齡和性別的二孩家庭成員，曾經笃定卻又放棄二孩的人們，以及長期研究人口政策和經濟發展的多名學者。
我們希望用真誠的筆觸去記錄人們的生存狀態：不論作出何種選擇，你們現在過得怎樣？畢竟，每一個家庭的喜怒哀樂和柴米油鹽，才是這個時代的珍貴注腳。
我們也希望透過專業的視角，呈現出隱藏在生育話題背後多樣的社會問題。
此前報道
《25歲，未婚，“有娃”》
《4個家庭的選擇 | 二孩，生還是不生？》
“全面二孩”政策已實施五年，我國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並沒有得到想象中的提升。中國人向來有“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但爲何在放寬政策限制後卻仍然難以實現？
多名研究人口和經濟學的學者向澎湃新聞提到，最直接的因素當屬生育成本的增加，這包括住房、教育、醫療成本、獨生子女一代更嚴峻的養老成本，以及女性越來越重視職場所需要付出的機會成本等問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們的一孩生育意願也在明顯下降。人口學會副會長、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楊成鋼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數量的比例達到59.5%，一孩所占比例僅爲40.5%。他分析，這樣的數據說明二孩政策已發揮了應有的效應，但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即人們生育一孩的意願已經在明顯下降。
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全國年度統計公報》。
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曆史積累的二孩生育意願釋放完成後，如果繼續維持現有的生育意願，未來的一孩和二孩數量都會加速下降。
2019年，爲了鼓勵更多夫妻生育孩子，國務院發文要求各地開始推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的服務發展，完善現有的托育服務。多名學者建議，如果要減緩我國少子老齡化的發展速度，這只是鼓勵生育邁出的第一步。接下來，還要更大力度地鼓勵生育，比如對生育家庭實行經濟補貼、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
一孩出生比例大幅下降
人們直觀的感受是，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生孩子了。不過，這種“不願意”的程度到底是多少？
通常來說，國際上會統一采用“總和生育率”來衡量人們的生育意願。這個概念指代的是每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970年以前，我國總和生育率平均還在5.8左右；1991年以來，總和生育率開始持續下滑；進入21世紀後，生育率則已跌至一點幾。
最新的消息來自民政部部長李紀恒近期的一篇文章，他提到，我國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即1.5），人口發展已進入關鍵轉折期。多名人口學專家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都談到了這一點。
也就是說，簡單來看，目前全國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還不到1.5個。而國際上普遍認爲，總和生育率只有達到2.1，才能保證每代人的數量穩定，一旦低于該水平，將可能出現人口萎縮的風險，並因此産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正是出于對這種潛在風險的擔憂，我國先後在2013年和2015年實施了“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希望通過逐步放開生育限制，釋放人們的生育需求，從而提高生育率。
然而，放寬限制卻沒能帶來人們預想的結果。原國家衛計委曾組織專家研究，預測出2016年至2019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數量爲1767萬、2023萬、2082萬、1982萬，其中出生高峰將出現在2018年。但官方公開的數據顯示，只有2016年的出生人口數量達到高峰1786萬，2018年便出現明顯回落，2019年出生人口僅爲1465萬人。
政策放開後，出生人口爲何不升反降？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張毅今年初曾公開表示，主要原因是生育旺盛期育齡女性人數的急劇減少。與2018年相比，2020年處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女性（20-29歲）人數減少600多萬人；即使寬泛比較，處于育齡期（15-49歲）的女性人數也減少了500多萬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們的一孩生育意願也在明顯下降。人口學會副會長、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楊成鋼指出，2019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數量的比例達到59.5%，一孩所占比例僅爲40.5%。在他看來，這說明二孩政策已發揮了應有的效應，關鍵問題在于，人們生育一孩的意願已經明顯下降，一孩的出生比例“太低了”。
如果將一孩出生比例與過往普查數據作對比，這一結論會更爲清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一孩出生比例還有約68%，十年後第六次人口普查時降至62.17%，隨後不到十年間，該比例就幾乎斷崖式下跌到了40.5%。
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曆史積累的二孩生育意願釋放完成後，如果繼續維持現有的生育意願，未來的一孩和二孩數量都會加速下降。
對于每對伴侶來說，是否決定生育、生育幾個孩子，首要考慮的便是生育環境和成本。經濟學家、恒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今年曾撰文分析，近年來房價、教育成本和醫療費用均快速攀升，獨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女性勞動參與率明顯增加，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這些客觀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生育成本的增加。
除此之外，生育率還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密切的負相關。楊成鋼介紹，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均爲發達國家，高于更替水平的則多爲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對勞動力素質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普及、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等等，這些改變都會指向生育率的降低。“聯合國有一句比較經典的話，叫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楊成鋼說。
長期研究人口政策、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左學金列舉出了與生育率相關的更多細節：現代化進程中，男女性別平等觀念加強，女性就業比例越來越高，在職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注重職場的女性通常不大願意生育，因爲生孩子需要在家照顧，會影響她的工作。而放棄工作意味著讓丈夫獨自賺錢養家，家庭很可能又要面臨難以承受的經濟壓力。
左學金指出，國民非常看重對孩子的教育投資，近年來，“少生優生”的觀念深入人心，促使教育成本越來越高。此外，隨著社會保障逐漸完善，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日趨淡化，也會削弱人們的生育意願。
專家：易被忽視的少子老齡化
“與認識高生育率曆史相比，低生育率的認識過程更爲艱辛。”2018年，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茅倬彥在其寫作的《中國人口慣性研究》一書中寫道。
她提到，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由于人類曾長期無法應對高死亡水平，爲保證人類不至于滅絕，便形成了一整套社會文化機制來保證足夠高的生育水平。而由于世界人口長期處于增長趨勢，人們通常對慣性減少知之不多，因此表現得非常遲鈍。
比如，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認爲，生育率下降至更替水平後，會繼續維持更替水平，但事實證明，幾乎所有國家生育率達到更替水平後，普遍會繼續下滑。直到21世紀初，才有人口學家首次提出警告。
茅倬彥分析，我國的曆史情況更特殊，尤其在長期保持超低水平生育率、人口總量仍在增加的情況下，低生育問題更容易被忽視。
那麽，低生育社會會出現什麽問題？楊成鋼、左學金均指出，其中最直接的挑戰就是勞動力供給不足和人口老齡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9年末，我國65歲以上的老人占人口比重達12.6%，已趨近深度老齡化社會的占比標准（14%）。事實上，我國早已在2000年就步入老齡化社會，近年來老齡化程度一直在持續、快速加深，規模和速度都在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老齡化社會中的勞動年齡（16-59歲）人口占比也隨之降低。左學金提示，這意味著勞動力稀缺性增加、成本上升，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同時承擔養老金繳納的人數相對少，而領取養老金的人數相對多，社會保障負擔加重。除此之外，醫療保險體制也會受到沖擊。
公開資料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曆經多年擴張後，于2012年達到拐點後下降，並持續至今。
不僅如此，楊成鋼介紹，我國處于勞動年齡的人群內部也出現了“老化”的特點——16歲至34歲的青年勞動力相對偏少。
如果從經濟發展水平角度看，我國的老齡化也令人擔憂。恒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曾作過對比，發現美日韓老年人口比重等同于國內2019年末數據時，人均GDP均在2.4萬美元以上，而國內僅有1萬美元。
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黃文政分析，導致老齡化的因素有兩個，一是人口的平均壽命延長，二是低生育率。他認爲，前者反映了醫療衛生水平的改善，是社會健康發展的向好標志，而後者則是一個“壞信號”，不僅會繼續加重老齡化，更會最終帶來人口規模的不斷萎縮，威脅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黃文政認爲，相比起人口結構老齡化，人口規模衰減對經濟帶來的影響會更大。他指出，正因爲我國人口衆多，才出現了足夠的市場細分，進而發展出門類齊全的産業，培養出衆多人才。比如，無論飛機、高鐵、互聯網還是手機的出現以及高速叠代，都得益于人口數量衆多。在他看來，歐洲有些小國之所以人口少也能維持富裕生活，是因爲很大程度上它們是整個歐洲乃至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歐洲乃至西方國家內部在市場、科技、教育甚至安全上是高度整合的。也就是說，對于任何一個主權國家而言，自身擁有足夠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國家崛起和民族複興的基礎，是民衆享受美好生活甚至改善環境的利好因素。
然而，應對低生育、逆轉老齡化卻難以一蹴而就。黃文政曾多次撰文稱，轉變觀念是很關鍵的，但遺憾的是，如今依然有很多人認爲衆多人口是中國的劣勢。即使那些認識到人口優勢的人，也大多依然沒有充分估計到低生育危機的嚴重性，更沒有意識到提升生育率的困難程度。
楊成鋼也指出，人口變化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因此更需要提早關注和及時調控。
積極應對老齡化
在應對少子老齡化的過程中，是否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如何照護高齡老人等話題一直是各界關注的熱點。
目前，我國的退休制度規定，男性退休年齡爲60歲，女幹部和女工人分別爲55歲和50歲。早在2008年，人社部社會保障研究部門便提出過延遲退休，擬計劃將女性退休年齡每三年延遲1歲、男性每六年延遲1歲，最終同步提高到65歲。
事實上，爲解決少子老齡化社會中養老金長期入不敷出的難題，不少發達國家都將退休年齡延遲到了65歲及以上。
今年11月：“十四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將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這一舉措很大程度上顯示出了我國應對老齡化的嚴峻形勢。
左學金表示，從實際情況看，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主動延遲退休，可以適當鼓勵企業雇傭老年人。
黃文政認爲，由于長期低生育率導致年輕人占比下降，延遲退休恐怕已經是不得已措施。不過值得關注的是，由于早期托幼服務的缺失，現在很多家庭在育兒的早期階段，會高度依賴隔代撫養，如果延遲退休讓隔代撫養變得更加困難，從而加重年輕人的養育負擔，反而會得不償失。因此他建議，制度設計中應將該因素納入考慮，比如承擔隔代撫養責任的老人可以提前退休並享受相應的福利。
楊成鋼也給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爲，開發老年人力資源，不一定非要老年人重新回到就業市場，因爲就業市場本身有分類，能夠重回就業市場的老年人畢竟是少數，就業市場上能爲老年人提供的崗位也屬于相對稀缺資源。相反，如果將老年人協助年輕人養育孩子視爲一種“影子紅利”——正因爲有老年人提供的代際支持，才爲生育女性保持較高勞動參與率提供了可能性，那麽老年人同樣在爲經濟發展作貢獻。因此，他強調延遲退休還需要謹慎研究。
在楊成鋼看來，延遲退休的對象是身體健康的老年人，充其量只屬于社會撫養壓力，真正形成挑戰的，是高齡和身體有病患的老人，他們離不開人照護，有更多的醫療需求。而這種挑戰對于獨生子女一代來說將更加殘酷，“養老問題概括說就是兩件事，一個是錢，一個是人。”
2019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指出養老服務市場的活力尚未充分激發，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有效供給不足、服務質量不高等難點，並首次提出要推動居家、社區和機構養老融合發展，比如支持養老機構運營社區養老服務設施，上門爲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務等。
楊成鋼指出，國內目前已出現大量新建的養老機構，但質量卻差強人意，多數難以提供規範化和多樣化的服務。他建議，在借鑒西方國家養老機構的設施和管理的基礎上，更要借助我國傳統的養老文化，加速居家和社區相結合養老服務的發展。
生育自由後，又如何安心生育？
今年11月，“十四五”規劃中有關人口政策的部分，首次提到了“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對于社會上全面放開三胎的呼聲，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表示，全面放開生育後，對人口形勢的作用不明顯，因此沒必要在其中增加一個環節。
據他估計，自主生育將在“十四五”期間放開，只是具體時間尚不確定。
但現實可能是，即便全面放開數量限制，願意生孩子的家庭也對生育環境顧慮重重。
黃文政曾梳理過各國的人口政策，他發現，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國家，鼓勵生育的措施極爲普遍。這些鼓勵政策包括名譽獎勵、經濟扶助、生育和就業保障等。比如，法國政府會給生育4個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頒發共和國家庭勳章，俄羅斯某市政府設立了懷孕日，在這一天舉辦生寶寶大賽，參賽家庭可准假一天。
再比如，日本給生多孩的家庭減稅，部分企業甚至會給生孩子的員工發放價值上萬元人民幣的經濟獎勵，新加坡向二孩家庭提供價值人民幣幾十萬元的配套獎勵，韓國的多育家庭可以享受住房、購車等生活優惠。
生育和就業保障方面，日本女性的産假和育兒假共長達一年，企業也會給幼兒父親縮短工作時間，女性生産後，政府會協助她們返回工作崗位。韓國和德國的女性育兒期間，公司必須爲其保留職位。
據黃文政的觀察，實施鼓勵政策以後，除了以色列以外，盡管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將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但那些鼓勵力度大的國家，比如法國和北歐國家的生育率還是相對更高，俄羅斯、日本的生育率也略有回升。
翟振武在前述采訪中提到，爲進一步提高生育率，我國已在生育支持政策、生育友好型制度設計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其中，托育服務體系的完善工作正在大力推進。
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後，各地已相繼出台實施措施。近日，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司長歐曉理介紹，發改委也正在推動將有關內容納入“十四五”規劃綱要，並編制“十四五”托育服務體系建設規劃。
多名學者都表示，除了逐步放開對生育數量的限制，完善托育服務供給只是國內鼓勵生育正式邁出的第一步，如果要減緩我國少子老齡化的發展速度，還要盡快加大鼓勵生育的力度，對生育家庭實行經濟補貼、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希望有一天，個體的生育選擇不僅可以自主選擇，更能安心選擇。
本期編輯 周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