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火不思”(胡博詞QOBUZ)的英文翻譯和“威妥瑪式”（WADE SYSTEM)拼音法.
題記：
大量的文字堆積推出震撼，迥異的人物造型繪制精美，
平凡的故事演繹鑄就感動，漫長的流光滴水釀成期待，
複雜多變的生活音韻譜寫著一曲永久傳播的高亢的人生旋律……
一、 也談“火不思”的英譯和溯源
直接引語 1:“Every day ,after she had seen Wu the Elder out the door，this woman would stand inside the blind,cracking melon seeds with her teeth，and revealing her tiny goldenlotuses for all to see. Such conduct attracted the aforesaid young gentlemen,who gathered on her doorstep day after day, strumming guitars andukuleles，…”(Roy.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Vol.1.Chap1.P29)【注1】
直接引語 2: “My elder brother is engaged in commerce ,”said Han the Second，“whichoften requires him to be away from home. He and his wife are a young couple andconsequently been taken advantage ofduring his absence by this bunch of ‘baresticks’ from the neighborhood, who are constantlystrumming guitars and ukuleles, gathering on her doorstep to sing :suggestive songs and lewd tones”(Ditto.Vol.2.Chap.34.P291) 【注2】
直接引語 3:“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以皮爲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注3】
直接引語 4 :“火不思,撥弦樂器，似琵琶而狹小，直柄曲首，通長二尺七寸許。共鳴箱下半部蒙以蟒皮、蛇皮。也稱和不斯、和必斯 、胡博思、 湖撥四、 虎拍思、 處拍思等,皆音轉之異。參閱《元史禮樂志 五》”、《清 通典六六 樂四》、《續文獻通考 一一0 樂十》”。【注4】如圖：
火不思
直接引語 5:
A.“火不思,是波斯、阿拉伯撥弦樂器，是烏特（阿拉伯文ud的譯音）的一種，在伊斯蘭地區稱qūpūz。在中國流行于西北地區，名稱始見于《元史》，又作和必斯、 琥 珀詞、渾不似、胡不思、吳撥四等。現流行于新疆柯爾可孜的撥弦樂器‘考姆茲’（亦作‘庫木斯’）和雲南納西族的‘胡撥’，均爲火不思的同類樂器。”【注5】
B.“火不思,亦稱和必斯、琥珀詞、渾不似等,是撥奏弦鳴樂器，張三至四根弦，腹部音箱蒙蟒皮，有馬，背部與弦轸雕刻精美花紋。吐魯番西召哈爾屯發現唐代中期的壁畫有孩童張火不思形象，元代盛行。”【注6】
直接引語6:“火不思，古代彈撥樂器，又作渾不似、虎撥思、吳撥似，是土耳其語的譯音，表明它是一種外來樂器。
1905年新疆吐魯番西部地區發現的唐代古畫中已見其形。至清代‘番部’合奏中仍沿用。
明、清以來傳世實物與清代《皇朝禮器圖式》所繪圖像相同，四軸，四弦，腹部蒙蟒皮，有馬。
新疆柯爾克孜族的考姆茲和雲南納西族蘇古笃的‘胡撥’的制形與其相近，還有稱其爲琥珀槌、湖撥四、胡不思兒、烏悲詞、好比斯的等”。【注7】
直接引語7:(綜合)
A.“胡博詞，弦樂器。楊瑀《山居新語》‘镔鐵胡不四，世所罕見，乃回回國中上用之樂，制作較妙。’日本林謙三《東西樂器考》則爲火不思，是土耳其語qobuz的譯音，原意爲一般弦樂器的通稱。”【注8】
B.“胡博詞，陸澹安《小說詞語彙釋》‘胡博詞’即渾不似，胡人樂器，形狀與琵琶相似。”【注9】
C.“胡博詞，胡樂名。《明英宗實錄》卷185記載：瓦剌首領‘也先每宰馬設宴，必先奉上皇酒，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衆達子齊聲和之。’此外，明人袁彬《北征事迹》有相同的記載‘也先奉上酒，自彈虎不思兒。’”【注10】
2008年7月，第六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在山東臨清舉行。大會出版的論文集“《金瓶梅》與臨清”刊登了香港中文大學洪濤教授“《金瓶梅詞話》的外來樂器與民俗文化—兼論相關的英譯問題”的論文。
文章“二，‘胡博詞兒’溯源”一節從曆史演進的角度，較認真地查閱了大量關于記載“火不思”這種樂器的文獻資料。
從《元史》到明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和《明英宗實錄》，從《清史稿》到方以智的《通雅》以及今人劉瑞祯（1952—）編著的《古今中外樂器圖典》和《中國少數民族樂器志》等，考證的最後結論之一是“火不思可能均來自阿拉伯”（著重線爲筆者所加）。
再則，美國芝加哥大學中國文學教授芮效衛先生
（David TodRoy，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翻譯《金瓶梅詞話》，先後于1993年、2001年、2006年、2010年出版發行了前四卷（共五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詳見筆者拙文“芮效衛和他的英譯大著—詞話本《金瓶梅》”，《環渤海文化報》2011年7月23日P2、3）。
在第1卷第1回第29頁和第2卷第34回第291頁上，他將 “火不思” 英譯爲“guitar”或“banjo”（參見本文開頭直接引語1，2劃線的詞彙），並于書後的譯注中專門解釋説
“The word that I have rendered as‘ guitar ’is ‘hu-po-tz’u in Chinese.
It is atransliteration of a foreign term and occurs in Chinese texts in a wide variety of orthographies .
The instrumen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Central Asia as early as the T’ang Dynasty （618-907）and is described in terms that make it sound something like a guitar or banjo .
( Roy . Notesto the Chap.1 . P472.64).
顯然， 芮效衛先生認爲，這種像吉它或班卓琴的樂器是在唐朝由中亞傳入中國的（著重線爲筆者所加）。
洪濤教授對此提出疑義，用大量筆墨從史料中挖掘考證，盡全力去探尋“溯源”，結果卻得出了與芮教授雷同的結論“可能均來自阿拉伯”。
他同時認爲把“胡博詞兒”（火不思）譯成guitar文字根據不足，而應該“考慮用pipa（琵琶）而綴以修飾語來翻譯”，比較符合該樂器的特點——這是他考證的結論之二。
《古今中外樂器圖典》
筆者認爲，洪教授的兩個考證結論僅僅說出了“火不思”這種樂器在中國古代各朝代簡單流轉的部分過程，還尚未追溯到根源（也包括國內出版的各種關于《金瓶梅》研究的工具書、資料集、論著等對“火不思”的解釋及定義）。
而芮教授不確切的翻譯，很顯然是他自己在拿不准該詞的翻譯方式（所謂“歸化翻譯”domestication或“泛多樣化正字法”in a wide variety oforthographies）的情形下才加注了譯解，以簡便方式幫助世界各國能用英語閱讀的讀者淺近地理解這種樂器。
截止目前,國內外還沒有發現完全等同于《金瓶梅》小說中所提及到的這種樂器。
爲了弄清楚它們貌似相同而又實際不同的情況，筆者列舉以下四種中外彈撥樂器，以期相互對比，更准確地、理性地看看“火不思”究竟是何種樂器。
1.guitar,吉它琴或稱六弦琴。
A musical instrument with 6 or more strings, a long neck, and a wooden body like a violin but larger, played by striking or plucking the strings with the fingers or a small piece of hard material (a plectrum).
The tone intervals being controlled by a fret. The Spanishguitar is the most familiar type .
It has a range of more than three octaves above E below the bass staff .【注11】
2.banjo: 班卓琴或班究琴（4-5弦）
A musicalinstrument with 4 or more strings , a long neck and abody like a drum ,used esp. to playpopular music . Or : like a guitar and a round sound box covered with parchment , traditionally afavorite instrument of American Negroes.【注12】.
3.mandolin:曼陀林琴（6-8弦）
Around-backed musical instrument with metal strings (mounted on a deep,round-backed body ,and played with a plectrum, rather like a lute (of the lutefamily). 【注13】
4. lute : 琵琶，詩琴，也稱魯特琴（4-5弦）A type
Of musical instrument with strings , having a long neck and a body shaped like a pear , played withthe fingers and used esp. in former times( of Arabic or Persian origin, thelute was introduced (c.8th c.) to Europe and was extensivelyused up to the 18th.c. as a solo, accompanying and ensemble instrument).【注14】.
(以上四個條目均引自Longman Contemporary English-ChineseDictionary, and 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 or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讀者從中清楚地看到，這四種琴確實都與“火不思”有著相近的形、體、弦、共鳴箱和彈奏方法等。
當然，不僅芮效衛先生英譯本中有些缺憾，就筆者所知，早在70多年前,英國知名學者克萊門特.艾支頓先生（Clement.Egerton）在全譯張竹坡本《金瓶梅》時，遇到“火不思”的翻譯時也是繞了一個彎子，而將這一情節說成：
“…she used to sit beneath the blind , chewing melon seeds and pushing forward hertiny feet in the hope of attracting theattention of some young ne’er-do-well. And, indeed, there was a constant streamof courtiers before the gate, who spoke in riddles and called out such remarksas…”,
“彈胡博詞”一事兒根本沒提(The Golden Lotus,P27，4卷本，新加坡Graham Brash <pte>LTD,1995年版)。
例如：俄譯本《金瓶梅》的前蘇聯著名漢學家馬努辛教授（Викто Сергееввич Манухин） 同樣將“彈胡博詞”的詞語，以模糊的表達方式譯成
“… Они перебира’ли стру’ны，распева’ли пе’сни，…”(他們撥弄著琴弦，任情地野唱),“Цве-ты сливы в золотой вазе， или цзинь，пин，мэй ”（ P33， 1卷本，莫斯科藝術出版社，1993年版）。
又如：德譯本《金瓶梅》的德國著名翻譯家祁拔兄弟（Otto und Artur Kibat）兩人在翻譯這一節時，也同樣將“胡博詞”譯爲“琵琶類弦樂器”：
“Sie streckte wohl auch absichtlich ihre zierlichen Gold-lotosfüβchen aus ,um damit einen Lebemann zu angeln . Tag für Tag trat sie vor die Tür und sang zur Laute ,wobei sie versteckte Anspielungen machte.”(《Djin Ping Meh》Band 1，P62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1989)。
再如：日譯本《金瓶梅》的日本著名翻譯家、漢學家小野忍和千田九一兩位先達在譯到這個段落時，也是將“彈胡博詞”翻譯成了類似琵琶的樂器：
“釣ぅれこ男たちは每日門口ご琵琶をひき、呗をぅたぃ、…….”(《金瓶梅》 3卷本 第1卷P12日本株式會社平凡社 1994年3月版)。
還有，意大利學者皮埃羅.加比愛爾（PieroJabier）翻譯的意大利譯本《金瓶梅》仍是將“彈胡博詞”含混地譯成了
“La p’i-p’a a settecord(七弦琵琶)”(《Chin P’ing Mei》P20.第1卷，意大利米蘭 Feltrinelli Economica出版社 1983年版) 。
由此看來，蘭陵笑笑生給我們出的這道試題，一時間還真讓“大家”頗有些無奈。
《金瓶梅》蘇俄譯本
筆者經過努力，也曾費盡心機地想搞清楚《金瓶梅》裏“火不思”的名稱、來源及流傳情況，提出與芮效衛先生和洪濤教授不同的看法，以求賜教。
（一），“火不思”這種樂器確有其物
如本文開頭筆者所引述的直接引語3、4、5、6、7段引語表明的那樣，它有相似的名稱10多個。
相傳王昭君是著名的琵琶手，在遠嫁匈奴之後，對該樂器（包括胡人）倍加珍惜。後來不慎摔壞，工匠又重新制做。結果做得又小又粗糙，王昭君看後笑著說“渾不似”（簡直不像），是別人聽擰了後以爲這件樂器叫“渾不似”，便將其亂稱，以訛傳訛，不一而足（宋俞琰《席上腐談》）。
由此可見，這是千數年來由于曆史變革、民族習慣、傳說變異等原因，人們由不同的命名、稱謂、語言差異、翻譯而造成“火不思”的名稱不一致；
無論哪個民族，哪個地區，哪個朝代在使用“火不思”進行彈、撥、掃、拂等演奏中，是會根據不同需要而改進的，正是這種不斷地廣泛沿變和不同的演奏需要，使其制形、結構、功能有了不同的變化。
四軸四弦有馬無品，形似琵琶而小是基本不變的；其琴頭頭型，共鳴箱（音箱）有皮面、蛇皮、蟒皮和木制等不同材質是變化了的。
但是“考慮用pipa而綴以修飾詞來翻譯（洪濤語）”火不思，本人認爲並不是一劑良方，或像芮效衛教授那樣譯成“guitar”(六弦琴)or“banjo”（班卓琴，形似吉它）也不好算作一則上策。
甚至包括我國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新修訂出版的《辭海》，也沒有給出“火不思”令人信服的、較爲准確的答案，與1989年版《辭海》中對“火不思”的注解差別甚大，而是趨于簡單化，缺乏實證，更沒有廣泛吸納我國民族器樂家和有關學者30多年來關于“火不思”的最新研究成果。
很遺憾，一些詞條的定義遠遠滯後于學術科研工作。
那麽，確有其物的“火不思”在哪裏呢？
首先，我國京劇大師梅蘭芳、程硯秋及著名琴家鄭穎荪等多位藝術大家，就都十分鍾愛並珍藏著這種樂器。
梅先生有“火不思”藏品兩件，程、鄭各一件。梅先生一件爲梨木，全長74厘米，腹寬10.5厘米，張四弦，共鳴箱蒙蟒皮。另一件柴木制，全長72.5厘米，腹寬10.3厘米，蒙小鱗蟒皮，琴背通體髹以紅色底漆，其上繪有金色雙龍紋飾。
程先生一件爲老紅木制成，全長84厘米，腹寬10.5厘米，蒙小蟒皮，四條絲弦，制作精細，爲清代制品中的嬌嬌者。鄭先生的火不思爲柴木制，全長84.5厘米，腹寬13厘米，共鳴箱上部爲桐木面，下部蒙蟒皮，左置四花梨木轸，轸頂嵌骨花，張四條絲弦，通體髹以黑漆，背部有雲紋及金漆雙龍戲珠圖，上述四件均藏于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藝術研究所中國樂器博物館。
再有，該館的鎮館之寶爲明代傳世“火不思”，通體用紅木制成，長83.5厘米，寬12.5厘米，共鳴箱呈半葫蘆形，下半部蒙以蟒皮，琴首 平頂無飾，弦槽後開，左側橫置四轸，精細而長，表面平滑無品，竹制琴馬，張四條絲弦，琴背通體雕刻精美花紋，工藝細膩，外表美觀，堪稱精品，有鑒賞和收藏雙重價值，被載入《中國樂器圖鑒》。
該《圖鑒》收集的另一件“火不思”精品，藏于中國音樂學院楊大鈞教授處，通體用硬木制成，全長80厘米，腹寬10.8厘米，共鳴箱蒙蟒皮，上方嵌有骨花、螺細花紋，琴首平頂，正面鑲嵌細钿梅花 ，弦槽後開，左側橫置四個瓜棱型琴轸，琴頸細長，共鳴箱背部雕刻有精美紋飾，爲清代初期制品。【見注20】
《中國樂器圖鑒》
(二)，“火不思”是中國少數民族的一種彈撥樂器
如新疆柯爾克孜族，雲南納西族，甘肅回族，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都在使用它，且流傳地區也十分廣泛：新疆、甘肅、陝西、山西、內蒙、河北、河南、雲南。
就筆者所知，雲南納西族人民就十分喜愛“火不思”，藝人們曾用紫檀木、核桃木或紅椿木來制作，琴長100厘米、寬18.5厘米，蒙蟒皮或羊皮，琴頭長24厘米，弦槽設在琴頭後，四軸四弦，弦由山口的孔中穿出，音色渾厚圓潤，經常演奏的曲目有《白沙細樂》、《洞經音樂》。
據方齡貴編著的《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P298,漢語大詞典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記載：
1957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一則消息，題爲“元代古曲的演奏”，報道說，最近舉行的雲南業余歌舞戲曲彙演大會上，來自玉龍山麓的8個納西族業余演員，用渾不似、草笛、琵琶等樂器演奏了三首元代大曲，憂郁而又低沉的曲調，慢慢地敘說著親人將離別時的惆怅和難舍的心情。
相傳6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南下入滇，路經現今麗江地區時，曾受到納西族土司木天王的熱情接待。忽必烈爲答謝他的盛意，臨走時留下了半隊樂工和半成樂譜作爲贈禮。
納西族繼承了蒙古樂隊的樂曲，同時也保留了當年樂工們的打包頭、穿長袍的蒙古裝束，所遺留的樂曲總稱是“別時謝禮”。
但它的確也是一種外來樂器——確切地說，它來自西北亞國家土耳其（Turkey），理由是“火不思”是土耳其語qobuz或突厥語qūpūz的譯音。
方齡貴在其《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引錄的Redhouse《新土英詞典》第674頁的注釋中說：kopuz,是一種最古老的突厥樂器，形狀近似民間彈撥樂器baglama。
而《元史語解》卷二四.名物門更明確地記載著“和必斯，古樂器名，卷七十一作火不思，爲蒙古人所襲用，但其根源實出于突厥語”。
誠如我們所知，一個詞彙在某個地域的形成，需要十幾年、幾十年、上百年、數千年的曆史演變，它是反映社會各種變化的最敏感因素，它的新詞的産生，詞義變化，舊詞消失，都是經常發生的；它的不斷豐富擴充，標志著語言的不斷發展。
可見，“火不思”一詞既然來源于土耳其語，那麽，它必定在土耳其國或突厥民族中有著不可置疑的生息基地和曆史淵源，沒有這種實物樂器的存在，何能形成語言詞彙？
我們又知，土耳其語屬于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使用人數達4000多萬，文字原系自阿拉伯字母，1928年後改用經過修改的拉丁字母。同時，突厥族也是我國古代的少數民族，遊牧在阿爾泰山一帶（蒙古西部，新疆北部），語言和民族的統一性密不可分，而共同的語言又是民族的特征。
顯然，“火不思”這種樂器雖然有著阿拉伯因素，但它源自于土耳其國（語）這一點是可信的。
試想，成書于明嘉靖（1522年）或萬曆年（1573年）之間的《金瓶梅》小說，距今已有四百多年漫長曆史，時過境遷，在後人手中經久、複雜的流轉中，對小說中出現的“胡博詞兒”這個詞彙的演變，已基本形成了“火不思”的這種統一說法（詞彙概念，見拙文開頭引述的各文獻記載）。
這樣，根據聯合國秘書處1979年向世界各國發文要求的“漢語人名地名等翻譯規範”，筆者認爲采用漢語拼音統一譯成“火不思，huǒbùsī,（土耳其語qobuz）”，加注“是中國少數民族（蒙古族）樂器之一，唐朝起由土耳其國傳入中國”這種世界上通行的譯法會被更爲看好。
在權衡英漢語譯文時，要反複斟酌詞意，解剖其內涵，追根其源流，要盡量拉近與翻譯要求的“信，達，雅”的距離，簡單、明確、易于理解。
蘭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描寫市井之徒胡歌野調時所出示的“火不思”這樣一個詞彙，卻讓衆多學人傾注了幾腔熱血，耗費了幾多時間，風雨行程上千公裏，查閱文獻幾十種，涉及到漢、回、蒙、突厥、柯爾克孜、納西族等多個民族和幾種語言文字，可謂穿越古今中外，通連五湖四海，無其不包、無所不有，小說無愧明代社會的百科全書。
從這個詞彙的考查中我們不難看出，一部《金瓶梅》可能會涉及到作者、成書年代、版本流傳、素材來源、續書改編、研究發展等廣泛領域，足見其題材的宏富與淵博；
它蘊含著諸如人物形象、故事情節、語言典故、詩詞曲賦、風俗宗教、園林建築、飲食服裝、醫藥生物等豐厚內容和它鞭辟入裏的闡釋與精雕細刻的敘述，足見其內涵精美與深厚；
它對人物外貌形象的描繪，對人物心理、性格、品德、特點等的挖掘刻畫及對各類人型的舉止言談的惟肖惟妙、活龍活現的書寫，足見其筆觸細密而精巧。
聯系他近百萬字的小說內容，如若所有的字、詞、典故、說法等等都像“火不思”這樣去一一考證，那麽，我們說它蘊藏著的文化含量如此地博大、精深、細巧，難道有些過分嗎？
況且，近30年來，我國金學界有關《金瓶梅》裏字、詞彙、語言等的研究成果豐富多彩，著作多達20余部，論文數百篇，充分顯示了金學研究的價值所在與光明前程。
《古代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
(三)，蒙古族有彈撥樂器“和必斯”，它與“胡博詞”同源
蒙古族學者莫爾吉胡（1933年出生，內蒙古太仆寺左翼牧群正白旗五旗敖包人。
國家一級作曲家。1954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理論作曲系 ，1960年回到內蒙古藝術學校任校長職務。
1984年任內蒙古電影制片廠廠長，拍攝電影《成吉思汗》等30多部，2005年榮獲“中國電影百年”紀念活動特別貢獻獎，爲意大利故事片《馬可.波羅》等多部電影、電視劇、專題片配樂，創作民族歌舞音樂、群衆歌曲、民族樂器獨奏、合奏曲近百部、首）在其論文《火不思尋證》中稱“homos,hobus,Khobus,Kobuz，Qubuz, Khomuz”等均爲蒙古語讀音，皆爲“火不思”的變體（洪濤語），引起了筆者的極大興趣，認爲這一線索才真正尋到了“淵源”，溯到了“褃節兒”處。
“火不思”在中唐（約8世紀）時期就已出現在我國的西北地區。約在宋代傳入內蒙古地區，廣泛流布于元代（參見本文直接引語3.4.5.6.7）。
《元人小令集》收失名小令水仙子失題中曾有“番鼓兒劈飙撲捅擂，火不思必留不剌撲”的說法。
據筆者了解，相傳“火不思”在1253年，由元朝創始人、成吉思汗的嫡孫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南下雲南大理、麗江之後傳留下來（參見本文引述的1957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新華社消息）。
這裏的“南下”是指蒙哥（憲宗，忽必烈的哥哥）1251年繼承汗位時，爲了加強托雷家族（忽必烈的父親）的力量，于1253年派遣忽必烈出使雲南。
他率軍從西北繞道藏族地區，越過大雪山，跨國大渡河、金沙江，于次年攻占大理，致使大理政權滅亡。【注15】. 1257年，忽必烈被召回了開平府（即現在的內蒙古正藍旗）。
實際上，之前的1256年忽必烈就命令其幕僚劉秉忠（元代著名政治家）在金蓮川草原負責修建都城，要求三年完工。
1260年忽必烈成爲“汗”。1263年，忽必烈改當時的開平府爲“上都” 。1264年改燕京（今北京）爲中都，1272年二月後又改爲大都。
從這段曆史的變遷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隨著忽必烈征戰南北的非凡經曆，“火不思”這種樂器很早就已留傳在了如今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即元上都）一帶，而正藍旗距“火不思”之鄉鑲黃旗不過百裏。
茫茫的千裏草原，間隔百裏的旗、縣，宛如城市近在咫尺的鄰居，騎馬不過一個多時辰。
況且，對于世世代代沿襲遊牧生活方式的蒙古族人民來說，隨著棲身習慣的世代變易和他們喜歌善舞的傳統美德與習俗，不斷傳承“火不思”這種樂器的資格和優勢，只有他們才會成爲可能。
再則：如上所述，“火不思”是土耳其語的譯音，相當于突厥語文字的qūpūz。而經查，突厥語文字最早發現于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我國新疆、甘肅等地區（目前這些地區均有蒙古民族的自治縣、區、蘇木、嘎喳等），可見，它的文字拼寫和讀音都與蒙古民族有著同條共貫的聯系。
那麽，在我國蒙古民族流傳下來的彈撥樂器“火不思”是怎樣的一種樂器呢？
“火不思”琴，總身長87.3厘米，四根弦長56.7厘米，腹長25.2厘米，寬8.1厘米，琴頭彎曲而頸長，琴中部有馬無品，共鳴箱三分之二的地方蒙以蟒、蛇等皮（共鳴箱或以木制），明代爲兩軸兩弦，現代琴爲四軸四弦。它是四度定弦e-a-d1-g1，彈（撥）奏時，左手按弦，用右手拇指，食指彈撥或五指輪奏之，有時和馬頭琴等其他樂器一起用于合奏曲目。如圖所示：
明代火不思
現代火不思
顯而易見，經過近千年的流變，“火不思”最終歸屬于我國蒙古民族的樂器是當之無愧的。
正如直接引語7.C.《明英宗實錄》所引述的那樣，瓦剌（衛特拉，對西部蒙古的總稱）首領和達子（舊時對蒙古族的不敬之稱）的酒宴活動“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請注意：是英宗1439年贈與的虎撥思，另在正統六年正月，他還賜予韓拉達達汗箜篌、虎撥思、三弦各一件，參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五.詞曲.俚語）的史實，即是有力的證明。
還如《清史稿.宴樂.蒙古卷》所明確記述的那樣，“火不思，四弦，似琵琶而瘦，，銅柄，梨槽，刳其下半爲槽，冒以蟒皮。通長（清尺）二尺七寸三分一厘一毫，弦長一尺七寸七分四厘。曲首鑿空納弦，四軸绾之，俱在右，通髹金漆，曲首旁繪金夔龍，柄系黃絨紃緌。”更讓人深信不疑。【注16&17】.
（四），“火不思”之鄉 –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鑲黃旗
鑲黃旗（Inlaid Yellow banner相當內地的縣）–中國蒙古族“火不思”傳承基地，【注18】.位于內蒙古錫林郭勒盟(Xilinguole League相當于內地行政區地區一級，我國唯一列入聯合國人與生物圈保護網絡的國家級草原自然保護區)西南部，總面積5172平方公裏，人口3.1萬。
漢時爲燕門郡疆縣之內，金屬撫州之地，元爲興和路所轄，明爲萬泉右衛邊外地，原爲清代察哈爾八旗之一。
清時，是專爲皇室祭祀壇廟和膳房供應牛羊和放牧戰馬的地方。東北與正藍旗（即元上都）接壤，東與太仆寺旗鄰近（該旗爲元大都和元上都來往的必經之地，元初歸宣德府，後屬上都路，明爲蒙古遊牧地，清屬太仆寺左翼牧群，兩旗相距60公裏左右），同是清代爲皇宮提供馭馬（該馬種1987年被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正式命名爲“錫林郭勒馬”）的禦馬場和專管全國肉食品的基地，三個旗方圓一地，“火不思”在該地區的流通、延續自然已形成事實。
“火不思”的確是蒙古族的樂器（弦鳴樂器，彈撥類）。如前所述，忽必烈南下雲南之後，它基本上穩定在了蒙古民族藝人和普通百姓的手中把玩，最早還曾發現于雲南省海通縣。
民國初年，在內蒙古東部地區喀喇沁王府樂隊中曾就使用過它。再其後，它便較集中地在內蒙古鑲黃旗、正藍旗等地廣泛流傳，較爲盛行。
上世紀六十年代，鑲黃旗蒙古族器樂家高.青格勒圖—“火不思之父”（男、蒙古族、 1933年3月出生、 鑲黃旗人、 內蒙古藝術研究所副研究館員）認爲：
它曾是“宮廷樂器”，公元一世紀就出現在元代宮廷樂曲《阿斯爾》之中（蒙古語即‘樓閣’之意，已收入內蒙古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被列入國樂。《清史稿.樂志》（九）宴樂4.蒙古樂中記載：太宗皇太極平察哈爾（如今的錫林郭勒盟南部，即太仆寺旗、正藍旗、正廂白旗—鑲黃旗的近臨等旗縣），將其樂列入宴樂，皆爲“掇爾多密”樂，在番部合奏中形成了“雲得一、蕭一、笛一、管一、筝一、胡琴一、琵琶一、三弦一、二弦一、樂琴一、提琴一、軋筝一、火不思一、柏板一”的樂隊建制與格局。【注19】
除在歡宴蒙古王公貴族或舉行宮廷盛大宴會時演奏外，每逢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大朝會、木蘭行圍、那達慕、婚禮等時都要演奏。朱元璋滅亡元朝之後，“火不思”以及許多蒙古族風俗習慣仍舊被繼承下來，但已不是國樂。
到清朝末年，較少見這種樂器（但有），演奏者甚少，逐漸淡出了人們的生活，也失去了它的文化功能。
鬥轉星移，時至1973年，高.清格勒圖老藝人，根據流傳下來的文字記錄、圖片、失物、實物和口傳等資料，與內蒙古直屬烏蘭牧騎的音樂工作者拉蘇榮等潛心研制，又複原了“火不思”，
即：“新型火不思”，使之重獲新生，制造出起源于元代、由北方琵琶演變而來（蒙古民族認爲），頭型爲弓箭型、四轸四弦、共鳴箱增大、琴杆縮短、有品的“火不思”，可以用彈、撥、打、挑、敲、滾、掃、拂等多種技巧和手法進行演奏，【注20】. 如圖所示：
新型火不思
這件樂器即符合蒙古民族的傳統習慣，又富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還體現了濃郁的草原情調。
新型的火不思，共鳴箱是扁葫蘆形，內腔比傳統的音箱大兩倍，改爲全桐木薄板爲面板，色木做背板和框板，面、背板中部呈拱形凸起，背板制作采用提琴的徑切、對拼法，髓線紋理美麗如光芒放射。音箱的邊部繪有蒙古族人民喜愛的如意花邊。
面板中下部兩側，開有民族圖案雲朵形的音孔，在音箱中又增加了音梁，使音量集中，音色渾厚，響亮，優美。
此外，指板上粘有24—26個骨制音品，品上嵌有銅制品峰，音品按12平均律排列。
琴珍系弦的一端，采用可微調的齒輪軸，張四條尼龍鋼絲弦。新型火不思有高、中、低音三種形式。四條琴弦都按5度關系定音，低音火不思爲：c、g、d1、a1中，高音火不思分別前一個高8度，總音域c—c4,達四個8度。【注21】.
改革開放初期，由蒙古族詞作家義.巴德榮貴作詞，曲作家圖力古爾譜曲的、蒙古族男生獨唱歌曲《彈起我心愛的好比斯》，就是一首廣爲傳唱的流行歌曲。
歌中唱到：“啊，彈起我的好比斯（火不思），縱情歌唱，歌兒就像那泉水蕩漾，唱不完我們奶漿一樣甜蜜的新生活，贊不盡那豐收的好景象。遼闊的邊疆充滿著陽光，偉大的黨，您爲人民謀幸福，各族人民多歡暢”。【注22】.
足見其被視爲蒙古民族樂器的真實性。目前，在我國河北省易縣東韓村的十番會演中，也仍然使用和流傳著這種樂器。
近幾十年來，根據上述論列的事實及“火不思”研發的狀況，鑲黃旗已被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命名爲“火不思之鄉”（基地）和“阿斯爾搖籃”。
無論在地方文藝團體的演出中（設“火不思”專場），還是在全旗中、小學的藝術、音樂課堂上，或是在地方民間的各種慶典活動中，都在極其廣泛地沿用著這件令人“罕見”而“有爭議”的樂器。
早在1980年代全國少數民族文藝彙演中，高.清格勒圖老藝術家用“新型的火不思”演奏了蒙古族傳統樂曲，受到聽衆的熱烈歡迎和好評。之後，被收入《中國樂器圖鑒》【注23】.
1984年8月9日，《光明日報》在報道中寫到“一種成吉思汗出征時使用的彈撥樂器霍必斯（即火不思），在失傳了近300年後，最近于內蒙古被發掘了出來。這種樂器有四根弦，形體近似于六弦琴，但是較後者爲小，是內蒙古歌舞團、內蒙古藝術研究所的樂器演奏家，51歲的老藝人高.清格勒圖根據16世紀遺留下來的蒙古曆史文獻資料複制出來的”。
繼此，鑲黃旗“烏蘭牧騎”爲繼承和發揚“火不思”的光大，特別地以《起源》爲名，編制了蒙古族舞蹈，以充分展示蒙古族這件特有的樂器—“火不思”的風采。
另外，它還有獨奏曲《阿斯爾》、《森吉德瑪》、《小黃馬》、《鑲黃旗阿斯爾》等蒙古樂曲。
作爲蒙古族代表性樂器，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還展開了大量的教學、科研工作，並培養了許多“火不思”人才，上百名的文藝工作者師從高.清格勒圖先生。
其中突出的傳承人有烏恩其（男 蒙古族 1968年6月出生 作曲 國家二級演員 鑲黃旗人 鑲黃旗烏蘭牧騎工作）、烏日娜(女蒙古族 大專 全國火不思演奏金獎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 錫林郭勒盟音樂家協會會員 鑲黃旗人 鑲黃旗烏蘭牧騎工作)。【注24】
2008年“火不思”被列入內蒙古自治區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注25】. 2010年8月5日，內蒙古自治區全區烏蘭牧騎會演在鑲黃旗隆重舉行（曆時11天 ），一面造型優美、8米高大的“新型火不思”，矗立在新寶拉格鎮（旗所在地）寬闊的迎賓大道上，真誠歡迎來自國內外光臨神奇草原的賓客。
2011年8月6日，裝有10米高大的“火不思彩車”再次出現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天堂草原”那達慕大會的開幕式上，光彩奪目，令人贊歎不絕！
時至今日，蘭陵笑笑生筆下的這件由外來樂器演變爲中國民族樂器的“火不思”，該是允許我們說“本”正“源”清的時候了。
《<清史稿 · 樂志>研究》
【注釋】
【注1】.“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嗑瓜子兒，一經把那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扠兒機……”，第一回 P34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 梅節校訂 台灣裏仁書局 2010年3月15日修訂1版2刷。
【注 2】.“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個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扠兒機，坐在門首胡歌野調……”，第三十四回 P489同上.
【注 3】.《元史》 P1772明 宋濂等撰 北京中華書局 1976年4月版 2005年4月重印.
【注4】.《辭源》 1979年7月修訂一版 P2088商務印書館 2010年6月重排版 .
【注5】.《辭海 》P1755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年版.
【注6】.《辭海》彩圖3卷本 P0987 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0年8月版.
【注7】.《中國音樂詞典》人民音樂出版社 1984年10月版.
【注8】.《金瓶梅鑒賞詞典》P210上海市紅樓夢學會、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1月1版.
【注9】.《金瓶梅大辭典》 P865 黃霖主編 巴蜀出版社 1991年10月1版.
【注10】.《金瓶梅與臨清》 “金瓶梅詞話”的外來樂器與民俗文化 …洪濤 . P415齊魯書社 2008年6月版.
【注11】.guitar吉它:分西班牙和夏威夷兩種體制
【注12】.banjo班卓琴：16—17世紀的詩琴，上部類似吉它，下部形似鈴鼓，起源于西非，並于17世紀由黑奴從南方帶到北美洲。
【注13】.mandolin 曼陀林琴：琵琶類樂器,意大利語意爲“小扁桃”，定弦和小提琴一樣。
【注14】.lute 琵琶另說：類似吉它，4—18世紀的一種弦樂器，發源于伊拉克巴格達的美索萬達米亞，後流轉到埃及。3000年後流傳到非洲西部。公元四世紀，長頸魯特琴出現在希臘，後又流轉到伊特魯裏亞和羅馬。
【注15】.《神奇的綠色草原》 張振旭主編P44-50 內蒙古錫林郭勒日報社出版 2001年8月.或《內蒙古通史綱要》郝維民 齊木德道爾基 主編 P199 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注16】.《清史稿》一一 志卷76 樂八 P3022 中華書局 1977年8月版 .2003年2月6次印刷.
【注17】.《清史稿樂志研究》 P339陳萬鼐著 人民出版社 2010年2月版.
【注18】2007年，中國民協、內蒙古自治民協命名鑲黃旗爲“中國蒙古族火不思傳承基地”,簡稱“火不思”之鄉。
【注19】《清史稿樂志研究》 P347陳萬鼐著 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版.
【注20】《中國少數民族樂器》 P271樂聲編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注21】內容同【注20】P272
【注22】《草原金曲》P8于智 郝佳音編 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 1997年4月版.
【注23】《中國樂器圖鑒》劉東生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注24】參見《內蒙古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項目申報書》2008年 鑲黃旗文化館.
【注25】《錫林郭勒史迹》 P133北京 新華出版社2009年3月1版.
文章作者單位：北京市第166中學
本文獲授權刊發，原文刊于2012年1月6日《環渤海文化》報。轉發請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