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作爲東江革命重鎮的惠州，與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推動和領導的辛亥革命，也有深厚淵源，下邊是《惠州曆史概述》中記載的相關史料。
惠州三洲田起義
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以孫中山先生爲首的革命黨人爲了推翻清朝統治，在廣州發動組織第一次武裝起義，惠州會黨首領鄭士良等參與組織指揮，並負責聯系廣州、花縣、英德等地會黨。各地洪門三合會組織也積極響應，預備在重陽節參加舉義。但在組織發動過程中，因運送槍械不慎泄露了機密，指揮者之一陸皓東被捕犧牲，從香港乘船來廣州參與舉義的40多名會黨成員也一起被捕。爲此，孫中山領著陳少白、鄭士良等離開廣州，避難香港。
孫中山（中）和鄭士良（右）陳少白（左）
光緒二十六年（1900），當北方義和團運動全面展開，八國聯軍武裝入侵之時，孫中山認爲武裝起義的機會又來了，親自率領一部分同盟會會員從日本返香港，部署武裝起義。但由于港英當局阻止，無法登岸，便改在船上開會，決定由歸善人鄭士良率領鄧子瑜、黃福、黃耀庭、黃江喜等赴惠州，在惠州三洲田山寨發動起義，鄭士良負責指揮，楊衢雲、陳少白在香港辦理饷械，史堅如在廣州組織策應，孫中山自己到台灣設法接濟。同時孫中山還交代鄭士良到惠州後，聯絡惠、潮、嘉各屬會黨和綠林首領，集合于歸善三洲田，待香港方面運來槍械，即行發難。
三洲田大寨位于歸善縣（今惠陽縣）與新安縣（今寶安縣）交界，當時有八十來戶三百余人，曆代田耕漁獵，署兩廣總督德壽對三洲田的地理作如下描述：“查三洲田地方，山深林密，路徑迂迴，南抵新安，緊逼九龍租界，西北與東莞縣接攘，北通府縣二城，均可竄出東江，直達省會，東南與海豐毗連，亦系會匪出沒之處。”
起義日期定于光緒庚子年（1900）閏八月十五日。是年閏八月初，會黨志士在三洲田山寨的活動消息泄漏，閏八月初十日清軍突至，遂提前于閏八月十三日發難。起義軍旗幟上書寫“大秦國”、“日月”等字樣，高唱《反清起義歌》雲：“劍起滅匈奴，同身九世仇。漢人連處立，即日複神州。”會黨志士頭纏紅巾，身穿白布鑲紅號挂。起義軍以鄭士良爲總揮揮，劉運榮充軍師，何崇飄、黃盲福、黃耀庭充元帥，黃楊充副元帥，蔡景福、陳亞怡充先鋒，夜襲新安（寶安）沙灣，清軍潰逃，直逼新安縣城深圳，各鄉會黨紛紛來投，隊伍很快就發展到兩萬余人。閏八月二十一日，起義志士由橫岡進占龍岡，直趨鎮隆，先後大敗清軍于佛子坳、永湖，轉圖惠州府城。次日，博羅縣的會黨首領梁慕光等率衆響應，圍攻歸善縣城，另以小隊進攻惠州府城。
時廣東陸路提督鄧萬林駐惠州府城，聽到消息後慌張失措，惠州知府沈傳義、歸善知縣鄭業崇尤爲惶恐。他們立命將城門全部關閉，堆置沙包和加上板閘，並急電廣州請派兵支援。兩廣總督德壽聞惠州危急，調水師提督何長清及防務統兵官莫善積率所部集中惠州，又特派前駐惠州陸路提督劉邦盛到惠州募兵，實行圍剿起義軍。因當時起義志士多用無煙新槍，銳不可當。經一番激戰，清軍大敗，歸善縣丞杜鳳梧、補用都司嚴寶泰等被擒。閏八月二十四日，會黨志士約兩千人由永湖出發，擊退清軍大隊，陸路提督鄧萬林中搶墮馬竄逸，俘清軍數百人，會黨副元帥黃楊殉難。
據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清議報》刊登的《惠事略紀》，對當時惠州之戰作如下記述：“會黨于二十二日在距法梅湖四英裏之三角湖地方與官兵相遇，將官兵擊退，殺去官兵約二百人，傷者不計其數。該地居民因協助官兵，被會黨將村莊焚毀數間，村民之被害者，約三十人。二十二、二十三日，會黨率衆逼近惠州府城，在距城約二十裏之馬鞍墟。該處遍野蔗林，會黨乃虛豎紅旗數面，飄拂林中。時提督鄧萬林株守城中，見黨勢逼近，乃率各營男望蔗林進發，遙槍擊之。不料會黨分其黨羽，兩翼包抄而至，所用多無煙新槍，銳不可當，官軍抵禦不住，而各勇又皆新募，未經戰陣，槍硬器械亦鮮精良，相率棄械逃潰。”
閏八月二十五日，會黨志士進攻河源縣城，不克。次日，轉往崩崗墟，紮營于雷公嶺，因彈藥不繼，謀出東江，爲清軍所阻，乃折而東走，轉攻三多祝。閏八月二十七日黎明，清軍都司吳祥達等率各營兵勇抵達，會黨志士分路抵抗，雙方損失慘重，會黨志士劉運榮、何崇飄等五百余人陣殁，三多祝、黃沙洋等處得而複失，會黨志士退往平政墟。多祝黃沙洋之役，是三洲田起義後最艱苦的一次戰役。當時清軍有一哨兵力守多祝，知起義軍來攻，遂退守黃沙洋，聯合鄭、蕭、楊三姓村民進行堅守。但黃沙洋村民楊冠軍早與起義軍取得聯系，約定爲內應。當起義軍進攻黃沙洋時，楊冠軍深夜叫族人打開西邊閘門迎接起義軍，使清兵腹背受敵，至天亮時被起義軍全殲，而黃沙洋的蕭姓族人罹難者也有數十人。多祝黃沙洋的楊衍秀老人回憶是役時，作如下描述：“庚子閏八月紅頭軍起義時，我在多祝墟。二十六日紅頭軍攻入黃沙洋有兩千多人，百多支洋槍百多人……。駐多祝的清官兵不過五十多人，一聽說紅頭軍來就縮進黃沙洋。紅頭軍探知實情，就把黃沙洋包圍起來。鄉內官兵只百余人（包括加入清軍隊伍的鄉民），紅頭軍有內應，一鼓打進去，攻下黃沙洋之後，就進入多祝。……次日清官軍吳祥達騎白馬率大隊來攻，紅頭軍就去接仗，在沙洲尾壩上大戰一場，清兵抵擋不住，吹號收兵，敗下。到了下午，吳祥達得到增援，打了二個鍾頭，打得很驚人。紅頭軍因彈少無援，打不下去，就一聲‘水急，松人！’向距兩裏路遠的雙金退去。黃沙洋又爲清軍占領，舉行清鄉。”
當會黨志士與清軍在三多祝激戰時，海豐大幛山，河源及和平等縣會黨亦響應，其中會黨首領曾金養一路進攻和平縣城，毀南門城樓，城內廣毅軍營勇傾巢而出，會黨寡不敵衆，曾金養等陣亡。九月初五日，會黨志士由平政墟向黃埠轉進。因通往廈門之路被阻，會黨志士由黃埠分道南走，在濱海的巽寮集結，謀攻平海所城。清軍水師提督何長清急調副將張邦福督率靖勇矶隊由海上馳援。九月初八日，清軍抵禦平海所，會黨志士乃向赤岸轉進。後來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禁止日本駐台灣總督幫助中國黨人，物資彈藥供應中斷，無法繼續戰鬥下去，孫中山審時度勢，乃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傳信鄭士良，令其自決行止。鄭士良在外無援軍，內乏彈藥的情況下，被迫解散隊伍，僅黃盲福、黃耀庭等少數骨幹先後避往香港，山田良政迷路被俘遇害，乃日本志士爲中國革命犧牲的第一人，年僅33歲。這是孫中山在兩廣和雲南先後發動十次起義中的第二次，史稱“庚子惠州之役”。
惠州三洲田浮雕。
在惠州三洲田起義之前，興中會雖然于1895年重陽節首義廣州，但尚未發一槍，就因走漏風聲而流産了。因此惠州三洲田起義，是孫中山反清起義的第一槍。雖然三洲田起義最終敗了，但卻充分顯示了孫中山領導革命黨的力量和反清作用。1901年3月，因惠州起義失敗而寓居日本橫濱的孫中山接受了紐約《展望》周刊記者林奇（GeorgeLynch）的專訪，在談到三洲田起義經過時，孫中山不無自豪地說：“戰鬥僅僅持續了20天，從不到600人開始，這些人只有300支來福槍（又稱“來複槍”），每支槍30發子彈。10天之內，他們從清軍手中奪取了1000支來福槍。到20天結束時，他們的人數也由600增加2萬……起義者一共只犧牲了5人，而清軍有500人被擊斃，100人被俘。他們嚴禁任何劫掠和縱火行爲，人民很快轉而擁護他們。”
此後在多次革命軍事行動中，各地革命黨人都能舍身取義，前仆後繼地積極參與，並發揮其作用，如丁未年（1907）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廉州防城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以及戊申年（1908）雲南河口起義等。後來孫中山在三洲田起義失敗後曰：“經此次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確與以前有所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爲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具多爲吾人惋惜，恨其事之不成矣。”也就是說三洲田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改變了世人對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革命的態度和看法，意義十分重大。因此，事後黃興對惠州三洲田起義在曆史中的作用，曾給予很高的評價，曰：“堂堂正正可稱爲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
惠州七女湖起義
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國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風潮已遍及全國，清廷屢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將孫中山先生逐出日本境外。孫中山先生離開日本後，與胡漢民、汪精衛等人前往越南，在河內設立機關總部，以策劃廣東革命行動。光緒三十二年冬，湖南萍浏醴起義爆發，革命黨人許雪秋准備在潮州起義響應，電告孫中山派人協助。孫中山接到電報，即派廖仲恺、喬宜齋等回國，並指示“起義須潮惠欽廉同時進行，以便牽制清軍，萬勿孟浪從事，致傷元氣”，同意許雪秋的潮州起義計劃，並派鄧子瑜、余紹卿、黃耀庭往惠州，籌辦惠州、陽江、陽春起義，策應許雪秋潮州。鄧子瑜、余紹卿、黃耀庭三人于1907年3月上旬抵香港，余紹卿向香港機關總即領取1500元，往內地後不知所終，黃耀庭亦領去1000元後見風聲緊張而倉促返回新加坡，再後僅剩鄧子瑜按計劃執行任務。而許雪秋到潮州後，聯絡會黨，設總部于黃岡，廣集同志擬于5月25日起事，史稱“丁未潮州黃岡之役”。但因走漏風聲，領導者數人被捕，被迫于22日晚提前發難，但因事發倉促而最終導致起義失敗。
惠州七女湖起義浮雕。
當潮州黃岡起義情況緊急時，鄧子瑜命陳純、林旺、孫穩等集合部分同志前往惠州，計劃歸善、博羅、龍門分三路舉事，結果只有歸善有所發動，也就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丁未年）四月二十二日（陽曆6月2日）發動的七女湖起義，史稱“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起義爆發後，七女湖下寮村人陳亞純慷慨陳詞，號召人們起來推翻清政府，並宣讀檄文雲：“洋洋中國，蕩蕩中華。千邦進貢，萬國來朝。夷人占奪，此恨難消。招兵買馬，腳踏花橋，木楊起義，剿絕番苗。軍民人等，英雄盡招，正面天子，立轉明朝。”參加起義軍有二三百人，當日占領了七女湖墟鎮，奪取清軍防營槍械，擊斃巡勇及水師哨弁多人，各處民衆紛紛響應。是時惠州府縣兩城兵力空虛，人心恐慌，各商行遂聯名致電廣州營務處告急。其電文雲：“營務處憲鑒：惠州向稱盜薮，近因欽、潮肇事，歸善、博羅土匪潛圖蠢動，警報叠聞。今日辰刻距府城二十裏土名七女湖，水巡扒船被劫，斃勇奪械。該圩被掠聲勢頗張，並聞由港澳逃來及鄉村伏莽者數以千計，府城營勇調遣四散，城內兵單，人心惶恐。伏乞迅速撥勇，即日到惠駐紮城中，以鎮人心，而安商業。惠州府縣兩城商董叩。”
清兵連遭失敗後，惠州知府陳兆棠也急電廣州督署求救。粵督周馥見報，急調駐惠州東路巡防各營管帶洪兆麟、李振聲等部及新會中路巡防第十營管帶鍾子才等前往支援。時起義軍率衆二百余人渡過東江，轉戰水口、橫瀝等處，所向披靡。四月二十五日，進攻泰尾。四月二十七日，進兵柏塘。清軍管帶由柏塘拔隊跟追，中午追至八子爺嶺，清軍四面圍攻會黨志士百余人。雙方交戰至傍晚，會黨志士寡不敵衆，乃由山仔一帶沿山退走，陣亡數十名，石亞佛等被俘。清軍拾獲快槍七支，小槍六支，大小旗幟各一面，上書“革命軍都督朱令”字樣。羅浮山附近會黨首領黃甯瑞等人亦率衆響應。四月三十日，清軍中路巡防第十營管帶鍾子才和洪兆麟分別督隊捕拿黨人，洪兆麟率清軍到達八子嶺，被林旺所率50名黨人擊潰，洪兆麟中槍墜馬，所部死傷甚衆。李振聲、鍾子才各部也抵禦不住，省城爲之震動。爲此，粵督又命水師提督李准急調攻黃岡之兵從汕頭馳援惠州，順道由澳頭登陸。而起義軍聲東擊西，與清兵混戰十余日，越戰越勇，使清軍疲于奔命。
惠州七女湖起義電報。
6月27日，時在香港的鄧子瑜得知潮州黃岡起義失利，惠州起義失去聲援，加上接濟槍械未到，勢難久持，遂派人赴惠州告訴這一消息，令起義隊伍退入梁化墟附近村落，將槍械埋入地下，隊伍宣布解散。起義隊伍解散後，大部分起義者退入羅浮山區，領導者陳純等先逃亡香港，複赴南洋。時在香港的鄧子瑜，亦被香港華民政務司勒令離境，出走南洋。
鄧子瑜。
七女湖起義的組織指揮者鄧子瑜，是博羅麻陂鄉豐門村人，興中會會員。早年因參加反清活動而遭通緝，避逃香港、新加坡。于1900年10月鄧子瑜受孫中山委派，與鄭士良等人發動惠州三洲田起義，鄭士良倚爲左右手。三洲田起義失敗後，改名“朱民”，避居新加坡。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7年3月赴香港再次策劃惠州七女湖起義，並被推爲革命軍首領。七女湖起義失敗後，時在香港的鄧子瑜被當局驅逐出境，避居新加坡。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15年參加討袁運動，被推爲討袁軍東江別動隊司令，後又參加護法之役。1918年出任廣東海山鹽場知事，數月後辭去知事職，參加討伐廣西軍閥莫榮新。1925年秋鄧子瑜在惠州病逝。孫中山聞訊，電唁沉痛哀悼，並派人親臨祭奠，撥款安葬。國民黨元老馮自由曾經這樣評論鄧子瑜：“惠州人從總理者，以子瑜爲最久。”將其載入《革命先烈先進傳》傳世。
辛亥喋血廣州的惠州三烈士
1895年4月，以孫中山先生爲首的革命黨人爲了推翻清朝統治，在廣州發動組織第一次武裝起義後，又于1900年和1907在惠州先後發動了三洲田起義和七女湖起義。雖然惠州這二次起義都先後失敗了，但其曆史意義深遠。這二次起義不但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的反動統治，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並且爲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革命骨幹，積累了許多經驗，爲最終推翻清朝、光複惠州作出卓越的貢獻。其中激戰廣州總督府的羅仲霍、搶救被捕同志的嚴確廷、刺殺水師提督的林冠慈三人尤爲壯烈。他們爲了推朝封建王朝而喋血廣州，被後人譽爲“惠州三烈士”。
激戰總督署而犧牲的羅仲霍
羅仲霍名璋，號則君，惠東白花鎮聯豐村人。其堂叔祖羅添，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的將領。光緒三十二年（1906）六月，孫中山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嶼等地宣傳革命，發展革命組織，羅仲霍在槟榔嶼參加了同盟會。1910年7月，孫中山在馬來西亞與同盟會幹部制定了辛亥年（1911）廣州起義計劃，並在槟榔嶼發函邀請各地同盟會主要幹部前來商量革命方略。其時，仲霍在槟榔嶼任報刊主筆，參加會議見到了孫中山。11月13日，黃興、趙聲、胡漢民以及槟榔嶼、怡保、芙蓉和東南各省同盟會代表到槟榔嶼打銅街120號同盟會會址開秘密會議，擬訂了廣州起義計劃並安排了各項准備工作。羅仲霍參加會議後，以紙筆當刀槍，在報刊上連續發表文章，指出列強侵欺，清廷腐敗，民怨沸騰，中國非革命無以自救。他號召海外赤子爲國赴難。
羅仲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1911年1月，羅仲霍跟隨黃興、趙聲等人到香港，建立廣州起義統籌部，統一籌劃起義工作，羅仲霍被委任爲第十路指揮，負責攻打電訊局。舉事日期初步議定在三月十五日，後因槍械和經費未能按計劃就位，遂延期至三月二十九日。三月二十五日黃興到廣州，設立指揮部，布置作戰事宜。至二十七日，革命黨准備起義的風聲傳遍廣州，部分革命黨人被官兵破獲。爲此，時任廣州起義編制課長兼調度副課長的陳炯明認爲，既然敵人有所准備，主張緩期舉事，但多數革命黨人表示萬無緩期之理，堅持在二十九日下午五時發動起義。起義打響後，先集中兵力攻打總督署，羅仲霍在激戰中不幸負傷被捕。官兵將羅仲霍解至南海縣署，希圖勸降，卻遭到羅仲霍厲聲痛斥。最後清兵將羅仲霍殺害于南海縣署前，時年30歲。後革命黨人將其移葬于廣州黃花崗，爲黃花崗七十二位烈士之一。爲了紀念他，廣州逢源路曾建有“仲霍紀念小學”，羅仲霍的石膏塑像聳立在該校禮堂。
羅仲霍不單是一個革命者，也是一個優秀的愛國詩人。在就義之前，羅仲霍寫下了大量決心爲國捐軀、動人心魄的詩句。這些愛國詩篇如今已被《愛國詩華》、《辛亥革命詩詞選》、《中華英烈詩萃》、《中華新韻府》等大型詩歌叢書所收錄。在2011年前來參加惠州市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座談會的羅仲霍烈士曾孫羅小剛，展示了一份題名爲《仲霍烈士遺詩》的詩稿，這本詩稿不僅收錄了羅仲霍所作的48首詩篇，還收集了20世紀30年代多名民國政要的題詞。如林森題“匣劍猶鳴”，蔣光鼐題“天壤正氣”，許崇清題“浩氣長存”等。如他生前曾寫下一首《感懷》詩，抒發自己以身許國的豪情壯志：“十年恨不早焚書，閱盡浮名盡子虛。未許豪奴共肝膽，苦無善價賣頭顱。關前戍馬胡塵起，海內風雲大劫初。安得美人具俠骨，香囊寶劍好隨予。”
搶救被捕同志而犧牲的嚴確廷
嚴確廷，字鑒铨，今惠城區水口人，早年在廣州圖強醫院當醫生，後加入中國同盟會，1907年參加七女湖起義，事敗後爲逃避清兵追捕，遁入香港避難。1910年奉同盟會之命由香港返回惠州，協助其兄嚴德明主持東江革命黨黨務，開展革命活動。
嚴確廷，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1911年春，孫中山委派黃興、趙聲等發動廣州起義（即黃花崗之役），預先于香港設統籌部指揮一切，黃興爲部長，趙聲爲副。舊曆2月香港統籌部通知惠州和中學堂學生。于是中學堂甲班畢業生梁乃澄（字鏡球）偕同學二十人往港，加入五百“選鋒”之列。所謂“選鋒”者，是起義爆發後率先沖入城內占領重要機關，接應新軍入城。其余入會學生約六十人由嚴德明負全責，會同統籌部派來的同志丘耀西和姚雨平、張槐青等在惠州開設“集賢旅館”進行聯絡，運動保安警察俟廣州起義得手，即在惠州響應。1911年舊曆3月初，嚴德明與陳普仁由港運槍械一批回惠，在澳頭起陸時被清軍查獲，嚴德明、陳普仁俱被逮。消息傳到惠州，楊璇（字光甫）偕嚴確廷遄赴澳頭欲設法營救不遂。抵澳頭時嚴德明已逃脫，陳普仁被清兵解省，嚴確廷乃趁船赴港向統籌部報告。
因嚴確廷此次往澳頭的行蹤，被惠州官府偵知，廣東陸路提督秦炳直派密探以求醫爲名，到嚴確廷開的壽康西藥房刺探消息，企圖捕獲嚴確廷。嚴確廷從香港返回水口老家後，同志勸其逃離惠州，但嚴確廷不爲所動。3月16日嚴確廷返惠州壽康西藥房，才進門就被清兵捕去。
被捕後的嚴確廷雖受嚴刑拷打，始終沒有供出其他同志的名字。敵人先是用夾棍夾碎了嚴確廷的十個手指，繼而用尖竹簽插入十個腳趾，如此酷刑，終究沒有撬開嚴確廷的口。據鄒魯所著《中國國民黨黨史稿》，用刑之後的嚴確廷“兩足如廢，舉動均須人扶持”。清提督秦炳直對嚴確廷無計可施，只好遣重兵用兵艦押送嚴確廷與陳甫仁到省城。在兵艦上，兩人向清兵演說革命的真谛。嚴確廷說：“漢族如不革命，則滿廷必將吾錦繡河山，斷送于白種人之手，此際若不急起直追，勢必淪爲萬劫不複之地；吾輩貢獻身家性命，非爲權利，實欲圖存，然後與世界列強一較手腕！”嚴、陳兩人輪流演說，聲淚俱下，聞者無不動容。
嚴確廷入獄後，提督秦炳直開堂審訊，嚴確廷爲掩護其他同志，指著自己鼻子說：“我才是革命黨人！”秦炳直喝令其下跪，他笑曰：“堂堂革命黨人，安有下跪之理。”革命黨人丘耀西用錢買通監獄看守，暗中入獄探望。兩人見面時，嚴確廷低聲對他說：“我已自認是革命黨人，只用殺我一人的頭。你們可以繼續爲廣州起義運送槍支，我絕不供出一人。如不相信，可去我藥房，取那藍瓶裝的毒藥送來，我定含笑吞下，絕不皺眉，以明吾志。”由于嚴確廷受盡酷刑而終不供一同志，提督無法可施，遂將嚴確廷解省，3月26日與在澳頭被捕的陳普仁一起就義于總督府門外，葬于廣州黃花崗，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刺殺水師提督而犧牲的林冠慈
林冠慈，惠城區梅湖人，原名林冠戎。1907年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先後鎮壓了潮州黃岡、惠州七女湖起義後，革命黨人劉師複等欲爲起義遇難者報仇，遂在香港跑馬地的羅便臣寓所籌組“支那暗殺團”，策劃刺殺李准。1911年4月27日，廣州黃花崗起義又遭李准殘酷鎮壓而失敗，暗殺團會議決定立即刺殺李准，由林冠戎、陳敬嶽、潘賦西、趙灼文四人爲執行人員。在赴廣州行刺李准的團部餞行宴上，林冠戎慷慨陳詞曰：“我以身許國，早視死如歸。此無所系念，老母在家，不及一面爲憾耳!”遂改名爲林冠慈，以紀念慈母養育之恩。
林冠慈，紅花崗四烈士之一。
1911年8月13日上午，革命黨人得知李准將于當天午後由城外的水師公所進城回水師提督衙門的消息後，立即通知行動小組准備行動。林冠慈手提藤茶籮，在雙門底一帶靜候。午後，一大批手持短槍大刀的清兵保護著李准的大轎，快速沿街返衙門，行到怡興縫衣店門前，林冠慈立即從藤茶籮內抓出兩枚炸彈抛向李准的綠呢大轎，炸彈在轎前一丈多遠處爆炸。李准被炸彈震得摔出轎外，胸部與雙手俱受重傷，肋骨折斷兩根，撲倒在地上打滾，衛兵與轎夫亦有二十多名死傷。跟隨的衛兵一陣驚慌後知道李准遇刺，立即搶救李准，另分一部人去追擊刺客。後來林冠慈在清兵追捕中被槍擊中犧牲，時年29歲；而陳敬嶽在撤退途中被捕，于11月7日從容就義，時年28歲。水師提督李准自被林冠慈、林敬嶽炸傷後，知清朝大勢已去，遂通過革命黨人李紀堂介紹接洽胡漢民，率清軍水師投誠革命軍。
廣州光複後，廣東都督陳炯明將林冠慈、陳敬嶽、溫生才及謀炸龍濟光的鍾明光烈士一道，改葬于廣州紅花崗。據1911年12月16日《華字》報所載，廣州光複後林冠慈改葬情形如下：“林冠慈自炸擊李准殉義後，隨葬于東門外紅花崗，茲由其同志查得基地，先期開棺，檢視衣服，及所佩戴遺物尚存，當即易棺，12月14日行改葬禮。是日會葬者萬余人，軍隊則有香軍、循軍、惠軍、北伐軍、華僑炸彈隊、學生北伐軍、協字營、蘭字營等，其余中國同盟會、演說團、基督教會、世光學堂等亦派隊到祭，陳（炯明）都督主祭。”後有佚名撰題紅花崗四烈士墓志聯雲：“生經白刃頭方貴；死葬紅花骨亦香。”
1912年3月5日，孫中山在《追悼粵中倡義死事諸先烈通告》中贊揚其功績。1917年，邑人在惠州西湖點翠洲築“烈士祠”祀林冠慈、陳經等烈士。1918年，參議院議長林森在烈士葬處築墓立碑。1946年，梅湖父老將冠慈母校——梅湖小學改名“冠慈小學”。
辛亥革命和惠州光複
1911年（農曆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成功地發動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武昌起義。與此同時，廣東革命黨人也與各地綠林和農民聯合起來，組織民軍紛紛舉行起義，全省各地相繼光複。各地光複的方式大體可分爲三種：一是由民軍發難，推翻當地滿清官府；二是由當地新軍或營防反正，建立新政權；三是由清道府縣官員宣布獨立，和平光複。而東江各縣的光複，大體屬由民軍發難推翻當地滿清官府的一種。
武昌起義打響後，陳炯明、鄧铿、王和順、翁式亮等十余人陸續到惠州，分別籌備惠州及下屬各縣武裝起義事宜。起義口號是：“驅逐老鞑，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保我漢民，矢信矢忠。”其中：陳炯明、王和順起于惠州；曾國琮入陸豐；鄧伊臣、劉定叔進海豐；賴仲壁、周鋒、遊克桢赴紫金；李子先歐陽俊往河源、龍川；廖容、廖肅入連平、和平；丘耀西、梁鏡球、林虢真、陳潔到博羅；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光複東江之戰。
辛亥淡水起義和光複惠州
辛亥年（1911）秋，陳炯明與東江諸同志鹹集香港灣仔某街二十二號會商，圖謀起義。會商議決推舉陳炯明爲總司令，林激真爲總參謀長，鄧铿爲西江司令，嚴德明爲東江司令，丘耀西爲博羅司令，其余各同志如林海山、鄧伊臣、李子先、歐陽俊、丘耀西、梁鏡球、廖尚果、廖容等擔任各方運動。馬育航、鍾秀南、周醒南等擔任籌劃饷糧。議定分路出發。其中陳炯明率鄧铿等先入淡水，設辦事處于鄧伊臣（鄧铿之父）之家，籌劃進攻惠州，嚴德明由水口率隊助之；林激真、丘耀西、梁鏡球等率陳潔等由蘇村、響水進攻博羅。
1911年10月初，陳炯明、鄧铿等人首先在淡水發動當地農民和手工業者百余人圍攻淡水警署，繳槍三十余支，子彈千余發。隨後參加起義的愈來愈多，兩日之間發展到五百余人。其次是嚴德明在水口各鄉發動，參加起義的有六百余人；陳經（今惠東白花人）在白芒花各鄉發動，參加起義約四百人；丘耀西（今惠城馬莊人）在麻莊各鄉發動，參加起義的有三百余人；還有陳焯廷、謝子瑜、黃德修等三人，分別到其他各地發動，參加起義共有三隊，每隊約有三四百人。上述各支起義民軍共約三千人，槍支有千余杆，其他使用的武器如戈矛、鐵棍、鋤頭、扁擔等不計其數。起義民軍稱“循軍”，扛著“井”字旗（取古代井田之意），共編成七個大隊，陳炯明爲循軍司令，嚴德明、鄧铿、陳經、丘耀西、陳焯廷、謝子瑜、黃德修等七人爲循軍七個大隊的大隊長，其中鄧铿兼司令部參謀長。九月八日（即陽曆10月30日），循軍各隊舉起革命旗幟，到平潭白泥塘一帶集中，布置駐守陣地，准備進攻惠城。
惠州中山公園中設立的孫中山銅像。
當時駐惠州的廣東陸路提督秦炳直聞報，一面令惠州知府徐書祥籌辦團練局，委梁霭人爲局長，廖雨生、李望山、秦序東、張紹緒等十余人爲局紳，就地招募練兵三十余名，糧饷由局自籌，槍彈由提督發給，兩天內成立；另一面又調各地巡防營兵到惠城候命。九月八日，派洪兆麟統帶巡防營兵一營和炮兵一隊，駐守飛鵝嶺及其附近山區村落。許德普統帶巡防營兵一營和炮兵一隊，駐守惠州府城。另有許部一營駐守歸善縣（今惠城橋東）城。還有巡防營兵約三百人駐守環城一帶。兩城城門均有兵巡守，除府城大東門和縣城西門留爲交通孔道，仍舊開放外，其他城門一律關閉。
九月九日拂曉，循軍千余人高舉“井字旗”，由白泥塘出發，其軍事目標是奪取歸善縣城。時清兵巡防營六百余人集合在饅頭嶺（今文頭嶺），11日民軍在饅頭嶺與清軍相遇，兩軍交戰約五小時，互有進退和傷亡，清軍以民軍英勇，不敢戀戰，退守原防地。次日，戰況仍呈膠著狀態，未分勝負。第三日（即九月十一日）兩軍激戰于馬鞍，民軍卒沖破清兵防地，占據了二聖宮。革命軍大隊長陳經英勇過人，身先士卒，帶頭沖鋒陷陣。因後續人員跟不上，陳經孤身奮戰，不幸被清軍捕獲，後被押往府城萬石坊斬首示衆，喋血十字街口。與此同時，廣西人王和順組織“惠軍”，亦同日舉事，軍事目標奪取惠州府城，“與清軍血戰于飛鵝嶺者七晝夜”，雙方相持不下。
九月十二日，駐縣城的清軍出城迎戰民軍，卻被循軍分路包圍猛擊。由于循軍愈戰愈強，清軍畏縮不前，敗退回防固守。秦炳直因戰事失利，密電兩廣總督張鳴岐請求派兵援助。十三日，清軍停戰。紳商各界傳說紛纭，有說秦願意獨立或投降，以消戰禍，有說秦炳直與師爺何承鑫（字性存，清舉人，秦炳直師爺）兩人約定，誓不投降，抱著與城俱亡的決心，並命守城的許德普在兩城通衢地下暗藏火藥地雷，准備民軍入城時，放火焚炸。加上秦炳直因懷疑紳商各界和留省學生與陳炯明、鄧铿等有舊交，唯恐他們造謠和擾亂軍心，爲陳、鄧做內應，遂于十五日派出巡查隊到城中各處偵緝，並派巡防營兵圍繳團練局搶械。當時局紳們驚惶失措，各自逃避。將近黃昏時候，秦炳直命府城大東門和縣城西門，半開半掩，來往行人均受檢查後方得出入。又在大東門城樓上，裝置大炮，對著最繁盛的水東街和縣城西門一帶。惠人得此消息，無不驚心動魄，憤恨填胸，大家認爲除了運動巡防營官兵起義以外，別無解救良謀。惠城紳士苗致信與洪兆麟有友誼關系，遂由苗致信密函勸其自動起義，免致全城塗炭。加之惠城紳士廖計百、林羨知等從中推動，洪兆麟終于醒悟過來，脫離清軍反正起義，帶所屬兵馬撤出飛鵝嶺。
九月十六日，秦炳直接到洪兆麟起義的信息，立即商于其師爺何承鑫。何說：“大事去矣！”遂自缢于提署西廂之記室，以踐前約。當時秦的老母妻子圍在秦面前，乞求其珍重生命，靜候調解，秦猶豫未定。加上廣東水師提督李准被林冠慈、林敬嶽炸傷後，知清朝大勢已去，遂通過革命黨人李紀堂介紹接洽胡漢民，率清軍水師投誠革命軍，並“屢次函電並專輪赴惠，勸秦提（炳直）止戰”。最後惠州知府徐書祥前來相勸，並提出獻城意見，秦乃首肯。于是惠州知府徐書祥令歸善縣知事爲惠城官方臨時代表，往革命軍司令部協商獻城的辦法，不久得到圓滿解決。其內容：一是駐在惠州的巡防營兵先集中于府城，聽候革命軍收編；二是軍事交接完畢後，由司令部派兵員保送秦炳直及其家屬回鄉。十七日上午，駐縣城巡防營全部移駐惠州府城，聽候收編。午後，革命民軍進駐縣城維持秩序，同時暫設革命軍司令部于學宮。十八日早，駐府城的巡防營兵約一千人秩序井然，鹄立于提督衙門前面街道上聽候收編。不久翁式亮和鍾鼎基率所屬民軍分別從三多祝、蝦村來惠州革命軍司令部報到。
九月十九日，廣東陸路提督秦炳直獻城，惠州光複。秦炳直下令開通府城東門，恢複與縣城的交通，然後偕同僚、家屬先避難元妙觀，後革命軍送其白銀一千回湖南老家。惠州知府徐書祥、歸善縣令閻夢谷皆投降，清水師將官張叔謀也從東江駕船來降。是日上午八時左右，陳炯明、鄧铿等統率所部士兵，由縣城出發，經水東街過浮橋直進府城，沿途商店燃放爆竹歡迎。各隊民軍相繼進城後，由循軍司令陳炯明領銜發出布告剪發和安民，易歸善縣爲惠陽縣。
辛亥光複博羅之戰
宣統三年（1911）九月初，革命黨人丘耀西、梁鏡球、林虢真、陳潔及擔任裝配炸彈的女戰士宋銘黃、梁定慧、麥愛蓮等相繼到博羅蘇村，籌劃光複博羅之戰。當時梁鏡球提出，蘇村近博羅城，且面臨東江，如遇清兵來襲，無力抵禦；而響水有洪門首領陳蘇在那裏把持大局，可抗拒清兵，遂建議將發動起義的落腳點遷往響水。丘耀西等聞梁鏡球所言，立即表示贊同，遂率領全體同志轉往響水。接著惠州府中學堂學生黃穎荪、林樹人、鍾鵬飛等人也接到通知，前往響水加入丘耀西的起義隊伍，並用四個竹籮盛自制炸彈秘密運往蘇村待命。當起義爆發之際，林虢真突然傳來消息，說博羅知縣蔡國英派賴修敬爲代表，前來要求革命軍暫緩攻城，俟革命軍攻下惠州城後即開博羅城投降，並引梁鏡球與賴修敬相見。梁鏡球見到賴修敬後，賴將與林虢真所說的話對梁鏡球重說一遍，請梁鏡球許以革命軍攻下惠州城後出降。梁佯允賴修敬之請，但卻密函丘耀西謂此是蔡國英緩兵之計，乃按原計劃進攻博羅城。
九月十四日夜，博羅縣屬及附近各縣鄉村農民、鄉團、洪門會黨共約三千人開始秘密向響水、蘇村兩地集中，然後出發包圍博羅城。其時博羅城內僅有一隊清兵防守（約一百人），兵員稀少，士氣低落，而民軍則人多勢衆，士氣高漲。十六日清晨，革命軍分兵兩路進攻博羅城，丘耀西負責城北指揮，梁鏡球負責城西指揮。此時守城的清兵已無鬥志，梁鏡球負責指揮進攻城西的革命軍發起沖鋒時，清軍只在城西保甯橋附近作一些抵抗，但很快就被瓦解，革命軍順利攻入城內。丘耀西負責指揮城北的革命軍，亦從北門攻入城。有一部分清軍退往葫蘆嶺繼續頑抗，但很快又被革命軍打垮，扯起白旗投降。革命軍入城後，派出人員搜索清軍殘余，執博羅知縣蔡國英和守備何培清。蔡國英是革命軍破城後躲在永源當鋪被搜出來的，年約三十余歲，梁鏡球見其年輕，尚屬可用之材，遂令其剪去發辮隨軍效力。何培清，字鏡亭，歸善人。光緒三十四年領連和防營有功，廣東提督秦炳直調其往博羅剿羅桂會黨和幫匪。辛亥民軍攻博羅城，何培清率三百人守兩晝夜，革命軍城破後被執。革命軍免其死，令其與蔡國英一起隨軍北伐。蔡國英領命，但何培清被其兄所阻竟不能行。後何培清“猝遇羅桂余黨，出不意，狙擊死之”。
博羅光複後，隨即出榜安民。城內各店鋪、商家紛紛開門營業，民衆獻茶獻飯，燃放鞭炮表示歡迎，時爲九月十六日上午。但由于其時廣州和惠州還在清軍手中，若廣、惠兩地清軍出兵反攻，博羅城就會東西受敵。爲此，梁鏡球急命博羅西部各路起義軍和東江下遊的楊一清、梁桂等迅速向博羅城開拔，于十六日下午沿東江兩岸布防。又命各路民軍在山嶺樹林多插旗幟，夜間多張燈火，以大張聲勢。是夜，兩廣總督張鳴岐派李世桂、吳宗禹率清軍巡防營，用小型軍艦及機輪拖帶數十艘滿載清兵的船只溯江而上，至博羅馬嘶江面被軍民合力夾攻，東江兩岸數十裏火把齊明，喊殺連天。清兵不知虛實，倉皇潰敗，退回石龍，電報張鳴岐曰：“東江寸步不能行”。
在革命軍光複博羅之時，惠屬各縣光複捷報紛至沓來：曾國琮光複陸豐，被任爲縣長；劉定叔、鄧伊臣光複海豐，鄧伊臣爲縣長；河源、龍川、和平、連平、紫金亦相率光複。九月十八日夜，兩廣總督張鳴岐見軍心動搖，大勢已去，危局難挽，遂趁黑夜潛逃至沙面租界，經香港逃往日本。十九日，廣州和惠州光複。是日下午，原清水師所屬張叔謀部乘一艘小輪自東江下遊溯江而上，前往惠州歸降。行經博羅時揮舞白旗，頻頻響號，並按革命軍指令將博羅捐募的數船谷拖往惠州接濟軍民食用。至此，東江全境光複，城鄉秩序良好，萬民歡慶。
辛亥革命時期的學生運動
1907年8月，同盟會遣會員郭公接來惠州，到惠州府中學堂（豐湖書院舊址）任理化體操教習。郭公接字守毅，年約三十，留學日本時與孫中山先生關系密切，中山先生深倚重之。時惠州府中學堂有學生約百人，分甲、乙、丙三班，惠州知府徐書祥兼任提調。郭任教習後，常引學生出山僻間野操，積極宣傳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動員學生加入同盟會，深得學生歡迎和愛戴。至1908年，郭公接在學生中發展同盟會員共約80名，占惠州府中學堂學生總數的80％。同時規定，參加同盟會的學生每逢星期日到府城塘尾街三江書院集合開會。同時香港同盟會亦派來嚴德明、丘耀西、饒輔廷、陳普仁等同志到該書院與學生接洽聯系。1910年郭公接以運動學生事已成熟，辭職赴檀香山向中山先生報告，不幸在馬路上被汽車輾死。嗣後中山先生遣會員嚴確廷在水東街（今水東路）開設壽康西藥房（惠州有西藥房之始）接待革命黨人，中學堂加入同盟會的學生多來往其間，商討革命活動。
如今的豐湖書院。
1911年春，孫中山委派黃興、趙聲等發動廣州起義（即黃花崗之役），預先于香港設統籌部指揮一切，黃興爲部長，趙聲爲副。舊曆二月香港統籌部通知惠州和中學堂學生。于是中學堂甲班畢業生梁乃澄（字鏡球）偕同學二十人往港，加入五百“選鋒”之列。所謂“選鋒”者，是起義爆發後率先沖入城內占領重要機關，接應新軍入城。其余入會學生約六十人由嚴德明負全責，會同統籌部派來的同志丘耀西和姚雨平、張槐青等在惠州開設“集賢旅館”進行聯絡，運動保安警察俟廣州起義得手，即在惠州響應。
1911年舊曆三月初，嚴德明與陳普仁由港運槍械一批回惠，在澳頭起陸時被清軍查獲，嚴德明、陳普仁俱被逮。消息傳到惠州，楊璇（字光甫）偕嚴確廷遄赴澳頭欲設法營救不遂。但抵澳頭時嚴德明已逃脫，陳普仁被清兵解省。因嚴確廷此次赴澳頭已爲清官府偵知，返惠州後被捕解省，3月29日與陳普仁同就義于總督署門口。嚴確廷被捕時，同學又勸尚在中學堂的楊璇方出逃，楊曰：“提署偵騎四布，本校正在被注意中，倘我忽然逃匿，則嫌疑愈大，機關定被搜查，同學定被牽累，是爲一人安全，而使革命受相當損失也，我准備個人犧牲矣。”兀然不動。
此時清軍陸路提督秦炳直認爲中學堂學生全是革命黨，1911年3月20日突架開花大炮于府城大西門炮台上，欲將中學堂轟毀。知府徐書祥聞訊，徒步往止之，願以全家擔保，事始息。于是中學堂已入同盟會之學生預防再次搜查，遂夜燒文件及平日所閱之禁書。是夜中學堂內火光熊熊，監學練選亭驚醒急問何故？學生對曰：“清明節將屆，不得回家祭掃，念亡故之先人，爲燒紙錢也。”明日，中學堂學生暗中遷住三江書院集中，准備參加廣州起義，統籌部派革命黨人丘耀西協助學生行動。
1911年3月26日，廣州起義統籌部決定29日起事，派人通知惠州三江書院做好准備。29日下午5時廣州事發，梁乃澄所偕同學三人，轉戰城中，事敗俱逸出。而惠州方面，至30日晚始接廣州電，得“黃兄病重”四字，知廣州起義事敗，集中在三江書院待命的學生乃解散。
是年舊曆九月，同盟會繼武漢起義之後，在廣東全境發動起義聲援。惠州方面初由嚴德明負責，後由陳炯明、鄧铿負責，中學堂同學據各人鄉裏關系分開活動。l7日乙班同學陳經率十余人加入陳炯明、鄧铿所部民軍進攻惠城。清提督秦炳直出重兵拒戰，相持于饅頭嶺數小時。民軍死傷十余人，漸不支，陳經仍銳進不已，回顧後隊已無人。乃急匿民家草堆中。清軍進入民家，掠雞鴨糧米作午炊，取草而發現，陳經遂被俘，同被俘者三人並解府城提督署，被秦炳直下令殺害于萬石坊口（即今十字路口）。
陳經，字孝述，惠陽白芒花人，短小精悍，發濃黑而蜷曲，雙目炯炯有光，初讀于歸善高等小學堂（即今第二小學），一年後升入惠州中學堂，性和藹，好唱其本鄉民歌，頗長于文學，殉節時才二十二歲。民國元年（1912）諸同學捐款于惠州西湖點翠洲，建“留丹亭”紀念陳經與其同殉之三人以及饅頭嶺戰死之民軍十人。亭建于點翠洲者，以陳經讀于中學堂時好遊是洲，每流連不忍去。亭名“留丹”者，取文天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
9月18日，東、西江民軍會師惠州城郊，東江嚴德明所部約三四千人，與中學堂乙班同學嚴廷輝（字耀墀）、鍾宜剛等指揮下勇猛攻入縣城。秦炳直緊閉府城作死守計，登大東門城樓遠眺，見縣城內外人如潮湧，旗幟蔽野，令炮手陳植開炮轟擊。陳植是一個技術精良的好炮手，發炮極爲准確，因內心已同情革命，于是連發三炮俱落塘水中，不傷一人。秦怒斥之，秦甥許德普拔刀欲殺陳植，陳植急忙從城牆上跳下城外匿于民家，事後入元妙觀爲道士以終。19日，秦駐飛鵝嶺之精銳部隊，由營官洪兆麟率領，下嶺投降革命軍，牽動其他各營隊鹹無鬥志。秦知大勢已去，不能固守，始派城紳廖玉如等爲代表與革命軍議和，下午開府城迎革命軍入城，惠州光複。
東江會黨在清末所起的革命作用
東江會黨主要指天地會，包括惠州各個曆史時期的三合會、三點會、添弟會以及民國前後發展到海外的洪順堂、致公堂等，其發轫于明末清初之際，澎湃于雍正、宣統之間；終清一朝，二百多年來從未間斷。東江會黨的早期活動，以反清複明爲宗旨，至乾隆末年林爽文起事失敗後，由于反清複明無望，遂轉爲強調內部經濟互助，政治意味日趨淡薄；至晚清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其強烈反清意識複熾，逐漸彙聚成爲晚清民族革命的洪流。
東江會黨分布範圍，據歐榘甲在《新廣東》一文稱：由福建東來，其勢皆自東而西。一由陸行，自福建汀州而過廣東嘉應，內入龍川、永安、連平、和平，以及南雄韶州，外走江西之龍南、贛州，至北江而合。大約東邊閩、贛、粵三省交界之地，沿嶺南向西一帶，基本同屬此派。一由海行，自福建漳州沿岸，而達潮州之潮揭，惠州之歸善、海陸豐歸之。沿東江之北流，若龍門、增城、從化、番禺亦此宗之所衍也。
七女湖起義遺址。
自晚清鴉片戰爭後，由于農村經濟的崩潰，廣大農村農民和城鎮下層民衆生活困苦，因而促使更多勞苦大衆參加會黨，尋求依托，從中謀取生活出路。故辛亥革命前，是廣東及惠州會黨運動史上的全盛時期，到處山堂林立，聚散不時。他們的鬥爭活動既有反異族統治（反清）內容，又有明確的經濟互助（劫富濟貧）目標，成爲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光緒年間張之洞督粵時明確指出：廣東會黨以惠州府境內爲最多，潮州、高州、廉州次之，分別以香港、澳門、越南爲隱藏活動的地點。而宣統年間署理兩廣總督袁樹勳，對光緒末年以來的廣東會黨作了進一步的描述：“粵東會黨向止三點會，系于洪逆亂平之後，其遺黨暗用洪字偏旁，互相勾結，蹤迹甚爲詭秘。近年此風日熾，膽敢設立堂名，分派頭目，到處糾邀，不從者肆行逼脅。開台拜會，夜聚曉散，習以爲常。”“計一省之中，……而以惠、潮、高、廉各屬爲最多。近來附省之順德、東莞、新會等縣，亦蔓延遍地。此外有小刀會、創仔會諸名目，皆與三點會聯成一氣。小刀會系各攜一小刀以爲記號，十余年前，惟惠、潮等府有之。劍仔會系以東洋小劍爲記，于近數年始行發現。並有革黨從中勾串，恃港、澳爲逋逃薮，一經劫得巨資，購買洋槍，甚爲便捷。是以粵中盜匪，無不身藏利器。徒黨日繁，一呼雲集，從前劫案夥黨，不過—、二十人，近年劫匪動遺數百。緝捕之難，已較他省迥別，捕獲之後，迅辨稍遲，往往乘機糾黨越獄。蓋別省之盜，不過劫財，粵東之盜，多屬會匪，實有滋蔓難圓之憂。”
從以上兩廣總督袁樹勳最後說的“別省之盜，不過劫財，粵東之盜，多屬會匪”幾句，將東江會黨與一般土匪作了區別，而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廣州爆發的一次反清武裝起義，就是廣東革命黨人利用會黨力量進行的，從此東江會黨成爲革命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重要力量。
1895年，孫中山在香港、廣州成立興中會後，深感革命力量之薄弱，要反對強大的敵人，必須尋求革命的支持者。爲此，孫中山首先想到的是散布在南粵大地、帶領下層民衆反抗清朝地方官府統治的會黨。他號召興中會員把分散各地的會黨下層民衆織組起來，爲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鬥爭服務。實際上孫中山早在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堂就學時，已與惠州會黨首領鄭士良交往甚密。後來孫中山談起與鄭士良這段交往時曰：“及交愈稔，始悉彼爲三合會頭目之一，于是賴以得知中國向來秘密結社者之內容，大得爲予實行參考之資料。”同時孫中山曾表示，把推翻清朝的武裝起義放在廣東，其主要根據是當時惠、嘉、潮三府“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加入反清複明之會，其人亦最強悍，官府不敢追究之”，“一月之內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萬”。
在孫中山視會黨爲同道，要求黨內同志加緊對會黨的整理指導的同時，會黨中人也積極響應和參與革命黨人組織領導的反清革命活動。時任美洲洪門致公堂《大同報》主筆、惠州會黨首領之一歐榘甲（淡水人）以“太平洋客”筆名撰文曰：“凡欲興國強國者，必有會黨，必賴會黨，無會則無團體，無黨則無主義。……故其國之無會黨者，其民必散，必懦弱；國雖大必蹶，一蹶則不可複振。是故愛國之士，莫不以創會立黨亟亟焉。”並鼓吹廣東獨立，脫離清朝，發動海外會黨加入孫中山的革命陣營，撰文長達五六萬言，頗受革命黨歡迎。
1895年4月，以孫中山先生爲首的革命黨人爲了推翻清朝統治，在廣州發動組織第一次武裝起義，惠州會黨首領鄭士良等參與組織指揮，並負責聯系廣州、花縣、英德等地會黨。各地洪門三合會組織也積極響應，預備在重陽節參加舉義。但在組織發動過程中，因運送槍械不慎泄露了機密，指揮者之一陸皓東被捕犧牲，從香港乘船來廣州參與舉義的40多名會黨成員也一起被捕。爲此，孫中山領著陳少白、鄭士良等離開廣州，避難香港。直至1900年，孫中山才成功地在惠州發動了三洲田起義（又稱“庚子惠州之役”）。這次起義由會黨充當主力，直接指揮者是興中會會員，惠州三合會首領鄭士良。
鄭士良，字安臣，號弼臣，歸善淡水人，生于1864年。他少有大志，先後入讀淡水崇雅書院和廣州禮賢學校，信仰基督教。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後在淡水加入三合會組織，從鄉中父老練習拳技，頗與鄰近綠林豪俠及洪門會黨相往還，漸具“反清複漢”思想。1886年鄭士良考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堂，與同班同學孫中山爲摯友。1888年鄭士良辍學返回淡水，聯合會黨宣傳社會變革，被推爲三合會首領。三洲田起義前，會黨成員多浪迹江湖，散處四方，全靠其號召糾邀。1895年1月在香港參與孫中山組建興中會，爲香港興中會負責人之一。1895年4月，以孫中山先生爲首的革命黨人爲了推翻清朝統治，在廣州發動組織第一次武裝起義，邀鄭士良回國參與組織指揮，負責聯系廣州、花縣、英德等地會黨。又命令所有惠、潮、嘉各屬會黨及綠林首領黃福、黃江喜、梁慕光、黃耀庭諸人俱受鄭士良節制。三洲田起義敗後，1901年鄭士良複奉孫中山之命由日本返香港執行任務，與同志飲宴于瓊林酒樓，清吏使人落毒食品中，鄭士良不知其詐，中毒身亡（一說系中風所致）。
惠州三洲田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卻充分顯示了會黨的力量和反清作用。如歸善縣人曾捷夫、曾儀卿叔侄也是三合會首領之一，而曾捷夫在惠州平海所一帶黨夥頗多，三洲田戰役曾號召平海所會黨響應，後來在庚子惠州之役中，又協助鄭士良聯絡會黨，頗爲得力；歸善縣馬欄頭人羅生，宅第寬廣，三洲田大營就是設在其家中；博羅縣人林海山也是惠州三合會首領之一，曾協助鄭士良，甚爲得力。歸善縣人林俠琴、廖和、唐皮；博羅縣人何松；新安縣人盧竈娘；與黃福等駐紮三洲田大營，發難時分任軍中職務。又有歸善縣人蔡景福、陳怡、黃揚，博羅縣人劉運榮，新安縣人蔡生、何崇飄，河源縣人陳福等都是三洲田戰役的將校，身先士卒，沿途血戰陣亡。此後在多次革命軍事行動中，各地會黨都能舍生取義，前仆後繼地積極參與，並發揮其作用，如丁未年（1907）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廉州防城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以及戊申年（1908）雲南河口起義等。
紫金好義人陳亞湘，是東江會黨首領之一，參加三洲田起義失敗後逃亡香港，1908年潛回惠州邀集舊部，繼續與清兵作戰。他與助手張陀在紫金藍塘、古竹、好義、義容、鳳安等地發展會員萬余人，除地主土豪外，九成以上家庭都有人參加會黨織織。他們豎地四方紅旗，旗面寫著“忠元帥”三個大字，聲勢非常浩大。陳亞湘率領他們組織湯坑起義、攻打古竹清兵、火燒藍塘公局，聲震東江兩岸。清軍管帶夏文熙被派往清剿時，曾向他的部下說：“參加洪門的人，在藍塘、古竹、好義一帶，我們不用看，隨便抓去，總不會抓錯人。”充分顯示出清末東江會黨之興盛。
我國學者陳劍安在研究廣東會黨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時，認爲：“從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開始，到1911年11月廣東獨立爲止，前後共六年分爲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革命黨大力運動會黨的階段，也是廣東會黨在革命黨策動下武裝起事最多的階段；後一階段革命黨雖然把活動的重心移向防營、新軍，但並未放棄對會黨的工作，會黨的積極作用，仍然得到進一步發揮，廣東獨立正是在革命黨人策動會黨群衆大起事的形勢下促成的。”此說符合曆史事實，對廣東及東江會黨在清末革命中所起作用給予充分肯定。惠州三洲田和七女湖起義失敗後，惠州會黨仍然前仆後繼，先後參加了廣州新軍起義和辛亥廣州起義。1911年10月，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黨人成功地發動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辛亥武昌起義。武昌起義打響後，陳炯明、鄧铿、王和順、翁式亮等十余人陸續來到惠州，與各地會黨和農民聯合起來組織民軍，經過一番激烈戰鬥，終于推翻清朝政府，惠州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來源：惠州頭條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