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一年，北京皇城內發生一件盜竊案。破案後《京報》刊載全案的來龍去脈，千裏之外的新加坡《叻報》也于1895年12月28日轉載。晚清以降，官窯瓷器流入民間，民窯大量仿造，東南亞華商亦訂燒瓷器自用。
曆史學家、中國古陶瓷收藏家韓槐准在其《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裏，記述這些散落南洋的古瓷。』
文人雅士在詩文創作之余，多有喜好文玩之癖。如宋代女詞人李清照，與其夫婿趙明誠，皆酷愛金石書畫，婚後常到大相國寺，收羅文玩古籍。另外，貴爲一國之君的乾隆皇帝，對各種文玩古瓷更愛不釋手。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透露，嘉慶皇帝在乾隆去世後，將其大量珍寶文玩悉數封存于建福宮。
移居海外的華人，發家致富後，宅院亦常見擺設文玩，懸挂字畫，以示其品味不凡。用于餐桌上的瓷器餐具，更是刻意定制各種精美器皿，除了取悅賓客，也突顯主人家身份非凡。日後這些器皿或擺設因家道中落，再通過舊貨商或古玩商之手，輾轉他人。古玩買賣，可以說是門極爲古老的行業。早年新加坡的古玩行，或許就是從富貴人家散出的珍玩、收藏而濫觞。
皇城內廷禦瓷被盜竊
光緒二十一年（1895）9月，北京皇城內發生一件頗令人咋舌的盜竊案。此案被盜賊偷竊的不是金銀財寶，而是皇帝禦用的瓷器。負責查案的巡視東城禦史文博與張仲炘最終破案，上奏皇帝呈報全案來龍去脈。有意思的是，奏折刊載于《京報》後，遠在千裏之外的新加坡《叻報》，于1895年12月28日再予轉載。
據《叻報》報道，此案發生于九月初，孟順兒與劉墨林兩人商議盜竊內廷庫房禦窯瓷器。他們預先購置鐵鑿，溜進西華門後，跳入瓷器庫旁邊坍塌的庫房，再鑿開瓷器庫牆壁，偷出10個瓷酒杯，一個破損，然後賣給在前門擺攤，一個來自宛平縣叫段二的販子，得九吊錢（一吊錢即一貫，相當于1000個銅錢）。段二後再把贓物以12吊錢轉賣給王姓販子。次夜，孟順兒、劉墨林再從原來牆洞偷出30余個大碗，賣給前門擺攤的張續，得錢三兩；孟順兒分得11吊，余款劉墨林自得。第三日清晨，二人由原路進入，再偷出18個大碗，同樣賣給張續；得錢18吊，此回兩人均分贓款。
接下來兩人再招來胡明海與李四入夥。9月13日，四人先溜進鹹安宮，藏匿至二更，再偷出一挑瓷器，件數不清楚，先以包袱遮蓋。待天明時分，孟順兒與劉墨林輪替將瓷器挑出，從神武門逃離。此次兩人將偷竊的禦瓷售于鼓樓的永成齋古玩商呂得山，共得40兩銀子。15日，再以同樣方法，盜出兩挑瓷器，再買給呂得山，此次交易得銀達110兩，之後四人結伴到朝陽門外娼宿。
畢竟內廷庫房也有官兵值班，所謂上得山多，其中三人，包括爲其銷贓的古董販子等人，皆被查獲，交由刑部並待聖裁。然而，晚清內廷包括禦窯在內的盜竊問題，並非至此就停止，相反越演越烈，日後還有內廷太監集資在古玩市場開設店鋪，倒賣宮廷用瓷與珍寶的案例。
▲圖爲清乾隆琺琅彩龍舟膽瓶。（圖片來自香港中通社）
清朝禦瓷燒造、用途與庫貯
從竊案，我們再來了解清代禦窯瓷器的燒造、使用與貯存概況。清朝時，宮廷使用的瓷器數量極爲龐大，且用途廣泛，除了禦膳，還包括節慶、婚喪、祭祀、賞賜等用途。燒造禦窯瓷的經費，早期主要是來自江西地方稅收，後來也動用關稅，例如九江關（位于長江中遊）的洋藥（鴉片）稅銀。燒造宮廷用瓷的禦窯廠，即位于今天的瓷都景德鎮市中心。可惜，清代禦窯廠今天已經無存。
清代禦窯廠瓷器燒造的鼎盛時期是雍正、乾隆兩朝。鹹豐五年（1855），禦窯廠毀于戰火。雖然日後恢複生産，但工藝水平大不如前，更遑論雍正與乾隆的輝煌時期。即便如此，據《清宮瓷器燒造檔案》記載，光緒一朝（34年）的瓷器燒造量高達102萬件。其中用于兩項非常重要的場合，即光緒皇帝大婚及慈禧太後60與70兩次大壽。慈禧太後最負盛名的禦用瓷，乃同治年間重修圓明園時，向景德鎮訂燒的“大雅齋”款識（zhì）瓷器。
如此龐大的禦用瓷數量，從燒造、解京（分陸路與水路）、庫貯，早有一套完善的運作系統。就貯存來說，清宮內務府是管理禦用器皿庫存的總機構，在此之下的廣儲司瓷庫，負責禦用瓷器的貯存。清末時，禦瓷分別由五款庫、中庫、東庫及內庫，四大庫貯存。所謂五款庫，即是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五朝的禦瓷庫。庫房儲存的瓷器數量雖龐大，但分類有序，登記明細，以便移動取用。另外瓷器庫還須分別在月、季、年，造冊上呈。
清末以來文物盜賣與外流
19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帶動帝國資本主義與殖民地主義興起，中國對外連連失利，與列強不斷簽訂喪權條約，導致古老東方帝國崩解。清末中國早已淪爲半殖民地的國家，此時工業發展緩慢，産品面對歐美、日本發達工業的競爭，市場頓失。中國陶瓷縱然是傳統手工精致，外國陶瓷的生産速度與質量卻逐漸超越中國。貧弱使到華人失去文化優越感與自信心。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導致國家文物外流。庚子事變與八國聯軍入侵時，皇城遭到毀滅性的劫掠。更甚的是，皇城以外的文物掠奪，諸如日後的敦煌石窟、龍門石窟等重要古迹，亦遭受池魚之殃。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答應給予清室特別優待，每年撥款400萬兩補貼清室開銷。宣統皇帝得以在紫禁城內繼續其小朝廷的運作。事實上，民國政局亦混亂不堪，撥款過程中的虧空與揮霍，並無全數兌現。以溥儀大婚爲例，爲了辦個像樣的皇室婚禮，需耗銀40萬兩。無論是清室或民國政府，都無能爲力。因此只好將內廷收藏的珍寶抵押給彙豐等外資銀行，無力贖回則遭受變賣。
末代皇帝溥儀與後妃，由于政治上失意，日常生活不如意即砸毀禦用瓷器以泄憤。《清宮瓷器檔案》便載有宣統十六年時（此時已經是民國13年，公元1924年），被溥儀砸破的瓷器件數記錄。其記錄文字口氣頗有意思，例如：正月初六，萬歲爺砸大碗一件；三月初二淑妃砸五寸盤一件；五月初四，砸大碗、五寸盤、黃中碗各一件；七月，皇後砸湯盤一件。這或許是溥儀與後妃們，對于昔日光輝一去不複返的內心苦悶寫照。乾隆時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曾經計算過，官窯燒造一件瓷器需要花一錢多銀子，實際上官窯的珍貴不在于料錢，在于匠作，萬歲爺砸的是匠人的心血。
▲圖爲清乾隆洋彩魚村形樂圖轉足碗。（圖片來自香港中通社）
海峽華人訂燒瓷
相較于皇帝禦用的官窯瓷器，尋常百姓所使用的器皿，當然不可能有禦窯廠嚴格督造的精美。此外皇家禦瓷特有紋飾與年款也有規定，不容僭越。鹹豐時禦窯廠被毀後，造成大量窯匠流散，官窯工藝水平遠遠不如康、雍、乾三代。晚清以降，官窯瓷器流入民間，民窯大量仿造也非新鮮。富人殷商追求的，不外是貴族氣質。
以晚清海外的華人移民爲例，東南亞華人在經商致富後，會以捐官、買爵的方式來凸顯其社會地位。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穿著或使用的器皿也極力追求奢華。19世紀許多著名華商如馬六甲的陳金聲、新加坡的章芳琳、吉隆坡的葉亞來、槟城的林克全等，皆曾在中國訂燒瓷器自用，這些定制器皿除了在器物書上其店號、姓氏、名字外，還書有其所捐買之官銜名稱的。例如葉亞來訂燒的瓷器上，除了書有其姓氏“葉”字外，還加上“朝議第制”（即朝議大夫府第所訂之器），顯示他所捐“朝議大夫”之官銜。而這些訂燒瓷在工藝和質地上，也極盡所能，飾以各種吉祥圖樣，襯托出其“官氣”。
又如本地早年著名的僑領華商章芳琳逝世後，家屬曾于1895年拍賣其遺物，其中有兩件銅器據說是來自圓明園，居然在拍賣上賣得450元，出高價購入者乃洋人。這說明華人致富，也渴望與追求高尚文化，甚至是皇家品味。今天收藏界一般將晚清海外華人定制的瓷器，通稱爲“娘惹瓷器”（Nonya Porcelain）或“土生華人瓷器”（Straits Chinese Porcelain），實際上這是稍微狹隘的稱法，因爲除了海峽殖民地土生華人購置這些瓷器，海外其他地區的華人也購置。
本地早年的古玩商行
本地何時始有古玩藝術品商行，似乎已經無從知曉了。查閱報章，19世紀中葉，本地著名的華商胡亞基在吻基（Boat Quay）的店鋪黃埔號（Whampoa&Co）內，便有售賣中國瓷器與油畫。胡亞基與廣州行商生意往來密切，店鋪售賣的部分中國瓷器，可能是早年暢銷歐美的廣彩瓷器（以景德鎮燒制的瓷胎，在廣州加彩），與一般稱爲“貿易畫”的中國油畫。當年的廣彩瓷並非古瓷器，而是當時用的日用瓷器。只不過由于其質感華麗，而聞名于世。
直到20世紀初，本地古董行業才逐漸興起。1909年，西報上刊登一家名爲H.L.Coghlan&Co.的拍賣公司廣告，宣傳即將舉辦一場重要的中國古董藝術瓷器拍賣會。拍賣的古玩瓷器種類包括：明朝瓷器（Famous Ming Period pieces），康熙官窯青花瓷（Royal Kanghi blue and white）、稀有的五彩瓷（Rare5-colour）、黃釉彩瓷（Mandarin Yellow）。器型則有花瓶、碗盤、瓷板等。此次拍賣的顧客對象，似乎以居住在本地的洋人愛好或收藏者爲主。可惜拍賣的古瓷來源，廣告上並沒有明確說明。
1917年，另外一則在中文報紙所刊登的古玩瓷器拍賣啓事，卻道出其拍品的貨源。拍者是莊慶利拍賣公司，拍賣的地點在土庫花園，即萊佛士坊。令人關注的是，廣告強調其拍品由北京清室及熱河行宮等處選運而來。包括古玩珠寶、玉器、瑪瑙八寶、名人字畫，宋、元、明古瓷，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五彩、粉彩官窯瓷器等。
到了上世紀20年代，新加坡中西報章上的古玩生意廣告漸多，有些還是由個人從中國辦貨前來銷售，包括有福州、山東、上海等地的古玩商。1920年代至1940年代報章刊登的廣告顯示，一些古玩行開設在烏節路及東陵地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設在東陵購物中心內的古玩店，有些還是從戰前就開始經營了。
萊佛士博物院首辦中國古瓷展
1913年，萊佛士博物院（今國家博物院）舉辦一項展覽，展出由白禮德爵士（Sir Roland St.John Braddell）借出的明、清瓷器，展品中有大量的清代瓷器。白禮德曾將展品資料彙編目錄，還受邀舉辦講座，分享中國古代瓷器收藏的相關知識。
這項展覽深受海峽華人的歡迎，以致宋旺相還將此事載入其《新加坡華人百年史》裏。宋旺相抱怨新加坡的華人新客，極少願意到萊佛士博物院去參觀，因此失去觀賞精美中國古瓷的機會。據《萊佛士博物院常年報告書》（Annual Report of the Raffles Museum and Library）記錄，當年展出的瓷器超過80件，而且絕大多是康熙、雍正及乾隆三代的瓷器。這應該是萊佛士博物院開館以來第一次舉辦中國古瓷展。
博物院也在1920年的常年報告書指出，中國古陶瓷的價格非常高昂，萊佛士博物院並無豐富的收藏，當時約只有200件的收藏品，展示這些陶瓷器，亦需比較寬敞的面積。報告書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博物館收藏的這些瓷器究竟是屬于什麽年代的。直到1936年的報告書才提及，博物館收藏的中國古瓷，有許多是明代的外銷瓷，燒造于16世紀；另外還有一部分屬于17世紀，即清朝初年的産品。當年博物院也安排一項借展，展出30件的外銷瓷，除了明代青花瓷，也有少量的宋代青瓷。
聚散乃因緣
通常收藏家購置古玩書畫，都喜愛傳承有序的珍藏品，也總希望自己的藏品能永世流傳。然而聚散乃因緣，緣起而聚，緣滅則散。中國陶瓷外銷到海外的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地處東西交通要道的新加坡，無論是日用粗瓷抑或是皇帝餐桌上的禦瓷，皆曾在這兒聚散。
上世紀50年代，購買中國古玩外銷瓷的好地方，除了東陵的古玩店，再有就是結霜橋舊貨市場。有些富貴人家或後代分配家産，或家道中落，把還值點錢的舊瓷器或家具變賣，有些流落于此。著名的曆史學家、中國古陶瓷收藏家韓槐准便曾經于此收集到不少古瓷。他在其《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裏記述：景德鎮之客貨細瓷，遺留在華僑故家者極富，尤其以同、光二代之五彩瓷占多數，因過去華僑富有之家，多備各種細瓷，置于家中，爲逢任何慶典宴客時，用以馔器，以表豪華，至20世紀初葉，其子孫多讀洋文而洋化，此時東西洋瓷充斥市上，其祖父所遺留之中國細瓷，不合時髦，多賤賣與收棄物負販者（Kalon guni），當時于黃昏之際，一到新加坡須涯路（Sungei Road，今結霜橋），即俗稱之Robinson Petang（黃昏的羅敏申百貨公司），可瞥見價格極賤之道光光緒間中國細瓷，並書畫，陳賣道左或攤檔上。
這位出生于海南島的老華僑，在僑居新加坡時，除了鑽研南洋曆史研究，還留意收集中國古外銷陶瓷，並且結合愛好于南洋古代曆史研究。晚年韓槐准帶著畢生收藏返回祖國，悉數贈于中國故宮博物院。雖然故宮博物院收藏有數不勝數的官窯禦用瓷，然外銷瓷捐贈，韓槐准卻是曆史第一人。韓槐准憑著個人力量，以玩物並不喪志的心態，在海外寫出一本相關知識的專書，並且把散落在南洋的古瓷介紹予中國學界，真是令人佩服。（完）（原標題：五月槐花香 從晚清內廷禦瓷竊案到韓槐准《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文章來源：聯合早報）
作者/呂世聰
責任編輯：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