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在紐約布魯克林的綠木公墓，一位概念派藝術家蘇菲·卡勒（Sophie Calle）啓動了一個裝置，名爲“這裏長眠著綠木公墓遊客的秘密”。在未來的25年裏，每一個經過此地的人都可以寫下內心最深的秘密，並埋入這位藝術家設計的墳墓。這個公墓還辦了月下遊園、雞尾酒派對、舞蹈表演，甚至還有瑜伽課程。
如今“死亡”紅起來了。這些愉快的公墓聚會只是這一趨勢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欲望之一，就是把所有事情都變成對自我的投射，“我們是誰，我們如何生活，別人怎麽看我們”——死亡也不例外。
過去死亡只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局，現在，它已經演變成了新的小資的儀式，就像婚禮和出生一樣，精心策劃，個性化訂制。在維多利亞時期，人們對死亡很沉迷，葬禮遵從嚴格的禮制，還會舉辦與死者對話的降神會，出席者穿戴精心制作、用于哀悼的珠寶與服飾。在那之後，死亡再也沒有被如此華麗地包裝過了，直到今天。現在每個人的死亡都必須在某個方面很特別，緊跟潮流。最終，時髦的人可以死得和他們活著的時候一樣。
如果你喜歡環保型的葬禮，你可以花545美元，向Vale公司訂做純手工、可降解的壽衣（寵物的壽衣僅需68美元）。或者，你可以像加州名廚艾麗斯·沃特斯（Alice Waters）宣稱的一樣，下葬時穿一套特殊的睡衣，裏面藏著蘑菇孢子，以加快肉體的分解。幾年前，藝術家李潔林（Jae Rhim Lee）在TED演講時，就穿著這麽一件衣服——一條黑色的、戴頭巾的連衣裙，裙子上繡著密密麻麻的白色紋路，每一條紋路都裝滿了蘑菇孢子。演講中，Lee很高興地說，她正在訓練蘑菇，把頭發、指甲、死皮餵給它們，好讓蘑菇在她死後吃掉她。
很多人不太在乎環保，而比較擔心自己會在孤獨中死去，這類人也有解決辦法（至少是部分的解決吧）。你可以雇一位臨終陪護人，他們是受過訓練的職業人士，會陪伴你到生命盡頭，就像生育時的陪産士。你可以要求葬禮在家中舉辦，你的朋友和家人在客廳裏與遺體告別，整個儀式像婚禮一樣，精心安排。在大限之日到來之前，你還可以和志同道合之人在“死亡咖啡館”討論死亡的話題，“死亡咖啡館”是2011年瓊·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發起的，他希望人們聚集起來，面對死亡。安德伍德于2017年夏天死于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
在這場死亡新風潮裏，凱特林·道蒂（Caitlin Doughty）是先鋒之一。她是一名年輕的洛杉矶殡葬業者，打扮很哥特。她出過一本暢銷的回憶錄，還創辦了YouTube系列節目《向殡葬業者發問（Ask a Mortician）》，此外，她還建立了一個社群，成員都很年輕，他們致力于推廣對死亡的樂觀態度。
“公開承認自己對死亡感興趣，這沒什麽。”去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們開車穿過洛杉矶的街道，道蒂告訴我，“這表示你關注生命的每一個層面。在西方世界，我們把這種人圈起來，劃爲哥特、怪胎，或是潛在殺人犯，缺乏坦率的討論。”
人們關注另類的“死亡實踐”，也是出于對殡葬業的不滿，這一行商業氣息太濃重，千篇一律。不同背景的人對此看法出奇地一致。“嬉皮士、自由主義者、占有土地意識超強的槍支持有者、某些特定的宗教人士，以及特朗普支持者，都希望能有一口像樣的棺材，按自己喜歡的方式下葬，”道蒂說，“他們心中對‘回歸大地’的理解未必相同，但是對他們來說，這都是在爭取基本的權利。他們不希望某個乏味的公司主宰了他們的遺體，處理那些能代表他們一生的東西。”
假設重新思考死亡，是因爲人們厭倦了泛濫的商業主義和同質化的現代生活，那麽，商業早晚會追上來的。在我們對死亡的迷戀中，也有黃金。
* * *
出版商尤其明白這波潮流帶來的商機。以死亡爲主題的書固然不新鮮，但這類書籍最近越來越多了。去年，包括許多作家都出版了關于死亡的文學回憶錄。作家凱文·圖利（Kevin Toolis）在《父親的守靈夜》（My Father’s Wake）中，解釋了爲何愛爾蘭人能得當地處理死亡；而凱特林·道蒂在新書《從現在到永生：在全世界尋找好的死亡》（From Here to Eternity: Travelling the World to Find the Good Death）裏探索了很多國家，從印度尼西亞、玻利維亞和日本，人們是如何對待死亡的。
但是，把“得體地死去”發展得最完善的，也許不是愛爾蘭人，也不是玻利維亞人，而是瑞典人。近期，由于出版業的推動，你也許看到過一個瑞典單詞“döstädning”，意思是“清理遺物”，即離世之前的一整套程序，以處理好財産、物品。日本收納女王近藤麻理惠在她的暢銷書《怦然心動的人生整理魔法》中介紹了一系列收拾屋子的訣竅，其中一個是：當你無法決定要不要丟棄某樣東西時，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個東西是否能“激發我的快樂”？在“清理遺物”的時候，相應的問題是：“如果我留下這個東西，我認識的人裏面，會有人更開心嗎？”
“清理遺物”反映了現代人的很多焦慮。有人感覺物質太多，阻礙了精神的發展，對這類人，需要一個操作指南去精簡雜物。有人擔心隱私，怕親戚們發現自己的秘密，這些人可以采用合理的預防措施；有人擔心晚年神智不清、行動不便，他們也可以在清醒時做些准備工作。
當硅谷的億萬富豪尋求永生的時候，我們這些凡人只能想辦法接受死亡，安排好漫長、狼狽的晚年，和親戚們和解，——要知道，每當他們想到以後要照顧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的我們，就很害怕了。如今人類的平均壽命延長了，但這並不只是讓我們有更多時間去思考死亡，也讓我們陷入高齡所帶來的混沌和病痛，而“清理遺物”似乎是處理這些問題的有效方式。
在瑞典，“清理遺物”只是偶爾提及的理念，不能算是舉國皆知的文化。這個概念在外國談得更多，他們把北歐想象成生活得很通透的地方，比瑞典的真實情況要好。但是，即使瑞典人很少討論“döstädning”，它那裏面的確有一些內在的道理。瑞典駐美國大使卡林·奧洛夫斯多特（Karin Olofsdotter）近日對《華盛頓郵報》記者說，“清理遺物”幾乎是一種生命需求，是一個社會鼓勵獨立、負責、爲他人著想、而且每個家庭都踐行這種理念的結果。
一個在斯德哥爾摩做電台制作人的朋友對我說：“我媽正在清理遺物。十幾年來——她今年65歲——她一直都在收拾東西，幾乎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她認爲）扔東西能爲我們省去許多麻煩——在她去世後。她不想讓我們陷入兩難境地，糾結該拿某個東西怎麽辦，此外，她也不想讓人看到她的私人物品。從我十幾歲開始，她就一直在逼我丟這丟那——我小時候畫的畫、舊衣服、看的書、收集的紀念品等等。她不停地強調，這麽做對大家都好。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典型的瑞典人，但這真的非常、非常理性，非常冷血。”
瑞典完善的福利制度，使得老年人能夠獨立地生活。“可能這也促使他們覺得，必須在死前清理好東西，免得給別人造成麻煩，”《北歐:冰與火的尋真之旅》（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的作者邁克爾·布斯說，“瑞典人特別、特別有責任感。他們認爲，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好，絕對不能成爲別人的負擔。這方面，瑞典人可以說非常‘得體’了。”
布斯說，“清理遺物”的簡化思想與路德教教義中的極簡主義如出一轍，這在北歐文化中到處都有迹可循。特別是瑞典，他們很喜歡‘摩登’和‘新潮’，所以，在瑞典的回收中心經常有許多好東西——而這些東西英國人永遠也不會扔掉。”
有人則懷疑，“清理遺物”的概念究竟是否僅僅源于瑞典。“聽起來是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現的身心靈之類的東西，”《斯堪的納維亞人：探索北方的靈魂》（Scandinavians: In Search of the Soul of the North）的作者羅伯特·弗格森說。在這本書裏，他想搞清楚我們爲何會對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如此著迷，“實際上，我還等著全世界發現‘kalsarikänni’的快樂，這是一個芬蘭語單詞，意思是‘一個人宅在家裏，只穿著內褲喝啤酒’。”
* * *
有一本書在傳播“清理遺物”的福音，叫作《清理遺物的瑞典優雅藝術：如何幫助你和家人擺脫一生的雜物》（The Gentle Art of Swedish Death Cleaning: How to Free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 from a Lifetime of Clutter），幾個月前剛剛出版。書的作者是瑞典藝術家瑪格麗特·曼努森（Margareta Magnusson），她說自己的年齡在“80到100歲之間”。在這本書李，一部分內容介紹了清理遺物的具體方法，另一部分則是如何接受死亡。在全書的38個小章節中，曼努森向讀者展示了她對死亡的樂觀態度。“擺脫那些多余的東西吧，生活會變得更加舒適美好。”她寫道。
“這本書的主旨是：我們必須接受人終有一死的現實，”曼努森的代理人蘇珊娜·李（Susanna Lea）說，“當這一天到來，你是希望自己愛的人大發牢騷，還是希望他們保留對你的美好記憶，因爲你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條而更加愛你呢？”
這本書的提案剛剛發去，馬上受到出版商的爭搶。一名瑞典的出版商購得了本書版權，後來，李帶著這本書參加了2016年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再後來，這本書的版權被賣到了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截至今日，它已經被譯成了23種語言。
“有意思的是，這本書在東歐國家銷售的速度最慢，”Lea說，“他們說：‘我們平時不愛談論死亡。’我原以爲拉美國家不太討論死亡，結果那邊的讀者完全能接受。”
這本書出版的那一年，正值丹麥的“hygge”概念和近藤麻理惠的收納學征服世界的時候，所以許多出版商便以“近藤麻理惠與hygge風格的完美結合”作爲這本書的噱頭，並且成功大賣。但是，曼努森在英國的出版人傑米·賓（Jamie Byng）非常抗拒這種對比，“我們不是在尋找第二個近藤麻理惠，絕對不是，”他告訴我，“這是一位瑞典老太太寫了一本書，關于如何優雅地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的雜物越少越好。這裏面有瑞典式的禅。”
曼努森住在斯德哥爾摩南城的一間大公寓裏。她高而苗條，穿條紋襯衫、褪色牛仔褲和運動鞋，留著銀灰色短發，橢圓的臉上，一雙又大又圓的藍色眼睛，整個人看起來健康、神采奕奕，而且有一種自然的時尚感。她的樣子，很像是會寫出下述句子的斯堪的納維亞老奶奶，溫和、有點怪、但很智慧：“也許爺爺抽屜裏藏著女式內衣，奶奶抽屜裏藏著假陽具。那又怎麽樣呢？他們已經不在了。我們要是愛他們，就無須去操心這些事。”
曼努森家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它一點都不極簡。客廳裏好幾排書架，有幾百冊書，牆上挂著她自己畫的抽象畫。房間裏擺著數量驚人的毛絨玩具和玩具面具，都是從亞洲帶回來的（她已故的丈夫是出生在日本的瑞典人，後來由于工作，全家先後在新加坡和香港住過），想必這些東西都通過了“留下它們有沒有人會開心”的測試。公寓裏的每一件物品都有情感上的價值，它們圍繞在老人身邊。令人愉快的地方，而且非常，非常整潔。
曼努森說，瑞典曾經有許多講究質量的大企業，産品很好，可以使用很長時間，甚至可以傳給下一代。“包括瑞典安全火柴和沃爾沃——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車。現在瑞典只剩下H&M和宜家家居，它們的保質期都撐不過五年。我認爲，這一點肯定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國家的文化。”
臥室裏挂著一張很大的全家福拼貼畫：一個姐姐、一個哥哥，二人都已過世，她的丈夫，也已經在70多歲時去世了。她在書裏提到，清理遺物，可千萬不要從照片開始——回憶太多，太容易沉溺，也容易感傷。最好是從廚房開始。到了整理照片的時候，她建議，要讓自己變得無情一點。她說，如果你不知道照片裏人的名字，就把它扔到碎紙機裏去吧。
聊起自己的人生時，曼努森很像是文學中的敘述者。她說的每句話都像充滿自省、沉思意味的回憶錄。“我在瑞典西海岸的哥德堡長大，出生在新年前夜，”她告訴我，“我想我的出生是一件好事。很快樂，我也說不清。從初始就很快樂。”
她非常實際，理性，因此要向我這個外國人講清楚死亡和精簡遺物的理念時，她似乎有點挫敗。她計劃死後火葬，這在瑞典很常見。會有一塊紀念碑，供家人悼念。“我不相信死後還有靈魂。當我死了，我就是死了。”她說。
“當你想到無法掌控自己，想到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這一定很可怕吧。但我沒有這方面的恐懼。幾年前我差點死了。”她半夜犯了心髒病，驚醒了。“在去醫院的路上，我已經不省人事了，”她說，“然後我發現，我並沒有看到隧道盡頭的那束光。蘇醒過來的時候，我開心極了，但我已經明白，我不會有事的。”
每個人的人生都有一個轉折點，她說，過了這個轉折點，你會發現，你參加的葬禮超過了婚禮。“可能是你五六十歲的時候，開始了：我的父母、婆婆、丈夫和朋友的葬禮，”她說。這時候，曼努森的女兒簡來了。她就住在馬路對面。
“我們周五參加了一場葬禮。其實還挺愉快的。”簡說。
“沒錯，挺好的。葬禮上可以見到很多以前的朋友。”曼努森說。
“而且你能痛快地大哭一場。”簡說。
“沒錯，痛快地大哭一場，”曼努森說，“但你也能痛快地大笑。”
* * *
在美國，一對俄亥俄州的年輕人，有著和“清理遺物”相通的理念，他們稱自己爲極簡主義者。其中一位是喬舒亞·菲爾茨·米爾本（Joshua Fields Millburn），2009年，他母親去世，他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母親囤積的大量雜物。最後，他決定都捐出去。通過這件事，米爾本頓悟了，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裏，他每天都扔一件東西。米爾本漸漸形成了一條極簡主義的原則：“我們的回憶並不在物品中，而在我們心裏。”十年前，米爾本和朋友瑞安·尼科迪默斯（Ryan Nicodemus）創立了極簡主義體系——出書、播客、紀錄片、巡回演講，他們的理念是，囤積物品是爲了逃避我們真正的問題，對工作、愛情、生活的不滿，說到底，是在否認死亡的必然性。
清理雜物不就和死亡有關嗎？我問殡葬師道蒂。“每當你扔掉一件紀念品或其他東西，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她贊同道，“對大多數人來說，要搞清楚每樣物品並擺脫它們是很可怕的，歸根結底是對“人終有一死”的恐懼。”
對很多人來說，看待死亡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想它。我父母會經常討論，希望自己的遺體如何處理——我母親一會兒希望把骨灰沖進下水管道，一會兒又希望把屍體餵狗——而計劃葬禮可能是一個解決辦法。我的父親連遺囑都不願意寫，卻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時間給我打電話，讓我承諾他，在他死後會做些什麽，或是不做什麽（比如，把他的房子保留下來，或是，一定要邀請哪些人來參加葬禮）。
他們對死亡高度覺知、仔細考慮遺體的處置，同時又對葬禮之後發生的事情毫無規劃，感覺起來，很像我的父母希望死後仍然纏繞著我。說得好聽一點，似乎他們想盡可能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中。
但我也很同情他們。我的父母今年66歲了，但願他們還能生活很多年。決定遺産是一件非常致郁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你會意識到，最關心這些遺物的人是你自己——很可能只有你——你必須接受這一現實。與此同時，對于那些你愛的人，你還得面對一些艱難的問題：你給他們最後的禮物是幾件昂貴的財産呢，還是充滿回憶的相冊，或者，僅僅是把你這輩子攢的東西清理幹淨，別給他們添麻煩？
道蒂說：“有些父母不願意跟無助的孩子們談論死亡——這真的很不好。”她才33歲，就已立好遺囑，也寫好了工作的後續安排，以及她所擁有的小木屋該怎麽處理。這讓她很安心，她說。我40歲，還沒有爲死亡作出任何計劃，除了喝醉之後讓朋友在我死後照顧我的狗，免得她成爲孤兒。可能我跟我父母的共同之處，比我想象得還要多。
計劃死亡很難，因爲這意味著你要接受一個現實：除了你之外，沒有人那麽在乎你的遺物。有兩種情況都是可能的：“你可能會孤零零地死去。兩天後才有人發現你的屍體，而且已經被貓吃過了。這是真實發生過的，”道蒂說，“第二種情況是，你會在所愛之人的陪伴中死去，但即便如此，接下來你也只能一個人上路。”
死亡是一次孤獨的旅行，這個觀念讓人聯想到健康：人們開始健身，追求健康飲食，健康生活。這種關于死亡的新觀念來自另一種風潮：“自我關懷”，即照顧自己，才有能力面對這個世界。“自我關懷”也帶起了養生的潮流，洗浴用品、定期按摩、做面膜和練瑜伽——讓自己成爲購物的借口。死亡的商業化也正是生活中所有一切商業化的結果。
“清理遺物”也許比起其他“幸福生活”的理念更內在，它觸及了人們深層的情感：害怕、愧疚、悔恨。死亡産業正是利用了人們害怕缺憾的心理。你可不能就這麽輕易地死掉——至少，你得雇一名房屋清理顧問、一名臨終陪護人，買一套私人訂制的環保壽衣，策劃一場家中葬禮，讓大家看到，你生前過得有多麽幸福。
—— 完 ——
本文原文爲How death got cool，發表于《衛報》2018年1月12日。中文版已獲授權，謝絕轉載。
Copyright©Guardian News & Media Ltd 2017
版權顧問：群島圖書
題圖來自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