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改革傳統與“美國世紀”的締造
自1648 年現代國際體系産生以來，世界曆史的發展猶如“微型宇宙大爆炸”呈現出不斷加速的特點。進入20 世紀，人類更是先後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及”後冷戰”時代的動蕩、危機與劇變。然而，在這人類曆史上最爲跌宥起伏的一百年中，國際政治的複雜變遷卻存在一條鮮明主線，那就是美國逐步崛起爲超級大國進而取得世界領導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由“歐洲階段” 過渡到“美 國階段”。因此，有人將 20 世紀稱爲“美國世紀”，更有人斷定 21 世紀仍將是“美國世紀”。
“美國世紀” 的出現歸因于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曆史和現實因素。在美國崛起爲超級大國的曆史進程中，先天的地緣優勢、突出的資源禀賦以及特殊的時代機遇無疑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就對美國國家特性及其發展路徑的影響和塑造而言更具決定意義的，則是其從立國時起便始終信奉的自由主義及其所蘊含的“改良”觀念，即始終通過漸進式的國內經濟和社會變革推動國家的進步與繁榮，並輔之以與時俱進的對外戰略調整。這種改良觀念及其實踐與在此過程中不斷強化的由“例外論” 和“使命感” 所構築的“自信的民族主義” 相互促進，以至于即使在充斥著內部經濟、社會危機和外部兩次世界大戰的 20 世紀上半葉， 美國也極爲成功地避免了社會動蕩、暴力革命和軍事政變，在思想上也沒有經曆與傳統“決裂”的過程，只是在原有框架內進行不斷的調適與更新，較之其他任何一個大國都更爲穩定。資中筠認爲，正是這種內在的穩定性和改革的延續性使美國發展成爲全方位的超級大國和新型霸權，能夠“獨領一個世紀之風騷”。
二戰結束後，美國成爲世界頭號強國。盡管在冷戰時期與蘇聯進行了長期的戰略競爭和對抗，但美國霸權延續至今，體現出顯著的持久性。本文認爲，這一待久霸權的獲得並不在于其沒有經受過重大的戰略挑戰甚至相對衰落，而在于其始終具備較強的內在韌性，它使美國在自身出現衰落時能夠進行有效的內外戰略調整，最終經由漸進式變革實現權勢複興。因此，自由主義改革傳統不僅是美國作爲曆史上的新興大國成功崛起的秘訣，也是其作爲二戰後的霸權國得以維護主導地位的關鍵因素。與美國的成功改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的悲劇性命運則植根于它“在 20世紀前半葉非凡的曆史條件下形成但趨于僵化的體制，無法適應 20 世紀後半葉世界形勢的深刻變化”。
在筆者看來， 這一對比極其深刻地回答了 20世紀國際關系的一個重大問題： 美國何以興、蘇聯何以衰。總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20世紀截然相反的命運強烈昭示著改革對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命運的決定性作用，而這一點在中國正不斷崛起爲世界強國的今天變得更具現實意義。基于此，本文將對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由兩次主要戰略困境所引發的兩輪根本性戰略調整進行比較研究，用以探求改革傳統賦予美國霸權從衰落到變革再到更生的強大內在韌性，並以此作爲分析其當前和未來權勢變遷的重要線索。最後， 筆者將簡要指出美國的改 革傳統對中國崛起的戰略啓示。
二、內外交困：美國霸權經曆的兩次主要困境及其可比性
自1945 年以來，美國共經曆過兩次主要戰略困境和相對衰落的過程， 它們分別出現在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的越南戰爭僵持階段，以及由 2008 年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金融進而整個社會危機期間。本文認爲，這兩次戰略困境在二戰後對美國霸權構成了真正威脅，因爲二者具有一項極爲相似又極其特殊的根本屬性，即使得美國處于“內外交困”狀態。具體而言，這種狀態體現爲四個方面。
1. 美國罕見地長期深陷戰爭泥潭， 不僅承擔著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等直接代價，而且戰爭對其內政和外交都形成了重大掣肘。1968-1969 年，在經曆了“春節攻勢” ( The Tet Offensive ) 後， 美國在越南的戰爭已 愈發成本高昂並難以爲繼。首先，戰爭的久拖不決使美國財政捉襟見肘根據美國會預算局(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 當時的統計，直接用于越戰的開支從1965 年的 1 億美元驟增到1968 年的 270 億美元； 相應的，國防預算也從 512 億美元蹄升至 807 億美元。正是戰爭的巨大消耗使得美國的財政狀況和國內通貨膨脹嚴重惡化 ，1965-1968 年的赤字總額達到 近 400 億美元，美元購買力比二戰結束時下降了 60% 。其次，戰爭的升級和僵持使美軍傷亡數量急劇增加。僅在1968 年的“春節攻勢” 中， 就有 1001 名美軍士兵被越共領導的人民武裝所擊斃。這一結果不僅使美國國內的反戰呼聲進一步高漲，而且沉重打擊了政府贏得戰爭的意志。最終使得越戰成爲美國同蘇聯對抗的一大戰略負擔——到 1969 年時，蘇聯不僅在洲際彈道導彈數量上迅速趕上美國，而且向中東、南亞甚至中美洲等第三世界進行了大規模的戰略擴張。2008 – 2009 年，美國同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兩場戰爭的漩渦，對自身的負面影響幾乎等同于越戰。首先，截至 2009 年，伊戰和阿戰的持續時間均已超過 5 年，造成大量美軍傷亡和巨大軍事開支，而後者極大加劇了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其次，盡管美國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持續動蕩的地區局勢使其面臨戰後重建難題，例如，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 僅伊戰頭 3 年就有 15. 1 萬伊拉克人死于戰爭、混亂和暴力。持續的流血沖突不僅給伊拉克國內帶來災難，也對海灣地區局勢的穩定構成威脅。此外，伊境內的恐怖主義活動呈泛化態勢，恐怖襲擊者除包括來自什葉和遜尼兩教派的極端分子外，還包括大量國際“恐怖主義志願者 ”，這使得美國的反恐對象趨于複雜，極大地挫敗了其重建伊拉克的政治信心。最後，兩場戰爭給美國的國際形象和軟實力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失。例如，小布什政府之所以不顧各國反對發動伊戰，在于其認定薩達姆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與基地組織勾結。然而事實證明，伊政權既無此類武器又與基地組織亳無瓜葛，這令美國處于十分尴尬的輿論境地，並成爲世界各地反戰遊行的主要對象。此外， 美軍虐囚醜聞的曝光也令戰爭的合法性不足問題雪上加霜。
2. 美國在這兩個時期均面臨戰後曆史上少有的經濟困境，從而銷蝕了其霸權的戰略根基。戰後以來，美國經濟在大多數時期保持了健康、穩定和高速增長，這對于其霸權的穩固有著決定性意義。例如，1945 -1960年，美國的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逾 250% , 失業率保持在 5%以下， 通脹率低于 3% 。又如， 自 20世紀 80年代初 “裏根革命” 到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近 30年裏，美國同樣大體保持了較好的經濟表現，尤其是克林頓政府時期， 美國經濟創造了連續增長 112個月的奇迹。因此，越南戰爭和次貸危機期間美國經濟所遭遇的困難在戰後史上十分罕見。首先，越戰期間，除戰爭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和通貨膨脹外，美國的國際收支狀況顯著惡化，出現了私人海外投資增長和外貿盈余減少並存的局面，最終釀成一場待續一年的經濟危機。更重要的是，貿易赤字的增加迫使美國動用大量黃金維持美元彙率，導致美元危機頻生、黃金儲備下降，美元地位急劇衰落。最終，美國在1971年將黃金價格從每盎司 35美元提高到 38美元， 標志著由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所建立的以美元爲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瓦解， 美國的“金元帝國”風光不再。此外，此時的美國還出現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經濟問題——美國制造業曾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曆了繁榮發展階段，這首先得益于因戰時建設所帶動的工業産量巨大，其次還在于美國當時沒有面臨國際競爭。正如有曆史學家所言，“美國工人在戰後工業繁榮階段享受著世界上最好的工資和福利待遇”。然而到 60年代末時， 美國制造業的效率逐漸落後于日本和聯邦德國，在鋼鐵和汽車行業表現尤爲明顯。由此，美國被迫開始了漫長的去工業化進程。其次，2008 – 2009 年，美國爆發了戰後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從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公司因次貸危機破産開始，美國經濟不僅深受重創，而且深陷增長乏力狀態。例如，國內失業率在 2009 和 2010 年高達 10%, 聯邦政府債務幾近突破上限。這些狀況表明，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根本性的。究其根源，此次危機的罪魁禍首是美國經濟的高度“虛擬化”。 50 多年來，與美國制造業衰落相伴隨的，是以金融和信息爲核心的第三産業開始在經濟中居于主導，各種金融衍生工具不斷發展，使金融業空前壯大。結果到 80 年代末時，以制造業爲主的經濟結構已讓位于所謂的“新經濟”結構。“在新經濟結構中， 急劇膨脹的金融部門……淩駕于實體生産體系之上”更重要的是，這種狀況 在冷戰後進一步加劇（見圖 1） 。隨著美國開始利用全球化優勢將金融自由化拓展至世界並通過發行債券吸引各國資本，其國內的消費需求和市場繁榮被激發起來。起初，虛擬經濟扮演著爲實體經濟服務的角色，然而，由于其在超額利潤驅使下不斷擴張，使美國經濟逐漸發展爲所謂的“賭場資本主義”。此時， 美國的經濟優勢已不再建立于制造業的物質生産能力基礎之上，而是泡沫化的金融控制。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下的經濟虛擬化、市場”專政”化以及提前消費化的生活方式等因素支配下，次貸危機的發生在所難免。
3. 與戰爭和經濟困境相關，美國在這兩個時期經受了戰後兩輪最重大社會危機的考驗。自建國起，移民社會的屬性在爲美國崛起帶來了持久活力的同時，也造就了一項內在脆弱性，即社會共識和認同建立在民主、自由和人權等“信念”的基礎上，因而，圍繞個人和群體權利引發的矛盾可能危及社會穩定，並且其影響力度往往在戰爭和危機時更爲顯著。越戰期間，以“反戰”爲核心的社會運動便觸發了美國曆史上一場空前的社會危機，它使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遭受了巨大沖擊，所帶來的創傷至今也沒有完全愈合。直到今天，“六十年代”在美國仍是一個特殊詞彙，代表著一個特定的時代插頁。二戰後，美國社會一度在內政外交兩方面形成了自由主義共識，即對內實行國家幹預市場的凱恩斯主義，對外實施對共産主義的遏制。以越戰爆發爲標志，美國外交中的幹涉主義表現達到頂點。此後，美軍深陷戰爭的事實撕裂了國內共識，進而引發史無前例的社會認同危機。反戰的自由派（新左派）、共和黨內的強硬派及政府內部的溫和派爭論不休，而在更廣範圍內的各類社會群體，特別是高校學生、新聞記者、先前反種族歧視運動人群和包括婦女、同性戀者、嬉皮士在內的反抗力量形成一股合力，促成了“反文化” ( counter-culture ) 運動， 從而引發了美國社會嚴重的分裂和對立産對此，尼克松總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越戰是兩個戰線的戰爭：一個是越南，一個是我們的價值觀……戰爭造成的分裂強烈震撼了美國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的社會認同也出現明顯下降，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迅速發酵，並集中體現爲 2011 年的“占領華爾街” 運動。這一運動的出現源于多個因素。首先，其直接原因是金融危機過後，美國政府花費逾7000 億美元拯救花旗銀行和美國銀行等釀成危機的“罪魁禍首”，而普通民衆卻承受著高達10% 的失業率。其次，它表達了民衆對政府決策體制失靈的不滿，尤其是美國政府債務高漲、權錢交易、兩黨爭鬥及社會不公等現象日益挑戰著廣大民衆的心理底線。最後，其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當前美國社會中存在諸多更深層次的弊病，尤其表現爲貧富分化的加劇。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及經濟金融化趨勢，導致美國少數精英和廣大民衆間的“兩極化” 不斷強化。例如， 冷戰後，美國貧困人口的數量呈現出日益增加的特征。據 2011 年美國人口調查局 (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USCB）公布的數字，2010 年美國的貧困人口達 4620 萬，爲 52 年來的最高值。又如，社會階層間的收入和財富差 距持續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2011 年發布的《2007-2010年美國家庭財産變化報告》顯示，2007年美國家庭財産淨值的中位數爲 12.64萬美元，2010年則下降到 7.73萬美元；扣除通脹因素，這一數據僅相當于1992年的水平産 與此同時，美國 1%的最富有家庭財富占全民財富的百分比卻由2007 年的 34. 1% 上升至 2009 年的 37. 1% 。再如，工資性收入在財富分配中的份額持續下降，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在制定經濟和社會政策時更傾向于富有階層而非中下層。
4.除國內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動搖了霸權根基外，美國在這兩個時期還面臨戰後史上兩輪深刻的國際格局變動， 使其領導地位顯著衰落。首先，20 世紀 60年代末時，世界政治中出現了保羅·肯尼迪 ( Paul Kennedy） 所說的“兩極世界的解體” ，盡管美蘇依然是國際事務的支配力量，但中國、日本和歐共體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最終導致尼克松總統于1969 年 7 月發表了著名的“關島講話“，首次承認國際力量趨于多元的現實，宣布美國已不再是世界頭號經濟和軍事強國，認爲美、蘇、歐、日、中五大力量中心共同支配著國際事務應具體而言，美國當時面臨的外部挑戰來自三個方面。首先，自身的軍事優勢銳減，蘇聯的戰略威脅上升。如前所述，蘇聯在越戰時不僅加速發展核力量，而且向第三世界大規模擴張，使美蘇戰略競爭的態勢決定性地由“美攻蘇守”轉爲“蘇攻美守”。其次，美國經濟的競爭力下降，歐日等發達經濟體與其在世界市場的爭奪日趨激烈。最後，美國的聯盟領導力衰落，西方陣營內部出現分化。例如， 法國總統戴高樂曾在 60 年代大搞“獨立運動”，不僅堅持發展獨立核力量、拒絕英國加人歐共體，而且率先同新中國建交並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組織。以上事實說明，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導地位在越戰期間遭遇了困境。2008 – 2009 年，以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爲標志，冷戰後國際格局演變的一項長期趨勢得以加速和凸顯，那就是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和一批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這一趨勢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了三方面挑戰。第一，伴隨世 界經濟格局的多元化及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的上升，世界經濟版圖已經改變。例如，在金融危機肇始的2008年， 以“金磚五國” 爲代表的新興國家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達 50%, 成爲世界經濟複蘇的最大引擎。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對世界經濟的主導性地位下降, 不得不訴諸二十國集團 ( G20 )等新興國家參與的國際機制以推進全球金融體系改革。第二，隨著國際政治博弈參與者趨于多元，美國在傳統安全及非傳統議題中的霸權地位被削弱，國際動員能力也受到牽制。例如，在 2009年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上， 美國希望通過對中印等發展中大國施壓的方式以推卸和轉移責任，但這一目標並未實現。第三，美國在價值觀、社會制度及發展模式等方面的吸引力下降，對其霸權的心理基礎構成了一定的沖擊。冷戰後，以“華盛頓共識”爲代表、以新自由主義爲核心的“美國模式” 一度成爲不少發展中國家所效仿的榜樣， 這種現象甚至被稱作“曆史的終結”。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大多數後發民主國家國內治理的失敗甚至社會動蕩，“美國模式”的普適價值急劇衰減，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成功崛起的新興大國則成爲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積極學習的對象。
綜上所述，美國霸權曾分別在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和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後遭遇兩次主要戰略困境，其全面性和深刻性不僅在戰後史上極爲特殊，而且具有很強的相似性。尤其是美國在應對戰爭壓力和國際格局變遷等外部挑戰時，又罕見地深陷一系列國內經濟和社會危機。這兩次戰略困境使美國出現了明顯的相對衰落，進而威脅到其霸權的存續。上述曆史背景是我們分析和比較美國霸權由衰落到變革進而更生的內在韌性的前提。
三、從衰落到更生：越南戰爭後美國的戰略調整與冷戰勝利
尼克松于1969 年初就任美國總統時，面對內外交困的戰略處境，迅速開始了有針對性的戰略調整。從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 這場曆經四屆政府的漸進式改革覆蓋了經濟、社會及外交等諸多領域。一系列全方位的 變革使美國重新煥發出巨大活力，不僅最終扭轉了相對衰落的局面， 而且以贏得冷戰的方式使霸權地位達到了一個新的頂點。正如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所指出的，“美國在經過內省檢討後恢複了自信；而蘇聯盡管在表面上俨如磐石，卻因道德、政治和經濟上的過分伸張而付出滅亡的代價”，具體而言，筆者將美國的此輪戰略調整分爲以下三類： ( 1 ) 內外戰略糾錯 ( 1969-1974 ); ( 2 ) 對外戰略調整 ( 1969-1981 ) ; ( 3 )國內社會改革 ( 20 世紀 70 年代）與經濟改革 ( 20世紀 80 年代）。
１. 內外戰略糾錯 ( 1969 – 1974 )
面對20 世紀 60 年代末美國內政外交出現的複雜困境，進行戰略糾錯是當務之急， 也是進行全面改革的基礎。因此，從 1969 年到 1974 年，尼克松政府從以下兩個要點入手，初步扭轉了美國的內外頹勢。第一，結束越戰，擺脫首要戰略負擔並緩解國內經濟和社會矛盾。越戰不僅是20世紀 60年代末美國全球戰略的最大掣肘，也是其國內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催化劑。美國在越戰中犯下的錯誤可概括爲“一個高估、兩個低估”，即過高估計了共産主義的威脅，同時過低估計了亞洲民族主義的力量和在曆史、文化迥異之地推行美式民主的困難。換言之，美國犯了試圖用類似在歐洲進行遏制的“簡單化政策”應對中南半島複雜形勢的錯誤。其結果是，越戰成爲美國“有史以來首次不成功的戰爭，也是它首次面對道德信念與實際沖突的海外承諾之失敗經驗”。面對現實世界與自身信念間的巨大落差，尼克松政府開始以一種現實政治的視角調整越戰政策，承認自身實力的局限。經過數年的外交努力， 美國以“越戰越南化”、“ 威懾與談判結合” 等多種途徑使戰爭得以逐步降溫， 並于 1973年初從南越地區撤軍。第二，抗擊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爲經濟改革鋪路。尼克松上台後，面對經濟危機和通脹的持續惡化，他開始認識到戰後曆屆政府長期奉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帶來的嚴重問題，尤其表現爲政府大規模幹預使“福利國家” 難以爲繼，聯邦政府權力過大制約了經濟活力等。在 60年代末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背景下，尼克松政府下決心借自由主義陷入困境之際，對美國經濟、社會福利和政府體制進行重大調整，開始了反對“羅斯福新政”傳統的初步嘗試。這些嘗試包括：削減約翰遜政府時期“偉大社會 ( Great Society )” 的項目投入； 提出取代聯邦社會救濟的家庭援助計劃；實行“新聯邦主義”以向地方放權等。上述措施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當時所面臨的經濟問題，但有效緩解了經濟困境和部分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逐漸扭轉了人們對于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舊有觀念，爲裏根政府時期美國經濟的保守化改革創造了前提。
2. 對外戰略調整 ( 1969 – 1981 )
在逐步從越南戰爭泥潭中脫身的基礎上，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和自身因戰爭而受損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從尼克松到卡特的三屆美國政府分兩個階段進行了對外戰略重大調整。在第一階段( 1969 – 1976 ), 通過與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構建了中美蘇戰略大三角，從而扭轉了地緣戰略上的被動局面；同時與蘇聯進行“緩和” ( detente ) , 使歐洲冷戰對峙的地理邊界最終落定。在第二階段 ( 1977 – 1981 ), 以“人權外交”爲旗幟，修複了受損的國際形象並占據了與蘇聯競爭的意識形態高地。上述兩方面變革最終爲美國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創造了漸趨有利的外部環境，同時爲裏根政府時期美國對蘇聯發動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攻勢創造了前提，奠定了美國贏得冷戰的重要戰略基礎。首先，尼克松（福特）政府完成了越戰後美國地緣戰略的調整。在進行戰略糾錯的同時，尼克松及其幕僚基辛格開始從國家利益和國際格局出發，致力于維護美國的全球地位。他們既看到了美國當時所面臨的一系列外部困境，也敏銳把握了其中的機遇。例如，基辛格認爲，“赫魯曉夫 1956年對斯大林的批判以及蘇聯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都削弱了共産主義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蘇分裂揭穿了後者是統一的共産主義運動領袖之假象。所有這些都表明，美國有相當的外交運作空間”，在這一認知下，美國創造性地從現實政治而非意識形態出發對中美關系進行了重新審視，逐漸將中國視爲基于共同國家利益以對抗蘇聯擴張的“准盟友” ( quasially )。自 1969 年起， 經過雙方的共同外交努力，兩國于 1972 年實現了關系正常化。可以說，中美關系的改善使美國在地緣政治上徹底扭轉了被動局面，形成了有利于自身的三角大棋局。按照約翰·加迪斯 ( John Gaddis ) 的說法，”在尼克松第一任期內，美國從自毀式地陷于一場無休止的戰爭，轉而成爲在多數情況下塑造當時世界事務進程的三角均勢中的樞紐。很少有國家實行過比此更引人注目或更迅速的從失敗到支配的轉變”。其次，在尼克松（福特）政府構建了有利的地緣政治格局的基礎上，卡特政府以人權外交爲旗幟，對美國在六七十年代受損的國際形象及意識形態影響進行了重塑與修複。在實踐中，將“人權”作爲一項重要的外交工具，並將主要矛頭對准了蘇聯。例如，卡特在就任後不久即發表聲明，贊揚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領袖安德烈· 薩哈羅夫産此後，他又在白宮會見了蘇聯異見人士布科夫斯基。在美國人權攻勢的影響下，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及波蘭等國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力度明顯加強。此外，卡特要求國會向“美國之音” ( The Voice of America ) 提供3000萬美元的補充撥款，並要求對設在慕尼黑的“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 (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的年度撥款增加到2000萬美元。概言之，人權外交從兩方面幫助美國構建了有利的外部戰略環境。第一，它以美國之強攻擊蘇聯之弱，贏得了國際社會在道義上的支持，對蘇聯造成了“真正道德上的打擊”。第二，它改善了美國的國際形象，使其再次成爲倡導民主和人權的一面旗幟。從冷戰伊始至尼克松任內，美國爲與蘇聯競爭而在第三世界支持了一批右翼獨裁政權，並不惜以武力推翻民選的左翼領袖。這些舉動不僅給被幹預國人民帶來災難，也使美國的國際形象大受損失。爲扭轉這一局面，卡特政府利用外交和經濟等手段對侵犯人權的右翼政權，如阿根廷、薩爾多瓦、危地馬拉及尼加拉瓜等國施加壓力，並爲這些國家的反對派提供了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
3. 國內社會和經濟改革 (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 1 )
國內社會改革 ( 20 世紀 70 年代）越戰後美國的國內改革是從社會領域開始的，其原因有三。首先，美國當時嚴重的社會分裂已使國家陷入混亂，因此社會改革具有緊迫性。其次，“反文化”運動形成的強大變革思潮在推動政府采取措施以重塑國內共識並激發社會活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最終，隨著越戰的降溫與美蘇關系的緩和，實施社會改革所需的外部環境大爲改善，由戰爭引發的國內紛爭也趨于弱化。因此， 美國于 20世紀 70年代進入社會改革高潮時期。改革的結果是，“多元主義” ( pluralism ) 徹底摧毀了“一元論” 和“熔爐論”，成爲美國意識形態的主流和政治正確性的標准，美國社會由此被重塑，社會共識也以新的方式得以重建起來。真正意義上的多元文化開始興起。在這場變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平權行動” ( Affirmative Action )。“平權行動”是美國政府爲給出身不同社會背景的人提供平等待遇而發起的改革，主張把種族、性別、殘疾與其他標准一同納入考慮。由于此項改革不僅涵蓋美國社會最敏感的種族和民權問題，而且關乎憲法、傳統價值觀、社會認同、生活方式和利益再分配等重大現實問題，因而對美國社會産生了巨大影響。在整個70年代， 美國政府對這項改革一直持積極態度， 並做了大最工作予以推動。從行政部門來看，尼克松總統 于 1969年頒布了有關就業的第 11478號行政令，要求爲平民雇員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同時通過協調影響少數族群企業的聯邦項目以 幫助這些企業發展壯大， 並推動地方政府、企業、大學和基金會等的活動和資源向少數族群企業流動。1979 年，卡特頒布第 12138號行政令，規定“聯邦機構必須采取行 動支持婦女創辦的企業”，此後政府又陸續頒布第12232和12259號行政令，分別針對黑人教育和公平住房問題推進“平權 ”。從立法部門來看，國會于 1972 年通過《學校緊急援助法案》，以實現公立學校中的種族融合；1977 年通過了《公共工程就業法案》，要求在分配給地方公共建築業的聯邦基金中，至少有 10%用于購買少數族裔企業的服務或物資。1978年，國會爲在經濟社會中處于不利地位的人所擁有的企業( Disadvantaged Business Enterprises,DBEs ) 之“預留” 項目提供了法律基礎， 要求與聯邦政府簽約超過 50萬美元的承包商撥出一定比例的指標留給 DBEs 次級承包商， 以使所有族裔都能從中受益。從司法部門來看，在這一時期最高法院的各類民權案件中，都采取措施給予少數族裔優惠待遇。如在 1971年“格裏格斯訴杜克電力公司”案中，最高法院裁決杜克電力公司在用人、培訓和晉升時歧視黑人，測試不公； 在 1978年“加州大學校董訴巴克”案中，最高法院以 5: 4的票數裁定學校的招生政策把種族作爲一個加分因素符合憲法。如前所述，“平權行動”對美國社會的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首先，這項改革培育了弱勢群體中的中産階級，提高了其經濟地位，從而有助于推動此後的經濟改革。其次，婦女和少數族裔的政治和教育權利得以伸張，有效維護了社會穩定，使美國社會以寬容、多元爲特征的人文精神超越了以個人主義和競爭爲基礎的價值觀。以黑人的狀況爲例。經濟上，1964 年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僅爲白人家庭的53%,而1975年已上升至62%。教育方面，1970年全國黑人大學生人數僅爲50萬左右，而這一數字在1977年翻了一番， 超過 100 萬，並且 18 – 24 歲黑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 1980 年時已接近白人，再以婦女爲例。到 70 年代中期，全美已有一半以上的已婚婦女出門就業，近 90 %獲得大學學位的婦女都在工作。此外，婦女在此期間開始在政界與男性進行競爭， 到 90 年代初時，從國會兩院到政府內閣，從各州州長到地方政界，都有相當數量的女性成員。
國內經濟改革 ( 20 世紀 80 年代）（2）
在成功塑造了有利的國際戰略格局並基本完成了社會改革之後，80年代的美國以經濟改革爲動力，進入到權勢複興的關鍵時期。在 198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保守勢力的代表、共和黨人裏根順利入主白宮。裏根當選的根本原因是 60年代後期羅斯福新政式自由 主義日漸式微，就連部分自由派人士也感到了其中存在的問題。最終，原先的“新政“聯合體和“偉大社會” 聯合體逐漸分化瓦解産在此背景下，裏根就任後不久即宣布：“我們受到了一次相當大規模的經濟災難，按照老辦法行事已不能解決問題。”隨後，他于1981年 2月 18日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提出 了包含 5個方面內容的“經濟複興計劃”，目的是徹底擺脫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局面。該計劃具體包括大規模削減個人及公司所得稅、大規模削減非國防開支、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放松政府管制和平衡預算。上述措施被統稱爲“裏根經濟學” ( Reaganomics )。爲“裏根經濟學”提供理論支持的是供應學派和貨幣主義。供應學派是70 年代初興起的一大經濟學流派，主張經濟的發展應著眼于刺激供應， 因爲供應會自動創造需求，而無需國家幹預。基于此，該學派認爲，解決當時美國經濟問題的核心方法是“減稅”。其內在邏輯是：減稅會使個人收入和企業利潤增加，從而刺激儲蓄和投資、擴大生産，最終在使政府稅收增加、赤字下降甚至消失的同時，使通脹問題迎刃而解。貨幣主義興起于五六十年代，其創始人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頓·弗裏德曼 ( Milton Friedman ) 。弗裏德曼特別強調貨幣供應最的變動是造成物價水平和經濟活動變動的最根本原因，他主張國家應盡量減少對經濟的幹預，只需將貨幣供應量作爲唯一的政策工具。基于上述理念的裏根經濟改革使美國經濟煥發出活力，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從而擺脫了六七十年代的滯脹困境。1983 年，美國的GDP增速爲 3.4%, 1984 年更是高達 6.8%。與此同時，國內通脹率則由1981 年的10.4%下降至 1982 年的3.9%,並于此後三年一直保持在這一水平；到 1986 年時，通脹率更是降到了 3%。更重要的是，政府管制的減少和經濟活力的增加爲技術創新提供了沃土，成爲90 年代美國 “IT 革命” 的先聲。在此輪經濟改革和技術創新的基礎上，美國成爲經濟全球化時代的領跑者，其國際競爭力再次遙遙領先。當然，裏根政府的經濟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美國經濟的畸形發展，如高赤字、高利率和高彙率等“三高”現象爲後來的次貸危機埋下了禍根。但總體而言，它加速了美國權勢的複興，奠定了美國贏得冷戰的物質及心理基礎 。
綜上可以看出，在20世紀 60 年代後期經曆了戰後第一次主要戰略困境後，美國從 60年代末到 80年代分階段進行了國內經濟、社會改革和對外戰略調整，在意識形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及對外戰略選擇方面出現了脫胎換骨般的變化。結果是，這種改革使美國的權勢得以複起甚而進一步上升。最終，美國依靠自我更新和完善成爲冷戰的贏家， 並將其全球領導地位延續到了21世紀， 而漸趨僵化並擴張過度的蘇聯則走向了分化瓦解。至此 ， 美國霸權完成了第一輪的“衰落一變革—更生”長周期。四、霸權護持：2009 年以來的美國戰略調整及評估2009年初，民主黨人奧巴馬打著“變革” (change )的旗號人主白宮。
與40年前尼克松臨危受命一樣，此時的美國再次深陷內政外交的雙重困境。在這樣的背景下，奧巴馬在就任伊始便提出了一系列對內改革、對外調整的戰略構想，希望化危爲機，重振美國霸權。概言之，奧巴馬政府執政六年多來的戰略調整同樣可分爲三類：（1）內外戰略糾錯；（2）對外戰略調整；（3）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以下將分別對其進行簡要梳理， 並在此基礎上評估其現狀。
（一）2009 年以來美國的內外戰略調整
1. 內外戰略糾錯
奧巴馬在就任後立即意識到，導致美國此次戰略困境的直接誘因有二，即國內的次貸危機和由兩場戰爭引發的全球過度擴張。因此，需首先從這兩方面入手進行糾錯，從而爲全球戰略調整和國內經濟、社會改革奠定基礎。
首先，實施國內金融監管，從而有效遏制了危機的蔓延。2009 年 5 月20 日，奧巴馬簽署《反欺詐執法和複蘇法案》( Fraud Enforcement and Recovery Act ), 把美國聯邦調查局 ( FBI ) “反抵押和金融欺詐機構”的規模擴大近一倍，強化了司法部對私人機構欺詐行爲的制裁力度，同時建立了一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以調查危機根源。同年 5 月 22 日，奧巴馬又簽署《信用卡相關責任和信息披露法案》（Credit Card Accountability Responsibility and Disclosure Act ),這是信用卡行業管理的一大轉折點，目的在于避免使消費者陷入不公平的升息及收費陷阱。在奧巴馬推出的各項金融監管措施中， 動作最大且難度最高的是其 在 2009 年 6 月 17 日提出的全面金融監管改革方案( Financial Regularity Reform ), 也被稱爲“金融白皮書”。在這份白皮書中，美聯儲被賦予改革整個金融系統的權力，這也是聯邦政府監管部門首次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實行監管。根據這一方案，美國將建立一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署” (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 以防止出現各種損害消費者權益的信用卡和抵押貸款行爲。此外，該方案還提出設立一個由財政部主管，由證券交易委員會 ( SEC )、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 CFTC ) 、聯邦住房金融管理局 ( FHFA ) 及其他銀行監管機構組成的金融服務監督理事會 ( FSOC ) , 負責統一監管標准、協調監管沖突、處理監管爭端、鑒別系統性風險， 並向其他監管機構提供風險提示。
其次，以“巧實力” ( smart power ) 外交理念推進全球戰略收縮，以改善美國的國際形象。奧巴馬政府認識到，由于美國過去幾年奉行單邊主義和贖武政策，其道德形象已嚴重受損，因此，改善美國形象成爲奧巴馬外交的重點內容。例如，在 2008 年 11 月 16 日接受采訪時，奧巴馬表示將關閉關塔那摩監獄。同時，美國逐步放棄單邊主義，回歸多邊主義，開始重視國際制度、夥伴關系和國際援助的作用，主張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奧巴馬在 2009年 1月 20日的就職演說中曾提出：“ 我們有能力應對新的威脅，我們需要付出更多努力進行國家間更廣泛的合作並增進理解。”在該理念指導下，奧巴馬政府開展了一系列多邊外交。例如，美國放棄了小布什政府時期獨斷專行的做法，開始積極鞏固與傳統盟友的關系，並與新興大國建立夥伴關系。同時，美國還試圖與冷戰時的對手俄羅斯“重啓”關系。例如，奧巴馬在上任後不到半年即訪問俄羅斯，使長期冷淡的美俄關系有所回暖。最後，將自九一一事件以來的“反恐戰爭”降級爲“反恐行動”，使美軍得以逐漸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泥潭中抽身。2010年8月31日，奧巴馬宣布駐伊作戰美軍任務結束，伊拉克安全部隊將接管伊境內的安全。同時，奧巴馬政府開始避免使用“反恐戰爭”一詞，而是改用“反恐行動”的說法， 圖改變以往10年間將“反恐”置于美國對外戰略核心位置的做法，以使其重回傳統的大國關系中，並希望借此改善同伊斯蘭世界的關系。2014 年12月29日，奧巴馬在一份書面聲明中正式宣布阿富汗戰爭結束，這標志著美國以“反恐”作爲全球戰略重點的時代已經終結。
2. 對外戰略調整
2009年以來， 在全球收縮的同時推進“亞太再平衡” 成爲美國對外戰略調整的核心。作爲重振霸權的重要部署，該戰略有著清晰的動因和實施手段。就動因而言，美國主要基千三點考慮。第一，根據地緣政治理論，作爲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和工業中心，亞太不可避免地成爲霸權角逐的主戰場。第二，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亞太已經成爲世界經濟引擎。 例如， 當前亞太經濟增長占全球經濟增長的 70% ，對美國而言，分享亞太發展紅利是邏輯使然。第三，中國的持續快速崛起使中美關系呈現出日趨明顯的結構性矛盾，亞太權力格局也隨之轉型爲中美“雙領導體制”且日益朝向對美國不利的方向發展。基于這一現實，美國決定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牽制中國崛起，並利用周邊部分國家的疑懼心態作爲有力抓手。基于上述三方面考慮，並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美國自2011年下半年以來以外交、軍事和經濟三管齊下的方式，使“再平衡”進入到實施和推進階段。外交上，美國開始廣泛參與亞太地區多邊國際機制，極力密切與本地區主要國家的關系。冷戰後亞太地區形勢所發生的一系列根本變化、尤其是經濟一體化的加速發展，使美國在冷戰時成功運行半個世紀並以其爲核心所建立的雙邊同盟體系，即“軸輻” ( hub-and-spoke ) 體系面臨著新的挑戰。爲了更好地維持自身地位，美國開始順應形勢，試圖建立一種更加包容的多邊合作機制。
近幾年來，美國不僅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還力圖主導東盟地區論壇（ARF) 及東亞峰會(EAS )等區域性多邊組織的議事日程，以實現政治領導。此外，美國還不斷加深與傳統盟友日本、韓國、菲律 賓和澳大利亞的關系，並積極挖掘新夥伴，與新加坡和印度等來往頻繁。隨後，美國改變了以往在南海爭端中的不介入立場，積極尋找並利用海洋問題 這一“再平衡”的新支點大做文章。軍事上，美國除強化與盟國的合作並尋求新的夥伴外，還將主要軍事力量部署于亞太，以鞏固自身的軍事主導地位。例如，美國國防部于2012年 1 月 5日出台的 “新軍事戰略報告” 中指出，未來 10年美國海軍力量的 60% 將部署在亞太。又如，近年來美國在該地區軍事動作頻繁，涉及範圍廣泛。在朝鮮半島，美國加強了與韓國的安保合作， 尤其是在 2010年“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後，美韓頻頻在半島周邊海域舉行大規模軍演。2013年2月朝鮮進行第三次核試驗後，美韓進一步強化了軍事合作，意在對朝施加更大威懾。在日本，美國繼續突出“前沿部署” ( forward deployment ), 不僅在沖繩部署“魚鷹”直升機，還明確將釣魚島納入《美日安保條約》，以強化美日同盟作爲所謂“地區與世界安全不可或缺的支柱”之地位。此外，2013 年朝鮮核試後，美國還在日本部署了新的 X 波段雷達。在南海問題上，奧巴馬政府除在言辭上高調幹涉外，在行動上也積極跟進。例如，美國不僅向菲律賓出售武器，升級其作戰能力，還在新加坡輪駐先進的瀕海戰鬥艦。在澳大利亞， 奧巴馬于 2011 年 11 月宣布，美國將在其北部的達爾文港輪駐 200 – 250 名海軍陸戰隊官兵， 以鞏固“第二島鏈” 防線。此外，美國還加強了美印間的軍事合作，並將這種關系提升到戰略層面。軍事“再平衡”還體現爲美軍在亞太不斷提升的作戰能力。例如，美國國防部于2010 年初發布的一份報告草案披露， 美國將投入 120 億美元升級關島軍事基地，並加強以其爲中心的多個軍事基地建設。又如，奧巴馬政府提出“空海一體戰” ( Air-Sea Battle ) 理念， 將海軍和空軍納入統一的作戰體系， 意在強化聯系網絡、提升作戰規模和能力，增強戰略威懾。經濟上，美國通過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 談判，意在建立以其爲中心並繞開中國的地區經濟合作機制。長期以來，亞太經濟一體化勢頭使美國雖爲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卻無法全面介入該地區已運行多年的多邊經貿機制，特別是該地區已經形成了以中國爲中心、以市場爲導向的自發性經濟合作機制。卡爾· 多伊奇 ( Karl Deutch ) 曾指出， “一體化進程往往起源于某個核心地區，由一個或若幹較強、較高度發展以及在一些重要領域比其他地區更先進、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單位構成”。
在這種背景下， 美國力推 TPP 這樣一種全新的合作模式，其目的在于將其作爲主導亞太經濟合作的切入點和工具， 解決“再平衡” 的經濟路徑問題。可以說，TPP 的順利推進不僅能對美國經濟增長起到助推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在該地區制定一套有利于自身的制度安排，美國有望成爲亞太經濟的領袖，取得同中國競爭的戰略優勢。3. 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與越戰後美國首先啓動社會改革不同，奧巴馬政府上台後，面臨的最嚴重挑戰是因次貸問題所引發的金融危機，隨後又面臨由此激化的社會矛盾。因此，美國此輪的國內改革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同時，由于經濟問題和社會危機相互交織，因此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社會改革也隨之呈現出與之相配合的特點。2008 年的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制造業的“空心化”。因此，奧巴馬始終致力于重振制造業，以實現經濟複蘇並借此創造就業、緩和社會矛盾。例如，2009 年 4 月，奧巴馬在喬治敦大學發表演講時， 首次提出將重振制造業作爲一項重要經濟戰略加以推進。同年 12 月，美國政府推出《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重點分析了相關的理論基礎、優勢與挑戰。2010 年 3 月，美國政府提出“五年出口倍增” 計劃，力求出口總額在 5 年內實現翻番， 即從 2009 年的 1. 57 萬億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3. 14 萬億美元。同年 8 月又出台《制造業促進法案》，降低了部分進口商品關稅，以減少相關企業的生産成本。
此外，在 2010 – 2015 年期間的曆年國情咨文中，奧巴馬一再強調，要加強對“美國制造”的推動，努力實現制造業複興，他還肯定了振興制造業在促進國內就業方面的作用。除了在政策上積極扶持制造業發展外，自 2012 年以來，“頁岩氣革命” 改變了美國的能源供應格局，使低價能源和高勞動生産率得以結合，客觀上提升了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在大力重振制造業的同時，吸引外部投資和推動自由貿易也成爲奧巴馬政府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2011年 6月， 奧巴馬政府推出“選擇美國”( Select USA ) 計劃， 希望借此吸收更多外部投資。到 2013 年時，該計劃已被提升到與“出口倍增”同等重要的位置。此外，爲推動對外貿易發展，奧巴馬政府還積極部署多項經濟自由化安排。除前文提到的 TPP 外，美國還力圖推動建立“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 ( TTIP )。毫無疑問， 如果上述兩項自貿協定得以順利實施，將會把美、歐、日等所有發達經濟體包括在內，從而提升全球自由貿易標准並影響世界經濟制度。在致力于推動經濟複蘇並改善就業的基礎上，奧巴馬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社會改革一方面意在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以緩解社會矛盾，另一方面也以幫助重振制造業和加快經濟增長爲目標。例如，針對美國的基礎設施老化問題，奧巴馬于2012年 8月 7日宣布加快實施七項重大可再生能源項目，以創造近 5000兆瓦清潔電力，供 150萬個家庭使用，借助這一項目還可以創造大量就業。又如，爲有效解決非法移民給美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奧巴馬在總統競選之初即承諾推動移民改革，由此贏得了大多數拉美裔和亞裔選民的支持。上任後，奧巴馬于 2012 年 6月宣布將暫停遣返幼年時進入美國並滿足若幹條件的年輕非法移民，並不遺余力地在國會推動新的移民改革法案。2014年 11月，在國會相關討論受挫的背景下，奧巴馬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實施包括擴展工作許可在內的若幹項“移民新政”。在奧巴馬政府的社會改革方案中，最引人注目、也引起國內最激烈爭議的當屬醫療改革。筆者認爲，此次醫改固然意在解決不斷升高的醫療成本、急待提升的服務質量及保障範圍的低覆蓋率等美國醫療制度的頑疾，同時促進社會公平，改變美國作爲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醫保體系的糟糕狀況。但不可忽視的是，政府同樣致力于通過降低高昂的醫療成本以服務于重振制造業的大戰略目標，因爲與醫療體系相關的龐大産業也是美國制造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爲推動醫改，奧巴馬在2008年的總統競選中提出了普遍醫保( universal health care ) 方案， 其中既堅持了自由主義的政府幹預原則，也融入了一定的市場競爭和保護個人自由原則。就任總統後，奧巴馬將醫改作爲其社會改革的重點，上台不久就成立了由其領導的醫改班子，與國會領導人、相關利益集團及民衆進行磋商和溝通。最終，《美國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法案》( Affordable Health Care for America Act) 于 2009年 11月 7日得以通過，隨後，衆議院于 2010年 3月 21日通過了《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 ( 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上述法案標志著奧巴馬政府的醫改立法工作基本完成。
（二）成敗參半：對2009 年以來美國戰略調整的評估
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准確把握了美國深陷內外交困戰略處境的事實，提出並推進了上述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客觀來看，其應對思路是正確的，也取得了不少明顯成效；然而，它們也面臨著諸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因此其前景仍存在不確定性。以下筆者將分別從內政和外交兩個維度評估奧巴馬政府的戰略調整。
1. 在國內糾錯與改革方面，金融監管成果立竿見影，經濟改革在有較大斬獲的同時面臨挑戰，而社會改革則步履維艱。因此可以說，美國的國內戰略糾錯巳經完成，而改革則整體上仍處于起步期，最終能否成功尚難以判斷。首先，對奧巴馬政府金融監管和經濟改革的評判，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
( 1 ) 金融危機後美國所實施的一 系列糾錯行爲，尤其是極爲嚴厲的金融監管措施的出台，使金融監管湧洞、分業監管和混業經營錯配等問題獲得改善，從而保障了金融穩定，有利于維持和鞏固美國的全球經濟和金融霸主地位。此外，金融監管注重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的利益，有助于恢複後者對于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維護了美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
( 2 ) 以頁岩氣開采爲標志的“能源革命”成爲奧巴馬政府的一項重大意外收獲，不僅使美國超過俄羅斯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氣生産國，而且使國內天然氣價格迅速下降，爲化工、鋼鐵及玻璃制造等産業的發展提供了廉價原材料和能源，帶動了制造業的複蘇和經濟的增長。不少分析甚至認爲，世界油氣中心將就此從中東“西移”至北美，從而改變世界能源版圖。然而本文認爲，上述判斷過于樂觀，頁岩氣對美國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影響無法達到“革命性”的程度，其原因在于：其一，天然氣無法替代石油成爲戰略性資源，尤其是其能源密度低、儲存困難，無法在交通等領域廣泛使用；其二， 頁岩氣開采已遭遇明顯技術瓶頸， 尤其是礦井的高衰減率使該項技術的前景有待觀察；其三，頁岩氣開采將對環境造成破壞和汙染，因而其可持續性尚存很大疑問。
( 3 ) 就經濟改革的核心即重振制造業而言，奧巴馬執政以來， 美國在制造業發展和對外出口增長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離所謂“振興” 的目標依然有很大差距。首先，2009- 2014 年，美國的制造業總産值占GDP 的比重由 11. 9% 上升至 14. 5%, 但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卻並未出現相應增長。與此同時，制造業複蘇對于近年來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不足 1% ，因此總體來看，目前美國制造業的規模和發展狀況不僅無法與 80年代相比， 也遠低于 2000年的水平。其次，“五年出口倍增” 計劃雖然使美國的出口總額從 2009 年的1. 57萬億美元增長到 2014 年的 2. 35 萬億美元，貿易狀況明顯優于同時期的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然而通過數據可以發現，美國對外出口的增長速度呈現出“高開低走”之勢，尤其是近三年來美國的對外出口增速明顯放緩，最終距離當初設定的2014 年底達到 3. 14 萬億美元的目標相差甚遠
( 4) 就吸引外部投資和推動自由貿易而言，一方面，盡管 “選擇美國” 計劃使 2011年流入美國的直接投資增長至 2300億美元，但隨後的 2012年卻大幅下降至1600億美元，2013年則進一步下降約 10% ，因此， 奧巴馬政府要想達到預期目標並不容易。另一方面， 圍繞 TPP和 TTIP的談判總體上仍在推進過程中，因而這兩項規模龐大的貿易協定安排對美國經濟的促進作用仍未顯現，並且其前景也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總之，美國的經濟改革特別是“再工業化” 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僅需要政策引導，更需要全社會逐步轉變舊有觀念，唯如此，才能爲改革奠定長遠而堅實的基礎。其次，受國內政治的影響，奧巴馬政府的社會改革步履維艱。例如，奧巴馬的醫改方案提出後一波三折。在2009 年 11 月 7 日的 衆議院討論中，《 美國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法案》雖獲通過， 但卻經過了長達 12 小時的激烈辯論， 並且以 220 票贊成、215票對、38 票棄權涉險過關。此後，在2009年12月24日舉行的參議院討論中，這一法案在完全沒有獲得共和黨支持的情況下以 60 票的最低必須票勉強通過。由此可見，美國政治的極化狀況已發展到尖銳對立的程度。無獨有偶，《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在衆議院同樣以 219:212 票的微弱優勢勉強通過，並一直備受質疑，尤其是圍繞其中“強制參保”條款的爭論最終發展到了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其是否違憲的地步。盡管最高法院以 5 票對 4 票的裁定認爲包括“強制參保”在內的條款並未違憲，但民主、共和兩黨在該問題上的分歧仍難以彌合産 2014 年的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已經喪失了參衆兩院的多數席位，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在其任期內推進醫改的前景不容樂觀。除圍繞醫改的政治鬥爭外，共和黨在其他社會改革領域同樣采取不合作的態度，通過使用“冗長發言權”來阻止民主黨推進立法的情況日益增多。使情況更加惡化的是， 激烈的黨爭迫使一些中間派議員不得不 “選邊站”，結果是其政策立場越發僵硬，妥協空間日益減少。面對共和黨的堅決不合作立場，奧巴馬社會改革中的重大立法項目，特別是其上任時承諾的移民改革等，仍處于被迫擱置狀態。總體來看，社會改革由于涉及不同政黨和利益集團的深刻分歧， 難度較經濟改革更大，未來發展所面臨的障礙也更多。
2. 在對外戰略糾錯與調整方面，改善國際形象和甩開戰爭包袱等糾錯目標初步達成，“亞太再平衡”的成效與問題並存，而歐洲和中東等戰略要地的形勢變化將不僅有可能幹擾“再平衡”的推進，而且會對美國構建有利于國內改革的外部環境之努力形成掣肘。總之，美國的此輪對外戰略調整仍處于進行中，其前景同樣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首先，奧巴馬政府以“戰略收縮”爲特征的一系列糾錯行爲，如改善國際形象和結束兩場戰爭等取得了初步成功，有助于美國在實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下得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權勢資源。例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 ( PEW ) 2013 年在全球 38 個國家進行的民調，盡管多數中東國家對美國的好感度依然低于 30%，但美國的形象在歐洲、除中國外的東亞及拉美等地區均有所改善。又如， 盡管目前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國的安全形勢依然難言樂觀， 但從美國的角度看，從中抽身並甩掉戰略包袱的目標已經實現。其次，奧巴馬政府對外戰略調整的核心即“亞太再平衡”推行數年來，一方面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存在和影響顯著增強，同時也使中國崛起的外部環境趨于複雜；但另一方面，這一戰略並未真正實現牽制中國崛起的根本目標，並且由于該戰略在推行過程中的“軍事化”色彩日益突出，因而地區安全形勢的惡化使美國存在被其盟友利用甚至“綁架”的風險。此外，隨著近年來中國外交主動性的顯著增強，中美在亞太的戰略博弈更趨複雜。因此，美國牽制中國崛起的戰略目標在實現過程中將會面臨更多障礙。最後，歐亞大陸的其他兩個地緣中心歐洲和中東近來一系列事態的發展，將不僅會擡高“亞太再平衡”的實施成本，而且不利于美國構建有利于國內改革的良好的外部環境。當前，由烏克蘭危機所惡化的美俄關系以及中東極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 ( IS)崛起給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潛在威脅等，都使美國不得不分散大量精力予以處理，而這些都會反作用于“亞太再平衡”戰略，致使其首要地位大打折扣。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兼顧亞太、中東和歐洲這三大戰略要沖成爲美國對外戰略的最大難題。與此同時，外部環境的複雜化同樣會影響美國的國內改革。奧巴馬進行此類對外戰略調整的本意是在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情況下爲國內改革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因而這種影響尤爲突出。基于以上分析，美國未來能否繼續奧巴馬政府“節約使用權力”的戰略，並在此基礎上全力推進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將最終決定本輪內外戰略調整的成敗。五、美國霸權的前景：曆史比較帶來的啓示通過對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內外戰略調整的概覽與評估，並且結合前文對越南戰爭後美國霸權由衰落到變革再到更生的曆史回顧，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的本輪戰略調整所面臨的形勢更爲複雜，內部和外部障礙似乎也更多，因此其成效截至目前並不十分顯著。
筆者認爲，造成這一現狀的直接原因是當前美國在變革進程中出現了兩個40 年前並不存在的新變量，而其深層原因則植根于美國對冷戰終結原因的曆史性錯誤認知之中。首先，當前美國國內改革面臨的新變量（也是其最大障礙）是政治社會的兩極化問題。1969 年尼克松上台時，盡管美國同樣存在嚴重的社會危機，但一股自發形成的強大社會思潮反而增進了社會團結，並最終成爲改革的動力。一方面，以青年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爲主體的新左派及反文化運動對現存制度表達了不滿和抗議；但更重要的是，這股由不滿彙成的思潮並未導致階級和黨派對立，社會的主流共識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內部改良”，因而強化了平等、寬容和愛國意識。反觀 2009 年以來隨著社會矛盾加深而出現的“占領華爾街”等運動，表現出的卻是美國廣大中産階級內心深處的強烈憤怒和對精英階層的失望。由于中産階級是構成美國社會的主體，因而這種局面威脅到了社會穩定的基礎，使原本富足的美國“社會資本” ( social capital ) 遭到損害産，同時，政黨的兩極化也嚴重侵蝕了美國的政治能力，大大延緩了國內改革的進程。
其次，當前美國在對外戰略調整方面面臨的新變量則是國際格局和外部挑戰的複雜化。越戰期間，雖然外部挑戰對美國的霸權地位也構成了明顯威脅，但兩極格局下的傳統大國戰略博弈較之當前多極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新興大國群體崛起、全球性問題與日俱增來說，要簡單和明確得多。2009年以來，奧巴馬政府在進行對外戰略調整時，不僅需要應對中國等新興大國崛起帶來的國際格局變遷，而且作爲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還需要處理各類國際和地區的傳統及非傳統安全問題，這對其戰略的有效性造成了牽制。筆者認爲，上述內外阻力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國對冷戰終結原因的曆史性錯誤認知及其所引發的一系列大戰略失誤。從結果來看，美國的確贏得了勝利，但冷戰結束的直接原因是蘇聯放棄對抗、退出霸權競爭，並非美國從軍事上戰勝蘇聯，而其決定因素則是蘇聯國內的政治和社會體制異常僵化、積重難返，同時決策者又采取了激進的改革措施，最終造成自身的解體，雖然美國通過在外交、軍事、經濟及價值觀等多方面施加壓力，在客觀上加速了蘇聯解體的曆史進程，但蘇聯內部的治理失敗才是其崩潰根源。然而，美國精英層卻將冷戰終結的原因和結果混爲一談，均將其視爲“自由世界”的勝利。這種誤讀造成了極其不良的後果。一方面，美國的自信心變得極度膨脹，使其對內被新自由主義所綁架，造成國內意識形態和階級結構嚴重失衡，最終出現次貸危機爆發、貧富差距擴大、兩黨惡鬥頻現和社會矛盾加劇等惡果。另一方面，美國還通過對外濫用武力，大肆輸出本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造成地緣政治失衡和諸多後發國家的內部治理困境乃至人道主義災難，尤其是深化了伊斯蘭世界的反美主義，最終致使恐怖主義泛濫，危及自身安全。
正如美國資深戰略家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所指出的，美國20年來的對外戰略完全浪費了冷戰和平終結所帶來的“紅利”，伴隨這種盲目自信而來的“浪費”給美國造成的最消極戰略後果是精英層喪失了改革傳統，以至于有學者得出了20多年來美國“沒有什麽改革 ” 的結論。然而，進行曆史比較的最重要現實價值並非使我們明確這兩輪戰略調整存在的上述差異，而在于它爲我們提供了一種更爲宏觀和辯證的視角，以觀察美國戰略行爲中具有更深刻意義的一致性和相似性，從而幫助我們找到分析當下和未來美國權勢變遷的關鍵線索。一方面，盡管當前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在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及國際地位等方面存在具體差別，但我們依然無法否認這兩輪戰略調整本質上所擁有的極強的可比性。首先，二者面臨的戰略環境和戰略調整實施的內在邏輯完全一致，即在美國深陷內外交困和霸權相對衰落的逆境下，自由主義的改革傳統賦予其一種近乎“本能”的應對危機、走出困境的反應，使之能夠及時扭轉既有戰略觀點中的偏差，進行內政外交的根本變革。
其次，二者的根本出發點及最終目標都是重振美國霸權， 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方式則是通過戰略糾錯和外交布局爲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創造必要的條件，並以國內變革作爲修複霸權的核心路徑。因此，盡管面臨種種阻礙並存在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當前美國的改革進程已經啓動，且正大體沿著正確的軌道向前推進。另一方面，筆者認爲，曆史比較帶給我們的最大啓發是，自由主義的改革傳統使美國的內外戰略調整呈現出鮮明的漸進特征，並使其霸權具備強大且持續的內在韌性。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美國在越戰後曾先後經曆了大約5 年的戰略糾錯期 ( 1969 – 1974 )、12年的外交布局 ( 1969 – 1981 ) , 以及近20 年的國內社會改革 ( 20 世紀 70 年代）和經濟改革 ( 20 世紀 80 年代），才最終完成了戰略調整的任務，重塑和修複了自身的權勢並使霸權地位達到新的頂峰。因此，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出發，2009 年以來的此輪戰略調整仍處于初期，故而當前對美國霸權衰落與否的任何判斷都爲時尚早。
本文認爲，奧巴馬政府僅僅完成了內外戰略糾錯的任務，而對外戰略調整和國內經濟、社會改革等更爲繁重和複雜的中長期任務則剛剛起步，需要今後數屆政府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最終完成。當然，考慮到上文論證的當前和未來美國內政外交改革所面臨的諸多新問題和新障礙，此輪戰略調整的前景尚難以預料， 其成敗的關鍵在于民主、共和兩黨的精英能否在反思“後冷戰”時代美國大戰略失誤的基礎上，就改革達成妥協並努力重塑社會共識。六、結論長期以來，國際關系學界普遍將美國形容爲“新型霸權”。在筆者看來，這種“新型”除了包含美國改造國際體系及國際制度的能力外，還應包括其霸權所蘊含的源于改革傳統的強大內在韌性。曆史上，這一內在韌性使美國在面臨戰略困境時，能夠通過不斷的內外戰略調整實現權勢複興，並最終進一步穩固其霸權地位。本文以越南戰爭後美國所進行的戰略調整作爲參照， 闡述和評估了奧巴馬執政以來的內政外交改革，得出了此輪改革仍處于初期的結論。基于此，本文認爲，目前還遠未到能夠判斷美國霸權衰落與否的階段。由于美國的漸進式內外戰略調整往往分爲戰略糾錯、外交布局和國內改革三種類型，並且戰略糾錯和外交布局本質上都服務于國內改革，因此當前美國在完成戰略糾錯的基礎上力推“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根本目標就在于牽制中國崛起，以爲其國內經濟和社會改革贏得時間，最終取得同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優勢。
在這種背景下，從根本上說，中美較量的未來將取決于哪一方的國內改革能夠取得成功並爲其他國家提供榜樣。基于此，分析美國霸權的內在韌性及其曆史邏輯對中國崛起的最大現實啓發在于，中國應從自身面臨的實際問題出發，繼續全面深化國內改革，輔之以構建有利于國內改革的外部環境，並在內外戰略調整的過程中克服一系列主觀和客觀障礙，最終爲自身的和平崛起創造最佳條件。
文章來源：《當代亞太》2015 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