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凱碩 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實踐教授）
世界秩序能否跟上變化的世界
文/馬凱碩
發于2020.1.6總第931期《中國新聞周刊》
2019年，世界轉了個彎。但問題在于，世界秩序並沒有相應轉變。這一斷裂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全球層面最大的變化是“亞洲世紀”的開啓。如今，世界上最大的四個經濟體中，中國、印度和日本這三個都在亞洲（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這一地區的GDP總量已經超過美國和歐盟。
美國甚至不再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經濟體，這一頭銜如今歸屬于中國。對大部分國家來說，中國已是比美國更大的貿易夥伴，同時，中國也在簽署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包括有可能成爲史上規模最大自貿協定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相反，美國正在放棄自由貿易協定，包括跨太平洋合作夥伴關系（TPP）。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繼續牽頭維持著該協定。美國占全球貿易的比重正持續下降，世界秩序已經無法跟上經濟發展動向的變化。
但另一方面，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美國和歐洲仍然控制著兩個最重要的全球經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而安理會這樣一個唯一能夠做出對聯合國193個國家有約束力決定的機構，則被少數幾個正在衰落的大國所控制。
理論上，這些沖突中最容易解決的應該是中國等新興力量在IMF和世界銀行的影響力不足的問題。畢竟，美國和歐洲都承認，包括在2006年和2007年的G20公報中也都提到，IMF和世界銀行高級管理層的遴選應該基于才能，以確保所有成員都能得到廣泛的代表。
不過，傳統的“君子協定”雖然已經有些不合時宜，卻十分頑固，讓美國人和歐洲人一直分別把持著世界銀行和IMF的領導人崗位。2007年，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成爲IMF總裁，他的繼任者是2011年上任的另外一位法國人克裏斯汀·拉加德。6年後，拉加德宣布，如果到2027年全球經濟增長態勢保持不變並反映在IMF的投票結構中的話，IMF總部可能將遷往北京。畢竟， IMF章程要求，該機構總部要設在成員中的最大經濟體。
但是，當拉加德從IMF總裁崗位上離職去履新歐洲央行行長時，接替她的仍然是一位歐洲人：保加利亞經濟學家克裏斯塔林娜·喬治耶娃。類似地，世界銀行行長職位在2012年從羅伯特·佐利克變成金墉，接著在今年變成大衛·馬爾帕斯。未來，曆史學家可能會驚奇于舊力量頑固不化地拒絕分享全球機構的控制權。
美國和歐盟並非僅有的竭力捍衛自己實力的舊力量。在聯合國安理會，很多國家也是口頭上大談改革，實際卻一直從中作梗。讓情況進一步複雜的是，試圖獲得常任理事國地位的新晉國家面臨著鄰國的抵制。在這樣的情況下，聯合國安理會將比IMF和世界銀行更加難以改革。
而失敗的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如果安理會的構成不更新，該機構可能失去信譽和道德權威性。如果分別擁有十億以上人口的非盟或印度都拒絕遵守安理會決定，這個國際社會最重要的機構將沒有多少實際影響力。
（2019年2月26日，聯合國安理會舉行公開會審議委內瑞拉局勢。攝影/本刊記者 廖攀）
爲了避免這一結果，安理會應該采取“7-7-7模式”。第一個7是常任理事國成員：巴西、中國、歐盟（由法國和德國代表）、印度、尼日利亞、俄羅斯和美國，分別代表不同地區；第二個7是准常任理事國成員，由28國（根據人口和國民生産總值） 輪值擔當；剩余160國輪值擔當第三個7。
最難解決的沖突是衰落的美國領導力與美元作爲主要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的矛盾。今天，40％以上的跨境支付和90％的外彙交易用美元結算。這反映了數十年來的信任：美國有深度的市場、強大的機構（包括高效的法庭和獨立的央行），並且不用美元作爲推進自身利益的工具。
但是，2017年以後，美國總統特朗普猛烈破壞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信任。他施壓美聯儲降低利率，以實現短期經濟增長，並利于他連任。他還將美元武器化，給中國貼上“貨幣操縱國”標簽，指示美國財政部將更多國家置于監控之下，其中包括其亞洲和歐洲的緊密盟友。
特朗普的行爲不僅激怒了對手，比如俄羅斯領導了去美元化的新潮流，也激怒了重要盟友。剛剛卸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承諾，歐元將成爲歐盟主權的“活躍工具”。同樣能夠說明問題的是，法國、德國和英國與中國和俄羅斯一起成立了交易所支持工具（INSTEX），以求繞過美國對伊朗進行的制裁。
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特朗普爲世界做了件好事，他讓已是顯而易見之事變得無可辯駁。如果世界領導人不開始著手去解決可能危害世界秩序的結構性沖突的話，就有可能爆發危機，甚至引發更加危險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