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這裏是沒藥花園。
提起新加坡，大家會想到什麽？
富庶整潔的花園城市、廉潔高效的政府還是嚴厲的執法？新加坡擁有全球最低的犯罪率，總是給人一種相當安穩的印象。
然而在1981年，一起罪案卻震撼了新加坡全國。這起案子不僅冷血殘忍，還充滿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性變態、血祭和虐童等細節，讓它成爲幾代新加坡人無法釋懷的驚悚記憶。
今天由安非銳向大家介紹這起“大巴窯殺童案”。
（字數：7,155）
一、組屋外的血迹
1980年代初的時候，75%的新加坡人都住在政府組屋。所謂的“組屋”（Flat），是由新加坡政府的建屋發展局（HDB）承建的公共住房（新加坡大部分土地國有，同時嚴格禁止開發商囤地炒房）。組屋的位置通常不錯（靠近輕軌），爲了避免各個族裔之間“抱團”，分配上也會盡量做到“多民族大融合”。組屋中的居民們大多維持著禮貌但疏離的社交距離，非常重視個人隱私，對鄰居的生活基本不願過問。
（組屋/Block 8 Jalan Bukit Ho Swee）
大巴窯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組屋社區，它始建于1960年代中期，位于新加坡核心城區的北部，當時被稱作“大巴窯規劃區”。經過十幾年的不斷擴建，到1980年代初，大巴窯已成了一座人煙稠密的新城。
人口的迅速遷入和原有社會連結的喪失，讓這座新城陷入了混亂和無序。當時的大巴窯，被媒體稱作“東方芝加哥”，是新加坡最大的犯罪集團和幫派的所在地。1981年的“大巴窯殺童案”，無疑是大巴窯大小案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起。
（1972年，前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參觀大巴窯的組屋/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Singapore）
1981年1月25日淩晨2點20分，一個年輕的木匠看完夜場電影回家，發現大巴窯第七巷11座組屋一層的電梯外，放著一只奇怪的旅行袋。小木匠拉開袋口拉鏈，一顆小小的頭顱露了出來，那是一具女童的屍體。
（發現女童屍體的旅行袋/ST FILE）
警方很快確認了女童的身份，她名叫黃秀葉（英文名叫Agnes Ng Siew Heok或Agnes Ng Siew Hock），年僅9歲。黃秀葉生于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家中有9個孩子，她是最小的那個，在聖嬰女校（Holy Innocents’ Chinese Girl School）上學。
1981年1月24日下午4點，黃秀葉在大巴窯的耶稣複活堂(Church of the Risen Christ)上完宗教課程，等著姐姐寶林（Pauline）一起回家。但寶林下了課卻沒有見到妹妹的蹤影。
發現黃秀葉屍身的地方，距離耶稣複活堂只有一公裏，黃秀葉的家住在第233座組屋，相距也不遠。
（黃秀葉）
屍檢結果顯示，黃秀葉死于窒息，生殖器官上有傷痕，直腸內還檢測出了精液。
雖然警方展開了深入的調查，但沒有獲得任何線索。黃秀葉遇害後一周，她的母親還接到了一通恐嚇電話，威脅要把黃秀葉的姐姐寶林也“剁碎”。
打電話的是一個陌生的女人，傷痛欲絕又驚恐萬分的黃家人和警方一樣，對此毫無頭緒。
黃秀葉遇害兩周之後，又出現了第二名受害者。
1981年2月7日，在大巴窯第七巷第10座與第11座組屋（黃秀葉的屍體被發現的地方）之間的樹籬下面，發現男童加紮利·馬祖基（馬來語：Ghazali bin Marzuki）的屍體。
（加紮利·馬祖基）
加紮利年僅10歲，就讀于亨利公園小學，此時正值中國春節假期，加紮利來到位于金文泰 (新加坡西南部的另一個住宅區)的奶奶家小住。
2月6日，加紮利和兩個表兄弟正在奶奶家附近學校的操場上玩耍時，一個陌生女人向他們搭話。女人說，想請他們幫忙，從一個朋友家搬點東西，熱情友好的加紮利不假思索地同意了，跟著這個女人上了一輛出租車。
在此之後，加紮利就消失了蹤影，再被發現時，已經成了一具死屍。
現場的法醫判定，加紮利死于溺斃，他的背部有3處電擊造成的灼傷，手臂上有一個小孔，推測是被注射了某種鎮靜劑，接著被人將頭按進水盆裏淹死，他身上沒有性侵迹象。
僅僅半個月之間，發現了兩具距離如此相近的屍體，很難相信這一切僅僅只是巧合。警方再次詳細勘察了環境，這一次，他們在加紮利的屍體周圍，發現了一些不易察覺的血迹。
這些血迹是加紮利的鼻血。溺死的受害者，由于水壓壓迫，常常會導致髒器/呼吸道出血。之後在打撈/搬運屍體過程中，由于氣壓改變，淤血便會從五官流出。
殺害加紮利的凶手顯然不知道這一點，在搬屍過程中，沒有留意到從屍體鼻孔滴落的血迹。警方追循著這點點滴滴的線索，很快來到了相鄰的第12座組屋的7樓，血迹一直延續到公共走廊，在第一個單位（門牌467F號）外戛然而止。
（紅色部分：大巴窯第七巷12座組屋7樓，圖左和圖中分別爲11座和10座，2008年後由高樓取代）
最先來到現場的佩雷拉（Pereira）探長回憶說，單單是467F號的大門，就讓他感到不寒而栗，因爲門上懸挂著一個十字架、一面鏡子和一把刀，三種截然不同的宗教“法器”，詭異地組合在一起。
走廊裏站著一個男人，年紀四十左右，他自稱名叫林寶龍，就是這裏的屋主。佩雷拉警官于是詢問林寶龍，能不能允許警方搜查他的住宅？
林寶龍很快地同意了，甚至沒有詢問警方搜查的理由。
警察們一走進公寓，立即感受到一種難以言說的怪異氣氛。大廳頂部是三盞雕花吊燈，投射出琥珀色的光芒（然而此時還是大白天）。淩亂的沙發後面，是一座奇怪的祭壇，祭壇上方挂著一張耶稣受難像，畫像的下面，擺滿了中國和印度神祗，不少神像上還沾染著疑似血迹的汙漬。
（林寶龍的公寓）
警方在淩亂的房間裏仔細地搜索，很快就在廚房地板上，發現了一塊疑似血迹的東西。
林寶龍起初聲稱這塊汙漬是蠟油，後來又改稱是之前殺雞時留下的雞血。警方又搜出了一張紙條，上面竟然寫著兩名被害兒童的個人資料（年齡、姓名等等），林寶龍對此的解釋是，加紮利曾因流鼻血上門求醫，這張紙是他的“病曆卡”。
這番蹩腳的解釋自然不會令警方信服，佩雷拉又召來了更多同僚，開始對公寓進行徹底搜查。
他還打電話給大巴窯警局，要求他們向自己提供林寶龍的背景資料（佩雷拉隸屬于刑偵處，和大巴窯警局不是一個部門）。
（警方在林寶龍的公寓外/ST FILE）
在此期間，兩個年輕女人回到了公寓。林寶龍向警察們介紹說，她們是自己的妻子和“女朋友”——陳梅珠（妻子）和何家鳳（女朋友），與自己同住。
這個坦然的“三人行”說辭，也和這間公寓的氛圍一樣詭異。
不久之後，警方找到了一雙拖鞋、一條短褲和一塊手帕，它們都屬于林寶龍，並且全部血迹斑斑。
垃圾桶裏還有何家鳳的一件襯衫，同樣沾滿了鮮血。另外，他們發現了一支注射器（裏面殘存著加紮利的血液）和一些藥片（後經化驗和加紮利所服的鎮靜劑一致）。
在警方調查時，林寶龍偷偷拿出藏在地毯下面的幾縷頭發，想要沖進馬桶，被警方抓個正著。後來經法醫鑒定，這些頭發屬于第一位受害者黃秀葉。
（林寶龍的“祭壇”）
大巴窯警局此時也向佩雷拉反饋了調查結果，原來這位林寶龍，正在接受一起強奸案的調查。
一旁的林寶龍，一聽到了佩雷拉和大巴窯警局的對話，情緒突然變得非常激動，對警察大喊大叫，何家鳳也配合地跟著高聲尖叫。兩人的舉止更讓警方確認他們卷入謀殺，接著警方將這間公寓封鎖爲罪案現場，將林寶龍、陳梅珠和何家鳳三人一並逮捕。
二、“惡魔三人組”
（從左到右：林寶龍\陳梅珠\何家鳳）
林寶龍（Adrian Lim）
林寶龍出生于1942年，案發時39歲，是一個中産階級家庭三個孩子中的長子。林寶龍的妹妹在出庭作證時稱，林從小就“脾氣火爆”，但除此之外，對于林寶龍的童年時代，幾乎沒有什麽其他信息。
林寶龍曾就讀于名校英華自主中學（Anglo-Chinese School），但在十幾歲時就辍學了。
辍學之後，林寶龍曾短暫擔任過內部安全局（新加坡情報和安全機構）的線人。1962年，他進入麗的呼聲廣播公司（Rediffusion，總部在英國），在那裏做了3年電工，之後升任收債員（bill collector），這份工作他做了11年。
（香港麗的呼聲廣告\1949-01-13《華僑日報》）
1967年4月，林寶龍與青梅竹馬的第一任妻子結婚，結婚時他爲了妻子皈依了天主教，兩人育有兩個孩子。林寶龍一家人先是租房居住，1970年，他買下了大巴窯第七巷12座組屋7樓門牌467F號的三室公寓。
大概在這個時期，林寶龍開始師從一位名叫“威力叔叔”的馬來巫師，學會了一些作靈媒的入門技能，並于1973年“出師”。他在家外租了一間房子，開始做兼職靈媒。
關于林寶龍的這個“兼職”，中文資料裏一般泛稱爲“靈媒”，英文資料裏則稱之爲“Bomoh”。
Bomoh這個詞主要在馬來西亞、文萊和新加坡使用，在印尼則被稱之爲“dukun”（兩者職能上相差無幾）。
（馬航370航班失聯期間，一名馬來巫師用椰子占蔔航班去向）
Bomoh在南洋一代非常盛行，身兼醫生、草藥師、精神媒介和風俗專家等重要角色，他們被認爲擁有超自然的法力和破壞力（比如傳說中的“下降頭”）。
在新加坡，雖然華人所占比例最高，但這種在“原住民”馬來人中盛行的原始宗教，隨著一個世紀的移民間的文化融合，也逐漸爲移民們所接受，成了一種普及的“民間信仰”，尤其爲老一代和不太西化的底層人士所認同。
林寶龍的客戶們也不外乎這兩種。
第一種是迷信的男人和老婦，對這種客戶，林寶龍只騙錢。
林寶龍最常用的伎倆，是事先用蠟燭的燭煙將一枚針熏黑，再將這枚針小心翼翼地插入一只生雞蛋，繼而用粉末將針孔封住，讓雞蛋表面看去毫無異樣。之後在“作法”念咒時，林寶龍會將做了手腳的雞蛋交給客戶，要求客戶將雞蛋敲開。
目睹雞蛋中赫然出現了黑針，客戶驚恐地認定自己已經“中邪”，于是只好“破財消災”。這招“針與蛋”絕活，林寶龍屢試不爽，他的客戶們深信他擁有超自然的能力。
第二種顧客，是輕信又有很嚴重的私人問題的年輕女性，通常是酒吧女郎、舞女和性工作者。
這些女性大多有抑郁、焦慮或是其他心理創傷。1980年代初，公衆對這些精神疾病缺乏了解，患者要麽羞于啓齒，要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裏，以爲自己是“中邪”或者“頭痛”。
對這些患者，林寶龍通常會先讓客戶服用麻醉劑/鎮靜劑放松身體，接著將她們的雙腳放在盛水的水盆裏，在她們的太陽穴連接電線，最後接通電源，讓電流通過客戶全身。
林寶龍的這一通操作，其實就是自制山寨版的電休克療法（ECT）。
電休克療法經常用來治療嚴重的抑郁、躁郁和精神分裂症。雖然電療在影視作品中經常被描述得極爲恐怖，但它其實是相對安全的一種療法（當然必須有麻醉和肌肉松弛劑的輔助，更重要的是，需要患者的同意），所以林寶龍的家庭電療，也幾乎沒出現什麽人身意外。
（電休克療法/《飛越瘋人院》）
電療之後，病人通常會産生短暫的欣快感，由于全身麻醉，往往還伴隨著短暫的意識混淆和失憶，林寶龍會將這些快感和副作用，渲染成“通靈”後迷幻的神奇體驗，這些客戶也會對他愈加笃信不疑。
騙取這些客戶的信任之後，林寶龍就深入到私人層面，承諾要爲她們“根除”厄運。這些客戶大多是歡場女子，她們的問題，大多是對年齡外表的焦慮和情感生活中的缺愛和不安全感，所以林寶龍就聲稱，通過“作法推拿”，能夠讓對方更加年輕美貌和更有異性吸引力。
“作法”之前，林寶龍會要求客戶將衣服全部脫光，他也脫得精光，腰間佩戴小神像，用來揉擦對方的身體和生殖器，最後與對方發生關系，美其名曰“傳召”神靈。
針對不同客戶，這些神靈也不盡相同（比如印度時母或是印尼神祗），不過他最常召喚的，是名叫“Phragann”（警方報告中的稱呼）的“暹羅（泰國古稱）性愛之神”。
然而我在搜索資料時，卻發現查無此神，唯一近似的是Phra Ngang/Phra Ngan，源于柬埔寨的山神，中文稱作拍嬰/帕罂，一般是紅眼睛+頭上有一只角的模樣。
（拍嬰）
拍嬰一般的功用是阻止黑魔法，在柬埔寨文化中，它還有幫助主人變得更性感的附加功效，但無論如何，林寶龍“暹羅性愛之神”的說法，顯然是無稽之談。
受過天主教洗禮的林寶龍，“一視同仁”地崇拜著各個宗教的神明，當然這種“兼收並蓄”，只是爲了盡可能地與不同信仰的客戶産生“共鳴”，他本人對每一種神明，都沒有任何虔誠可言。
林寶龍的兼職事業蒸蒸日上，大約在1973年末/1974年初，他認識了後來成爲他第二任妻子的陳梅珠。
陳梅珠（Catherine Tan Mui Choo）
陳梅珠出生于1953年或1954年，是家中的長女，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陳梅珠成長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13歲的時候，就被父母送進了技校（離家住校），從小到大，幾乎得不到父母的任何關注。
唯一對陳梅珠表現出些許關愛的，是她的祖母。陳梅珠17歲時，祖母突然離世，這讓她陷入了沮喪和傷痛之中，也因此患上了嚴重的抑郁症。早已被父母忽視的陳梅珠離開了家，她沒有學曆、沒有任何技能，只能在酒吧做吧女。
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年，一個酒吧的同事將她介紹給了林寶龍，陳梅珠于是成了林寶龍的固定客戶。
（陳梅珠）
1975年，在林寶龍的堅持下，陳梅珠搬到林家居住，林寶龍則對當時的第一任妻子聲稱自己和陳梅珠關系清白，還在耶稣像前賭咒發誓。當然，同居在一個屋檐下的兩人，很快就因偷情而暴露。
林寶龍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離開了家，並于1976年提出了離婚，1977年6月，林寶龍與陳梅珠兩人登記結婚。
林寶龍也辭掉自己在麗的呼聲廣播公司的工作，開始全職當靈媒。他的生意相當興隆，曾有過從某客戶那裏月賺6000-7000新元的光輝“業績”。
林寶龍通過暴力（電擊和毒打）、恐嚇和洗腦，完全馴服了新妻子陳梅珠，還強迫她賣淫和表演脫衣舞以“補貼家用”。
林寶龍對陳梅珠稱，自己“必須”與年輕女性（其中包括陳梅珠未成年的妹妹）發生關系，才能保持身心健康。他還“指示”她也與年輕男性“多多交流”，這樣才能“青春永駐”。
陳梅珠在丈夫的命令下，和好幾個未成年男孩發生關系，甚至和自己16歲的親弟弟亂倫。
陳梅珠成了林寶龍的得力助手，盡心協助丈夫招攬客戶，說服其他女性進行林寶龍的“治療”，自己則負責引誘其他的男性客戶。林寶龍豐厚的收入，則讓陳梅珠能夠享受華服和高檔化妝品、保健品，她從未想要離開他。
有了陳梅珠的協助，林寶龍的“事業”更加順風順水，1979年，他又遇到了“女朋友”何家鳳。
何家鳳（Hoe Kah Hong）
（何家鳳）
何家鳳出生于1955年，家中有6個孩子，她是老三。何家鳳8歲時喪父，之後被送到馬來西亞姑母/姨母家，直至15歲才回到新加坡。回到母親身邊後，何家鳳覺得母親更偏愛一直留在身邊的姐姐，因而心懷不滿，經常爲此大發雷霆。
回到新加坡後，何家鳳先後做過裁縫、工廠女工和惠普公司的操作員。1978年，23歲的何家鳳和羅嶽華（Benson Loh Ngak Hua）結婚。
（惠普-新加坡/1977年）
1979年，何家鳳的母親經人介紹認識了林寶龍，被他“針與蛋”的伎倆所蒙騙，深信林寶龍“法力無邊”，于是帶著何家鳳也來參加法事，希望林寶龍能治好她的“壞脾氣”。
親眼目睹“針與蛋”後，何家鳳也立即成了林寶龍的忠實信徒。
林寶龍對何家鳳相當中意，打算讓她做自己的“聖妻”。他不斷地給何家鳳洗腦，讓她相信自己的家人道德淪喪，她其實是私生女（所以母親對她不好），另外丈夫羅嶽華對她也是虛情假意，將來會強迫她去賣淫……
在林寶龍的誘騙和教唆下，何家鳳和家人日漸疏遠，對自己的親人和丈夫全都懷恨在心，不但對母親大打出手，對丈夫也視若仇敵。
和林寶龍初次見面後的第三個月，何家鳳離家出走，跑到林寶龍家開始三人同居。
何家鳳表現出來的思維障礙（迫害妄想）和情感障礙（極度易怒和攻擊性），其實都是很典型的精神疾病先兆，然而她的家人認爲她的問題只是“脾氣不好”，還認爲林寶龍在盡心盡力地爲她“治療”。
何家鳳離家出走後不久，丈夫羅嶽華找到林寶龍的公寓，打算住下來觀察妻子的“治療情況”。
1980年1月7日清晨，何家鳳說服丈夫和自己一起進行電擊治療，兩人並排坐在一起，手臂也被鎖在一處，但兩人的腳分別放在不同的水盆裏。
何家鳳被擊昏（這屬于“正常”的治療）後，林寶龍偷偷換成了高壓電，活活電死了羅嶽華。
何家鳳醒來後，林寶龍告訴她，治療過程中，她身上的“惡靈”跳了出來，殺死了羅嶽華。
林寶龍編造了一番說辭（羅嶽華被漏電的風扇電死），要求何家鳳以此應付警方。這番說辭並不算嚴密，裁判官也將此案紀錄爲“存疑裁決”，但警方沒有對此進行深入調查。
羅嶽華死時年僅25歲。
盡管憎惡丈夫，但羅嶽華的死讓何家鳳變得異常消沉，開始出現幻聽和幻視症狀。1980年5月底，瀕臨崩潰的何家鳳被家人送進了板橋醫院（新加坡專門治療精神病患的醫院）。
（板橋醫院）
何家鳳被診斷爲精神分裂症，入院接受治療。同年7月初，何家鳳康複出院，之後持續到醫院複診，後續檢查的結果顯示，何的病症處于緩和狀態，案發之時，她也基本上保持著冷靜和清醒。
何家鳳出院後，對家人的態度有所緩和，但她仍然和林寶龍夫婦同住。林寶龍則依舊用電療折磨何家鳳，並不斷“提醒”她，羅嶽華的死，完全是她的責任。
有陳梅珠和何家鳳做助手，林寶龍的“事業”更加興旺，截至他被捕之日，林寶龍“迎娶”了40個“聖妻”。
爲了提高性能力，林寶龍經常去私人醫生楊鵬義（音譯）和洪耀華（音譯）的診所注射激素。兩個醫生還在未經問診的情況下，爲林寶龍提供處方藥品，這也是兩起謀殺案中，兩名受害者體內鎮靜劑的來源。
然而，在1980年底，林寶龍的神聖事業卻遭遇了一個重大挫折——警方以強奸罪起訴並逮捕了他。
是什麽人控告林寶龍強奸？林和他的妻子、女友爲何殺害兩個兒童？
三、強奸指控
起訴林寶龍的人名叫劉露西（Lucy Lau Kok Huang），是個上門推銷化妝品的年輕姑娘，陳梅珠是劉露西的客戶。在劉露西上門推銷美容産品時，林寶龍相中了她，准備將其也收爲“聖妻”。
1980年10月19日，林寶龍告訴劉露西，她有“惡靈上身”陰魂不散，建議她和自己發生關系來驅邪。劉露西將信將疑，林寶龍便悄悄地在一杯牛奶裏放入鎮靜劑，告訴她這是驅邪的“聖水”，劉露西喝下後，變得昏昏欲睡，林寶龍趁機強奸了她。
接下來的幾周裏，林寶龍繼續利用藥物侵犯和虐待劉露西，劉露西的父母知曉此事後，一開始沒有報警，而是以此爲要挾，向林寶龍“借”了一筆錢。林寶龍的“貸款”沒能達到他們的要求，于是在1980年11月，劉露西報了警，林寶龍因強奸罪被捕，陳梅珠也被指控爲教唆罪。
林寶龍說服了何家鳳做假證，聲稱她當時也在場，從未目睹任何罪行。不過對何家鳳的證詞，警方並不信服，他們繼續調查這起案件。林寶龍和陳梅珠雖然被保釋出來，但每隔兩周就必須親自到大巴窯警察局報到交保。
（1980年代的大巴窯警局）
林寶龍對此怒火中燒，他本人的說法是，警方對他的調查“非常煩人”，因此決定制造出一起連環殺童案，來阻擾警方查案。
他告訴陳梅珠和何家鳳，自己被警方找麻煩，是因爲被時母附了身，必須將兒童獻祭給時母，才能解除“厄運”。
（時母）
時母又稱爲大黑神女或大黑女，是印度教的一個重要女神。是掌管時間、創造、保存和毀滅的女神，代表著自我成長和重生。在西方的文化裏，時母常常被曲解爲女性力量之神和女性保護者。
無論是原教旨還是流行文化中的時母，都不會對林寶龍的“厄運”有任何幫助，林寶龍的這些無稽之談，只不過是讓自己殺人合理化的手段。另外他還告訴兩個女人，“Phragann”（那個“暹羅性愛之神”）還“提醒”他，獻祭時母的時候，需要與女童發生關系（這當然也是胡說八道）。
何家鳳被命令去物色和拐騙獻祭的兒童，她先後帶來了三個女孩，但由于種種原因（比如太瘦或者被人看見），都被林寶龍拒絕了。直到1981年1月24日，何家鳳在附近的耶稣複活堂，發現了獨自等待姐姐的黃秀葉，將她引誘到了三人居住的組屋。
三人不停地給黃秀葉餵食混入鎮靜劑的食物和飲料，黃秀葉很快陷入了昏迷，林寶龍乘機性侵了她。將近午夜時分，三人抽出了黃秀葉的血液，飲用了之後又塗抹在時母像上（那張寫著死者個人資料的紙條是獻祭時的“祭文”）。隨後，三人將黃秀葉的頭按入水桶中，淹死了女孩，林寶龍又對屍體進行了電擊，以確保她“必死無疑”。接著他們將屍體塞進一個旅行袋中，放在11座組屋一層的電梯外。
在這之後，何家鳳還打電話給黃秀葉的母親，對她進行恐嚇。
接下來林寶龍又讓何家鳳去找一個男孩，並指示她“找個有錢的”，准備殺童之後“順便”向受害者一家勒索贖金。兩周之後，何家鳳帶回了加紮利，據她說之所以選擇加紮利，是因爲他長得像亡夫羅嶽華。
三人也像上次那樣如法炮制，但加紮利的身體對鎮靜劑比較耐受，過了很久才昏迷，之後又驚醒掙紮，令三人非常慌亂。加紮利死前不斷嘔吐，而且大小便失禁，現場一片狼藉。林寶龍便讓陳梅珠留下來打掃房子，自己和何家鳳慌慌張張地將屍體丟棄。
此時是黎明時分，由于慌亂和外面光亮不足，兩人沒有注意到加紮利滴落的鼻血，第二天，找上門的警方將三人拘捕歸案。
（在大巴窯玩耍的孩童們/The Straits Times/1975）
四、是瘋癫還是清醒？
由于證據確鑿，三人被捕兩天後，警方就以兩項謀殺罪控訴他們。
1983年3月25日，案件在最高法院開庭審理。這起案件受到新加坡舉國矚目，審判爲期41天，進行裁決的兩位法官是辛那杜來（T. S. Sinnathuray）和佛雷德裏克·亞瑟·蔡（Frederick Arthur Chua），都是法律界的重量級人物。
（本案的兩位法官）
格林·奈特（Glenn Knight）副檢察司代表控方，陳梅珠和何家鳳也各自委派了律師，林寶龍則拒絕讓律師爲他辯護，聲稱要選擇自辯。但新加坡法律規定，死刑嫌犯必須由法律專業人士辯護，于是法庭委任霍華德·卡信（Howard Cashin）作爲林寶龍的代表律師（卡信並不情願），林寶龍也不肯和自己的辯護律師合作，經常在他提問的時候回答“不予置評”，令兩位法官相當無語。
三人的犯罪事實毋庸置疑，這起案子的重點，在于三位嫌疑人犯案之時，是否處于“精神失常”的狀態，雙方的精神醫師對此各執己見，這場審判也成了不折不扣的“精神科醫生之戰”。
一位資深精神科醫生黃葉章（音譯，來自中文維基，以下同）認爲林寶龍患有輕度狂躁抑郁症，所以才會相信時母，出現“虛假妄想”（殺人就可以擺脫強奸案調查），並且性欲極度旺盛。另外他還認爲，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會在想要轉移警方注意力的時候，跑到家附近抛屍。
控方專家板橋醫院精神科醫生徐關志（三個嫌疑人有不同的專家證人，控方只有徐醫生一位）反駁說，林寶龍只不過是利用宗教來謀取個人利益（性和金錢），信仰時母僅僅出于“宗教性質”，和“虛假妄想”毫無關系。另外林寶龍經常讓醫生給自己開鎮靜劑來“緩解失眠症”，而按照徐醫生的說法，躁郁症患者沒辦法意識到自己有失眠問題。
（這個說法其實並不准確，但鑒于林寶龍把這些鎮靜劑都用來作法、迷奸和殺人，顯然他本人並沒有使用鎮靜劑。）
徐醫生最後總結道：
“（林寶龍）步步爲營以達到目的，耐心規劃以等待時機，娴熟地通過言語說服和僞裝表演，來攫取個人權力和肉體享樂。”
他顯然完全掌控著自己的行爲。
精神科醫生納古連德蘭（R. Nagulendran）作證說，陳梅珠由于成長經曆和祖母病逝，患上了反應性精神病性抑郁症（由重大事件引發的抑郁症），之後林寶龍的肉體虐待和恐嚇，使陳梅珠病情加重，再加上濫用藥物，導致她産生幻覺，從而聽信了林寶龍的謊言。
徐關志醫生對此不以爲然，他說陳梅珠對林寶龍給予她的優質物質生活相當滿意，不僅經常身穿高檔服裝，還經常去美容院做護理。而患有反應性精神病性抑郁症的人，通常對這種日常事務提不起興趣，也絕不會如此注重自己外表和穿著打扮。
另外，陳梅珠明確地知道林寶龍是個騙子，知情自願地當他的助手。雖然林寶龍的確對陳梅珠進行肉體虐待，但徐醫生堅稱她在案發時“精神狀態良好”。
（庭審期間法院門口聚集的人群/The Straits Times）
控辯雙方的專家對何家鳳的精神狀況，倒是達成了一致，都認爲她在認識林寶龍之前，的確已經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直到在板橋醫院住院期間才逐漸痊愈。不過，納古連德蘭醫生認爲，案發之時何家鳳舊病複發，變成了一個只會執行林寶龍命令的“機器人”。徐醫生援引何家鳳出院後六個月（1980年7月16日至1981年1月31日）的複診記錄，認爲她並沒有任何複發迹象，誘拐和協助殺人的時候，也表現得有條不紊，完全具備自我意識。
不過何家鳳的確對林寶龍的“法力”深信不疑，直到三人在警察局接受問話時，陳梅珠向她透露了“蛋與針”招數的底細，她才恍然大悟。
副檢察司奈特在結案陳詞時指出：三人在殺害兒童時，步步謀劃而詭計多端，這絕不可能是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所能做到的。何家鳳是因爲被誤導（騙）才會犯案，而陳梅珠之所以會當林寶龍的幫凶，是因爲“她愛（他）”。
奈特最後總結道：
“法官大人，林寶龍根本就是一個對無力反抗的孩童痛下殺手的懦夫，這才符合謀殺者的邏輯。林寶龍通過蒙騙他人，讓他們相信自己擁有超能力和法術，利用這點來威脅、恫嚇和勸服迷信、弱小與天真無知的人，以達到自己最下流、最淫穢的目的。”
1983年5月25日，法庭對殺童案做出了最終裁決，全程只有15分鍾。辛那杜來法官和蔡法官一致不相信三名被告案發當時精神失常，他們認爲林寶龍“可惡、邪惡”，陳梅珠則是個“狡猾、惡毒的人”，“願意協助（林寶龍）犯下令人憎恨、邪惡的罪行”。對何家鳳，兩人倒是有些許同情，認爲她“單純”和“易受影響”，但兩位法官同時強調，雖然何家鳳曾經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在謀殺案發生之時，她正處于緩解狀態（有能力爲自己行爲負責），所以必須爲所作所爲承擔全部責任。
三名被告謀殺罪名成立，被判處絞刑。陳梅珠和何家鳳對此默默無言，林寶龍則笑著叫道：“謝謝法官大人！”
之後陳梅珠和何家鳳對判決提出上訴，用盡各種渠道求助無果後，兩人似乎也平靜地面對自己的命運。
等待處決期間，林寶龍重新皈依了天主教。一位名叫傑拉德·費爾南德斯（Gerard Fernandez）的修女，則風雨無阻地每周都去看望陳梅珠和何家鳳，並陪伴她們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日子。
（費爾南德斯修女是一位天主教修女，在新加坡以擔任死囚顧問聞名）
1988年11月25日，三人被送上了絞刑台。
林寶龍的兩位私人醫生，因爲私自開售處方藥，于1990年受到新加坡醫藥理事會紀律處分。洪耀華被停職三個月，楊鵬義遭到除名，但第二年經過重新申請，又複職並且繼續行醫。
副檢察司格林·奈特因爲此案聲名鵲起，被公衆認爲是“將林寶龍繩之以法的人”，仕途上也一路凱歌高奏，直到1991年，他因貪汙罪锒铛入獄。
多年之後，公衆對此案仍然記憶猶新，它不但是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最爲轟動的罪案，也成了之後衡量其他罪行的“標杆”。然而截至2021年，仍然沒有任何主流媒體，對案件中的兩位女性罪犯多年遭受的虐待問題進行過討論，也沒有人（公開）質疑，爲何林寶龍得以逍遙法外數年，警方卻從未對此進行過任何幹涉。
大巴窯第七巷12座組屋7樓的那間“謀殺公寓”，從三人被捕當天起一直閑置，6年來無人居住，直到1987年，一個天主教家庭搬進了公寓。
（最終一個天主教家庭搬進了公寓）
五、動機之謎（以下爲個人觀點）
在許多新加坡人的心目中，林寶龍是“邪惡轉世”，是個超出正常人理解範圍的邪惡大魔頭。
當然，林寶龍犯下的罪行的確駭人聽聞，但在看似詭異的宗教外衣下，其實的確存在著某種“自洽”的邏輯。
林寶龍的諸多行徑中，最難以理解的，就是他殺害兩個無辜孩童的動機。也正是這種“徹底詭異、毫無邏輯的行爲”，讓爲他辯護的精神醫師黃葉章深信他精神有問題，因爲“正常人絕不會這樣做”。
林寶龍本人對自己動機的說法是，警方對他的強奸調查“非常煩人”，因此決定制造出一起連環殺童案，來阻擾警方查案。
這種說法無論怎麽看都匪夷所思且腦回路反常，就算他能用殺童案來吸引警方的注意力，最多只能使強奸調查暫時擱置，絕不會讓它消失（更別說強奸案和凶殺案壓根就不是一個部門管轄）。
如果說林寶龍想要制造混亂，趁機跑路還略可理解，但他顯然根本沒有這種打算。
問題在于，林寶龍供述的動機，是否就是他的真實動機呢？
林寶龍在警局錄口供時，曾表示自己是“爲報仇而殺人”，但他在正式庭審時很快改了口，堅稱自己之前的口供只是爲了“滿足審問他的警官”，並強烈否認強暴過黃秀葉（盡管證據確鑿）和劉露西。
（改編自本案的不太成功的電影《靈媒》/1992）
這個昙花一現的“爲報仇而殺人”的自供，其實更貼近林寶龍的真實心聲。主流觀點也認爲是因爲林寶龍自視爲魅力無限的風流情聖，警局對他的強奸指控，在他看來是對自己性魅力的侮辱和中傷，因此才怒火中燒、無法接受（The Straits Times，2016）。
另外根據新加坡法律，如果林寶龍強奸指控成立，他將面臨最高20年的監禁（和至少12下鞭刑），鑒于他的所作所爲，很可能會被執行最高刑期，那等他出獄之時，就已年近六十，相當于毀了他騙財騙色的“前程”。
雖然這兩點的確可以解釋林寶龍的憤怒，但卻難以解釋爲什麽他苦大仇深的“複仇”對象，是警方而非劉露西（及其家人）。所以林寶龍的憤怒焦點，也許不在于劉露西的控告，而在于警方對自己立案和調查——這個行爲，恰好戳中了他隱藏的心理痛點。
林寶龍生于中産家庭，不僅是家中的長子，還曾在名校就讀。雖然關于他成長期間的資料很少，但按照林寶龍妹妹的說法，“從小就脾氣火爆”，很可能是自命不凡、極度自我爲中心（但現實又不斷令他“失望”）的一種外化表現。
爲林寶龍辯護的黃葉章醫生，將林寶龍的性格概括爲“自信滿滿”和“非常浮誇”，這是相當准確的評價。
林寶龍一方面對自身能力和魅力極度誇大，盲目自信地認爲自己理應享受特殊權力，並獲得他人無條件的順從。另一方面，他的資質能力和糟糕的人際關系（自私、只懂剝削利用他人），讓他幾乎不可能通過正當途徑獲得夢寐以求的權力和成功。
這樣的情況下，林寶龍的職業生涯就很耐人尋味。辍學之後，他曾短暫擔任過內部安全局的線人，內部安全局隸屬于警察組織，和許多自戀型罪犯一樣，林寶龍也對執法部門情有獨鍾。但不同于正常人選擇執法職業的原因（追求正義、保護他人/福利好、鐵飯碗），執法部門對林寶龍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對他人行使權力的機構”。
換句話說，因爲自身能力欠缺，他必須通過“借勢”，來滿足自己權利欲和操控欲，再將這些職業本身的特殊屬性，理所當然地視作自己本人擁有的權力。
因爲學曆和能力欠佳，林寶龍自然無法成爲正式的警察，所以他選擇了一個在他看來最爲貼近的職業——國家安全機構的線人。
林寶龍的心中，大約將線人腦補成了“政府密探”、“幕後操盤手”，因此躊躇滿志。然而林寶龍很快發現，線人只不過是用來爲警方提供信息的“社會外包”，不但毫無“實權”，警察們對自己也毫無敬意。
林寶龍的線人只做了幾個月（一般線人的“臥底”時間都還蠻長的），沒有資料表明他是主動走人還是被內部安全局辭退，無論是哪種情況，林寶龍很可能對警察部門産生了“他們有眼無珠”的怨恨，或是“我才不屑與他們爲伍”的鄙夷，他和警察之間，很可能早在此時就已經“結下了梁子”。
接下來他做了三年電工，這個職業除了讓他精進了日後的電擊技術，應該和他的“權力訴求”關系不大。
（另一部拍攝于1997年電影《神與狗》）
收債員這份工作卻不同，新加坡嚴格的法制和林寶龍所屬的英資大公司，讓這份工作帶有了很高的權威感。
麗的呼聲廣播公司的債務人，可能會對林寶龍屈尊哀求或是頗爲恐懼，林寶龍的“工作職責”也允許他能夠合法地向債務人施壓、威脅、騷擾，也許還存在某些灰色地帶的暴力行爲。林寶龍自然將對方對自己的敬畏（其實敬畏的是法律和大公司），理所當然地等同于自己的“威信”。
這種虛假的權威感，給了林寶龍極大的滿足，因此他奇迹般地“勤勤懇懇”工作了11年，似乎相當“安分守己”。
然而權力和自戀的胃口，通常永不餍足。收債員帶來的威嚴感，很快就不再能滿足林寶龍，于是他開始發展自己的“天職”——擁有“超能力”的情聖。
神靈和宗教，成了林寶龍新的“借勢”對象。某種意義上說，林寶龍也許的確相信這些神祗，但他們在他心目中，只是“幫助我增加魅力的小夥伴”，毫無虔誠可言。
縱觀林寶龍的“靈媒事業”，雖然他也會不失時機地斂財，但對金錢的欲望並不強烈。也許是因爲在擔任收債員期間，他已經體驗過金錢帶來的權力感，也許是因爲正處于男性性能力危機感的年齡，林寶龍的終極目的，是獲得最多的性便利和性成就感。
雖然林寶龍的“聖妻”們，都是他通過蒙騙和誘奸得到的，但在林寶龍極度妄自尊大的思維裏，這些女人無一不是被自己的“魅力”所吸引，心甘情願地跟隨左右。
所以警方的強奸調查，不僅僅是單純的“麻煩”和幹擾，它無情地戳破了林寶龍自己營造的“情聖幻想”的泡泡，令他不得不面對被揭穿底細時的巨大反差（你是個強奸犯，需要通過詐騙和下藥，才能騙女人上床）——而沒有什麽比強迫一個自戀人格障礙者直面自己的“真相”，更讓他們震怒了。
所以林寶龍對警方的“報複”，更像是一種“泄私憤”，類似于“你不讓我好過，我也不讓你好過”——所以他選擇了最容易引發公衆注意力、也易得手的受害者，于是兩位無辜的孩童，就這樣成了林寶龍怒火的祭品。
至于血祭、虐童這些重口味的行爲，只不過是林寶龍的“儀式感”，就像格林·奈特所說，“飲血只是作秀的一部分”，即使是殺人，林寶龍也力求花哨和引人矚目。
另外在林寶龍極度膨脹的自信中，自己是永遠不會犯錯的，這也可以解釋很多腦殘的細節（比如跑到隔壁樓去抛屍、警察搜查現場時試圖銷毀證據……），因爲在他的預設裏，根本不存在“我會被警方抓到”這個選項。
(林寶龍的“法器”，據警方統計有250種之多)
這種“我不看我不聽反正我很偉大”的態度，也貫穿了林寶龍的庭審始終。知道自己受到全國性的關注後，林寶龍表現得相當興奮，經常在肅靜的法庭上嘩衆取寵地隨便說話。如果是和自己立場一致的問題，他就會冗長地回答；如果遇到“不喜歡”的問題，就一概“不予置評”（即使提問的是自己的辯護律師）。當法庭質疑他證詞的真實性時，林寶龍幹脆偷換概念，大談自己的“宗教和道德義務”。
即使是在林寶龍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失敗”時，他也拒絕承認事情的真相，堅稱自己是爲了“阻擾警方查案”，起碼讓自己在同警方的博弈中，掌握著“主動權”（實際效果則讓他看起來像個瘋子）。
陳梅珠和何家鳳的性格，相對而言就比較簡單。陳梅珠是個嚴重缺愛、自我價值極低的人。費爾南德斯修女回憶說，當她第一次聯系陳梅珠的時候，陳梅珠的反應是難以置信：“我做了那些事之後，你怎麽還會愛我？”
我不懷疑陳梅珠曾經換過抑郁症，之後林寶龍的虐待，也讓她變得更加卑微和麻木（麻木就不再容易受傷，算是一種消極自我保護機制）。
然而她同樣滿足于林寶龍提供的優渥生活，看透了林寶龍的招數之後，依舊對他不離不棄（奈特所說的“因爲她愛他”）。雖然林寶龍“娶妻”衆多，但作爲唯一看透的女人，不知道陳梅珠是否在內心中，也偷偷産生出某種惡毒的幸災樂禍，以及“我是特別的”那種扭曲的滿足感（她雖然早就知道林的招數，但直到被帶到警局，才向何家鳳透露）。
雖然陳梅珠的抑郁症狀，是審判時的焦點，但真正讓她成爲凶手的，是她淡漠的道德感和冷血自私的心性——她知道林寶龍是怎樣的人（可能是他身邊的女人中唯一一個知道的），但只要擁有他的“愛”和優渥的生活，她並不在乎其他人會遭受什麽。
相比之下，何家鳳則顯得更加“瘋癫”一點，很多律師認爲，如果是在今天，她很可能會逃過死刑（精神問題作爲辯護理由，在1980年代的新加坡，還不被廣泛接受）。但就像兩位法官所說，謀殺案發生之時，何家鳳處于清醒狀態，所以必須爲自己的所作所爲負責。
而在何家鳳選擇第二位受害者的時候，究竟是單純地執行林寶龍的命令，還是和亡夫相似的臉龐，讓她燃起了爲自己“複仇”的欲望？在殺害加紮利的時候，何家鳳究竟是爲了“拯救”林寶龍和陳梅珠，還是爲了宣泄自己的怒火？
恐怕何家鳳自己也未必說得清。
這起案子裏，有著很多宗教和精神疾病元素，所以我想在最後多說一句：精神疾病是一種“普適性”疾病，它可以困擾最善良、最聰慧的靈魂，也可能侵蝕最惡毒、最愚昧的心腸。
精神疾病不應該給患者貼上羞恥的標簽（實際上，精神疾病的病恥感，恰恰是林寶龍行騙得逞的一個主要原因），但也不應該是道德與良知的“減免稅”。
因爲無論是哪一種宗教，都不應該是濫殺無辜的借口；無論是哪一種精神創傷，都不該是傷害他人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