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35歲的母親檢查出是宮外孕，手術後全身疼，還總失眠，頭發大把大把地脫落。絕望的母親趕赴上海。她的日記有以下記載：
1950年9月10日 上海建國西路641號 三妹處
我到上海來治病已兩周了（8月29日到）。不好不死的病使我在北京越來越痛苦，甚至每況愈下。可是當君超8月27日把我從北京帶到上海後，我神經的毛病便突然減輕了。14天沒有失眠，心情也較平靜。
在這兒，我是如何感激三妹啊，她是這樣真摯、熱情、細心地爲我治病，十幾天便花掉將近百萬元（系舊幣，一萬元等于一元——作者注）。這一點真使我不安。
日記中還說，白楊妹妹比親生母親還關心自己，安排自己做周身檢查，陪同自己去醫院。並請來上海最好的神經科專家粟宗華大夫爲自己看病。在日常生活上也照顧得無微不至，頓頓好飯好菜，還經常帶她到著名餐館品嘗——母親自進城後，每月僅幾塊錢津貼，生活拮據，除了去小飯館吃一碗面條之類，就從沒上過大飯館吃飯。因此，母親心裏熱乎乎的，深深地感受到了妹妹的手足之情。
那位中外有名的專家粟宗華診斷母親患有憂郁性精神病，只要快樂，多玩，多運動，病一定會好。但母親覺得自己沒有精神病。她認爲自己才35歲就把卵巢、子宮都摘除了，病是內分泌失調所致。聽說有的婦女一摘子宮、卵巢，神經就不正常。所以她認爲自己的病也是如此，大夫曾給她打過荷爾蒙，還挺有效。
1950年9月22日
……過去，默默中，我不假思索地總認爲我的病是在婦聯那個環境中造成的。尤其是梁××的領導逼成的。因此我對婦聯及梁說不出地厭煩。可是昨天我仔細作了一番分析，客觀上他們沒及時分配我適當工作，梁對我個人及孩子問題沒多做照顧，因而引起我情緒不安，但是這個客觀原因是毫無理由來強調的。主要的全是我思想上的不開展，個人主義在作祟。
我想到因我思想上的毛病，而造成黨的人力財力的損失，造成自己長期不能工作，使無數大好光陰白白過去，我痛恨自己，我想哭……
1950年11月母親從上海返回，在上海妹妹家共住了3個月。
年底，母親因養病無法上班，正式辭掉了市婦聯的工作，把組織關系轉到了市委組織部，後又轉到了北池子街道（當時住在馬圈胡同12號，白楊買的院子）。她開始與街道家庭婦女、小販、小手工業者、蹬三輪的一起過組織生活。
到了1951年，她身體依舊不見好轉，日記中所記載的全都是這方面的內容。
1951年6月28日 雨
一星期來，又被關節炎所苦，周身關節忽上忽下地疼痛。
7月3日
已經快一年半了，離開了工作，離開了人生最快樂的源泉，整日呻吟，半死不活的……
8月13日
……徐然常問我：媽媽，你爲什麽總不快活？總發脾氣？我怎樣對孩子說明我的心境呢？有病休息理所當然，我卻總是痛苦——不僅是肉體，而且加上不能工作的精神痛苦。每天，每天，我像癱子似的，不是倒在床就是呆在躺椅上。坐凳子只能很短時間。涼一點要趕快穿衣服，路多走幾步要休息，不然難忍的痛楚，就錐子紮似的刺上來了……這樣的生活誰能過得愉快呢？
1951年10月15日
想把天安門美麗輝煌的景象描述一下，可是現在身體各處痛，痛得不能寫。除了上醫院，我已連著躺了三四天了。昨天下腹痛得厲害，已開始烤電。百病叢生，如何得了！我簡直痛苦得像祥林嫂，她不住地喊著：我的阿毛！我的阿毛！
我也忍不住總是喊著：我的病！我的病！
11月17日周六
身上總是難過，痰黏得嗓子說話、呼吸都困難，胃消化不好，頭又痛，每天恹恹無力，什麽都做不了。有時，我真恨造物主不該造了我這個人！
痛苦出作品，大痛苦出大作品。《青春之歌》就是在這種近乎絕望的痛苦情緒中開始醞釀，開始寫作的。
這時，母親37歲。爲了治病，她四處求醫，找過中醫針灸大夫胡蔭培、秦祥麟……找過蘇聯專家、找過林巧稚，後來還找過衛生部顧問、北京醫院中醫科主任章次公先生。此人先後爲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首長看過病，是中南海的保健醫生。
她曾對蘇聯專家發明的組織療法抱有很大的希望，據說這種療法包治百病——在人身上切個口子，然後把經過藥物泡制的牛脾髒埋在人體內，再縫上。母親忍痛做了好幾次，效果卻不如意。
她還打過胎盤，注射過羅瓦爾精以及FCC等等藥品。
翻開母親上世紀50年代的日記，其中大多數篇幅是寫她的患病感受和對疾病的憂慮。這樣的內容差不多占了全部日記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由于病休不能工作，她痛苦；由于總養病，父親對她不熱情，她痛苦；由于生病總失眠，睡不好覺，她痛苦；由于才30多歲就大把大把掉頭發，腦袋禿頂，她痛苦；由于肝痛，懷疑自己得了肝癌，她痛苦得甚至動過自殺的念頭……她那痛苦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真的發自內心深處的絕叫。
看她的日記就像看一個在死亡線上掙紮著的靈魂，不住地哀號，不住地慘叫。她對父親發脾氣，對孩子暴躁，對人生絕望，對自己的痛恨，全躍然紙上。這麽不斷地痛苦，讓我大吃一驚。跟我平時見到的母親完全判若兩人。
所以，她總在死亡的陰影下生活。
很多老朋友都說楊沫心寬坦蕩，無論得了什麽病都不慌不忙，想得開。可事實上，母親的內心與外在完全不一樣，她的日記裏有那麽多的痛苦和絕望。經過了十幾年根據地艱苦鬥爭生活的磨砺，她練出了“表裏不一”的功夫，能把痛苦埋藏在內心而絲毫不露。
如果母親給我們孩子什麽遺傳的話，就是她的神經官能症。我們幾個孩子都犯過這個毛病。比如上世紀80年代徐然覺得胸口痛，吞咽困難，幾乎無法進食，跑了很多醫院看，查出的結果卻一切正常。上大學時，我也曾覺得吞咽困難，有時候連一塊饅頭都無法吃，只能喝粥，一檢查也全都正常。
看了母親的日記，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這病根都來自母親。她自從割掉卵巢之後，內分泌紊亂，一不打荷爾蒙就全身難受，這疼那疼——其實就是神經官能症。
如果她身體健康，正常上班工作，終日快快樂樂，仕途順利，絕寫不出《青春之歌》。
痛苦給了她緊迫感，給了她創作《青春之歌》的沖動。
養病期間，離開了單位，離開了集體，離開了緊張火熱的社會生活，終日躺臥病榻，獨守空屋。在寂寞孤獨的日子裏，冀中十分區血與火的抗日生活，過去那犧牲的戰友，時不時浮現在母親的腦海。
老馬的搭檔，霸縣縣委書記高均；
賣豆腐的新城縣縣長楊鐵；
把衣服片塞進喉嚨，自戕殉國的三聯縣縣長胡春航；
靠一根筷子結束生命的二聯縣委組織部副部長譚傑；
送給自己一塊懷表的區長王泰；
喜好文學的敵工部副部長李守正；
多次陪自己下去工作的區委書記呂峰；
在敵人面前忠貞不屈的婦救會幹部任霄。這也是一位喜歡文學的戰友，曾寫過一首詩，題目是《我還沒有死》：
虎狼咆哮般地問著：
“誰是大春？”
我閉著我的氣兒，
不慌不忙地回答：
“我不知道！”
他們瘋狂地撲來，
拔出那閃亮的刺刀——
架在我的脖子上。
……
我的臉沒有變色。
我更沉著地
更堅定地說：
“我不是；
我也不知道
誰叫大春！”
不久任霄被捕了，爲免于受辱，在敵人的監牢中，她用自己的衣服綴結成繩子，果斷地結束了自己的年輕生命。任霄用鮮血刺激了母親……每當想起這位無名女詩人任霄，母親就不禁湧起深深地思念（見母親散文《我以是女人而驕傲》）。
還有倉夷同志，從新加坡回來的華僑，《晉察冀日報》的戰友，這小青年鑲有兩顆金牙。母親在張家口懷抱小胖和徐然的照片及自己戴軍棉帽的單人照片都是他拍的，那天是1946年3月8日。5個月後的8月8日，這位倉夷同志在大同被敵人抓住用刺刀捅殺，年僅24歲。
他給母親拍下了有生以來最好的幾張相片。多年後，一看見這幾張照片，母親就會想起拍照片的小夥子倉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