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人口形勢已發生趨勢性改變，尤其老齡化和少子化程度日漸加深將加重勞動力群體負擔。其中商業銀行可早做准備迎接“銀發經濟”高峰期，服務于養老金融及相關産業鏈上即將釋放的發展空間。
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下稱“七普”)數據來看，中國人口呈現老齡化快速加深的新特征，預計將在今明兩年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商業銀行可服務“銀發經濟”高峰期新紅利，關注新的人口形勢下結構性機會與風險。
與上一個十年相比，中國人口總量在“七普”期間保持了低速增長，人口增速快速下降的形勢有所減緩。中國當前總人口爲14.1億人，比2010年增加7206萬人，增長5.38%。“七普”期間人口複合平均年化增速爲0.53%，較“六普”期間略降。中國人口增速的拐點出現在1987年，千禧年以後告別“1%”時代。同時，戶均規模在縮小，不再達到“三口之家”的標准。中國當前家庭戶平均規模爲2.62人/戶，較2010年的3.1人/戶明顯縮小。
一、社會邁入深度老齡化
中國人口結構呈現出中樞不斷上移的趨勢，老齡化程度加深、加快。按公報人口年齡構成口徑，中國0-14歲、15-59歲、60歲及以上三個年齡段人口比重分別爲17.95%、63.35%、18.70%。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較2010年上升5.44個百分點，是曆次人口普查中的最大增幅，老齡化程度明顯加深、加快。與之對應的是15-59歲人口比重較2010年下降6.79個百分點，是1982年“三普”以來勞動力人口占比的首次萎縮。對比三十年前即1990年，中國人口結構目前已由“正三角”演變爲“紡錘形”；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50年中國人口將演變爲“倒三角”結構。
與此同時，中國人口老齡化存在深化速度快、人均收入低的更深層次問題。國際通用的老齡化社會劃分標准以65歲爲界限，即65歲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爲“老齡化社會”，超過14%則爲“深度老齡化社會”。按此標准，中國約在千禧年進入老齡化社會，預計將在2021-2022年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這個過程僅經曆了二十余年，快于多數西方發達國家，與其他亞洲國家形勢接近(日本、韓國、新加坡)。
但與上述亞洲發達國家截然不同的是，其人口老齡化時都已處于高收入階段，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的人均GDP水平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分別超過2000美元、1萬美元、2萬美元，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時分別超過4萬美元、3萬美元、5萬美元；而中國人均GDP在千禧年初入老齡化社會時僅有不到1000美元，預計在2021-2022年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時也只在略超1萬美元的水平上。
二、生育政策或積極調整
2020年中國出生人口爲1200萬人，從2017年開始該數量就開始逐年遞減；當前總和生育率(TFR)爲1.3，從1992年邁入低生育率門檻2.1以來已近三十年時間。除了養育成本提高、教育醫療資源緊缺的因素外，婚育年齡延後、觀念轉變和意願降低也促使生育率加速下降。
從“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來看，生育政策的放松對提振生育率有促進作用。“七普”期間爲應對高速轉低速的人口增長形勢，中國分三步放開了“二孩政策”，相比“六普”期間人口增速陡降了0.54個百分點，“七普”期間降幅僅爲0.04個百分點，對減緩人口增速的快速下降産生了積極作用。
筆者預計後續呼籲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的聲音將增多，“十四五”期間政策層面很可能出現積極調整，如發放生育補貼保障、延長帶薪産假和育兒假、放開三胎生育、支持育齡女性的就業和再就業，以及在教育、醫療方面的配套保障措施等，有望進一步改善人口出生和生育率情況。
但僅靠放開生育政策能起到徹底扭轉低生育率的效果嗎？分析日本、韓國、新加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鼓勵生育的實踐，部分政策能起到短期促進TFR提升的作用(通常是一至三年)，但之後TFR逐漸回歸下降趨勢；部分政策甚至沒有産生積極效果。千禧年之後，發達國家持續重視並加大力度出台各項鼓勵生育的政策法規，有部分國家能夠穩住TFR水平不下降或有較小幅度回升。但截至2020年末，發達國家TFR普遍仍在2以下，依然無法脫離代際人數遞減的低生育率陷阱。
三、發展空間與區域布局
中國人口形勢已發生趨勢性改變，尤其老齡化和少子化程度日漸加深將加重勞動力群體負擔，增加預防性儲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居民消費傾向與經濟增長動能。但商業銀行仍可服務于新的人口結構帶來的發展新方向，並關注人口內部流動下的結構性機會與風險。
一方面，深度老齡化社會預計將在今明兩年到來，商業銀行可早做准備迎接“銀發經濟”高峰期，服務于養老金融及相關産業鏈上即將釋放的發展空間。可考慮從以下五方面著手：
縱向做深養老金融，提升財富管理服務水平。隨著老齡人口理財觀念和財富水平的提升，商業銀行應加快完善養老金融産品和服務體系，多樣化滿足銀發族在儲蓄存款、投資理財、保險計劃等方面的需求。
橫向開展機構合作，支持養老地産和養老服務發展。商業銀行可把握“機構養老”和“醫養結合”這兩個養老地産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與房地産開發企業、養老服務機構、醫療服務機構建立多點聯動合作，共享潛在客群，提供整體服務方案。
拓展對醫療産業的支持外延，促進民生金融的更廣覆蓋。商業銀行應適應新型消費行爲需要，把對醫療健康産業的支持從傳統的醫療器械、藥品領域向醫美、藥妝、保健食品等領域拓展，營銷目標群體從養老族向未老族拓展，促進民生消費産業鏈上的更廣覆蓋和更早獲客。
提升數字化經營能力，將金融科技嵌入養老金融服務中。商業銀行可根據高科技和數字化産品在銀發族的文娛和生活中滲透性更強的特征，以創建和連接適應消費模式轉變的業務場景實現精細化營銷，以對接政府數字化政務平台實現批量化獲客。
住房信貸資源向中小戶型剛需傾斜。住房開支是中國家庭開支中占比最大的部分，未來新生人口在遞減趨勢下對住房增量的貢獻可能繼續下降。但家庭戶均規模縮小，人均住房面積持續改善，將使小戶型房源的需求持續較強；若生育政策放開，短期內也會帶動大戶型房源需求。銀行可加大對中小戶型剛性需求的支持力度，這也是差別化實施住房信貸政策的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人口內部流動趨勢增強也將加大地區間分化趨勢，商業銀行可服務于人口集聚方向上的結構性機會，防範人口空心化地區的風險。可重點關注以下四類區域並適當調整布局：
以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區爲代表的城市群和都市圈。憑藉城市競爭力強、經濟基本面向好的優勢，這些地區將繼續吸引人口集聚，提升住房需求及各項消費潛力，金融需求也更爲活躍，有利于商業銀行開展多元化金融服務、推動金融穩健創新。其中，西藏和廣東的人口導入能力最強，近十年人口淨增長達20%以上；浙江、新疆、海南、甯夏、福建、北京、貴州、重慶也具備強勁的人口吸引能力，人口增加10%以上。
東北三省、山西、內蒙古、甘肅等人口持續淨流出的地區。尤其是黑龍江、吉林、遼甯三省的人口流失最爲嚴重，且均已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加之這些地區的本地産業基礎和經濟效益較差，要打破人口持續外流和少子化困境存在難度，未來需求可能存在倒退風險，限制了金融發展的空間。
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人口比重降低且老齡化程度高的地區。在産業發展和就業機會的限制下，這些地區勞動力容易出現集體外流的潛在風險，進一步加深老齡化程度，加大經濟發展壓力和財政負擔，各類需求增長可能缺乏後勁。
各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等省內中心城市。從人口流動的方向來看，省內流動的增長速度比跨省流動快了接近一倍，大約2/3的流動人口選擇在省內近距離紮根。中心城市作爲目的地占比較以往提升，其省內輻射能力依然較強，將促進投資、消費需求産生結構性增量空間，帶動金融需求相應提升。
(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