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1937年10月27日， 中國軍隊第八十八師五二四團團副謝晉元，奉命率800官兵堅守上海閘北光復路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撤退。800官兵孤軍作戰，打退日軍多次進攻。至31日，完成阻擊任務，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八百壯士」的事跡極大地激發了中華民族抗戰到底信心！。第二年，中國第一部抗戰影片搬上銀幕，這就是《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中國一定強」由此傳遍大江南北。
第一軍情作者：白瑞雪、劉昕等
故事回放
某娛樂場所，大鼓藝人正為聽眾演唱八百壯士堅守危樓、抗日救國的英勇業績。1937年8月13日，日軍重兵進攻上海，經過浴血奮戰，部分守軍西撤。某團八百官兵完成掩護撤退任務後，在團長謝晉元的指揮下，退守蘇州河邊四行倉庫，修築臨時工事，擊退日軍輪番進攻，堅守陣地。上海人民同仇敵愾，奮起支援八百壯士。女童軍楊惠敏代表上海300萬市民，冒著敵人的轟炸掃射，泅水強渡蘇州河，將一面國旗獻給守軍。在日軍猛烈的炮火攻擊聲中，八百壯士舉行了莊嚴的升旗儀式，宣誓死守陣地，抗戰到底。
「中國不會亡」的歌聲第一次在武漢響起，張治中將軍說：「歌寫得很好。將『中國不會亡』這句改為『中國一定強』是否更好些呢？」於是，同一首《歌八百壯士》便有了兩句不同版本的歌詞。
攝於1938年的《八百壯士》，講的是「八一三」淞滬會戰中英雄團長謝晉元率領八百名壯士孤軍奮守上海閘北四行倉庫的故事。作為中國第一批抗戰電影，這部無聲的黑白片留下了走過滄桑百年的中國電影最初的輪廓，也是對四行倉庫保衛戰這悲壯一役最早的影像詮釋。
即使是在顛沛流離的歲月里，藝術的光芒也不曾黯淡。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後，武漢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保衛我們的土地》、《熱血忠魂》和《八百壯士》3部故事片，就誕生於國民政府武漢流亡途中。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國民政府遷往重慶，中國電影製片廠也隨之轉移。
條件雖然艱苦，那時的電影界卻彙集了來自全國最優秀的藝術人才，《八百壯士》就是一部左翼藝術家群英薈萃的電影。
導演應雲衛曾執導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桃李劫》，片中的插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畢業歌》，直到今天還是激勵青年勿忘國恥、奮發圖強的不朽旋律；編劇陽翰笙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曾組織和參與拍攝《八千里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三毛流浪記》等在中國電影紀年上寫下濃重幾筆的影片。
扮演謝晉元的袁牧之曾出演《桃李劫》《風雲兒女》，因編導《馬路天使》而被上海電影界盛讚為「電影天才」。1938年秋，在成功出演《八百壯士》之後，袁牧之從武漢輾轉到達延安，同行的是《八百壯士》中女童軍楊惠敏的扮演者陳波兒、他的搭檔吳印咸以及荷蘭導演伊文思留下的一台35毫米攝影機。就是這些被袁牧之帶到根據地的人和機器，成就了人民電影事業的開端。1946年，結為伉儷的陳波兒與袁牧之雙雙赴東北組建新中國第一個電影製片廠――東北電影製片廠，也就是今天的長春電影製片廠。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在全國廣為傳唱的《歌八百壯士》被選作這部電影的插曲。關於歌曲的誕生，新華社老記者方輝盛、文有仁曾有過這樣的記錄――
1937年12月的一天，詩人桂濤聲把他寫的《歌八百壯士》歌詞送到排練場，請時任武漢合唱團團長的夏漢興譜曲。夏漢興連夜寫出一首氣勢磅礴的旋律，「中國不會亡」的歌聲第一次在武漢響起。《大公報》發表社論說：「中國不會亡，提得好！祖國正處在危急存亡之秋，這一口號甚得人心，唱出了四萬萬同胞的心聲！」
「祖國正處在危急存亡之秋」，受這句話激勵，夏漢興從此改名夏之秋。
1940年，夏之秋指揮中國電影製片廠合唱團在重慶演出時，張治中到後台對他說：「歌寫得很好。將『中國不會亡』這句改為『中國一定強』是否更好些呢？」幾天後，夏之秋見到周恩來，向他談到張治中的建議。周恩來說：「好啊！文白這個建議有他的理由。」
「父親最早進入上海參加抗戰，最後退出上海。」2005年，在謝晉元次子謝繼民的講述中，謝晉元和八百壯士的故事逐漸還原。
大戰觸即發。1937年8月11日深夜，謝晉元所在的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二六二旅奉命從無錫趕赴上海。8月13日上午9時，日本海軍陸戰隊跨過鐵路進攻，五二四團首先迎擊，揭開了「八一三」淞滬抗戰的第一頁。
日軍狂妄叫囂：「3天占領上海，3個月滅亡中國！」但是，中國軍隊單在上海就抵抗了3個月，讓敵人付出了傷亡6萬餘人的代價。在敵人優勢火力下，10月26日，防線被突破，50萬大軍全線西撤。
為掩護主力撤退，八十八師受命選派一位軍官，率領一支部隊據守要點、擔任掩護。謝晉元接到孫元良師長「死守上海閘北最後陣地」的手令後，決心以生命報效國家，誓死完成任務。他立即命第一營營長楊瑞符集合部隊進駐蘇州河畔的四行倉庫，周密設防。從10月27日清晨至31日凌晨，四行孤軍452名官兵血戰4晝夜，打退日軍十多次瘋狂進攻，擊斃日軍200餘人。
「八百壯士」的名稱從何而來？謝繼民說，公共租界的英軍多次婉勸中國軍隊撤退，27日晨即派兩名軍官來勸卸下武裝退入租界，並保證官兵的人身安全。對此，謝晉元堅決拒絕。「我們是中國軍人，寧願戰死在閘北這塊領土之內，也決不放棄殺敵的責任。」謝晉元說，「我們的魂可以離開我們的身，但槍不能離開我們的手。沒有命令，死也不退。」英軍聽後萬分敬佩，稱我軍為「勇敢的中國敢死隊員」。他們又問官兵的人數，為了迷惑敵人，謝晉元答覆：「八百人」。自此「八百壯士」便名揚天下。
距倉庫100米的蘇州河南岸，有英商上海煤氣公司的兩隻巨型煤氣儲氣罐。日軍如使用飛機投彈或重炮轟擊，可能引起煤氣罐爆炸，大半個上海將化為灰燼。為此，公共租界當局及各國駐滬總領事聯名向中國政府提出撤軍。10月30日，軍令難違，本已決心成仁的官兵們只得含淚撤出。
區區彈丸之地抵擋了上萬日軍的三面圍攻，四行倉庫保衛戰收穫的不僅是軍事上的堅持：在國際社會目光聚焦的上海，這一戰向所有的中國人和全世界支持抗戰以及正在猶豫是否支持中國抗戰的人們傳達了「中國不會亡」的信心。
然而，八百壯士的結局卻頗為辛酸。按中方與租界的商定方案，四行守軍奉命撤入租界後，將經滬西返回部隊，參加戰鬥。不料租界當局屈服於日軍壓力，違背諾言，將中國官兵解除武裝，羈留在膠州路一塊空地里，四周以鐵絲網圍困，派白俄士兵看守。上海市民稱這裡為「孤軍營」。
「當時許多青年都說，孤軍營是小重慶，在這裡能聽到革命的呼聲、抗日的道理。」謝繼民說，在艱苦的環境里，謝晉元仍然嚴格督促官兵苦練殺敵本領。崇敬八百壯士的中外人士多次提出解救方案，但他一一謝絕，並表示：「余為奉令撤退，光明而來，亦當正大而去。」
日軍要求租界引渡八百壯士未果，又多次派人暗殺，最後收買了4名孤軍營里的士兵。1941年4月24日，年僅37歲的謝晉元沒有犧牲在四行的炮火中，卻倒在了自己戰士的刀下。
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占領租界的日軍隨即闖入孤軍營。在此困守4年、手無寸鐵的400多名官兵，被分批押解到近至杭州、遠至非洲紐幾內亞的地方做苦力，後大多客死異鄉。
謝晉元在上海殉國時，謝繼民年僅5歲，最終也未能見上父親一面。「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父親送母親凌維誠和我的姐姐、哥哥回廣東家鄉，當時母親正在孕中。分手時，父親對母親說，日寇侵華，野心不死，中日之戰即將爆發。但是，只要我們每一個軍人都能誓死為國，中國就不會滅亡……等到勝利的那一天，我將親自接你們回上海。肚子裡的孩子生下來，如是男孩，就叫『繼民』，要他繼承先輩的優良品格……」誰知道這次分別竟成訣別。」
孤軍堅守四行的同時，冒著炮火在蘇州河南岸為守軍歡呼叫好、傳遞情報的上海民眾，還目睹了另一幕傳奇：槍林彈雨中，女童軍楊惠敏將一面青天白日旗送到四行倉庫，於是淪陷中的整個上海都看到了在重圍中高高飄揚的旗幟。
儘管有人考證說，四行倉庫內升起的旗幟並不是楊惠敏送去的那面，而電影中楊惠敏游過蘇州河獻旗的情節也有所藝術化，但這位21歲的女童軍仍不失為一個小英雄。上海人民譽之為「愛國女童軍」，當時的西方媒體甚至稱她為「貞德第二」。
而她的結局同樣令人唏噓。香港淪陷後，楊惠敏在內地和香港之間奔走營救難民。1942年，她因被指牽涉影星胡蝶行李遭劫一案而身陷囹圄近4年。1949年，楊惠敏去了台灣，1977年遭遇車禍成為植物人，15年後去世。
故地故人
四行倉庫保衛戰中，23歲的楊養正排長左眼在戰鬥中負傷後失明；他和戰友一起，搶了日本人的輕機槍和步槍，進入新四軍游擊區。
「八百壯士沒有了……」在向紀念館、文史部門打聽確認的過程中，記者一次次地得到這個令人沮喪的回答。在68年後，也就是2005年，還能找到從四行炮火和外地苦役中倖存下來的當年壯士，的確是個奢望。
就在準備放棄之際，一個叫楊養正的名字點亮了我們的眼睛。
楊養正，2005年時91歲，湖北人，目前居住在重慶市南岸區。四行倉庫保衛戰中，23歲的他是中央軍88師524團1營1連的排長。
老人一坐下就開始用我們基本聽不懂的語言講述，他的老伴在一旁不停地翻譯。講著講著，楊養正就把自己的「左眼」拿了出來說：「看，這就是負傷的那隻眼！」
以下是2005年的採訪實錄——
四行倉庫是個高層建築，大概有5層的樣子，鋼筋水泥的結構。緊挨著四行倉庫的是3層的商鋪，是磚瓦房。我們排的位置就在這3層的磚瓦房裡，我們把磚瓦房與四行倉庫的牆上挖了一個洞，可以鑽過去，互相配合作戰。這個仗打得很艱苦，鬼子除了裝備好、火力猛外，打冷槍的狙擊手也真他媽壞，動不動就放冷槍，要很小心才行，我們吃過不少這方面的虧。
謝團長時常穿過我們在牆上挖的洞來巡查。有一次，我在3樓觀察敵情，發現敵人正在馬路對面挖工事，看樣子是著急了，要耍花招。謝團長來了，我立即向他報告了這個情況。謝團長拿起望遠鏡，看了看，罵了句：「讓你們狗日的挖！」他一邊罵著，一邊從一個輕機槍手面前一把奪過機槍，對著挖工事的鬼子們就是一梭子，七八個鬼子當即被打倒在地，其他鬼子嚎叫著抱著腦袋躲藏了起來。老實講，謝團長就是有股子勁，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氣勢搞起來了，鬼子也就那麼回事！
10月30日，南京政府給我們傳來命令，要我們立即撤出戰鬥，進入英國租界。但是，由於進入租界還需要穿過馬路，而敵人又封鎖了這條路。因此，上級決定把我們排留在最後，作為後衛掩護戰友撤退。日本人看出了我們的意圖，火力更猛了。就在我打完了一梭子「二十發」的鋼芯彈、正準備換彈夾的時候，一顆炮彈突然打到了離我不遠的地方，爆炸後濺起的彈片打到我左眼上，我當時就感覺渾身一麻，腦袋發暈，身子當即就軟了。我整個人都是懵的，不知道怎麼到的租界。直到後來醫生要給我做手術，說給我換眼睛，我才知道，自己的左眼已經瞎了。
從醫院出來以後，我就到了孤軍營。儘管這個地方吃住條件都很差，但我們在謝團長的帶領下，還是實施軍事化管理，每天出早操，搞生產，還要進行軍事訓練，很充實。不少聽說了「八百壯士」事跡的年輕人都自發來到我們的駐地，讓我們給簽名。
1938年的7月7日，我們計劃在營區里升旗，紀念抗戰爆發1周年，也是祭奠犧牲的弟兄。但英國租界當局聽說後不幹，因為他們當時搞綏靖政策，害怕日本人不高興。我們哪兒管他們那一套！結果英軍來阻攔了，我們就和他們乾了起來，打得天昏地暗，我的右眼就是那會兒負傷的，後來看什麼都模糊。英軍把我們全部關進了他們兵營的5層，說我們影響了秩序。這是什麼道理？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上連升國旗的權利都沒有了嗎？我們一商量，決定搞絕食和英國人斗，3天沒吃飯。當時上海的報紙都登了我們絕食的消息，中國人都很痛心。後來，英國人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把我們都放了，這個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1年12月，日軍占領了上海英租界，我們當時都做好了必死的準備。我記得，就在租界被占的那個晚上，他們連夜就把我們住的房子圍起來了。第二天一大早日本人就沖了進來，把我們都抓起來，先是押到新隆化監獄，然後轉到江蘇老虎橋監獄、江蘇省第一模範監獄。後來，日本人把我們分散開了，我和代理團長雷雄等30多個弟兄，被押送到了安徽淮南裕溪口煤礦做苦工，就是下礦挖煤再把煤運到船上。
當時，我們商量，和日本人拼了。但雷團長腦子很清楚，他說，聽說這兒附近有新四軍的游擊隊，不要盲目干，要等機會逃跑，一旦機會來了就堅決地搞！我們商定，這30幾個弟兄一般都不要聯繫，麻痹敵人，然後3個人一組，找機會搶奪看押我們的日軍的槍枝。那天下午三四點鐘，在下工的路上，雷團長一吹哨子，我們立即一擁而上，把日本鬼子放倒在地，搶掉了他們的輕機槍和『三八』式步槍，然後就向游擊區跑。
跑進游擊區後，我們終於在一個叫桃花鄉的地方遇到了新四軍的人，是一位姓徐的指導員。知道我們就是當年的『八百壯士』後，他對我們很友好，把我們先安頓下，給我們每人做了一套灰布軍裝，還派出了30多個帶著武器的弟兄護送我們到河南。在這裡，新四軍的弟兄們與當地駐軍進行了交接。我們休息了一段時間後，繼續向大後方走。走到湖北的老河口，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要我們留下，就把我們安排在了湖北軍官學校，每人都升了職。
我有殘疾，不想在這裡待了，就告了假，和3個弟兄一起往重慶走。日本投降時，我被編入了軍官訓練總隊。當時，從各地跑回來的『八百壯士』有100多人，士兵全部提拔成軍官，軍官全部再升一職。這樣，我就擔任了少校連長的職務。
老伴是我到重慶後認識的，她很崇拜英雄，對我很好。我們是抗戰時訂的婚，但我下定決心，抗戰不勝利我就不結婚。這樣，1945年8月16日，也就是日本投降後的第二天，我們倆就在慶祝抗戰勝利的歡呼聲中結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