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工人黨成立60年出版的《與新加坡同行》，講述工人黨1957年創黨至今的發展曆程，當中收錄了秘書長劉程強的訪談，其中他多次使用了“替代政府”一詞。
劉程強說：“我們已成功建立一個人才基礎，讓黨采取下一步，進入下一個組成潛在替代政府的階段。許多人不知道的是，黨若要成立一個替代政府，首先必須擁有組織能力。你必須擁有以團隊爲基礎的運作模式，一個人們可以運作的體系。這就是基礎，而我認爲我們具有這樣的組織基礎，讓人們了解運作。我們有擴大規模的潛力，但這也取決于人民的支持程度。除非人民行動黨變得腐敗，否則我不認爲選民要一個替代政府。所以我們最終是否會成爲一個替代政府，我不敢肯定。”
“副駕駛”策略奏效 獲選民青睐
劉程強所領導的工人黨之所以能夠獲得選民青睐，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副駕駛”策略，擺明工人黨無意取代人民行動黨，僅在國會扮演監督制衡的角色。他在訪談中再次強調了這個觀點（“我不認爲選民要一個替代政府”），這個判斷是否繼續有效，是決定工人黨能否在他明年卸任後走出一條新路的關鍵。
新加坡不具備實現兩黨制條件 行動黨控制社會重要資源
我認爲領導工人黨16年的劉程強的政治嗅覺還是敏銳的，新加坡人並不要行動黨下台，除非它變得腐敗。要取而代之，工人黨首先必須先在國會贏得至少20席，能夠提出不同于行動黨的政策論述，並且推出影子內閣名單。唯有這些條件具備，才算是有了兩黨制的雛形，也才能討論替代政府的可能性。但是，我覺得新加坡並不具備實現兩黨制的條件。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行動黨的執政能力。盡管地鐵醜聞開始暴露出體制的某些弊病，但行動黨在長期策劃和有效執行方面的實力還是有的。只要這個不變，新加坡人就沒有要推翻它的動機。
第二個原因比較複雜。兩黨制的民主機制無法憑空運行，它不是靠選舉一人一票就可以達成，而必須有一系列的配套。換一個說法，行動黨在執政以來，特別是李光耀時代，已經奠定了一黨獨大體制的基礎，遏制反對力量的壯大。只要一黨獨大體制繼續，兩黨制根本就沒有任何可能性。
所謂的一黨獨大體制，就是行動黨控制了社會重要的資源，特別是民間和公民組織，讓反對力量缺乏發展的空間。這包括工會（全國職工總會已經是行動黨的外圍組織）、人民協會等所有由政府控制的基層組織、用控股公司形式收編媒體、用獎學金制度馴服精英大學生和學生團體、禁止律師公會用專業知識和社會地位批評政策、用津貼迫使藝術團體自我審查、用政聯公司的高位與工作機會籠絡社會精英和中産階級……當然還包括讓人喪膽的《內部安全法令》。這套天羅地網基本杜絕了任何反對力量組織和成長的可能性。
第三個原因是新加坡人本身。長期的安逸生活，加上李光耀執政時期的高壓施政的記憶，讓大部分享受中産階級生活的新加坡人對政治敬而遠之。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正是反對黨長期不振的原因。相對于物質需求，新加坡人對言論、結社、集會等自由的基本公民權利並不特別重視。徐順全早期采取激烈抗爭手段，以爲能借此喚起新加坡人的共鳴，結果被證明是失敗的。
當一黨獨大體制難以爲繼 才可能實現兩黨制
事物當然沒有一成不變的。在講究創新的時代，新加坡人的怕輸心理已經成爲國家未來發展的隱憂。《經濟學人》就指出，新加坡人害怕風險和失敗的心理，是阻礙其創新創業的因素。如果這個矛盾長期無解，新加坡的未來堪憂。或許得等到矛盾累積到一定程度，一黨獨大體制難以爲繼的時刻，關于兩黨制的討論才會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