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你最熟悉的語言應戰，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阿裕尼—後港市鎮理事會（AHTC）和白沙—榜鵝市鎮會（PRPTC）起訴工人黨領袖等八造的案件昨天邁入第八天。工人黨前黨魁劉程強爲官司出庭供證，他的律師CR拉惹爲他安排中文翻譯，一般人用平常心看待應該是沒什麽不妥，但訴方律師文達星一口咬定那是一個“花招”（stunt）。
“寫得好”不等同于什麽都“聽得懂”
據《聯合早報》報道，文達星指出，從劉程強的宣誓書可以看出他的英語水平“非常高”安排翻譯員只是爲了試圖消耗審訊時間，讓劉程強有更多時間思考，也讓工人黨主席林瑞蓮有更多時間准備。文達星說：“我是到了今天下午才得知這項出乎意料的安排，我認爲這對訴方不公平。”
兵不厭詐，有法律界“核子武器”之稱的文達星果然是攻守兼具，咄咄逼人且處處防備。但如果換位思考，讓答辯人用不是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去答辯，這對辯方又是否公平？語言，寫、講、聽都是不一樣的，“寫得好”不等同于能“講得好”，也不等同于什麽都“聽得懂”。一些深奧的法律詞彙不是人人都懂，更何況是一名華語比英語好的答辯人？
劉程強在宣誓書中提及個人背景時，第一句就寫道：“我是一名華校生。”
這位華校生畢業于中正中學和南洋大學，1980年成爲最後一批老南大生。南大和新大合並後，劉程強于1981年畢業于國大中文系，獲得榮譽學位。畢業後，他曾經擔任過華文教師，因不認同教育政策而辭職，之後下海經商。
長期與行動黨精英過招，華校生英語磨得很不錯
這位華校生從政27年，長期在國會與行動黨精英過招之後，英語磨得很不錯了。據報道，雖然備有翻譯，但劉程強昨天在長達三小時的盤問中全程用英語答辯，而文大律師也時而當起英文老師來。
據《海峽時報》報道，文達星提到“source”（來源）時，一度把這個詞，逐字一個一個拼出來，因爲劉程強似乎不明白文達星的問題，而文達星要問的是市鎮會的錢從哪裏來。文達星也用了這麽一個英文詞彙——“a herculean task”（艱巨的任務），大律師也向劉程強解釋了這個詞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華校生也逮著機會指正了一下大律師的英語。文達星提到工人黨市鎮會在2011年大選後，須提升管理軟件來管理規模更大的集選區時，用了“upgrade”一詞。劉程強立即糾正，應該用“upscale”一詞，引起全場哄堂。
文達星說：
“謝謝你糾正我的英語。”
劉程強回應說：
“謝謝你給我的英語高分，比建國總理李光耀給我的更高。”
李光耀爲何會被扯進去呢？2006年的大選中，工人黨候選人的戈麥斯發表道歉聲明，李光耀認爲那個聲明不會是劉程強寫的，因爲信裏用的是嚴謹的法律用語，而劉程強的英語沒有那麽好。
紅螞蟻翻查了舊資料，《聯合早報》當時的報道是這麽引述李光耀的：
“大家都知道劉程強過去是就讀于南洋大學，他的英文是進入國會之後才學的，那樣的精神相當可嘉，但是他是絕對寫不出那樣的聲明的。”
劉程強當時的回應是：
“李資政說戈麥斯的道歉聲明不是我擬的，因爲我的英文沒有那麽好。當然，我的英文水准肯定比不上李資政，但是，他的華文肯定也不會比我好。不過，他也努力學習華文，精神可嘉。”
華校生的路走得艱辛
看來，李光耀和劉程強都是供後輩學習語言的好榜樣。要英校生學好華語當然不容易，要華校生掌握英語更是很費勁，這都不在話下。但在新加坡，華校生的路走得更艱辛，因爲英語是一門必須掌握的語言，管你跟不跟得上，腦筋轉不轉得過。你學不會英語，出路就很窄很窄，這完全和個人的聰明才智無關。無奈，但得適應，這就是新加坡的現實大環境。
小窗口：“我是華校生”
劉程強在宣誓書中關于華校生的自述，簡簡單單一句話：
“I am Chinese educated”
這背後可牽出那一代華校生的悲情和坎坷。也不期然讓人想起，這麽巧，劉程強當年從政的理由多少也和“華校生”有關。
工人黨去年配合慶祝創黨60周年所推出新書《與新加坡同行》，講述工人黨1957年創黨的發展曆程。當中收錄了劉程強的訪談內容，他談到爲什麽什麽加入工人黨。《聯合早報》篩取的節選如下：
我加入工人黨時是一名老師。我是接受華文教育的，O水准和A水准英文都考到F9。在那個年代，如果你不會講英語，你就是受華文教育的。由于英文是行政語言，人們以爲受華文教育的人不聰明，因爲他們不能用流利的英語溝通。我很清楚許多同齡的人不是不聰明，只是剛好他們讀的是華校。就是這樣的背景令我開始思考，爲什麽我們在自己的國家會視爲二等公民？
我是南洋大學最後一批學生。政府當時決定關閉南大，讓南大和新加坡大學合並。在那之前的一兩年，當時的總理李光耀應曆史學會的邀請給本科生發表演講。我還記得他當時說‘一等大學都在英國，例如劍橋和牛津。新加坡大學是二等，南洋大學是三等’。我們所有人都覺得被羞辱了。我們知道我們不是三等的，我們只是因爲接受華文教育，而無法用流利的英語表達我們的想法……
我成爲老師時，（時任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吳慶瑞制定分流制度的報告出來了。分流政策令我忍無可忍了。我不忍心到課室裏對我的學生說‘你得更用功’，但我知道這個制度將害死他們。學業成績來成爲衡量學生能力的標准，但許多學生的經濟條件不佳，他們沒有上補習班，或者他們得打兼職工幫補家用。這太荒唐了……那時真的忍無可忍了，我決定加入工人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