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針對2020年大選結果進行的調查，以數據證實了新加坡選民對政治現實“人心不古”，認爲無須改變一黨獨大局面，維持現狀就好的人，跟五年前相比，從44.3%減到18.5%。
與此同時，主張國會更多元化的人則從18%上升到22.4%，增長了4.4個百分點，也許有人認爲這不算什麽，但看在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眼中，這幾個百分點可能是就是一個警信。
在保守和主張改變的兩個陣營之間的選民將近六成，這是今後朝野政黨的必爭之地。在其他國家，中間選民的投票意向，最難捉摸。選舉期間，任何突發事件都可以主導他們的投票情緒。
樟宜機場主席廖文良父子與印尼女傭官司的大翻轉，女傭沉冤得雪，引起了社會人士對案件過程暴露的一些問題的高度關注。富裕人家“仗勢欺人”，社會人士打抱不平，公憤指數超高，輿論矛頭一致對准廖文良家庭。
有人因此有感而發說，這場官司引起的風波若是發生在大選之前，執政黨可能要多失掉一些議席。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女傭案件的翻轉，也正凸顯新加坡司法公正的優點。一個外來女傭也能扳倒一個在社會上有頭有臉，受政府看中的大人物，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很難發生。
在該研究所的調查中，列出左右投票決定的主要課題中，“政府效率”和“政策公平度”這兩項，在過去四屆大選中都高居前列，可見新加坡人對政府的依賴一直處于高水平，政府做得好或是做得不好，人民最能深切體會。
政策效率和政策公平度這兩項具有很大的概括性，反映在司法、執法和各項民生政策和措施上，影響人民對政府的觀感和信任程度。
而新加坡政府的治理效率一向在國際上受人稱道，新加坡在許多方面的做法在國際被參考，被學習，這是打從李光耀時代打下的基礎。
著名學者馬凱碩曾在一篇文章《李光耀遺産》中引述一位英國政府與教育專家巴伯爵士的話說，
“新加坡公務員體系的素質標准幾乎是無可匹敵的。“
今天希望改變新加坡政治現狀的人不斷增加，原因是時代改變了新加坡人的價值觀，認爲一黨獨大的局面不合時宜，還是因爲政府的執政效率開始下降？也許兩方面的因素都有。
這項調查中，有近九成的人認爲政府應對冠病疫情的方式起著“重要或是非常重要“作用。但政府的抗疫戰爭到底是爲執政黨的競選加分還是減分，似乎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新加坡民主政治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其大膽改革的一面，自建國以來便是如此。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同樣繼承了英國人留下來的議會民主，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演變，兩國的議會制度已經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政體。
造成新馬政治制度分道揚镳的一個關鍵是，新加坡在建國之初便毅然廢除英國老祖宗一套民主制度中的惡習，國會議員不能跳槽。然而，馬國直到今天仍是樂此不疲，“政治青蛙“跳來跳去，左右政局，讓各政黨又愛又恨。
馬來西亞國會選舉制度改革核心小組最近傳出，朝野各黨黨鞭原則上同意修改選舉委員會法令，禁止民選議員跳槽。他們若真的實現這項遲來了幾十年的改革，當能對馬國政治的穩定發揮立竿見影的作用。
2020年的710大選結果反映出的民心所向，可能進一步推動新加坡的議會民主改革。
其實，在投票日結果公布當晚，李顯龍總理便即刻宣布，委任工人黨黨魁畢丹星爲國會裏的反對黨領袖。
“春江水暖鴨先知“，這項調查結果對已有超過半世紀執政經驗的執政黨不會有太多驚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