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星期，《海峽時報》刊登一篇讀者來函，標題是“溝通：醫院職員假定我是說華語的”。
這是短短一兩百個字的來函，但可以細嚼玩味的地方真不少。
投函的是一位男士長者，近日到陳笃生醫院去了兩趟，結果都給醫護人員惹到很不開心。
長者的來函開頭就做了個政治宣言：新加坡乃多元種族社會，民衆用的是不同語言和方言，但英語是工作語言。
如此開宗明義，用意不難理解：他的遭遇，他的不滿，關系社會大義，是件大事，不是個人小事。
抵觸社會大義的一衆醫生護士，一開口就跟他說華語。
“他們看著我，一個年過七十的華人，認定我是講華語的。我舉手示意，要他們停止說話，因爲我一句華語都聽不懂。”
後來有一天，他到醫院複診，通過一段英文書寫的文字，向一位護士問路，不料護士還是用華語回答他。
他還發現，一些醫生和護士之間在談話時用的也是華語，而不是英語。
（說到這裏，必須做個小注：僅會說華語的年長群衆，大家安啦；醫院裏雖然沒幾個中文字，但醫護人員是懂得體恤的。）
投函見報後幾天不見官方回複。
昨天，《海峽時報》刊登了一位讀者的回應，來函見解持平中肯，讓人看了心想，官家的回複也是這個模樣的話，我們的社會就應該OK。
這位讀者說，長者對醫護人員的責難，令他感到不解。
他寫道：
華文是官方語言之一，而且多數年長者受的是華文教育。醫護人員跟他們初次見面開口說話，用的是華語，而不是英語，顯然比較安妥的猜測和實際的選擇。
他說，醫護人員顯然是一片好意，即使猜錯了，用錯了語言，也不應該受到非議，畢竟那是小事。
一樁日常小事，竟然也有人這麽不舒服，非在大報上投函告狀不可。
或許，這樣的不舒服隱隱帶著一種羞辱感。
在我們的社會，在一般人的下意識裏，個人用語和社會地位向來都有不言而喻的關系。
僅會說方言和華語的群衆代表了某個階層，是社會最基層的用言。
這位老先生被人誤以爲是說華語的，也許覺得身份地位被人低估，因此感到委屈。
此外，我們的社會一直都存著這樣的聲音：
華文華語的使用，始終跟團結各族的理念背道而馳。全民一心等同全民一語。
在這樣的理念下，老先生聽到醫生護士私下用華語交談，就有了不滿的正當理由，盡管那沒傷害到誰。
在世界各國中，很少國家像我們的那樣，政治和語言糾纏得那麽緊，能夠讓人感到精神那麽緊張，心靈那麽脆弱，那麽容易受到傷害。
在這個擁擠而多元的小島上，每天都有語言文化宗教的碰撞，如果小事也不能忍，一點不舒服也承載不起，隨之而來的便是互相撕裂的厄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