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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總統陳慶賢日前與習近平會面，談及設立第三個國家級合作項目的議題。
中新兩國此前的國家級合作項目蘇州工業園區、天津生態城影響巨大，改變了區域格局和發展模式，前者甚至成爲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因此第三個項目在哪裏落地、何時落地，備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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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使中國和新加坡的産業園區合作地位非同一般。
新加坡是華人國家，在長期一黨執政的情況下取得了長足的經濟發展。早在1978年，鄧小平就曾訪問過新加坡。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再次提出要“借鑒新加坡的經驗”。
僅有不到500萬人口的新加坡，累計對中國大陸投資在所有國家中排名第六，2013年一年，新加坡更僅次于香港，是中國內地第二大海外資金來源地，新加坡全年在華投資甚至超過歐盟國家當年在華投資總和。
工業園區對蘇州經濟的帶動作用非常明顯。2003年，蘇州GDP總量一舉超越天津，成爲僅次于京、滬、穗、深的中國經濟總量“第五城”，蘇州對天津的總量優勢直至2011年才因天津濱海新區全面開發後的快速發展而被後者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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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政府看來，爭取到新的中新國家級合作園區，將提升其在中國區域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園區也將成爲本地新的經濟增長極。各地爲這個項目落地，已展開了激烈競爭。
習近平與新加坡總統陳慶炎在會談中明確指第三個項目“在中國西部”，“爭奪戰”在西部各省已經打響。智谷趨勢（微信號zgtrend）監測到的數據顯示，近段時間多個西部省份與新加坡互動頻繁。
在西部地區，四川、重慶和陝西的綜合實力最強，成都、重慶和西安也是公認的西部地區三大中心城市。這三個省份都有意爭取第三個中新合作園區落地。這中間，川渝兩地同新加坡政府的互動更爲密切，從2010年以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先後到訪過成都和重慶，四川省、重慶市和成都市的主要黨政負責人也都曾訪問過新加坡。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副總理張志賢七月底訪華時，除到訪北京外還專程到訪重慶，並與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會面。這是中新雙方就兩國第三個合作項目開展研究以來，新加坡正副總理對中國西部地區的唯一一次訪問，有新加坡媒體解讀認爲，這是重慶在新的中新合作園區落地中領跑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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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曆史經驗來看，中新新的合作園區選定在西南地區的可能性比較大。
新加坡對華投資，和中國政府區域發展戰略的變化相一致。新加坡最初計劃在江蘇設立工業園區，就與當時中國政府啓動上海浦東開發有關。進入21世紀，中國的沿海區域發展重心從長三角北移到京津冀地區，並將天津濱海新區升格爲國家級新區，新加坡隨即跟進，和中國商得一致在天津建設生態城。
重慶兩江新區至今是除上海浦東、天津濱海以外唯一一個擁有副省級行政級別的國家級新區，重慶市和四川省所在的成渝經濟區也是中西部地區人口最多、經濟總量最大的城市群。當前，中國政府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長江經濟帶”戰略在重慶、四川交彙，更爲其提供了新一輪發展的政策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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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斷定重慶將會勝出還爲時過早。
新加坡是重慶市的第二大海外投資來源地，四川省的第三大海外投資來源地。事實上，重慶和成都在中新合作中各有優勢。重慶主要的優勢在政治和土地層面，重慶有直轄市的政治資源，市委書記孫政才被普遍視爲中國未來的核心領導成員，孫政才在吉林任省委書記期間就推動了吉林和新加坡《多領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在和新加坡打交道的過程中有一定經驗。另一方面，重慶的土地價格比成都相對低廉，商業地産熱度也較低，有新加坡地産商認爲，投資重慶所面臨的土地和房地産泡沫的風險更小。
重慶擁有“兩江新區”這一副省級新區，也被外界視爲重慶在本輪競爭中的一大優勢，但現在來看，這種說法恐不成立。中央政府在這類合作項目選址時考慮的一大因素就是區域間的妥協和平衡。目前，西部地區的重慶、西安、蘭州、貴陽四個城市都已擁有國家級新區（但行政級別不同，只有重慶兩江新區是副省級），成都天府新區尚未被納入“國家級新區”序列，不能排除高層通過將中新兩國的第三個國家級合作項目設在成都，以平衡西部重點城市的政策環境。
此外，相較于重慶在工業、航運等方面的突出優勢，成都在科教和創新領域資源更爲豐富。新加坡此前已經在成都設置了新川創新科技園。另外，新加坡負責中國西南領事區的總領館也設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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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副總理張志賢在接受新加坡媒體采訪時，對第三個中新國家級合作項目將設在哪裏表態審慎。
他透露說，新加坡官員已考察了陝西、四川和重慶，還考察了新疆、廣西和內蒙古，“以便對中國西部各個地區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此前，新疆烏魯木齊曾經成爲過中新生態城的候選城市（中新生態城候選城市爲天津、唐山、烏魯木齊和包頭，最終選定天津），烏魯木齊或甯夏、陝西的城市，在當前中國政府力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背景下，也有獲選的可能。
但可以肯定的是，新的中新合作項目從規模到影響力，都很難同當年的蘇州工業園區相比。
2007年啓動的中新天津生態城項目，規劃面積只有30余平方公裏，只相當于蘇州工業園區中新合作部分的四成左右。這一合作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爲了一個經濟規模龐大的産業新城，而是嘗試“生態城市”建設模式，試點循環經濟和節能環保技術等。
由是觀之，中國和新加坡的國家級合作項目，將從過去的規模化向更加“小而精”的方向發展，合作區的規劃面積、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都不會太大，但需要對中新兩國共同關心的前沿性的經濟、環境和社會問題展開試驗。蘇州工業園區給中國帶來了招商引資模式，天津生態城是中國生態城市建設的重要嘗試，第三個中新國家級合作項目的主題是什麽，外界還要拭目以待。
從現在新加坡和中國省級政府的合作平台來看，大多集中在科技創新、信息技術和生態環保領域，鑒于中國和新加坡已有天津生態城、南京生態科技島兩個較大規模的生態合作項目，新的園區很可能聚焦科技創新和智慧城市等領域。
（文/智谷趨勢研究中心 元淦恭 高凱西 鍾毅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