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父于3月23日與世長辭，享年91歲。他成功地將一個島國建設爲一個經濟繁榮的城市。
李光耀的回憶錄第一卷是“新加坡故事”，這個名字取得一點也不誇張。很少有領導人能夠如此象征和控制一個國家——也許只有鼎盛時期的卡斯特羅和金日成。但是他們兩個都不能和李光耀先生在促進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過程中的成就相提並論。而且，這是他面臨重重艱辛的困難下取得的成功：除了一個人口稠密的小島之外，沒有土地；自然資源匮乏；島上是多語言的移民，也沒有共同的曆史遺産。對于共同傳統的探索也許是李光耀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擁護“亞洲價值觀”的原因，而在那時，新加坡已經是西化程度最高的亞洲國家了。
李光耀親英派的祖父曾把英文名“哈裏（Harry）”加到他的中文名字裏，而李光耀本人曾被前英國外長喬治·布朗（George Brown）稱爲“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優秀的英國人”。李光耀爲他在新加坡殖民時期獲得的成功而驕傲，在戰前的新加坡，他是一名明星學生，在1942-1945日本占領新加坡時期曾中斷學業，之後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劍橋大學就讀時再次成爲學校裏的風雲人物。他和他夫人柯玉芝都獲得一等榮譽學位從法學院畢業。
更令人驚訝的是，在“新加坡故事”這一卷回憶錄裏，柯玉芝是以一個在經濟學和英語考試中打敗年輕時的李光耀的學生身份初次出場的。李先生無論在拉攏還是施壓方面總是一把好手。在他1950回到新加坡的時候，他深信柯玉芝“能夠獨當一面來負擔家計，並且帶大孩子們”，能夠使他無後顧之憂地進入政壇。他對她忠貞不渝。在柯玉芝離開人世兩年多前，她就已經臥床不起且喪失了語言能力，他還保留著給柯玉芝讀過的書的書單，包括：路易斯·卡羅爾、簡·奧斯汀和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絲毫沒有展露過這樣的柔情。他在倫敦政經學院遇到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受其影響李光耀參加了1950年代的反殖民運動，而在他逗留英國期間，他還參與了勞動黨的一系列活動。但是對于李光耀來說，相比意識形態，權力的實際操作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之後的人生裏，他譴責福利制度是英國病的根源。他還爲他“街頭霸王”的勇猛而沾沾自喜，他說：“如果你激怒了我，沒有人會懷疑我會戴上我的指節鋼環，把你逼到死胡同裏。”他又是一個無情、手段高明的人，使用權謀成爲人民行動黨領袖，繼而在1959年新加坡獲得自治權時成爲新加坡第一任總理。這位置他一坐就坐了三十一年。
他那鋼鐵面具僅滑落過一次。1963年在李光耀的帶領下，新馬合並。但是在1965年八月，新加坡被驅逐出馬來西亞聯邦，並被馬來西亞總理指責他領導的這個政府“對它的中央政府沒有絲毫忠誠。”李光耀則認爲，他深信以華人占主體的新加坡在馬來人主導的政體下會處于不利地位。但是，他坦承他一輩子都相信並投身新馬重新合並的事業中。當宣布新馬分家時，他留下了眼淚。這眼淚除了哀悼虛耗的努力和落空的願望外，他也許預計到，隨著新加坡被迫和它天然的腹地分離，他再也不會有這樣一個大得能夠容他施展才能的政治舞台。
作爲補償，他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一個受人高度膜拜的經濟傳奇。就像他和他的政府經常指出的那樣，從1960年代的黑暗日子來看，能夠獲得這樣的結果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新加坡資源匮乏，其水資源只能依靠馬來西亞半島的一條水管，而新加坡又剛剛從馬來西亞獨立，這令人非常擔憂。新加坡的國防力量則依靠美國的好意以及英國搖搖欲墜的余威。東南亞區域巨人印度尼西亞曾開展名爲“馬印對抗（Konfrontasi）”的政治活動，旨在針對馬來西亞聯邦，兩國在這期間離公開交火並不遠。印尼指出，要不是由于意外的殖民曆史，英屬馬來西亞群島和荷屬東印度（後來成爲印尼）本不會分開。
一直以來並無“新加坡民族”這一說法。李光耀記得曾問過自己：“怎樣才能把語言不同的民族；來自中國、印度、馬來西亞、印尼和亞洲其它地區的移民建立一個新的民族呢？”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發生的種族暴動影響了李光耀之後的思想。即便在旁觀者看來，新加坡是一個和平、和諧甚至說是穩定得有點無趣的地方，新加坡政府還總是表現得如臨大敵，好像一直在種族仇恨深淵邊上舞蹈一樣。公共住房政策是新加坡政府最大的成就之一，該政策對于不同民族采取配額制，這使得占人口少數的馬來人和印度人不至于住在貧民區。
在李光耀先生爲這個年輕的國家制定政策的時候，那種內外交困的無力感和脆弱感一直占據著他，新加坡在1971年大英帝國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出時被遺棄了。雖然那時候對國家安全最直接的威脅已不存在，但是新加坡一直都把國防當作頭等大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關系一直磕磕絆絆，但是從來沒有到過兵戎相見的程度；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印尼終止了“馬印對抗”政策；在1967年，李光耀作爲發起人之一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使這片區域聯系更爲密切。盡管如此，新加坡男性居民還是要服差不多兩年的義務兵役。而人口只有530萬的新加坡的國防開支比人口爲2.5億的印尼還要高。2014年，新加坡國防開支占國家預算五分之一。
對于李光耀而言，新加坡面臨的種種問題也成爲限制人民民主自由的正當理由。在早期，限制民主自由的措施主要采取高壓手段，比如把有共産黨嫌疑分子關進大牢。但是後來限制的手段變得隱蔽，綜合了經濟騰飛、改變選區、擺脫媒體監督、對反對派政治家以及批評家（包括外國媒體的批評家）的合法追捕的一系列手段。新加坡定期地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而且，投票是公民的義務。但是在1994年李光耀先生說“知性上，我不認爲一人一票制是最好的制度。”他說新加坡實行選舉是因爲這是英國的留下的制度。所以他設計了一個體系，既能讓選舉公正，又能夠讓人民行動黨立于不敗之地（這令人非常驚訝），這背後最大的原因在于新加坡的經濟奇迹：在過去四十年裏，新加坡的經濟以每年7%的平均速度增長。
李先生的政黨不會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傳統的媒體毫無勢力；反對黨的政治家會被頻繁地指控誹謗罪（誹謗法承繼自英國），直到最後因爲打官司而破産；選民則被威脅說如果他們投反對黨的票，他們所在的選區獲得的公共資金將會減少；而選區的劃分則由政府操縱。李光耀的支持者說，李氏體系的成功之處在于，在選舉中引入了競爭，使得政府廉潔，但是又控制了競爭，不至于使政府失去權力。因此李光耀的政府能夠代表新加坡人民管理國家、制定長期計劃，並且能夠抵擋迎合平民的誘惑。
李光耀是精英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他在1987年直言不諱地說：“國家來決定對錯。不需要理會人民想什麽。”新加坡政府的部長們是全世界薪酬最高的官員，高薪是爲了把人才從私有部門裏吸引過來，並且防止貪汙。在新加坡，貪汙腐敗確實很少見。和其它形式的犯罪一樣，腐敗也是通過嚴厲的懲罰來減少的（在新加坡如果亂塗亂畫就會遭受嚴酷的鞭刑，而如果謀殺或走私毒品則會被絞死）。就像李光耀說的那樣：“在受人愛戴和令人畏懼這兩者之間，我始終認爲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對的。如果誰都不怕你，那就毫無意義了。”作爲一個極權國家，新加坡是極其成功的，在街上連警察都很少。
從某些方面來講，李光耀是個怪人。作爲華爾街雜志1999年采訪的20世紀傑出人物之一，當雜志讓他挑出本千年最有影響力的發明時，只有他避開印刷術、電力、內燃機和互聯網，選擇了空調。他解釋道，在空調發明之前，生活在熱帶的人們處于不利之地，因爲酷熱和潮濕損害了工作的質量。
現在，他們“不必落後了”。Cherian George，一位記者兼學者，在其中發現了一個李光耀政府風格的隱喻，並寫了一本有關于此的衆多書籍中最好的一本：“空調之國：論舒適與管控之術”。李光耀使新加坡變得舒適，但小心翼翼地保持對溫度調節器的控制。新加坡人見證了小島的改頭換面和現代化，他們願意接受這一切。但在2011年，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前所未有地失敗。（僅僅獲得了60%的選票和93%的議席！）很多人認爲改變即將來臨，李光耀打造的制度架構在Facebook和快速發展的不受控制的互聯網時代是不合時宜的。人們開始惱火于對日常生活的限制，明顯不再相信新加坡的脆弱性，並更少懼怕批評政府的後果。
他們最不滿的是，盡管有吹得天花亂墜的義務儲蓄計劃，很多人仍然沒有足夠多的錢應對退休。人們責怪高比例的移民拉低了他們的工資，擡高了生活成本。這是李推行的衆多社會運動中唯一的一處敗筆造成的後果，這一系列社會運動旨在改變新加坡人的行爲習慣。他成功地打造了一個講華語的民族，他們比以前更有禮貌，既不亂穿馬路，也不嚼口香糖，但他卻無法使他們生養更多的子女。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他停止了“只生兩個孩子”的政策，並開始鼓勵高教育人口擴大家庭規模。但是，30年之後，新加坡婦女的生育率一如世界上其它國家一樣低。
2011年大選的“挫敗”使李光耀進入了退休的最後階段。1990年，他從總理一職換到“資政部長”，又于2004年變爲“內閣資政”。現在，他離開了內閣，但仍然留在國會。此前七年，新加坡的總理一直是他的兒子李顯龍。如果有任何人暗示這有任人唯親之嫌，李氏家族將予以起訴。對李而言，天賦的繼承是明顯的事實。“偶爾兩匹灰馬生出一匹白馬，但這種情況很罕見，如果你有兩匹白馬，很大幾率會生白馬。”
這些想法，從種族上來講，偏向了種族歧視。成群結隊到新加坡來拜訪他的尊貴的西方國家來訪者們會避開這個棘手的話題。他們更願意詢問他怎麽看待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衰落。他們也對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的經濟成就和舒適傾慕不已，尋求他關于如何複制此模式的意見。同時，那裏受到控制的良好的“社會秩序”也吸引了衆多仰慕者，包括中國的領導人們，尤其是鄧小平，鄧小平像李光耀一樣，也是客家人。由此，李光耀先生，同時以本土“共産黨人的迫害者”和西方墮落與空洞理想主義的批評者著稱，陶醉于作爲一位地緣政治家的角色。他一定曾想過，如果命運賦予了他一個超級大國而非一個小小的城邦，一切將會怎樣？
（原文爲經濟學人《Briefing: Lee Kuan Yew——Asia’s city-statesman》。感謝網友蘇珊友情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