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隨著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深入，已經産生出越來越多的非正式力量，它們能夠跨越國界，在全球範圍內活動。即使它們不能主導國際地緣政治秩序，但卻能夠影響甚至左右主權國家，促進或者牽制主權國家，從而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地緣政治秩序。並且，也是因爲全球化，很多從前僅是一個國家內部的非正式力量，很容易走出國界，形成全球性網絡，確立其自身版本的地緣政治秩序。目前，至少有三種這樣的跨國界非正式力量，包括如伊斯蘭國組織那樣的極端宗教力量（人們稱之爲“邪惡力量”或“黑暗帝國”）、跨國公司和跨國民主網絡，正在影響甚至左右著很多主權國家的行爲。
第一，“邪惡的力量”。這裏所說的“邪惡的力量”通常指的是“恐怖組織”。恐怖主義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著，但直到“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後，西方對此極爲重視起來，視爲是對美國構成了國家威脅。此前，美國和西方從來就是把另一個主權國家，或者主權國家集團視爲“敵人”和“威脅”。這個事件是轉折點。事件發生之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都認爲，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主要來自非主權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即恐怖組織。西方也花費大量的人力財力來研究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在這一過程中，西方也動用了大量的武力來應付恐怖組織。
但多年來反恐結果並不理想，恐怖主義還是大行其道。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國家觀念開始發生轉變，認爲恐怖主義是常態，需要與之共存。等反恐告一段落之後，西方國家又轉向尋找以主權國家爲代表的“敵人”，對國家安全的關切面重新從恐怖主義轉移到主權國家。不過，近來崛起的“伊斯蘭國組織”再次迫使美國和西方把注意力轉向極端組織。不管如何，對今天的西方來說，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既來自以主權國家爲代表的正式力量，也來自類似伊斯蘭國組織那樣的非正式力量。
當然，不僅美國和西方面臨來自恐怖主義的威脅，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面臨這種威脅。盡管這些恐怖組織大都基于或者起源于中東地區，但這個地區大多數政府和普通人民也同樣面臨極端宗教力量的威脅。這一點很重要，因爲並不是所有的伊斯蘭信徒都是極端主義者。
盡管不同類型的恐怖組織曆來就存在著，但在社交媒體時代，這類組織幾乎都可成爲跨國界的國際性組織。人們往往注重社交媒體的巨大動員能力，動員能力表現爲影響和吸收成員。社交媒體已成爲恐怖組織領袖傳播其激進“理念”，影響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最有效的工具。同時，社交媒體也是恐怖組織“錄用”成員的有效工具。“伊斯蘭國組織”從全世界範圍內錄用成員，其中很多來自西方各國、俄羅斯、東南亞國家，甚至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名副其實的“聯軍”。
但更爲重要的是，社交媒體也是人們尤其是年輕人“自我激進化”的有效工具。在互聯網出現之後，人們總以爲互聯網使得人們趨于理性和平，因爲互聯網可以突破各個主權國家政府對信息的封鎖和過濾，無限地獲取信息。當人們接觸到各種不同類型的信息之後，最後對事物做出綜合的判斷，這個判斷會是理性的。然後經驗證明，這只是一個理論假設。實際上，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正在使得越來越多人的世界觀，或者對事物的看法變得越來越狹隘。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們對信息越來越具有選擇性。不難發現，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人們只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事物。自我選擇的信息很容易導致自我激進化。從這個角度來看，社交媒體時代也是極端主義的時代。當然，極端主義不僅僅表現爲像“伊斯蘭國組織”那樣的團體，也表現爲各種政治激進主義。就激進化政治來說，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逃避。
西方國家現在試圖聯合組織起來，結成統一戰線以有效打擊伊斯蘭國組織。但這種方式不會解決任何問題。從前，西方國家也這樣做過，並且在進行地面轟炸之後，通常會派軍隊駐紮當地甚至占領當地社會；一方面可全面清剿恐怖主義組織，另一方面也可幫助當地政府建立秩序。但即使這樣，都沒能解決恐怖主義問題，反而使得問題惡化。鑒于其能力的衰落，美國和西方沒有力量再推行通過“占領”的方式來消滅極端宗教力量，“摧毀”戰略往往適得其反。但除此美國和西方還能做什麽呢？這是美國和西方今天所面臨的困境之一。
克裏米亞本來是俄羅斯的領土，在前蘇聯時代，因爲烏克蘭本身是蘇聯聯邦的一部分，因此劃給了烏克蘭。現在俄羅斯收回克裏米亞，這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很容易理解。但這直接導致了俄羅斯的“顛覆性錯誤”，和西方交惡，受西方的全面制裁。除了克裏米亞問題，烏克蘭東部也是俄羅斯和西方繼續爭鬥的根源。人們還不知道，俄羅斯和西方什麽時候才能走上關系的正常化。而現在的這種情形無論于俄羅斯還是西方都是不利的。
美國外交反映對中國的恐懼
今天的中國，也同樣面臨選擇問題，是恐懼西方還是輕信西方？這兩方面的選擇都存在著。首先是過分恐懼美國。中國一些人過分恐懼美國主要是因爲美國恐懼中國所導致的。就今天的中美關系來說，所面臨的挑戰與其說是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倒不如說是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恐懼。中國花了很大的努力來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但美國的反應並不是中國所預期的。今天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說，今天的美國猶如二戰之後的蘇聯。今天的中國盡管沒有像前蘇聯那樣來組建反美國的同盟，但美國對中國的恐懼猶如當時的蘇聯對美國的恐懼，並直接反映在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第一，同盟關系建設。美國實行“重返亞洲”政策、強化和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國的關系、努力發展新盟國（例如越南等）。
第二，大量增強其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二戰後的很長時間裏，美國曾經是一個全方位的大國。但現在則不一樣了。經濟實力不如從前，其所推行的軟力量即民主自由也到處碰壁。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只好強調軍事力量。
第三，發展排他性的戰略性貿易。主要表現在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等方面。TPP是美國主導的區域經濟組織，但明顯排除中國，並且其中一個目標就是直接針對中國的國有企業的。
第四，想盡一切辦法把其同盟國淪落爲“附屬國”，聽從美國的領導。和日本的關系表現得很明顯。在日本民主黨鸠山任首相的時候，日本通過訴諸于建立東亞共同體來追求和美國較爲平等的關系。東亞共同體被美國視爲是“親中國”的，因此很快就被絞殺。安倍上台之後，走的是反華路線，這不僅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而且美國不惜以犧牲和中國的利益，來鼓勵日本等盟國挑戰中國。很顯然，美國所有這些方面的行爲和前蘇聯的行爲並無二致。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很多人，主要是民族主義者，也轉而恐懼于美國，主張要以牙還牙。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則把目前中美關系的緊張歸咎于中國的“強硬政策”，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在中日關系、南中國海問題、中印關系等等一些列問題上繼續“韬光養晦”、配合美國和西方的“情緒”。他們的確相信，如果中國這樣做，西方美國就會接受中國的崛起，中國崛起的和平性質因此能夠得到保障。
從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情況看，這兩種傾向性有可能導致中國的顛覆性錯誤。如果過于恐懼于美國，那麽就有可能陷入和美國的軍事競爭陷阱。一旦陷入軍事競賽陷阱，中國國民經濟就有可能被軍事化，就如前蘇聯那樣。這種可能性並非假設，而是有制度條件的，主要是因爲中國存在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一旦軍事競賽開始，大量的經濟資源就會導入國有部門，而非民營部門。而自由派的“願望”也一定會破滅，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國很難會走東歐那樣的民主化道路。執政黨一直強調中國不會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第二，即使中國民主化了，美國也會同樣把其地緣政治利益置于民主之上。
中國必須做正確的選擇，在內政外交上避免因爲過分恐懼西方和過分輕信西方而導致的顛覆性錯誤。在內政上，中國不可以簡單照搬西方經驗，但也不可以關起門來，自以爲是地搞建設。一方面要意識到中國內部建設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中國仍然需要虛心學習西方經驗來促動和促進內部的現代化，另一方面要清醒地意識到到學習西方並非走西方道路。這裏，中國需要一大批政治企業家，能夠結合東西方最佳實踐和經驗，把內部經濟建設和制度建設搞上去，學習西方，但做得比西方還要好。學習西方必須采取現實主義的態度，而不能抱過多的幻想和烏托邦精神。
在國際層面，中國要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繼續和國際接軌，在現行國際體系上往上爬。中國不可以學習前蘇聯那樣，脫離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另起爐竈，建設和西方相對立的區域或者國際體系。在全球化時代，這樣做，不僅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且不利于中國在國際社會發揮建設性作用，而對國際和平更不利。同時，中國不能盲目相信西方會和平地歡迎中國的崛起。
中國要善于建立自己主導的、開放性區域甚至國際性秩序。這裏要強調的是開放性。美國等主導的無論是戰略上的同盟關系還是經濟上的TPP等區域組織都是排他性的，中國主導的區域和國際組織如果要有競爭力，唯一的來源就是開放性，不僅向發展中國家開放，而且也向發達國家開放。目前所進行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是這樣一種開放性的區域組織，並且中國所確立的區域和全球性組織的目標，至少在早期並非取代現存國際組織，而是從補充的角度行使現存國際體系所不能行使的功能。未來的發展如何，取決于現存體系的改革和中國本身的能力。
簡單地說，開放性是中國經濟的本質。無論是內部建設還是國際秩序建設，都必須秉持開放性。而這種開放性就可有效避免過分恐懼西方或者過分輕信西方的顛覆性錯誤，同時也可確立和提高中國本身的自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