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宣布“重返亞洲”，意在避免亞洲落入中國的勢力範圍，這是美國的長期戰略意圖。實現這一戰略的方法和策略很重要。如果方法和策略失誤，就會走向反面。如果從美國的自我認知、美國和亞洲盟國的互動方式、中國的崛起方式，以及中國和亞洲國家的互動方式來看，盡管美國在亞洲有所獲，但失去更多。
美國的自我認知是美國作爲全球霸權的意識基礎，也是“重返亞洲”的意識基礎。在國際關系上，美國是道地的現實主義者，但在這背後是濃厚的道德主義情緒。所謂的道德主義就是美國把自己的霸權行爲“道德化”。美國曆來把自己視爲道德的象征，是一個仁慈的國際霸權。所以，美國一直認爲自己在國際社會做的事情是正確的，並且也認爲其他國家都會接受。
例如，美國在把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擴展到俄羅斯後院時，會對俄國說：“我是仁慈的，這樣做是我的權利，而且對你不僅無害，反而有好處。”同樣的，美國在把其地緣政治利益擴展到中國後院時，也會對中國說同樣的話。當然，如果俄國和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相信美國的話，世界會太平。但如果這些國家不信，美國會把它們“妖魔化”，並想方設法來懲罰它們。
美國自我“道德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首先，美國文化是宗教文化，具有高度使命感，要改造世界，把其他國家都改造成爲“更像我們這”（more like us）的國家。因此，和美國站在一起的便是朋友，否則就是敵人。第二，美國是被邀請做世界大國領袖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盡管美國已經崛起，但基本上還是個孤立的大國。是歐洲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爭（一戰和二戰）造就了美國的大國地位。歐洲主權國家爲了歐洲領導權發生戰爭，戰爭後誰也沒有能力來領導西方，新崛起的美國就被邀請成爲領袖。
第三，二戰後，美國領導整個西方遏制蘇聯陣營的擴張，更是最終通過競爭促成蘇聯的解體。第四，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裏，美國的確強大無比，其市場經濟、民主自由、軍事力量都是其他國家仿效和學習的對象。在國際事務上，較之其他國家，美國的體系確是比較開放和透明，其行爲比較可以預期，從而使得美國積累了很高的信譽。
許多國家不接受“仁慈霸權”
問題是，今天其他國家是否接受美國人的自我認知。如果接受，就沒有問題，美國仍然可以像往常一樣行爲；如果不接受，美國就要改變其國際行爲。答案似乎很清楚，越來越多國家並不能接受美國所認知的“仁慈霸權”。首先是俄國。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長期處于弱勢地位，沒有能力阻止美國的戰略貪婪，任美國地緣政治利益擴展到自己的後院。但一旦俄羅斯國力恢複過來，就會想方設法去“收複”往日失去的地緣政治利益。烏克蘭是最明顯不過的例子。亞洲在發生的也是類似的地緣政治情形。
在西方到達之前，亞洲國家之間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區域國際秩序，即以最大國家中國爲中心的“朝貢體系”。朝貢體系存在了數千年，直到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亞洲才衰落。之後，中國本身一直被列強所欺負，也完全失去了在本區域的地緣政治利益。
亞洲國家現在面臨的所有問題的核心，就是中國的崛起及對其地緣政治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崛起是世界經濟上的奇迹，但經濟崛起必然會對本區域的地緣政治産生重要的影響。從現實主義的視角看，至少有兩層意涵。首先，中國的崛起，其周邊形勢必然向中國傾斜，有利于中國。中國的崛起帶來了龐大的利益，周邊國家必然會來分享這份利益。這和政府沒有關系。不管中國政府怎麽做都會這樣。如果看不到中國經濟崛起對本區域的影響，就會造成重大的誤解。
其次，中國政府的政策也很重要。中國政府推動著中國的崛起，但也要面對本身的崛起所帶來的問題。例如，如何使得中國的崛起和平而非暴力？如何使用崛起所帶來的機會？任何崛起中的國家是不會放棄其地緣政治利益的，中國亦然。至于中國采用何種方式來“收回”和“保護”其地緣政治利益，則是另外一個問題。當然，中國政府所采用的方式，並不簡單地取決于自身，而取決于中國和美國、亞洲等國家的互動。
美國把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所有變化，全都看成是中國政府的作爲。實際上，中國和美國根本就沒有地緣政治沖突。世界上沒有國家能享受美國那樣安全的地緣政治環境和安全。美國所面臨的問題，在于美國的地緣政治觀和美國的絕對安全觀。由于過去一個多世紀卷入世界事務，又充當世界警察，美國把全世界都視爲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包括俄國和中國的後院。美國也一直在追求絕對的安全，而非相對的安全。只要美國認爲還存在可能挑戰其霸權地位的國家，就會感覺到不安全。中國過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是美國人沒有預測到的，因此感到巨大的恐懼感。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美國實現全球性地緣政治利益和絕對安全的方法。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加強和同盟的關系。在亞洲，爲了再平衡中國，美國強化著和同盟的關系，而這也在急劇地改變著美國的同盟與中國的關系。美國的同盟戰略，使得亞洲不可能形成傳統的自然區域國際關系秩序。如果沒有美國因素，美國的這些同盟國就會找到其他更有效的辦法來和中國打交道。但和美國的同盟關系給它們一個想象，好像不管它們對中國采取什麽政策，美國都會永遠在背後支持。這就給這些國家提供了“綁架”美國的條件。爲了制衡中國，美國似乎更願意被“綁架”。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也失去了很多東西。
美國信譽“附加值”在遞減
首先，美國信譽的“附加值”在迅速遞減。美國能夠真正保護這些同盟國嗎？在這個問題上，人們並沒有共識。有人相信美國在衰落，有人相信美國仍然會保持爲最強大國家。但中國已經崛起並且還在繼續崛起則是普遍共識。中美關系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誰也缺少不了誰。同時，美國在同中國的合作中可以獲得巨大利益，至少是經濟利益；這種利益遠超過美國和一些同盟國的關系。因此，越來越多人也開始相信，如果中國和菲律賓發生沖突，很難說美國願意爲了菲律賓和中國發生正面沖突。在人們的認知中，隨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強大，美國對其同盟所做出的“承諾”的實際價值正在遞減。
其次，美國也正在失去其國際關系中的道德立場。這主要表現在日本問題上。在冷戰期間，美國爲了對付共産主義陣營，原諒了日本。今天，美國爲了對付中國，也在原諒日本。但日本可以通過美化戰爭的曆史，來成爲正常的亞洲國家嗎？中國和韓國決定不忘記曆史。日本的國家正常化並非中、韓等國所能制約，更多是美國的事情。但一個美化戰爭的日本，很難讓中國和韓國接受。即使這兩國被認爲是“過不了曆史這一坎”，但道德上並不爲過。東南亞一些國家決定“原諒”日本，只是說它們采用了現實主義的態度，並不是說它們承認日本侵略的正當性。從長遠看，一個沒有道德立場的美國，很難讓中、韓等亞洲國家接受其領導地位。
和從前的一些大國一樣，美國背負著大國所特有的同盟負擔。一個國家能夠有多少國際空間，完全取決于其實力。實力強了，不擴張空間也會擴大；實力弱了，拼命維持最終也會衰落。清朝就是因爲不切實際地要去實現對朝鮮半島的“承諾”，直接導致了和日本的戰爭。如果清朝能夠及時“退出”和朝鮮的“同盟”機制，情況就會有所不同。“退出”國際空間做得比較成功的案例，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等從其殖民地的“退出”。這些國家都能夠果斷決策，體面地退出殖民地。蘇聯的解體也和其同盟政策有關。蘇聯如果更早地“退出”，情況就會很不同，至少不會突然解體。今天的美國也面臨其同盟的負擔。盡管國力不那麽行了，但還是想方設法來“平衡”中國。
美國並沒有完全思考清楚
對“再平衡”政策，美國並沒有完全思考清楚。從國際關系的曆史看，從前所有的平衡都是在兩大敵對集團之間，例如古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一戰和二戰的歐洲聯盟之間、冷戰時期的美國和蘇聯等。但現在的中美兩國關系，根本不是兩個對立集團的關系。兩國各方面的互相依賴程度，已經高到使一些學者稱兩國關系爲“中美國”。並且，美國有聯盟，中國沒有。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中國的平衡似乎越來越難。中國對美國不構成任何威脅，美國如何平衡中國？太平洋對中國沒有那麽重要，其象征性遠遠多于實質性。能夠跨越人們所說的“島鏈”，只是中國力量的象征，中國不會跨越太平洋而去叫戰美國。美國也知道這點，因爲中國的情況和蘇聯完全不同。所以，美國在強化其和同盟關系時，盡量想折中，一方面公開站在其聯盟這邊，另一方面又要強調這不是爲了圍堵中國。美國的這種行爲越來越難。
更爲重要的是中國近年來對美國可能圍堵的態度，發生很大變化。中國如果恐懼于美國的圍堵，就會改變政策。前些年，中國的確把美國所做的一切都視爲威脅。但現在中國對美國的圍堵話語變得不那麽在意了。中國已經成長到不可被圍堵的程度，也不害怕被圍堵了。這表明，中國已經開始走出處處“回應”美國政策的被動階段，走上了“自主”政策的積極階段。
如果中美兩國繼續合作，亞洲國家可以繼續整合，甚至是更大的整合。但如果中美兩國交惡，亞洲國家就會很快分化。一些靠向美國，一些靠向中國。這也就是爲什麽人們擔憂東亞和東南亞，是否會再次進入類似美蘇冷戰那樣的國際關系格局。
不過，中美關系仍然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根據美國自己的說法，“重返亞洲”來“再平衡”中國是爲了保護國際法的尊嚴、確保航行自由、確保安全穩定等等。但所有這些何嘗不是中國的最大利益呢？作爲崛起中的大國和最大貿易國，沒有比這些對中國更具重要性了。再者，美國在亞洲的再平衡，除了承諾保護其同盟外，最根本的還是對中國的深刻恐懼感。隨著中國的繼續崛起，和美國冷戰式聯盟對美國所帶來的代價的快速遞增，美國的對華政策也有可能有重大的調整，從“再平衡”轉化到前些年的G2方式，即中美兩國以合作的方式而非對抗的方式，來解決亞太國際秩序問題。G2方式和今天中國所提倡的“新型大國關系”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G2方式並不是說中國會變成今天西方媒體所描述的“惡霸”；相反，中國的文明自信會促成中國在有能力保護自己地緣政治利益的同時，建構一個包容美國的和平的亞太國際關系。對美國來說，無論從哪個角度看，G2的方式對美國所能産生的利益，遠大于“再平衡”的方式。美國的“再平衡”不僅已經在很短時間裏導致了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失衡，也使得美國在失去亞洲。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從“再平衡”到G2的轉換也不是不可能的。
（作者鄭永年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感謝作者授權本站轉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