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學習和提升在新加坡語境中似乎已經慢慢成爲一個經久不衰卻有時令人困惑的話題，長期以來對華文學習的刻意強調反倒可能吊詭地陷入表演性的怪圈，華文學習正在日益演化成爲一種複雜的姿態：或者是力圖喚醒廣大民衆改變舊有的思維重新認識華文的經濟價值，或者是安撫越來越被邊緣化的華校生等弱勢群體給他們以追憶的空間和憑吊的管道，或者是對抗所謂外來文化入侵所造成的單一化惡果等等，不一而足。但在我看來，華文學習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華文學習愈來愈成爲一種蒼白的口號，雖然不時更新、甚至力求花樣翻新，但收效甚微。
一段時間以來，培養雙語（更誇張的是雙文化）精英的呼聲在官方和民間都有擡頭的趨勢，在回顧數十年前老一輩人令人贊歎的雙語（甚至是多語）能力的同時，我們也慨歎新一代人整體語言能力的下降，尤其是書寫能力，不論是英文，還是華文，似乎都有令人汗顔之處。雙語精英口號的提出原本值得振奮，但是，在我看來，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呼聲仍然可能更多是流于虛妄，哪怕是我們只是考慮到乘搭經濟順風車的需要，這種可能性仍然令人質疑。
急功近利思維的尴尬
從某種意義上說，力圖在短短一兩年內培養華文精英簡直就是癡人說夢，其虛妄一點都不亞于當年中國的大躍進，這似乎同某些人所鼓吹的三天就可以掌握《論語》的精髓一樣好高骛遠又贻笑大方。
單純以爲力圖掌握了現代漢語就可以同中國人做生意絕對是一種非常膚淺的認知，因爲相當多的文化積澱和語言（尤其是俗語、成語等）莫不和中國古代文化息息相關。比如耐人尋味的是，我的祖母生前根本沒有機會接受任何正式的文化教育，但我在同她的交往中卻屢屢聽到她熟練的運用成語進行事務和價值判斷。當然，從她的個案來看，有關古代文化的評書和戲劇可能成爲她間接吸收此類文化價值的主要渠道。
在古代文化、漢語與現代漢語之間自然存在著不容分割的密切關聯，這當然也是爲什麽中國人仍然可以在幾千年後的今天繼承並發揚遠古時代的精深文化，聆聽諸多先賢的諄諄告誡，當然也可以與他們神遊，與在同一個主題有著不同發揮和洞見的大師們對話。反過來，這些古代的智慧和文化倫理同樣在今天的中國人身上發揮作用，盡管前者在近現代的許多場景中備受打壓。
需要進一步明了的是，當代中國也是一個臥虎藏龍的複雜與流動世界。地域的差異、文化的沖突與整合、語言的豐富與多變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而想在一兩年內培養雙語精英無疑更加凸現了新加坡的功利思維和對中國認知的匮乏。不要說是農村和城市等的差異，單純是大都市之間，北京、上海、廣州等就可以讓外來人慢慢驚訝與學習，耗費相當多的精力。更加複雜的是，在許許多多不同的城市裏，其文化品質和城市個性（如果有的話），都是一個不斷發展和演變的過程。尤其是在日新月異的今天，稍有不慎，一個人可能就會被某個城市的（文化）潮流抛棄。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以經濟“騎劫”語言/文化的做法是相當可怕和愚蠢的行爲，誤導性很強。當我們如果以半瓶子水的“精英”來指導我們的未來時，我們缺乏的可能不僅僅是學習華文的熱誠和虛心（許多洋人學習華文卻表現出與某些新加坡人迥然不同的心態），而更可能因爲自大會造成難以避免的誤差和褊狹。
本土語言政治的限制
我們知道，語言學習的最重要的客觀因素就是適宜的環境，當然主觀因素源自學習者的天分、熱誠和持之以恒。很可惜的是，回到華文學習的課題上來，今天的新加坡在這兩方面都難以真正滿足。
從語言環境來講，華文的地位偏安于一隅。我們往往會爲擁有超過70%以上華人的新加坡的華文水平感到汗顔或疑惑，但其實我們更應該看到如下的事實：英文作爲工作和第一語言的地位雷打不動。這已經內化到普通新加坡民衆的血液和思維中去：在新加坡，不懂英文或英文不好就沒有（好）出路。反觀華文，內在的強制自然是缺席的，外在的鼓勵和強制卻也是步步退縮。
當華文越來越成爲可有可無的實質點綴時，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何政府的苦口婆心變成口幹舌燥。所以也難怪吳元華先生在他的論文中宣稱，“新加坡華人有必要調整看待英文和華文定位的傳統思維，接受英文已經不再是外語，而是廣大新加坡人工作和交際的通用語的事實；華文作爲第二語文，其水平和使用範圍難以跟英文並駕齊驅，華文課程也必須跳下傳承文化傳統和民族價值觀的道德神龛，成爲生活和經濟語文。”
問題在于，如果華文不能承擔文化傳承和價值人文的塑造，難道我們指望作爲工具語言的英文來承擔這個艱巨的任務？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們放眼全球的文明和文化，稍微有點文化認知基礎的人就會發現中華文化獨特的偉大、神聖、連續和博大精深。當我們選取功利、物質欲望作爲自己生存的追求時，這種放眼長遠、厚積薄發或許才可能創造性産出的高成本投入——文化傳承與創造自然成爲發展的累贅和不屑一顧的對象。問題在于，我們的社會不應該單純崇尚快樂的物質的豬的理想，我們同樣需要哪怕痛苦的高蹈而精深的天才。惟其如此，我們的時代才不會全盤墮落，才可能在危機時實現內部的自我拯救與發展。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即使我們成功地輸出了自己的人才到中國進行短暫的進修，也學到了一些東西，但是，一旦他們返回了新加坡，他們如何保持跟中國的密切聯系？他們如何在發育不良的華文環境下延續他們的自我提升？須知語言和文化學習是一個終生的事業，如果他們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一點皮毛心得，再將自己跟本土的華文整體性貧血進行比較的話，他們似乎更加缺乏與時俱進的激情與動力。而所謂的雙語精英不過是一種自封而已。
同時需要表明的是，不僅僅要將雙語精英的培養時間拉長，比如讓他們可以到中國不同的省市地區學習10-20年（在此過程中，同樣也輸出自我的經驗給新加坡人），而且我仍然覺得雙語精英似乎首先是華語精英比較可行。畢竟，華文與其背後的中華文化是一個太過複雜與深邃的寶藏，華文的獨特書寫模式不僅僅是語言問題，同時也是思維與自我等的形塑問題。比較而言，可能中華文化的相對內斂與包容性可以讓這些精英們更好地吸收其他文化。也因此，雙語精英才更加容易成爲可能。反過來，我們看看本土的所謂學貫中西的前輩精英們，如林文慶、辜鴻銘等人的文化缺憾與視野就知道雙語精英如果從華文精英開始才更爲可能。
同時，我們也可以換一種思維思考，與其執著于雙語精英的迷思中，或許我們培養更加精尖的專語人才反倒吊詭的有可能實現雙語精英的目標。新加坡作爲雙語學習的社會橋梁，具有語言和文化傳譯的溝通性，當有一天我們的單語能力即使置于大中華文化圈內也是佼佼者時，那我們的雙語精英也可能因此而産生。
我們今天的華文學習似乎越來越墮入本末倒置的誤區，當我們更加強調學習法的時候，更加過度強調輕松愉快（甚至是浮淺）的學習策略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精深的華文學習更應當是精神之旅，在其中有痛苦，有歡樂，有枯燥，但也有充實的喜悅。但是，總體而言，從積累到創造，從起步到騰飛，總是一個相對艱苦的奮鬥過程。當我們不從源頭而從表面找尋華文學習的問題的時候，我們的許多對策也因此顯得膚淺輕快有余，沉澱不足，因而缺乏應有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一言以蔽之，雙語精英的批量誕生還需要走太長的不容樂觀的路。
作者朱崇科，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魯迅及華語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研究者，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教授。新浪微博：http://weibo.com/zhuchong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