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任何一本民主教科書，人們總是把諸多美好的價值和民主政治聯系起來，例如免于專制之苦、政治參與、個人權利的實現、社會的和諧、經濟發展、高收入、社會公平等等。這也就是爲什麽自近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把建設一個民主政治秩序作爲目標的原因。不過，上述這些美好詞彙只是對那些發達國家的民主社會的描述。
盡管發達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的民主，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但這些價值或多或少都已經成爲現實。然而，當人們離開教科書和西方發達國家，而把目光轉移到非西方民主國家的時候，除了少數幾個國家，情況就不是像民主教科書所描述的那麽理想，也看不到西方民主那樣的情形，甚至剛好相反。在非西方社會，很多民主面臨著無窮的社會沖突。近來的泰國、烏克蘭、委內瑞拉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爲什麽會這樣？
要理解這種現象，人們就要理解西方式民主的擴張過程。盡管世界各地近代之前存在過不同形式的民主，但西方民主成爲主體之後，從西方向非西方社會傳播開來。在人們把民主視爲一種需要追求的價值之前，必須把民主視爲是一種國家建構的制度方法。總體上來說，在一些時候，民主促成了國家的建構，但在更多的時候，民主是國家解構和破壞的力量。
在兩個曆史階段，民主具有建設性作用。第一個曆史時期是帝國解體之後，民主成爲國家建設的主要政治形式。帝國解體之後，世界進入民族主權國家時代。在西方，在帝國的廢墟上不僅産生了一個個獨立的國家，而且也産生了商人階層和資本階層。那個時代，精英民主對國家最具有建設作用。在國際層面，西方確立了主權原則，承認各個國家的主權，並且互相承認，互相尊重。一個主權國家不幹預另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這使得各主權國家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來進行國家制度建設。
在國內，君主貴族和商人資産者也能經常達成政治妥協，實現精英民主。簡單地說，君主爲了統一國家，需要大量的經濟資源，因此必須尋求商人的支持。國家的統一能夠形成一個更大的民族市場，因此也符合商人資本的利益。商人資本一方面出錢支持國王的國家統一大業，同時也擔心國王會侵害和掠奪他們的利益，因此要約束和限制國王的權力。議會、法治、財産權等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系列的西方基本國家制度，都是君主貴族和商人資産階層互動的産物。
西方在建立民族國家過程中，所提出的理想原則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這一極端自由主義的原則，不僅在西方民族國家的曆史上經常導致沖突和暴力，更成爲後來後發展中社會的國家建設不可克服的障礙。
對國家建設而言，民主具有建設性的第二個曆史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反殖民地運動。在第一個階段，民主主要發生在西方。在這第二個階段，民主主要發生在非西方社會。在反殖民地過程中，民主扮演了整合和團結的作用。如同西方社會，大多數非西方社會也表現爲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特征。反殖民地表明，這些不同民族都面臨一個外在的敵人，即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者。這促成了一些後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各種民族的聯合，在反殖民地過程中，建成多民族國家。
“非自由民主”是曆史過程
在這兩個時代，所謂的民主都是精英政治，民主是精英之間的政治博弈。主權國家時代的民主主要發生在西方。西方民主在大部分時間裏表現爲精英政治，選舉權僅僅限于少數社會群體，是非常有限的民主，例如存在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産限制、性別限制（婦女沒有選舉權）、族群限制（少數族群沒有選舉權）等。西方學者現在經常把非西方社會的民主，描述成爲“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以區別于西方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其實，這並不符合曆史事實。西方民主在大部分曆史時間裏，也是非自由民主。所謂的“自由”僅僅限于少數人之間，也就是精英之間。在反殖民地運動階段裏，民主也是精英政治。事實上，大多數反西方殖民地主義的政治精英，都接受過西方教育，民主主要表現爲受過西方教育的本土精英，和西方宗主國精英之間的沖突。當時，本地老百姓的民主意識並不高，屬于動員型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說，人民是被動員進入民主政治過程的，而非像西方國家那樣，商人資産者是自下而上的參與。動員型民主的這一特征，也爲這些國家的民主留下了負面的遺産。這些國家的民主化主要是來自意識形態，包括民族主義（反對殖民地主義）、對民主價值的向往、趕超西方國家等等。問題在于，對意識形態的支持不能持續多久。當民衆開始追求西方國家人民所具有的民主價值的時候，麻煩就出現了，理由很簡單，這些國家根本不存在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條件。
今天，不管已經民主化了的國家的民主現狀如何，民主已經俨然成爲各個國家的國家建設主要原則。但從冷戰結束以來，民主的現狀來看，人們不難發現，除了少數幾個案例，民主所發揮的更多的是解體現存國家，而非建設國家。我們現在面臨這樣幾種主要沖突情形。
導致內部的多元沖突
第一，民主導致多民族國家的解體。最顯著的就是蘇聯解體之後，俄國和東歐國家版圖的變化。這一事件不僅導致了聯合國會員國的激增，也導致了無窮的民族沖突。民族主義的沖突一直和俄國、東歐國家的民主化緊密相關。從烏克蘭等國家的現狀來看，這樣的沖突還遠遠沒有結束。
第二，政治和族群、宗教之間的沖突。族群和宗教經常成爲一個國家內部政治組織的單元。在中東等地方，這種情形非常明確。民主化就導致了以族群、宗教爲單元的組織之間的沖突。埃及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表現爲世俗化了的政治群體，和宗教化群體之間的沖突。土耳其也是一個例子，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
第三，階級鬥爭和沖突。階級鬥爭在西方民主化過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上面所說的君主貴族和商人資産者之間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工人階級崛起之後和資産者之間的鬥爭也是階級鬥爭。如果階級鬥爭過于激烈，民主政治就會走向亂局。西方的經驗是發展各種妥協機制，來調和階級矛盾。最爲成功的是通過各種社會政策和經濟發展，塑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産階級。但是，在後發展中社會，社會只有兩個階級，即富人和窮人，並且窮人占大多數。在缺少一個龐大的中産階級的情況下，民主失靈，造成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無窮的階級沖突。有意思的是，這些國家的政治人物都會把民主稱爲“人民的力量”，動員自己的支持者，而于國家整體利益不顧。泰國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第四，階級和民族的再造及其所導致的沖突。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民族”實際上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于是乎，政治人物爲了自己的利益，就紛紛構造起民族來。台灣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除了少數原住民，所有的人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漢人。但即使是同一個民族的人，政治人物也可以把他們分爲“本省人”與“外省人”，而且所動員起來的兩者之間的沖突，並不亞于不同民族之間的沖突。香港正在民主化，但也出現了類似于台灣的趨勢。實際上，“民族”的概念是一個主觀的概念，並沒有一個明確的邊界。政治人物可以隨心所欲地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塑造。如果這樣，沖突就會無窮無盡。
如果“民族”可以塑造，“階級”也可以塑造。在全球化時代，社會流動激增，很多外來移民經常成爲新的階級。一旦涉及到民主政治，本地人和外來人的沖突，也經常會變得不可避免，原因很簡單，民主意味著“本地人”，而全球化下的社會流動則意味著“外地人”。
和民族國家建設的前面兩個階段（即帝國解體之後和反殖民時代）不同，現在的民主都是大衆民主。客觀地說，後發展中社會盡管並不具備西方那樣的有利于民主化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條件，但在民主化的速度上遠遠快于西方，即大家都是一步到位的大衆民主。在民主成爲人們所追求的價值之後，任何國家都不能再去重複西方的道路，即規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産限制、性別限制和身份限制等等。
也正是因爲一步到位的大衆民主，民主爲政治人物操縱人民，創造了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條件。在動員人民的過程中，政治人物的“人性惡”方面表露無遺，民主無一不淪落爲民粹主義政治。實際上，傳統的民主制度運作的一些假設已經不靈。傳統上，人們假定在民主社會，人人都是理性的，能都收集到足夠的信息，來判斷政治人物，從而做出理性的決策。但在民粹主義氛圍下，“理性的政治人”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更多的社會成員，只是被動員才成爲被動的政治人，做被動的政治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所謂的“人民的力量”，經常是破壞人民利益的有效工具。
總而言之，民主政治在當代國家建設或者解體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學術界和政策界對民主政治的爭論和反思。至少有兩個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第一，民主是否是當代國家制度建設的有效工具？除了少數幾個例子，人們只看到民主在解體國家，而並沒有看到民主所帶來的制度建設成就。第二，各種專制制度早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根據，但大衆民主也同樣出現了巨大的問題，那麽我們要追求一種什麽樣的政治秩序呢？
（文章來源于早報網，作者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