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點義見】許振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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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周晚上都埋在書刊和文稿堆中。王三龍、陳楚楠、林有福、洪絲絲、黃慶昌、鄭安侖、許允之……這些讓我越來越熟悉的人物和文字，在編纂《金門先賢錄—新加坡篇》的時候，逐字逐句反複閱讀、查詢、考證、推敲，大概也給我的老視加了一些度數。
這本書的編輯工作給我最大的感觸之一，就是祖輩們認同意識的轉變。
祖輩下南洋爲的是求活路、討生計，以養活遠在家鄉的老小。他們當中多數人的終極目的是榮歸故裏，衣錦還鄉。“過番”或“落番”只是謀生手段，他們仍以“唐山”（即中國）爲身份認同。他們自稱僑民、僑胞，設立的學校命名爲南僑小學、華僑中學、南洋大學等，早期本地主要中文報章如《叻報》、《星報》、《總彙新報》的日期欄都先排清帝年號，後排公元紀年，在在說明了以唐山爲認同。即使到了建國初期，許多華人仍有意無意地以唐山爲認同。我的一位小學華文老師就教導我們“國父是孫中山”。我祖母在世時去金門探親，按她的話說，就是“回”唐山。
情感上對故鄉的抽離，恐怕至少得等到第二代移民之後才辦得到。國人開始真正以本地爲認同和政治效忠對象，大概是建國初期之後的事。以赈災救難爲例，上世紀20年代，叻埠華僑向華北水災難民捐助和30年代支援抗日戰爭，出發點都是以愛國愛中爲號召，而到了90年代捐助長江水災和2008年捐助汶川地震難民時，則是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兩者有著根本的差異。
過去20年，我們見證了一個新移民潮。與我們祖輩一樣，許多新移民在感情上仍與故鄉無法切割。我有些新移民朋友，盡管他們在本地已經定居近20年並已入了籍，但是在聊天時還是經常自稱“我們中國人”，提起中國就是“國內”。這或許是語言習慣一時難改，但更有可能是主觀情感上仍未能抽離，視角還沒調整過來。
我有個朋友是永久居民。她前幾天到市區散步拍了一些景點照片，把一張橫跨新加坡河的埃爾金橋（Elgin Bridge）照片上傳微信的朋友圈裏。她有所感觸寫下：“火燒圓明園的罪魁禍首是英國遠征軍司令額爾金伯爵（James Bruce, The 8th Earl of Elgin）。額爾金下令燒毀圓明園，這裏卻有座以他名字命名的橋”這段話。（編注：本地譯爲埃爾金伯爵）
我看到後跟她說，這道橋的前身是座鐵橋，建于1862年，那時埃爾金伯爵剛接任英屬印度總督，海峽殖民地歸他管轄，此橋便以他爲名。
她說，感受就如前陣子印度尼西亞爲兩艘軍艦命名。
我接著解釋，以埃爾金伯爵命名這座橋，與印尼海軍以“奧斯曼·哈倫”命名護衛艦，雖然形似，但不完全可比。奧斯曼和哈倫是基層軍官，別無功績，對印尼的唯一貢獻就是在對抗時期滲透馬來亞制造混亂，包括造成平民傷亡。反觀埃爾金伯爵，誠然，火燒圓明園對中國來說是罪惡，但對英國來說是爲了報複虐俘，這事在曆史上本來就存在爭議。而且，他列土封疆20年，經略牙買加、加拿大、印度，對英國而言功勳卓著。殖民地政府在自己的轄地上爲新橋取名，當然以英國的視角爲出發點。
我朋友後來說，由于她微信上（對新加坡）的抗議太“熱烈”，只好把它刪了。她說，許多朋友盡管知道這道橋的命名與現在的新加坡人沒有關系，但是因爲對他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憤怒，大家情緒激動言辭之間，難免殃及池魚。“有時理智不總戰勝情感”，她總結說。
在她的朋友圈裏，我看到一些已入籍我國的新移民也對此橋的命名不以爲然而對我國不滿。我對此完全可以理解。在社交媒體的環境裏，許多人不會去費時費力從特定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嘗試理解問題，也不去分辨事實主體，而是簡單的選擇以情感戰勝理智，找個趁手的泄憤對象。
一些新移民的情感和認同往往還萦繞家鄉，這不是一本鮮紅護照、一張粉紅身份證，以及半分鍾的效忠誓言就能即刻改變的。就像我們祖輩魂牽夢繞著唐山一樣，我們不必、也不能對此多有苛求。反過來看，如果他們的情感和認同這麽容易轉移，那才是真正可悲可怕。
對本地的認同，相信到了第二代移民自然水到渠成。我有許多新移民朋友的第二代，尤其在本地長大的孩子，無論在言語、生活習慣、身份認同或價值觀上，都已經完全本土化了。我們當年不也是這樣從新客慢慢轉爲老客的嗎？
對當代新客，我們身爲老客應該多一些包容，多一些支持和理解，也多一些溝通和交流。新客也應該時刻提醒自己的身份已經轉變，該抽離的就該慢慢抽離，該認同的就慢慢認同，看待事物也該慢慢習慣從本地視角出發。雙方都得主動付出努力。
這才是融合共處之道。
（本文首發于《聯合早報》作者專欄）
作者許振義是南洋嘉木商務咨詢創始人，曾任新加坡駐中國商務領事，通商中國總經理，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事務處主任。目前作者從事翻譯工作及新中兩國商務、教育咨詢。聯系方式：[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