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一系列族群政策被研究族群問題的學者認爲促進了民族融合，新加坡也因此保持了多元族群的和諧共處。
“當你看新加坡的族群融合問題時，我會說我們別無選擇。”新加坡官委議員陳慶文(Eugene Tan Kheng Boon)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官委議員是由總統委任的議員，陳慶文是本屆新加坡議會9名官委議員之一。同時，他也是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的副教授，新加坡種族關系法律和政策是他教學和研究的領域之一。
在多元族群共處的新加坡，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比鄰而居。爲了避免出現單一族群聚集，新加坡政府實施不同族群的配額制，要求每一棟組屋都有不同族群的人居住。同時，新加坡實行雙語教育，學生在學校除了要學習英語，還需要學習所在族群的母語。
新加坡的一系列族群政策被研究族群問題的學者認爲促進了民族融合，新加坡也因此保持了多元族群的和諧共處。
新加坡被認爲成功處理了多元民族的共處而帶來的問題。
新加坡別無選擇
記者：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你認爲實現不同族群的融合有哪些關鍵因素？新加坡都做了哪些努力？
陳慶文：新加坡曾經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當新加坡獨立之後，我們需要讓新加坡成爲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而不是比如是華人的新加坡，雖然華人占我們人口總數的大約四分之三。
對有些國家來說，他們會覺得如果照顧到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那就足夠了，這樣足以贏得選舉。而在新加坡，我們的領導人很有先見之明，他們意識到讓少數族群感到安全是重要的。
我們的政策被稱爲多元種族主義，每個人都被同等對待，無論他們的種族、語言、宗教是什麽。這其中有幾個原則，一是新加坡面臨的多元民族情況不會發生變化。第二，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我們的國家是基于這樣的基礎成立的。第三，如果你能讓少數族群擁有安全感，多數族群也會擁有安全感。
如果因爲民族問題造成緊張局面，我認爲，作爲一個國家就不能算成功。爲了保持國家的團結，也爲了吸引外資，我們別無選擇。
記者：新加坡在1989年引入了民族融合政策(EIP)，這一政策的效果如何？
陳慶文：民族融合政策只針對新加坡的組屋，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大約85%的人住在組屋裏。政府可以對公共住房進行管理，對每個族群設定配額。這種配額制度是要確保組屋的各族群人口比例與全國水平大致相當。
在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人傾向于通過族群選擇居住的社區，政策制定者擔心這會形成一塊飛地(enclave)，形成華人聚居區或者馬來聚居區。我覺得我們的政策是成功的，因爲我們沒有看到飛地的形成。當各民族的人混居在一起，人們可以理解不同的文化。在我們的組屋，你會看到不同種族的人，他們在市場碰面，一起參加各種活動。
記者：如何看待小印度和唐人街的存在？
陳慶文：這些區域不是公共住房，它們事實上反映了英國殖民時代是如何管理多民族人口的，他們把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各自集中在不同區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沒有太多機會交流互動。這些都是曆史性的區域，不屬于住宅區，因此政府的政策也不適用于此。
記者：但對于組屋實行的配額制度，也許有人會說你不能規定我在哪裏居住。
陳慶文：民族融合政策遠比人們在哪裏居住這件事情具有更深遠的意義。民族融合政策最終也會影響政治。當你把不同族群的人口按比例分配，在選舉時，政客想要拿種族問題做文章就變得不可能。如果形成的是華人聚居區、馬來聚居區，爲了贏得選票，競選者可能提出種族問題，提出傾向于華人或者馬來人的政策。但當一個地方的選民來自所有不同的族群，競選者想要贏得選舉，就需要得到每個群體的選票。
雖然有人會說新加坡四分之三的人口是華人，如果有人提出傾向于華人的說法，他會贏得更多選票選舉。但經過這麽多年，新加坡人已經形成這樣一種意識，即如果有人試圖以種族做文章，選民會覺得需要對這個候選人保持警覺。
雙語教育有助于提升種族融合
記者：在新加坡有沒有哪個種族是受到優待的？
陳慶文：我更傾向于使用不同待遇的說法。馬來人在新加坡的憲法享有特別的地位，他們是新加坡的原住民。
新加坡也擔心，在獨立後，馬來西亞會密切注意我們如何對待馬來人。我們不希望他們幹預我們如何對待馬來人這件事情。就像俄羅斯對烏克蘭說，我們不喜歡你們對待在烏克蘭的俄羅斯人的方式。所以馬來人在我們的憲法中有特別的位置，但他們沒有特別的權利。在馬來西亞，馬來人不僅有特別的位置，也享有特別的權利，比如政府工作、獎學金、土地都對馬來人留有一席之地。
在新加坡我們奉行的是擇優錄取制(meritocracy)，也就是說最優秀的人得到工作，而不是說如果你是華人就會有優勢。馬來人只有在宗教方面才會有不同的待遇。在新加坡，99.6%的馬來人都是穆斯林。新加坡沒有官方的宗教，但在每個組屋，政府都會爲清真寺保留土地。
記者：雖然華人在新加坡占有絕大多數，但中文在新加坡的使用程度並不如英文，事實上，馬來語才是你們的國語。
陳慶文：馬來語是新加坡的國語，我們還有四種官方語言，馬來語也是其中之一。新加坡的國歌是馬來語，國家格言也是馬來語。有人覺得馬來語不過是一種象征，因爲大部分新加坡人都不會說馬來語，但即便如此，這也是一種強大的象征。
當學生們在學校唱國歌的時候，也許他們並不明白歌詞的含義，但這有助于提醒他們這是馬來語，也有助于培養他們對馬來語享有這種待遇的認同感。
記者：雙語教育對種族融合有何重要意義？新加坡推行雙語教育的效果如何？
陳慶文：新加坡推行的雙語教育指的是，除了學習英語，你還要學習母語，而母語取決于你父親的種族。你需要學習英語和母語，當不同種族的人交流時，英語會成爲共同語言。雙語教育提供了一種共同語言。雙語教育之所以重要因爲它確保每個種族的語言是安全的。即使這是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馬來人會覺得自己的語言是安全的，因爲馬來學生需要上馬來語課程。
新加坡政府文件使用的都是英語。在1965年我們獨立時，我們的領導人就意識到英語是國際性語言。中國可以只說中文沒問題，因爲中國很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而當新加坡獨立時，我們只有200萬人口，我們不能指望我們說自己的語言，別人來理解我們。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選擇通用流行的語言。如果我們選擇馬來語，我們和其他國家做生意就會變得很難。但新加坡的語言環境也不是完全由英語主導。
記者：新加坡有一年國慶遊行慶典的主題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新加坡”，這是你們最終希望達成的目標嗎？
陳慶文：我想這是我們最終希望達成的。新加坡推行的多元種族政策承認人們有兩個主要身份，一個是種族身份，另一個也更重要的是公民身份。
政府希望達成這樣一個效果，即無論你的種族是什麽，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新加坡人。這是最重要的。這兩種身份可以在同一層次共處，但當發生沖突時，比如我們如果與馬來亞陷入緊張氣氛，新加坡馬來人必須將公民身份置于首位，即他首先是新加坡人。
對于多民族人口國家來說，這是充滿挑戰的。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擔憂，即種族身份是否會超越公民身份。這又回到我最初提出的觀點，如果你能讓少數族群感到他們的種族身份是安全的，他們會相信，強烈的公民身份不會以他們的族群身份爲代價。有人把這視爲零和遊戲，認爲更多的族群身份意味著更少的公民身份，但我認爲族群身份和公民身份是可以同時兼顧的。不過當發生危機的時候，則需要把公民身份放在首位。
對于新加坡來說，我們的國家建設還未完成。比如我們還未將穆斯林很好地融入我們的軍隊，一些領域還未對他們開放。雖然政府覺得已經有很多進步了，但馬來人覺得進步還是太慢。
記者：在2010年之前，每個新加坡人只能登記注冊一個種族，但後來新加坡修改了相關規定，新加坡人可以登記注冊多個種族身份。這一政策變化的動機是什麽？
陳慶文：新加坡有越來越多不同種族之間的通婚。在新加坡，40%的婚姻是國際婚姻，25%是不同族群的通婚，這可以表明我們的國家建設是成功的，即人們對和別的族群結婚沒有異議。
過去你只能根據父親的種族來決定你的種族，這有很大的制約性。因爲在不同族群的通婚中，他們希望孩子作爲混合種族的身份能夠被認同。所以他們改變了規則，允許雙重選擇，表現出了更多的靈活性。
它承認了社會的變化，即更多的異族通婚，人們希望能夠更准確地呈現他們孩子的根源和種族遺産。隨著時間的推移，面對這麽多不同種族的通婚，人們可能會意識到種族分類並不意味著有多大的不同。
信任需要時間來建設
記者：在上一次新加坡國家認同感調查中，有63%的受訪者認爲引入外國人才政策會弱化新加坡作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認同感。這是值得擔憂的事情嗎？
陳慶文：移民在新加坡是一個敏感問題。當新加坡政府允許外來人口進入新加坡，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但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未能跟上，所以人們會有不滿情緒。另一個原因在于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趕愈加強烈。當他們看到三分之一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是外國人，四分之一在新加坡居住的人是外國人，他們會産生更強烈的保護欲。
我認爲移民問題和民族融合問題是兩回事。當人們說外來人才可能削弱新加坡作爲一個國家的認同感，他們談論的更多是國籍，而不是種族問題。
記者：去年發生在小印度的騷亂事件呢？
陳慶文：雖然大部分參與暴動的人是印度籍勞工，但人們並不認爲這是種族問題，它的原因也不是出于此，他們可能對工作條件不滿，目前調查還在進行之中。如果新加坡人僅僅因爲參與其中的人來自同一種族就把它視爲種族問題，這才值得我們擔憂。
記者：種族問題在新加坡國會是一個常見還是少見的話題？
陳慶文：種族議題在新加坡國會並非少見，也並非常見，它是一個常規議題。
國會議員對這一問題的敏感性保持關注，同時又不讓它變得情緒化。不是說這些議題失去了控制，難以處理，只是與種族、語言和宗教相關的議題有時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解決。信任需要時間來建設。
記者：你認爲新加坡在處理種族問題上的經驗對中國有何借鑒意義？
陳慶文：我不確定新加坡的經驗是否對中國適用，因爲我們是兩個不同的社會，曆史也非常不同。但我認爲其中有一些共通的原則，比如確保民衆得到平等的待遇，無論他們的種族、宗教是什麽。政府需要確保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和宗教是安全的，同時也需要少數民族對國家保持忠誠。要意識到人有兩種身份，公民身份和種族身份；確保少數族群的安全，這也將提升大多數人的安全感。這些原則是適用的，但具體如何執行要由中國自己來決定。
（文/江玮，《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