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報道了中國國防大學今年初出版《新加坡發展之路》的消息。此書以借鑒新加坡經驗爲主題，建議有序推進政改；它的出版釋放了兩個信號——中國政改是有方向的；中共恢複了對新加坡政治模式可持續性的信心。
既提起了“新加坡模式”，自然又一次引發“中國是否該學習新加坡”這個30多年的老課題。
▲李光耀和鄧小平的會晤，拉開課題序幕
首先，“學習新加坡”這一說法，最初的版本是“借鑒”，並不是“學習”。此言出于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
他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鄧總設計師的範圍劃得很明確，一是社會治理，但後來中國官員到新加坡考察學習的多了，很快就越出這個範圍；二是借鑒；鑒者，鏡也，所謂借鑒，不是全盤照抄，東施效颦，而是通過對照，從中吸取經驗或教訓。
之所以不能全盤照抄，因新中兩國有三處基本差異。
從幅員上看，新加坡是城市國家，中國則是國情複雜的大國；新加坡是一級政府，令出即行，中國則是五級政府，時有人感歎政令不出中南海。船小雖好駕駛，也好調頭，但經不起風浪；大國資源豐富，左右國際局勢，但不靈活，治理起來極其困難。大國、小國各有先天優勢劣勢，這注定小國模式無法複制于大國。此其一。
▲蘇州工業園區，是兩國合作的試驗田
新中兩國政治體制不同，雖然都是一黨獨大，但中共是寫進憲法裏的執政黨，而人民行動黨每隔幾年就要接受一次選戰炮火洗禮。新加坡有反對黨的存在，盡管疲弱，但並非花瓶。資深媒體人鄭維認爲，新加坡體制有一個強大的糾錯能力，就是讓執政黨根據得票率，來反思施政出現的問題並且盡快做出改進。對執政黨來說，大選既是考卷，也是民意的溫度計和減壓閥；對反對黨來說，大選既提供了“翻身”的機會，但也有“被剿”的危險。因此，惟有切實爲民服務，才是政治人物成功贏得選舉的主要法門。
中國只有參政議政的民主黨派，不存在競爭執政權力的反對黨。對地方官員來說，既然政績考核壓力主要是自上而非自下，上級自然比百姓重要；民意無法通過選舉適時表達，因當權者無視而成爲民怨，積壓過久或爆發爲惡性事件，然後上級查辦撤職；無論繼任者是誰，只要考核模式不變，地方長官的行爲自然也不會變，長此以往，形成循環。兩國的上層政治結構存在基本差異，處于下層的社會治理和經濟管理結構自然無法複制。此其二。
新加坡是移民國家，劣勢是曆史短淺，擔心文化斷根，優勢是沒有曆史包袱，較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概念，較易塑形。中國曆史悠長，曆史包袱不少，而且還有意識形態之爭，接受新事物和新概念不容易。因此，新加坡作政治和政策創新時，壓力較小，中國則反之。此其三。
▲若幹年前的下南洋，又稱“過番”
既有三不可學，是否就沒借鑒的意義了呢？非也。本文試舉三可學。
首先，具體的城市治理和經濟治理模塊如環境治理、城市規劃、企業國際化、金融管理等，以及操作層次的制度，如反貪汙、公務員人事管理、政府危機管理等可學。由于體制不同，這些理念和制度無法全盤照抄，即便全盤照抄也無法達成同樣效果，但是，基本的理念和原則還是大體適用的。此一可學。
▲新加坡城市規劃館
▲新加坡水處理技術的傑作“新生水”
其次，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取得巨大成果，國際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故中國人多有“中國崛起”之雀躍歡呼，愛國主義高漲，時而盲目樂觀，忽略了仍然存在的許多重大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對外甚至形成非理性民族主義，鄭永年稱之爲“義和團主義”。新加坡也講愛國，但新加坡講愛國的基礎不是崛起意識，而是憂患意識。強調憂患意識的一個好處是常反思反省不足，修自身以備不料之患。中國是大國，立于此曆史關鍵點，若無崛起意識則無法銳意進取，但過分強調崛起意識恐易陷于冒進。若輔之以憂患意識，則能致中和。
再次，張之洞早在1898年已提出“中體西用”，洋務運動的失敗證明了此法之不可行。新中兩國目前都不是“中體西用”，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出適合自己的制度。新加坡雖繼承了以英國議會、司法系統和行政系統爲國家機器的治國制度，但作了大量政策和制度創新。另一方面，中國強調本身要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不是死搬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當前，新加坡政治正在轉型，同時繼續對繼承下來的西方制度作出本土化，等于是西體“新”化，化爲己用。
▲走向國際的新加坡企業
▲開進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的中國工商銀行
無論政治人物或人民乃至外商都在一步步探試、適應這些轉變，就如鄧小平所說之“摸著石頭過河”。治大國若烹小鮮，經不起折騰，就這點而言，中國可借鑒或至少觀察新加坡政治轉型之成敗案例，以新加坡爲活體標本，從中分析，揚長避短，一如當年的蘇州工業園區對中國工業化和城市治理之借鑒價值。
（原載《聯合早報》，作者許振義，隆道研究院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