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揚的自拍，40路的人管她叫“西西”。“心情壓抑了很久，”她寫道，“出來曬曬太陽吧。”

她們的美國夢

一個女人開始下墜。她長長的黑發紮成馬尾，脖子上披著黑紅相間的圍巾，她正在從四樓的陽台墜下，穿過11月霓虹燈閃爍的夜晚。

下面等著她的是40路，這是皇後區法拉盛一條環境粗陋的商業街。四周是中餐廳、狹促的店面，以及通往私下交易地點的昏暗樓梯間。爲生活打拼的人、無所事事的人和路人，都沒注意頭頂正在發生的事情。

距離一家餐廳閃爍的聖誕樹幾英尺開外，人行道即將爲這名女子的下墜畫上句點，但在此之前，想像一下她的墜落突然暫停——她的身體停留在半空。哪怕只有片刻。

她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她在那裏的名字叫西西。38歲的她顯得很年輕，跟一個年齡大她兩倍的男人維持著有名無實的婚姻；想成爲美國公民，希望卻越來越渺茫；喜歡喝喜力、紅牛，還喜歡吃凱辛娜大道一家哥倫比亞餐廳的烤雞。在競爭者看來，她的地盤意識很強，而且工作很拼。

這是感恩節後的周六，西西住在一棟破舊建築的頂樓公寓，爲此她向“老板”付了一大筆錢。她從市場買了不少吃的回來。她嘗試給在中國的弟弟打電話，但他睡覺了。她一直在跟朋友和客戶打電話，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一支由10名警察組成的掃黃行動隊盯上了。

她下樓站在門口，這是工作需要。沒過一會兒，她就帶著一名男子回到樓上——那是一名便衣警察；她手中緊緊抓住的手機給臉打上了一層光。在公寓裏發生的尴尬對話，使得那名便衣相信西西違反了法律，而西西也明白了對方是警察。她把他推出去，關上了門，雖然已無必要。根據經驗，她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

會來更多的警察。穿過那棟布滿灰塵的門廳，走過破舊的猩紅色地毯，爬上50級瓷磚台階。經過一個中文標牌，上面寫著這裏沒有駕校，你找錯了地方。然後，就到了她家門口。

手铐。被匆忙帶上警車。羞辱。再一次的羞辱。

從門旁邊的監視器上，西西看到警察上樓。她開始踱步，桌子上一只舉起爪子祈求好運的招財貓注視著她。

現在，他們正在砸門，大聲喊著“警察！開門！”。西西沖到公寓朝北的陽台上，那裏能看到樓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日日夜夜，晴天或雨雪天，這條街是她和搶生意的姐妹們沖著路過的男人唱響哀歌的地方：按摩嗎？按摩嗎？

在欄高只有2英尺（約合60厘米）的狹小陽台上，放著一把掃帚、一個桶和一個藍色小凳子。她踩了上去——然後開始墜落，跌向樓下四分之一紐約英裏(New York mile)、堅硬的紐約40路。

四分之一英裏。在那裏，普通話比英語好用，匆匆一瞥勝過語言。在那裏，性就在渾濁水箱裏的魚蟹旁邊進行交易。在那裏，烏煙瘴氣的住所由地方勢力控制，租給地下按摩院，警察不時進行掃蕩，移民女子一次次被捕，這座城裏沒多少人注意到這些。

重力占據上風

臥底警察的工作完成了，他走出大樓右轉——就在那一刻，那名剛剛向他提出用親密換取金錢的女子擊中路面，落在他的腳邊。一個以“西西”爲名混迹在40路的女子，她的真名其實叫宋揚。

在這條小街上，無論白天黑夜，總能聽見女人們喊著：“按摩嗎？按摩嗎？”

在腦海中的谷歌地圖上，從這條小街拉回，進入一個面積爲178平方英裏（約合461平方公裏）龐大、忙碌區域：林蔭大道和馬路、公寓大樓和獨棟房屋、兩座機場、一個大聯盟棒球場、世界博覽會的殘迹——它南北兩邊被大海、河流和海灣包圍。

作爲一個友善與對立兼而有之的矛盾之地，皇後區既是那位美國總統的出生地——他當選的原因部分是因爲一個反移民平台——也是230萬人的家，其中近半數人口都是在外國出生的。這裏的人們使用數以百計的各種語言，皇後區恐怕是全球最具語言多樣性的地方了。

每一天，從位于皇後區東南部的肯尼迪國際機場降落的班機上下來的乘客中，有許多是加入這一區隱姓埋名、充滿志向的移民。他們切菜、洗碗、清潔廁所、修剪草坪、開出租車。

一些人最後操起了皮肉生意。在南牙買加的一家機場汽車旅館爲皮條客賺錢。在可樂娜羅斯福大街昏暗肮髒的大樓裏等待下一個客人。或者，像宋揚一樣，在11月一個寒冷的夜晚站在法拉盛的街頭，用可愛的昵稱隱藏身份，招呼著男人，在影子經濟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通過她支付的高昂房租使其他人獲利。

“我聽說她是頭牌：年輕、漂亮，而且服務很棒，”旅行社職員、社區倡導者朱立創(Michael Chu)說，他就在40路她家對面上班。“人們排著隊等她。”

多年來，法拉盛一直源源不絕地提供著卷入地下性經濟的移民。全國各地對非法按摩生意的突擊行動屢見不鮮，往往被捕的女性都有一個法拉盛的地址。

這些按摩院定期消失又再出現，破壞了警方打擊行動，這些行動往往是在接到附近居民的投訴後進行的。這個行業的不透明也增加了人們的困惑。一些按摩院擁有合法的州執照；一些合法按摩院中存在女按摩師私下用肉體換取金錢；還有一些是非法運營、沒有執照的，這些地方根本對緩解脖子酸痛沒有興趣。

這些女性在情感上受到老板操控，對自己的所做作爲感到羞愧，不敢信任他人，鮮少對警方，甚至是自己的律師坦白自身情況。她們可能是爲了養活在中國的家人，或是爲了還偷渡欠的債，又或是爲了不想做餐館一類的辛苦工作，而選擇了這種賺錢更多的方式。無論情況如何，警察表示，她們一致保持沉默，這種做法進一步導致執法部門調查這些運營者敲詐勒索、販運人口案件的努力變得複雜起來。

但社會越來越了解商業性交易經濟中存在的複雜情況和不平等，包括往往將被剝削者作爲打擊目標的刑事司法體系——這些人通常是移民婦女和跨性別群體成員，而很少讓客人和人販子負責。

2017年初，紐約警察局長詹姆斯·奧尼爾(James O’Neill)在一個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他將把自己手下刑事案部門的調查方向轉至解決賣淫和性交易問題。其中將包括旨在改變他所說的“執法思維模式”的培訓。

“我們已經將大部分的重點從賣淫女性身上轉移，並且開始更多著重于販賣她們的皮條客，和購買性服務的嫖客，”他說。“和所有犯罪一樣，我們不能只是用逮捕來解決這個問題。”

自建立這種新“思維模式”以來，警方仍在繼續努力增加對經營者展開刑事調查。不過，紐約市賣淫被捕人數去年下降超過20%，同時被抓的嫖客人數出現激增。

然而，曼哈頓下城警察總部態度的轉變卻未必能越過東河，造福一名移民。現在她側躺著，不能說話、擡頭盯著試圖在救護車到來前安撫她的便衣警察。她的鮮血在自己經常工作的人行道上流成一灘，旁邊只有一個煙蒂。

宋揚將于次日早上死去，令一個關系緊密的家庭支離破碎，他們永遠也不會接受警方對事發過程的說法。她的死亡也反映著整頓性産業似乎異常棘手的本質，爲鬼祟卻普遍存在的非法按摩生意帶來他們不想要的關注。

在皇後區的史詩中，40路的這一段只是一個瀝青連字符。但在它短短的空間中，存在著層層世界。

宋揚住的四層公寓樓。她沖向了陽台，樓下是40路的燈光與陰影。

爸爸，我要去，我要去

我想去幹活，小女孩這麽對父母說。我想去采人參。她生來就是個能幹的人，他們的宋揚。

她和弟弟與父母一起住在中國東北遼甯省一個偏遠的村子裏，一家人在村委會分配的地裏種植作物。母親石玉梅回憶道，收割家裏種下的人參時，小宋揚尤其能幹。“她爸爸越是誇她，她就幹得更起勁。”

她的父親宋喜貴用推土機從附近河裏推出建築用沙子出售，最終生意還算成功，到了1990年代，這家人已經用一個現代磚砌宅子取代了原來的茅草屋，新宅子有兩個炕，即床下有爐子，可以在嚴冬中加熱石床板進行供暖的床鋪。宋揚經常要負責跑回家爲爐子點火、切菜和照料弟弟。

隨著年齡漸長，她開始沿著蜿蜒曲折的河邊收集迷人的蝴蝶標本，小心翼翼地保存下它們脆弱易損、五彩斑斓的樣子。當朋友們來家裏過夜打打鬧鬧時，都會對她一本子的蝴蝶標本感到驚歎，挨個問她能不能給自己一個。

蝴蝶成了宋揚的禮物。

19歲那年，她搬到了家鄉以南2200英裏外的塞班島，那是美國自由邦北馬裏亞納群島中的最大島。在那裏，她成爲了在血汗工廠當苦力的數以千計中國年輕女性中的一員。她們生産的衣服帶有讓人免除負罪感的“美國制造”標簽。宋揚與其他五名女性住在一間宿舍裏，她睡在下鋪，用一塊絲質布窗簾作床單，用家庭照片裝飾著自己小小的一方天地。

塞班服裝行業的規模在2000年代早期開始縮減，宋揚于是離開了這個行業，成爲了島上的一名服務生。她嫁給了一個名叫周章的美國公民，這個離過婚、有孩子的男人深谙世事，在紐約的餐館業摸爬滾打多年。他年紀要大得多——67歲，她27歲——因此她的家人過了長時間才接納他。

2006年，這對夫婦在塞班開了一家小小的越南餐廳，生意很好，于是他們又開了第二家有150張桌的店。他負責廚房，她則負責大堂。“她吸引了不少友好的顧客，”她丈夫回憶道。

她的弟弟宋海高中畢業後也和她一樣去了塞班，最終和朋友一起開了一家指甲花紋身店。當他們的母親前去探望時，她站在女兒備貨充足的餐廳吧台旁拍了照，笑容中透著驕傲。

“我們特別有成就感，”宋海用普通話說。

但一場災難性地震和海嘯2011年襲擊日本，導致前往塞班島一股主要遊客來源中斷，也斷了宋揚和宋海的財路。幾家餐廳被賣掉了，紋身店也關了。

2013年3月，她弟弟的婚禮照片捕捉下了宋揚與家人最後度過的一段快樂時光。此時的她回到了家，與一對新人合照。此時的她與越來越大的家族一起在餐廳吃飯。此時的她在這裏。

去紐約前一個月，宋揚（左）參加了弟弟的婚禮，和家人們聚在一起。

一個月後，宋揚成爲每天從中國直飛肯尼迪機場的成百上千人中的一個。像以前的許多人一樣，她徑直去了法拉盛，希望在那裏能和丈夫一道作爲餐飲界從業者再次獲得成功。

但法拉盛夢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一回事。

由于丈夫上了年紀，無法從事後廚工作，宋揚成爲了家裏唯一的收入來源。一份服務生的工作沒能做下來，在緬街上一個沒存活多久的中國菜快餐生意也失敗了。于是她成了一名家庭護工，開始上按摩療程方面的課程，希望能賺些外快。然後一位朋友告訴了她一個賺錢更多的機會，就在40路上。

她父母和弟弟以爲宋揚幹的是反射理療。他們知道有禮物從紐約寄來。他們知道她坐在黑色辦公椅上，定期和他們視頻聊天，有時候還喝著一碗粥。他們知道當她的外甥出生時，她驕傲地在社交媒體上宣布自己做了“姑姑”。

他們知道她大多數時候看上去很開心。但也有時候，她好幾天都拒絕視頻通話，之後她會解釋說有男人打了她的臉。還有一次，當她透露一名男子——她說是警察——用槍指著她的頭，讓她給他口交。家人們不斷安慰她：她別無選擇。

去年秋天，宋揚告訴她的家人自己買好了12月回中國的機票，自己很期待第一次見她的外甥。迄今爲止，她只在網上用流行的微信和他互動過，她的微信頭像有時候是一只蝴蝶。

你想讓姑姑帶什麽禮物回來？她會這麽問小外甥，她的樣子從大半個世界以外一個叫法拉盛的地方傳送了過來。

這條單行道上到處是運貨卡車和建築設備。

這條名爲40路的街道曾經一度叫做“樹林街”。

19世紀期間，這條街上有一座志願消防站、一家托兒所，還有愛爾蘭姓氏的居民。在世的人記得的事情包括：哈裏·巴羅(Harry Barlow)的汽修廠、“印刷工凱斯”(Case the Printer)的油印服務，一家以出售“增你智”(Zenith)電視爲傲的電器商店，當然了，還有老羅馬餐廳——以其意大利小牛肉餅扁面和菠蘿餡黃色海綿蛋糕而聞名。

這些早已不複存在，被砂鍋姜母鴨和一種叫紅豆刨冰的甜品所取代。今天的40路幾乎都是華人，沿街的餐館標識往往一點英文都沒有——提醒著你紐約唯一的不變就是變化。

這條街的20幢樓，包括宋揚居住的那一幢，幾乎全是1980或90年代的三、四層建築，讓人想起蘇維埃國家那些實用建築的單調乏味。逼仄且令人窒息，看上去像是一部黑色電影的布景。

這條單行道本身總是讓人覺得像是轉錯了彎，一路上障礙重重，到處都是運貨卡車和建築設備。路的一頭環著一個小型遊樂場；另一頭通向時時刻刻都在堵車的緬街十字路口，人們往往能看到便衣警察坐在不帶標識的車裏，試圖制止影響人們生活質量的犯罪行爲。扒竊如此常見，以至于附近的一家雜貨店展示著一個標牌，上面一個小人手伸入了另一個小人的包裏。

頭頂上，隱約可見的民航飛機轟鳴著飛向法拉盛灣對面的拉瓜迪亞機場。就在40路後面，長島鐵路的列車在高架鐵軌上鳴著笛哐當前行。沿街上下，蔬果攤的泥土芬芳和餐館垃圾，與一家餃子館傳出的中國古典器樂混雜在一起。

在這裏，除了翻倒的水果木箱和塞得過滿的垃圾袋以外，還站著按摩院的女人們。她們大多數年紀在四、五十歲。她們會查看手機、抽著批發來的韓國走私香煙聊天，但眼睛會掃著街上獨自一人且沒有執法人員氣質的男人。

按摩嗎？

這個提議即便不算露骨，也是雙方心知肚明的。如果男人同意，就會將他引上其中一座昏暗的樓房，在那裏，按摩生意往往擠在理發店、駕校和職業介紹所中間。

提供性服務的按摩院算不上是新現象，商業模式也各有不同。但40路上的性交易尤其大膽。街道兩邊都站著這些女人——同時有5人、10人或十幾人人——她們像送貨卡車一樣無處不在。在無情的酷暑寒冬中，她們站在打著立柱的地上流汗發抖，招致帶著憎惡的居民投訴，抱怨她們讓人們流失生意，讓兒童暴露在每天上演的醜行中。

40路上的一個共識是，一名“老板”從大樓租戶那裏租下一間公寓或辦公室，然後爲這些女子提供空間，無論她們從每位客人那裏收多少錢，其中的20美元都會分給他們。人們普遍估計，每位女子每天至少能爲老板帶來100美元。

但老板們不會提供真正意義上的保護。這些女子的命運全靠這條街，在這裏，她們被搶過、被打過、被強奸過，被從樓梯上扔下來過。幾乎每次都有攝像頭，但它們的用途可能並非是爲了安保，而是爲老板提供一個數清上門客人數量的方式。

幾個月裏，40路上的女子用普通話相互講述著她們來到這裏站街、爲陌生人提供性服務的緣由。她們用名字當遮掩身份的口罩。一些人選擇了美國式的名字——例如“詹妮”——還有一些人由老板改名，叫“拉拉”、“琪琪”或“悠悠”之類。

她們來自中國各處，背景各異。一名女子說，她之前做過保潔。另一名女子說她以前是一名記者，報道房地産方面的新聞。好幾個人都描述了讓她們陷入經濟拮據的情況：巴士公司失敗；玉石行破産；丈夫賭博上瘾。

爲了能第一個接近任何往西走的男人，常常有一個女人站在緬街街角處的立管附近。她60多歲，身材嬌小，常常穿得裏三層外三層，長發染成黑色。她用沙啞的聲音說自己來自中國東南部江西省，並且說是爲了還清自己已經成年的兒子生意失敗帶來的債務。

她去了40路上的兩家職業中介所，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但都沒能成功。于是現在她到了這裏，站在街角。在這裏，她常挂在嘴邊、半開玩笑的“我太老了”似乎並不會嚇跑客人。

另一名自稱爲“小李”的女子說，她來自江西省德興市，那裏是一座著名銅礦的所在地。她曾是那裏的一名焊接工。身材瘦削、常常穿著一條簡潔黑裙的她表示，自己曾一度離開街頭，去學習真正的按摩——“這樣我能安心一些”——但她後來認爲上按摩課是浪費錢。于是她又回到了40路。

“我的身子受不了，”50歲的李女士說。“我的身子受不了這麽多男人。”

還有一些人要更加健談，這其中包括一名結實的40多歲女子，她一頭黑色短發，視力不佳，自稱名叫“瑞秋”。她一邊在緬街上一個餃子攤上吃著烤白薯，一邊回憶著做一份令自己厭惡工作的經曆：在西雅圖一家中國餐館做服務生——她開始在微信平台上搜尋其他工作的消息，于是看到了一份工作邀約，她記得是這麽寫的：

站街女按摩師。20,000美元一個月。紐約法拉盛。

瑞秋打給了上面的號碼，詢問這份工作內容。老板回答道：什麽都要做。

上班第一天後，瑞秋說，“我回家沖了個澡，哭了。”

回憶起這些，她的話頭停下了，然後又開始說，“但我心想，‘我得一直往好處想’”。

長期以來的社區倡導者朱立創和站在40路上他所在的樓外的一些女子成爲了朋友，偶爾還會在警方事務方面給予協助。他的辦公室裏，一只名叫“斯考特”的狗總是在紙板上打盹，辦公室裏的桌子都是一位會計留下的，那人甯願搬走也不願在按摩院旁工作。

戴眼鏡的朱立創現年65歲，他認真聆聽了這些女子的苦難經曆，他叫她們“姐妹”。那些毆打、搶劫、遊樂場青少年的騷擾、賺夠給老板的“租金”、吸引足夠多客人的壓力。還有她們懷著的希望——獲得永久居留權，有足夠的錢，終于不用再做這種工作。

“她們也有著一個美國夢，”朱先生說。“這些姐妹有一個美國夢”。

“我怎麽這麽不走運呀”

宋揚去世後，她的哥哥張貼懸賞公告，尋求信息。、

一名男子一天晚上在街上注意到了她，他剛光顧過40路上一家有名的飯菜便宜量又足的飯館。她漂亮，比街頭別的女人年輕而且英語說得熟練，所以他掏錢買了一次服務。她說她的名字叫西西。

他叫保羅·海耶斯(Paul Hayes)。單身，四十出頭，住在皇後區，他擺出一副見多識廣的架勢，但她還是讓他著了魔。他們慢慢成了情侶，後來又回做朋友，並隱約打算著哪天重溫鴛鴦夢。可是她和丈夫就住在一個街區之外。事情有點難辦。

她很有幽默感，有事常常征求他的意見——雖然他建議加強那幢樓的安全措施時她沒理會。她也向他吐露過自己工作當中的危險和變化無常。

“她真的厭惡幹這個，”海耶斯說。

即便如此，宋揚還是成了40路這個圈子不大的世界裏一個凶猛的競爭者。靠咖啡和紅牛支撐，她幾乎一刻不停地苦幹，就像是面臨某種自設的時間期限。有人說她是想攢錢開自己的越南餐館，或是給年邁的父母在紐約買個房子，或者想賺夠了就不幹了。

她的爭強好勝和無窮幹勁惹惱了一些其他的女人，發生過爭吵、推搡和偶爾的撕扯頭發。一名同行回憶說，要是有男人挑了別的按摩女，宋揚會嘲笑他喜歡老女人。

但另一個女人記憶裏的宋揚更溫柔、也更慷慨。她說，她剛到40路的時候，宋揚非要送她幾條禦寒的褲子。

宋揚的地盤是40路135-32號樓四層的一套公寓，就在另一家按摩店樓上。房間正對著鍋爐房和一扇臨時門，那門是爲了防止流浪者在樓頂上過夜的，也是爲了保護年老的清潔工在樓頂種的辣椒的。

與40路上的大多事物一樣，她的租房安排錯綜複雜。

這幢公寓樓是蔡仁泰在1992年建的，85歲的蔡仁泰是法拉盛著名的、甚至備受尊敬的銀行家，物業持有人是他兒子尤金·森本·蔡(Eugene Morimoto Tsai)管理的一家房地産公司。在上個月的一次簡短交談中，42歲的小蔡說，他不知道去年有個女子從他的公寓樓上掉下來過，也不知道他的公寓樓成爲非法按摩業的窩點已有很長時間了。

他們都說，市政記錄也顯示，那幢樓負責收房租的管理人是另一位當地顯要：62歲的杜彼得(Peter Tu)，他多年擔任法拉盛華人工商促進會總幹事，是皇後區第七社區委員會委員，也是選區的一名民主黨領袖。

在不遠處的辦公室門外，杜彼得先是否認他跟40路上的那幢樓有關系，但隨後又說他只是曾經幫蔡家向主要的底層租戶“新十裏香海鮮城”收取18500美元的月租。他說他已不負責此事，也從沒有“從街上”收過錢，他也不清楚那家餐廳跟樓上的租客和轉租客之間有什麽安排。

“我一直都是中間人，”杜彼得說。

自稱是底層餐廳老板的男人在被問起樓上租客時嚷了起來。“我怎麽會知道租客的名字？”他用普通話問道。“你要我上去問每一個人他們是誰？”

餐廳樓上，在這幢由法拉盛頭面人物擁有和管理的公寓樓裏，宋揚爲她的房間支付一筆固定的房費——同行說高達400美元一晚。錢交給了一個四方頭型、神出鬼沒的“老板”，她們叫他“老李”，這種稱呼表明他與給他幹活的這些女人很熟。但是，他轉租這些房間的具體安排，就像他的行蹤一樣難以確定。

今年春天的一個午夜，老李罕見地出現在40路，他是來調停女人們因爲搶客爆發的一場糾紛的。當一名記者走過去叫了他的名字後，老李擡頭看了看，拔腿就跑。他在40路的路中間朝東飛奔，躲避著過往的車輛，然後消失在法拉盛的夜幕中。

雖然宋揚和其他女人常常吵架，她們偶爾也在樓下餐廳或附近的一家卡拉OK與老李聚會。她們看他吹滅生日蛋糕上的蠟燭，或和他一起唱他東北老家流行的一首歌。在中國陰曆新年，他會給她們發裝了小額鈔票的紅包。

在手機拍攝的這些聚會的視頻和照片裏，她們很容易被人誤以爲是某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同事，痛快地玩上一夜。她們看上去一點也不爲她們從事的職業中的諸多危險，包括被搶、肉體傷害，尤其是被抓所煩惱。

被抓引來不必要的注意，會危及當事人的永久居留申請。被抓也加重了羞辱感，通常意味著要在皇後區人口走私法院(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 Court)出庭，這個法庭每周五在位于秋園的皇後區刑事法院的地下室開庭。在法拉盛的秋園，普通話似乎同英語一樣普遍。

人口販賣幹預法庭是差不多15年前成立的，法庭想達到的目的是，把性交易當中的女子當作販賣與剝削的受害者來對待，而不是被指控的罪犯。這些女子被告知，只要完成若幹個性化的咨詢輔導班——比如以就業培訓或職業教育爲主的——就可以撤銷對她們指控，並封存記錄。這些輔導班由紐約勵馨婦幼關懷中心(Garden of Hope)、紐約市恢複中心(Restore NYC)、紐約亞裔婦女中心(Womankind)等服務機構提供。一家名爲“家庭庇護所”(Sanctuary for Families)的組織也可提供移民服務。

宋揚的遺物。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宋揚不止一次走過這個過程。上法庭不僅讓她記錄中的這些逮捕被抹去，還給了她喘息的時間，迫使她面對她職業生活的後果。

2016年夏天，宋揚與法拉盛律師陳明利開始進行頻繁的微信對話，最初主要是關于獲得永久居留權的——他反複告訴她，這個過程可能要好幾個月的時間。不過，她還是擔心被捕的曆史會妨礙她的綠卡申請。

“我心裏壓力很大很急，”她用中文寫道。

漸漸地，他們的對話開始反映出她身處40路境地的更爲陰暗的現實，她的微信裏加了許多哭泣表情符。（以下引言均爲微信原文——編注）

“陳律師早上好，”她在2016年10月中旬寫道。“我今天被警察用槍指著我的頭強迫我爲他口交。”

在一個朋友的堅持下，她向紐約市警局109分局投訴。調查員在她“店”裏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尋找證據，並查看了公寓樓的監控錄像，錄像拍到一名身穿西裝的敦實、禿頂男子走上樓梯。

陳律師向她保證，被捕的事不會影響她移民案件的狀況，並懇請她與警方合作。但她不想吸引注意力的強烈渴望，加上害怕受到加害人的報複，給所有的事情蒙上了陰影。

“警察說過不會對我有任何影響，但我還是害怕會受到影響……陳律師我該怎麽辦現在？（流淚）（流淚）（流淚）”

警方用監控錄像中截取的一張模糊的男子照片發了一份通緝海報。一名美國退休法警在有人提到他可能有嫌疑後自首，他被安排參加了一次指認。

可是宋揚錯誤地指認爲了另一名男子。此外，退休法警的DNA樣本也與宋揚衣物上提取的樣本不符。這個案件最終不了了之。

幾個月後，也就是2017年9月末，她因賣淫指控第三次被逮捕，戴著手铐被從40路帶走關了一宿。

過了幾天，陳律師問，“你又被捕了？”

宋揚回答：

“恩。（流淚）（流淚）（流淚）”

她解釋說，她已被迫要做出艱難的選擇，還說嫁給一個比自己大得多的男人，而他離她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遠，讓她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她覺得自己“自甘墮落”，有時候想過放棄這種生活回家算了，也有過更壞的念頭。

“想跳樓的心情都有了，可是我該怎麽辦呢？”一天大清早她寫道。

陳律師從未受到宋揚的正式聘請，可這時候他的核心任務似乎是提升她的情緒。

“不要怕，”幾小時後他寫道。“不要這麽想。”

宋揚卻更低落了。

“我覺得我墮落的無法救要了。”

她又接著說：

“沒有了目標沒有了方向人活的還有什麽意義？”

“我曾經是一個對生活很上進很要強的女人，做什麽事情都追求完美，我沒有想到我的人生讓我變成這個樣子，我好失敗。”

2017年10月底，宋揚最後一次來到陳律師的辦公室。她傾吐說，幾周前又有個客人打她打得很重——這次侵害她沒報警，她讓律師看了自己臉上青腫的照片。

40路上幾乎全是中國人，街上的飯店招牌通常一句英文也沒有。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我怎麽這麽不走運呀？”他記得她問道。

這次的案子始于一個匿名投訴：據投訴，有數名女子在40路135-32號樓內“賣性交”。

這個投訴根本算不上什麽曝光，多年來這個地址發生的不三不四的勾當已産生過大量的911電話報警。在有些人眼裏，這幢樓甚至有一種被詛咒的氣氛，因爲2010年那裏發生過一件駭人的罪案。一個精神錯亂的尾隨者在二樓走廊裏捅死了一名女子，還把她的心和肺挖了出來。

在過去十年間，這幢樓裏發生過43起逮捕，其中不少是涉性案件，最近的一次就是宋揚。去年9月底她落進了一次臥底行動的陷阱，她想躲進房間對面狹小的鍋爐房但未能逃身，對她的指控是以70美元的價格提供性服務。

2017年，109分局共有91起與按摩店有關的逮捕，其中40路上的有6起，她的案子是其中之一。那次逮捕導致了那些發給陳律師的絕望短信。

收到匿名投訴的幾個晚上之後，一名警長和一名探員在對這幢臭名昭著的公寓樓進行了簡短監視後，進到樓裏。他們找到的唯一可疑物品是二樓的一個手寫的中文標記，他們原以爲上面寫的東西大意是“本層沒有小姐，請上三樓。”

警方後來確認了標記上寫的是“注意……駕校在隔壁三樓。”

一名臥底警員隨後給一個與這棟公寓樓有關系的、名叫西西的女人打了電話。兩人把約會定在次日，11月25日，周六。她的價格：120美元。

在約會的這天，皇後區北區掃黃行動組的警員在他們位于大學點(College Point)的據點集合，討論當晚將要打擊的七個地點。最近的目標成了頭一個：40路135-32號的那幢破舊公寓樓。

掃黃行動組警員們溫習了安全方案。他們選定了當天的識別色，商定了這次任務的各種呼救信號和暗語，包括主臥底警員會用什麽詞來暗示已發生了出價提供性服務的情況。現在他們一切就緒。

10個人的行動組在夜色中出發，這天的氣溫暖和得不像11月底。他們把車停在王子街，白熊水餃店對面，再往前不遠這條單行道向東一拐就是40路。組長和兩名執行逮捕的警員坐第一輛車，另兩名執行逮捕的警員坐在第二輛車裏。第三輛車是押送囚犯的。

行動組測試了錄音設備，這個設備通過藍牙單向傳輸聲音。沒有問題。綠燈信號發出：行動。

幾分鍾後，臥底警員接近了目標宋揚，她就在公寓樓門的裏邊。他穿著橄榄綠上衣和牛仔褲，戴著帽子。她穿著一件短冬衣，紅黑兩色圍巾，緊身褲，還戴著一個標志性的發帶——上面有個小小的蝴蝶結。

警員不會知道這個女人剛剛試著跟她弟弟視頻聊天，可他還在中國睡覺。他也不會知道她打算12月飛回國。他不會知道她一直按照法庭的強制要求，定期去紐約市恢複中心，一家援助外國出生的性交易受害者的非營利組織。他不會知道她在恢複中心要上的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咨詢輔導班的日子是四天之後。

他只知道那天晚上行動中她的警方代號：“JD Ponytail”。

馬尾辮無名女

她領他走上破舊的樓梯。在走廊裏她親了他一口，打開了自己房間的門。另一個新來法拉盛的、名叫沫沫的女人，已經在公寓的另一間臥室裏接待客人了。

宋揚帶著自己的客人走進她的臥室，據警方披露，她在臥室提出以80美元的打折價提供性交。他同意了這個價錢，然後走進浴室，設法向他的發送器報出暗語，表明“陽性”——也就是非法的——協定已經達成。他還想發信號告訴同伴是行動的時候了，但警覺的宋揚不讓他有私密，叫他別關浴室門。

“你這服務很差啊，”警員說。

警員進到臥室裏後，宋揚的疑心更重了。“你怎麽不脫衣服呀？”她問。“你是警察吧？”

不是，他回答說。但他再次抱怨她的服務，抓起帽子要走人。她把他推了出去，關上了門。

收到臥底警員的信號，空轉著發動機待命的三輛警車拐上40路，紮進這條街上永遠的擁堵。四名警員下車沖向公寓樓。爬上陰暗的樓梯時，他們與臥底警員擦身而過，他一邊下樓一邊指了指宋揚的房門——這時她正在房間裏看著監視器。

就在警察要她開門，並准備破門而入的時候，驚慌失措的宋揚快步來到公寓的北陽台。那個叫沫沫的女子光著身子從她那件間臥室出來，看外面在吵什麽，明白了是警察後趕忙躲進屋裏。

陽台沒有裝監控攝像頭，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只能靠想象。宋揚可能想逃走，也許伸手去夠了一根從陽台邊豎著經過的電纜線。她也可能想跳到樓下餐廳伸到街上的金屬招牌上。也可能她就是想自殺。

事實是，她掉在了街上，就在那名臥底警員的眼前，僅僅五分鍾前她還親過他一口。他的上司說，這名警員至今驚魂未定。

那夜稍晚的時候，當面部、頭部及身體多處骨折的宋揚躺在醫院病床上時，警方宣布將她逮捕。她在清晨死去——對她的逮捕，用警方的話說，也就“失效了”。

此外，據了解，蘭德爾•柯勒爾在當地經營一家建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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