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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雲風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近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讀博的同學，因爲留意到我一直在做國內生育與人口的專題，給我發了一篇《聯合早報》刊發的來自于新加坡統計局“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推文。
新加坡每10年進行一次大型的人口普查，和我國的人口普查在時間上同步，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參照。
自5月31日中央開啓“三胎”政策大門後，如何鼓勵生育也和中醫一樣，也存在多元觀點。
爭議的重點既包含有無效果，也包含有無必要，很多人拿出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鼓勵生育無用的例子說事。但是在我看了新加坡的人口普查數據後，我發現情況並沒有那麽簡單。
新加坡生育政策失敗了嗎？
先看看新加坡這十年的人口變化情況。過去10年，新加坡總人口增加約60萬人，達到568.58萬人。
和所有的發達國家一樣，新加坡面臨著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加快的趨勢。總體來看，這十年的人口增速，不及上一個10年（2000年至2010年）的一半，當時的人口每年增長2.5％。婚育女性中，40歲至49歲女性居民所生的孩子，從2010年平均2人，減至2020年的1.76人，顯示女性生育意願下降。
而老齡化人口則持續深化，2020年，新加坡65歲及以上居民占居民人口的15.2％，顯著高于2010年的9.0％。同一時期，15歲以下居民的占比也從17.4％下降至14.5％。居民人口年齡中位數則從2010年的37.4歲，上升到去年的41.5歲。
當前的新加坡也爲人口生育發愁，自2002年後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一直低于1.4，近年則一直徘徊在1.1至1.3之間的低水平。2018年和2019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都是1.14，2020年下降到1.1，是該國的曆史最低水平。
但當我們比較新加坡與我國在2010-2020年的人口數據時就會發現，長期以來被人口問題困擾的新加坡，人口複蘇的速度其實比我國要快。以年平均增長率爲例，新加坡過去十年的年均增長率爲1.25%，而我國爲0.53%，不到新加坡的一半。
不同于我國當前空有鼓勵生育的口號而無實際惠民政策，新加坡鼓勵生育的措施力度很大。新加坡成立專門的社會發展署，給未婚的年輕人做媒，這一點我在之前的鼓勵生育文章中也介紹過，官方的說媒拉纖機構在全世界都挺獨特的。
還有就是給予實際的育兒補貼，這也是我國當前很多人口專家呼籲的。新加坡給生育三個或以上的家庭提供稅收補助，大家庭可以有優先選校、選組屋的權利。
爲了鼓勵年輕人婚育，還爲28歲前能生育第二胎的夫妻提供2萬新幣的補貼。2020年10月，新加坡政府又推出新的生育獎勵，在現有福利基礎上再額外提供一次性的生育補貼。凡是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出生，符合條件的新加坡籍新生兒，可獲得政府3000新幣（約合人民幣14400元）一次性補貼。
從人口生育增長淨值來看，新加坡當前的政策很難說有多成功，而且由于新加坡的生活成本高，政府的支持力度在昂貴的養育成本面前也被打了折扣。
但新加坡的做法，對我們還是有很多啓發的。
一方面，鼓勵生育的政策在生育意願降到了一定程度之後，是很難在短時間內起作用的，新加坡這些年的鼓勵政策不可謂不大，但從總和生育率指標和年均生育率指標來看，其實改善的幅度並不大。
另一個例子是日本。日本政府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抑制人口增長，到1989年總和生育率一直降到了1.57，政策才開始轉向。日本政府從1990年代初開始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此後效果有限，2020年日本的出生人口爲84.8萬人，與2019年相比減少了1.7萬人，這是日本從1899年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曆史最低。
而2020年日本死亡人數爲137萬人。也就是說2020年日本人口負增長達53萬人，這已經是日本連續14年出現人口負增長。
此前我們就討論過“低生育率陷阱”問題，一旦進入“陷阱”，想要爬出來是千難萬難的，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如果你連爬出來的辦法都不想，那就只能等待“人口消亡”了。所以鼓勵生育的政策，既不能急于求成，更是求而不得。
但另一方面，我們還是得說，有總比沒有好，早做總比晚做好。對新加坡來說，鼓勵生育政策，即使沒有快速增加人口出生意願，但至少還能維持每年1.25%的出生率。
對日本而言，別看當前日本人口現狀顯得苦難深重，但相比于2005年總和生育率1.26的最低點，近年來，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4左右，其實比我國還略高，2020年“七普”數據顯示，我國總和生育率也已經跌到1.3。
這說明，鼓勵生育政策即使不是“助推器”，至少也是“穩壓器”。如果日本和新加坡的例子你還覺得不夠，那看看德國的。
德國爲什麽能逆襲？
德國在很長一段時間生育率居歐洲尾部，但德國聯邦統計局不久前公布了一項統計數據，從2020年12月到今年2月，即實施首次疫情封鎖的9個月後，德國出生人口較上年同期增長0.8%。當前，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從2006年的1.3上升到最近的1.54，在歐洲處于中遊水平。
媒體分析認爲，德國之所以能在全球人口增長嚴重放緩的趨勢下成功提高生育率，與其最近十多年來實施的慷慨育兒激勵政策和向婦女兒童友好型社會環境轉變有著緊密聯系。
這其實也讓我們意識到，正如大哲學家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如果鼓勵生育的政策目的只是把人當成生育的工具，而非從根本上服務民衆的發展需求，忽略了民衆深層次的需求和憂慮，那催生的措施注定要失敗。
德國的鼓勵生育政策，恰好讓我們看到了政策從“工具屬性”向“人文屬性”的轉變。
爲了鼓勵生育，德國漸次實施一條龍的兒童保育家庭政策，幫助婦女，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平衡工作和家庭。
舉個例子，爲了減少育齡婦女的職場憂慮，德國通過政策倡導父母共用産假。拿14個月的育兒假來說，如果父親不休産假，母親只能領最多12個月的生育津貼。並不能拿到14個月的。這種夫妻共同休假的模式，既減輕了母親的育兒責任，也在社會觀念上逐漸改變“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爲生育提供一個更加友好的環境。
當然，德國的成績也非一蹴而就，從1998年德國出台旨在改革德國福利體系的《議程2010》開始，就有家庭政策鼓勵生育，提高子女津貼金額，並增加對未滿三歲幼兒照護和幼兒園的投資額度，大幅擴充兒童保育設施。
此後的二十多年，德國相繼推出多項政策改善生育環境。2006年出台《一般平等待遇法》，明文規定雇主在發布招聘廣告以及招聘期間不得進行性別歧視；2007年，德國引入了北歐模式中的帶薪育兒産假制度和基于收入的14個月父母津貼，並爲休産假的父親留出兩個月額外假期。
此外，德國還爲職場女性設計單方負擔家計的家庭納稅優惠，還推動政府投資擴建兒童保育配套設施，從2013年開始，德國所有1歲及以上學齡前兒童都擁有了獲得公共托兒所名額的合法權利，托兒所的覆蓋率也提高到了35%。
他們在育兒補貼上也毫不吝啬，從2021年1月1日起，18歲以下的兒童金增加到第一胎和第二胎每月219歐，第三胎225歐，第四胎及以上250歐。德國政府在各項家庭津貼上的花費每年超過600億歐元，而2020年的國防支出只有456億歐元。
可以說，德國今天的成績，也來之不易。
“威逼”和“利誘”，怎麽選？
鼓勵生育的政策，梁建章認爲有兩個，一個是“威逼”，一個是“利誘”。“威逼”是指如果女性在社會上不是獨立的，沒有自主生育的權利，鼓勵生育變成了鼓勵一家之主的男性去壓迫女性，違反女性的意願去多生孩子。
而“利誘”是指，如果女性在社會上是獨立的，有著很好的福利或者經濟能力，而社會是用更好的福利和各種生孩子的好處或者減負措施，來鼓勵女性自主地生孩子。這非但不會降低女性的地位，反而使得女性會實現事業和孩子的雙重收獲，更加幸福，也更有社會地位。
從新加坡、日本、德國的情況來看，我們發現，對生育意願來說，“威逼”只能適得其反，今天我們再怎麽強調生育率下降的危險，對于個體來說，其實都沒有太大的意義，“爲國生子”“爲延續血脈”的觀念隨著個體自由意識的覺醒，都已經很難有市場。生育率的真正提升，既需要改變外部環境，也需要個體意願提升。
我們一直強調，鼓勵生育政策，重點要落在“鼓勵”，而不是“強迫”“刺激”。國家要怎麽鼓勵？無非是讓女性、讓家庭能生、願生、敢生，這裏面是一整套的配套體系，但根本上還是國家願意花錢，願意拿出GDP的3%～5%用于鼓勵、支持生育政策。這是誠意，也是道義。
我特別認同梁建章的一句話是，國家到底有沒有錢鼓勵生育，根本上取決于一點——提高生育率對于國家來說是不是重要的事情？
如果認爲提高生育率不重要，那麽鼓勵生育當然沒錢，因爲還有很多更重要的項目需要花錢。如果認爲提高生育率對于國家來說非常重要，甚至是國家的頭等大事，那麽就應該將更多社會資源傾向于有孩子的家庭，來降低他們的育兒成本。
日本從三十年前就開始鼓勵生育，新加坡、德國從二十多年前就開始鼓勵生育，至于他們現在是成功還是失敗，可以見仁見智，可以討論，但我們已經遲了二三十年，難道還要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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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何亞福：《鼓勵生育，日本韓國新加坡爲何都失敗了》
【2】正解局：《結婚生娃養娃都發錢，日本前高官卻無奈承認：鼓勵生育政策失敗了》
【3】梁建章：《鼓勵生育有用，有錢而且很急》
【4】全球報姐：《德國人爲啥開始願意生娃了？》
「 圖片 |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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