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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619篇原創首發文章
最近，關于996的話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有人認爲996是成功的必要路徑，也有人認爲應該平衡生活與工作。
很顯然，從不同的角度來討論這個話題，自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站在個人奮鬥的角度，爲自己的事業辛苦工作，哪怕是996，也不會覺得辛苦，因爲它是成功的路徑之一；但是站在老板的角度，要求員工去996，還要求員工把這種生活當作成功的必由路徑，可能會令員工覺得心塞。
不少朋友在微信裏問，香港職場是否也有996一說？老板是不是也會要求員工996？
這個問題一言難盡。
首先，根據港媒披露，香港自1988年迄今的曆次國際調查中，基本次次均是工時冠絕全球。但在這裏，996似乎並不是一個熱門話題，媒體很少像近期內地媒體這樣熱烈討論這個話題。
香港人很現實，由于港府沒有提供基本的養老福利，因此整個香港社會，從基層藍領到金領，都是抱著“手停口停”的危機感在做事，這其中也包括一批中環對沖基金經理，一樣忙個不停。
接下來，我將會介紹一下，就自己所認識的香港對沖基金經理群體，平時的生活工作是什麽樣的一種狀態。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和不少對沖基金經理交流過，甚至一起長期共事過，但畢竟個人的經曆和認識有限，並不能代表行業的普遍情況，因此本文也只能就這個群體的內容做個片面的參考。
對沖基金經理過得並不輕松
對于內地的讀者來說，對沖基金還是一種非常難以接觸的品種，因此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種基金有一定的神秘感。
過往筆者經常被問到的是，對沖基金經理到底過著什麽樣的生活？他們平時幾點上班，幾點下班？每天做的工作都有哪些？在他們投資過程中，需要跟哪些機構或是人物打交道？他們需要參加社交活動嗎？更經常出現在哪些場合？他們又是從哪裏獲得所需要的投資信息的？
在不少內地朋友的印象裏，對沖基金經理是電影《華爾街金融大鳄》裏的形象：西裝革履、口叼雪茄，坐在大落地窗前指揮操盤……抑或是像美劇《Billions》的男主那樣，精于謀略、擅長收集各種內幕信息爲己所用。
只能說，美國電影裏的對沖基金經理形象和香港的實現還是有挺大差距的。
在香港，對沖基金其實頗類似于內地的私募基金。不同的是，內地的私募基金能采用的做空手段比較少，能參與的市場也以A股爲主，因此更側重于選股和事件性的投資。
而海外的對沖基金，通常會采用更靈活多變的手段，用長短倉配合來實施投資策略，如果是宏觀對沖基金，還會涉及不同的市場組合策略。這就需要有更多的投資工具和不同的策略安排。
具體采用哪些工具，采用哪些組合策略，這需要基金經理平時勤于思考，並且要有強大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基本上，筆者所接觸的這些經理人，非交易時段裏很少聊休閑的話題，大部分時候，他們都在問問題，或是在試圖解決問題。
可能正是這種心態，大部分對沖基金經理平時工作都很忙，甚至連走路都帶風。
和電影裏類似的是，很多香港的對沖基金經理說話極少像國企老板那樣拐彎抹角，基本上三句話不到就會讓你客套話放一邊，直接表明來意，因爲這些人大部分在管理自己的錢，交易時段的時間，每分每秒真的都很“值錢”。在面對公司管理層的時候，也不會像賣方研究員那樣先說一通好話做鋪墊，而是直接抛出很有針對性的問題——哪怕這些問題非常刺耳。
有一次，和新加坡某對沖基金的主管一起參加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業績發布會，他聽了台上國企老板的長篇大論後，實在按捺不住，直接打斷對方的發言，抛出一連串尖銳的問題：老板們，你們手下到底有沒有研究過每個鑽井平台的建造成本和運營成本？按你們測算的這個油田的産油量和你們自己對油價的估計，你們要投入建設的這些平台有可能根本就不能回本，你知道嗎？……
在這方面，內地和香港的對沖基金經理相比問問題顯得更文雅一些。
至于著裝，香港市場似乎並沒有定論。筆者接觸的對沖基金經理大多著裝是比較隨意的，他們更多的精力在于觀察市場動向和提出針對性的問題。
記得有一家基金公司甚至在招聘廣告中寫道：“本公司講究人文關懷，便裝上班”，或是“無須應酬，只需關注交易”。
一個外資的宏觀對沖基金交易員跟我說，他去公司面試時，看到招聘啓示上寫的是工作平時著裝是便服，于是就穿著大短褲和拖鞋去面試了，然後發現面試官也是穿著大短褲。
“這班人穿著隨意，但問的問題很刁鑽，全部都是技術性的問題，不問你簡曆上的內容也不會問某個公司的基本面。”他說。他和面試官討論了幾個比較技術性的算法問題，然後就直接被錄用了。
和老外風格不同，大中華地區的對沖基金經理平時還是以西裝爲主，但如果去內地看公司，則通常都換上便服和旅遊鞋。
至于應酬，從筆者身邊的對沖基金經理來看，大多人工作時間一般都安排得很滿，通常工作時間都要超過8個小時，除了看盤的時間，只有極少量的應酬——多數是應市場部同事要求而去。
筆者在香港10多年的時間裏，基本上每次和對沖基金經理朋友吃飯，都是以快餐爲主，而且基本上是吃午餐。
典型的一天
基本上對沖基金經理都很忙碌，對他們來說，可能996只是普遍狀態，甚至比這個更糟。
睿智華海的對沖基金經理張承良博士曾這樣介紹自己的生活：
“若不出差調研或少數情況下，需早去公司開會或見客戶，多數一般情況下，我一天24小時，除了晚上睡覺7小時左右和早中晚三餐合計大約2小時之外，粗略地說，每天大約會有14-15個小時用于工作或與工作有關，上下班交通時間約1.5小時大體上也可以計入工作時間，因爲用手機上網很方便，我上下班路途上也基本是浏覽新聞和搜索有關公司或有關行業的新聞報道。”
張承良所管理的基金在2009年獲得彭博全球對沖基金排名第二、亞太區第一。不過，這些成就似乎並沒有改變他的生活狀態。在與筆者的交流中，他曾這樣介紹自己的典型的一天：
每天大約7點左右起床。從起床到股市開市前（7:00-9:30），這是閱讀當天信息的重要時段。
接著是第二階段，即開市至12：00左右，這是重要的交易時段。
每天12：00-1：00是公司免費午餐的時間，大家可以利用這一小時的時間放松一下，但如果碰上業績發布會，則常常需要外出就餐或是與上市公司主管進行午餐會。
下午開盤後，主要工作是交易和看盤；有時也會利用這段時間開個公司會議，或是處理一些行政事務，例如作爲證監會持牌主管所要處理的文件等。
收市後，他通常會繼續留在辦公室一段時間，由于他的交易覆蓋了英國、美國、印度、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等地的股市及期貨市場産品，因此他需要關注其他外圍市場的變化，以便有選擇性地做一些全球性的投資。同時他也要深入研究某些海內外公司的資料。
這種研究工作一般會一直持續到深夜10點左右，他表示，這時候香港交通也是最不繁忙的時候，他從辦公室回家會最省時間。
到家後，在睡覺前，他還要看1小時左右的電視新聞節目，同時關注彭博咨詢系統上其他市場的表現，必要時有選擇性地做一些全球性的投資。如果碰上盤面較波動，甚至需要交易到淩晨到1點再休息。如果當天沒有重大新聞或是市場波動，他會在12點左右睡覺。
在筆者所認識的對沖基金經理群體中，張博士的作息時間並不算特別另類的。其他多個對沖基金經理均是類似的作息時間。有全球宏觀對沖基金經理甚至需要工作到淩晨，直至接近美股收市才睡覺，然後第二天基本上要9點前到辦公室開早會，聽取研究員的彙報（香港賣方機構的早會通常是在8點－8點45分之間）。如果碰上美聯儲議息或是英國“脫歐”等重大事件，這些基金經理基本上需要通宵作戰，以便安排全球主要市場的投資策略。
從上面時間安排，大家可以看出，盡管也有一些應酬，但海外對沖基金經理平時和外部的接觸大多限于投資活動，純社交性質的交流不算太多。
不少人可能會想，對沖基金經理們是不是會經常交換一些內幕信息。實際上，這種情況在香港較少見。大部分筆者接觸過的對沖基金經理對自己的分析判斷都信心十足，而且並不認爲香港市場會有太隱私的“內幕”幸運地落到他們頭上，因此並不會覺得從業界同行那兒套到的信息有什麽特別的意義。
有時他們即使跟同行交流，也不是想靠同行的建議買什麽股票，而純粹是一種頭腦風暴，希望得到一些啓發。比如對同一事件聽取不同的意見或是想法，因爲這會提供研究某公司或是事件觀察的不同視角，對現有的交易會産生一定的啓發。
比如在2018年，有一個美資對沖基金經理一路看好中美貿易談判，倉位偏重，但在9月遭遇了重大挫折後，在一次頭腦風暴中，聽取了某香港對沖基金經理的分析，迅速將倉位作了調整，最後在一個季度內迅速扭轉了全年的頹勢，全年以正回報收官（在筆者過去10多年的港股生涯中，這種情況並不多見。通常對沖基金經理都是對自己比較有自信的人，一旦形成了某種觀點，很難在短時間內作出改變）。
從筆者身邊的這些對沖基金經理作息時間來看，這並不是一個輕松的職業，996大多數時候也只是一種奢望。
記得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位很勤奮的基金經理，連帶著家人去歐洲旅遊，都要帶著一部筆記本電腦。小孩在海灘上盡情玩耍，他則打開電腦盯盤，指揮公司的交易員和研究員工作。幾年後，這個基金經理財富迅速增長，買下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轉入另一職業軌道。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香港人的這種工作風格並沒有得到包括這些基金經理在內的全社會的認同——這一點似乎跟內地媒體就這個話題所展現出來的觀點有些不同，從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出，不少內地朋友認爲那些呼籲要重視996生活狀態的程序員不夠“耐勞”。
在香港，究竟該不該996，這樣的話題很難激起浪花，因爲全社會都不認同這種工作方式。
雖然香港社會普遍接受加班文化，香港人勤奮精神也是世界有名的——港媒不時都有“過勞死”的報道，幾乎每年都有一兩起此類事件——但香港企業家非常重視自己的言論對公司形象的影響，不會輕易公開發表不利于勞工團體的言論，以免讓自己成爲勞工事件的主角，更避免令自己成爲別人眼中“苛刻的資本家”。
現實中，大部分香港雇主對加班員工都會提供不同程度的補貼或是補假，這一方面是道德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香港勞工處不斷加強執法力度的結果。
在香港，社會輿論是一面倒呼籲要讓員工有充分的休息時間，也並不主張個人因爲事業而忽略了家庭生活，“過勞死”對家庭的危害更甚。
馬雲和劉強東兩位互聯網超級富豪關于996的談話之所以引發外界如此激烈的討論，恰恰在于他們的表態，容易被解讀爲希望員工自覺采用996的工作模式爲公司工作，這特別容易招致反感。畢竟，個人用996爲自己打拼完全沒問題，但要求他人用996來實現老板眼中的所謂成功，就容易讓人想到資本家的苛刻。
香港媒體並不認同超長工時，也不認同爲了工作斷六親的扭曲工作文化，盡管那可能會導向成功。《信報》評論馬雲的講話，認爲有些“涼薄”，就好比當初香港勞福局局長向香港廣大市民說，人類已能活到120歲，所以60歲只是中年，仍然有工作能力，一群長者應該繼續努力在社會上工作一樣。
在香港，幾乎沒有人覺得996是正常的應有的工作模式，“手停口停”更多是逼迫港人努力工作的一種壓力，而不是他們覺得要實現自我成功的“動力”。
即便是上文介紹的對沖基金經理，忙碌狀態超過996，也大多都不認爲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成功生活方式。
張承良博士近期交流的時候就表示，工作太忙並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家人才是最重要的，並多次表達，之前生活狀態産生了許多遺憾。
那位轉型去做了上市公司主席的對沖基金經理，也是希望自己轉做上市主席後，可以換一種活法。
還有經常需要通宵操作美股的宏觀對沖基金經理說，自己的同齡人已經全部退休，有人去開咖啡店，還有人去離島買了房子做民宿，天天釣魚樂得清閑。
他財富上早已可以退休，之所以沒有退休，純粹是因爲興趣，喜歡和市場一起運動，和年輕的交易員在一起，會感覺自己依舊年輕，而不是爲了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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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爲會計與金融學博士，國際跨市場IPO研究專家，資深投資者，本文僅代表其個人觀點，不代表任何機構意見。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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