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在新加坡越來越多的成爲重要的經濟補充。許多新加坡人在等待穩定就業的同時轉向了自由職業，或者在從事風險投資、教育或創業的同時，利用自由職業獲取額外收入。
對于那些不太適合全職工作的人來說，零工經濟也提供了另一種收入來源，人們可以通過平台快速找到相關工作；但這類平台工作給予從業者的保障措施卻很少，也並不穩定……
爲此，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Sumit Agarwal(艾格華)教授和南洋理工大學研究員蔡耀輝(Chua Yeow Hwee)博士爲平台和相關的配送服務提出了改善建議。
作者簡介
Sumit Agarwal | 艾格華
新加坡國立大學
劉德光傑出講席教授
金融系、經濟系及房地産系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可持續與綠色金融研究所(SGFIN)所長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學博士
教研領域：房地産金融、行爲金融學、家庭理財、金融法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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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簡曆
Chua Yeow Hwee
蔡耀輝
南洋理工大學研究員
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教研領域：宏觀經濟學與金融學
近幾年，“零工經濟”在新加坡吸引了許多平台打工人，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靈活選擇工作，同時賺取更多收入。
在經濟不太景氣時，人們可以通過平台快速找到工作。尤其是對于那些受疫情嚴重影響的工作者來說，通過平台做點零工無疑給他們帶來了生活希望。
但值得關注的是，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今年2月發表的一項研究中表示，這些工作者可能最終會陷入平台工作的泥潭。
由于平台工作提供的保障措施很少，而且極不穩定，致使這類工作越來越引起社會擔憂。
對此，研究人員提出了一些措施來幫助他們，例如激勵繳納公積金(CPF)，推動制定“休息期”政策以保障私招車司機的休息時間，幫助工人跨行轉業，或讓他們了解平台工作的真實情況。
新加坡外賣平台的配送小哥(cna圖片)
是什麽樣的真實情況呢？
實際上，這些平台工作者並不都是我們在網上看到的那樣能賺取大筆收入。新加坡人力部的數據顯示，2019年平台工作者的收入中位數爲1500至2500新元，比例約爲全職工作者的20%。
如果零工經濟繼續存在，那我們現在該如何理解對這個行業以及如何去幫助平台工作者，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零工平台行業的發展方向。
根據經濟學的規律，像大多數全職工作一樣，在平台工作中，想以勞動力換取工資的人與那些想用金錢換取勞動力的人之間保持著平衡。也就是說，平台工作的出現反映了市場的需求。
要麽零工，要麽失業？
幫助這些工作者本是出于善意，但是否應該因爲平台工作不符合打工人的利益，就隨意改變平台工作的條款和條件呢？
我們並不贊成這樣的做法。
因爲改變平台工作的規則首先可能會削弱這類工作的吸引力。別忘了這些工作者選擇從事零工，很可能是因爲這已經是當下他們能做出的最佳選擇了。
畢竟，工作的靈活性也正是他們所需要的。這份工作能讓從業者靈活分配自己的時間處理其他事情，比如照顧孩子或年邁的父母。因此，如果他們只能在特定的時間段內工作，那麽我們爲什麽要剝奪他們工作的靈活性呢？
除此之外，擾亂這種市場模式還可能産生新的問題：限制工作時間很可能會把從業人員推向多個平台，從事其他兼職工作，爲了填補因限定時間而造成的收入損失。
那麽，平台工作者是否面臨在平台零工和全職工作之間進行選擇呢？如果他們沒有機會獲得一份全職工作，又能怎麽辦？那麽，眼前清醒的選項恐怕是，要麽零工，要麽失業。
在人們自願的情況下，幫助大家掌握新技能、實現轉行是最好不過的，但新興的數字經濟也有望將平台工作打造更公平的就業機會。
廉價又便利的配送服務
對于平台工作來說，更大的問題可能在于低廉的配送成本和效率不高的外賣送餐員。
在用戶看來，他們只需要隨便動動手指，外賣配送員就會到指定商家就位，等待訂單制作完成後，再送貨上門。
如果訂單是一杯珍珠奶茶會是什麽情況呢？
這意味著外賣配送員並沒有發揮出最大效力，平台則會轉而采用激勵機制和機器人算法來激勵配送人員工作更長時間或加快配送速度。
而且我們經常可以看見，外賣配送員要花費很多時間在商家門前等待訂單制作完成，這也是導致配送效率低下的一大原因。
因此，應該像其他行業一樣，政府要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政策，注重平台工作者的生産力提升。
經濟學家將勞動生産率定義爲每小時工作的産出。就平台工作者而言，他們的産出可以用他們提供的服務所換取的酬勞來衡量。
對極致便利收費
那麽，我們應該如何對外部性進行定價，並提高工作者的生産力呢?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一種方法是可以提高配送員單次配送的運費，這意味著配送服務的極致便利不在了。
另一種方法是創建一種讓消費者提前預定的新模式。例如，如果消費者能提前一天預訂，平台便能提前計劃配送服務，並優化資源。
這樣一來，平台工作者也能整合所有訂單，盡可能一次性完成配送任務，減少不必要的等待時間，並在更短的時間內將商品運送到更多地方。與此同時，他們也能在每一次配送中賺得更多。
2021年9月, 新加坡一名外賣騎手。(cna)
當疫情迫使餐飲業開啓外賣服務時，一些小餐館也開始決定親自配送。通過在平台上設置訂單的“預計送達時間”，有助于規劃送貨路線，並且在訂餐高峰時段對用戶進行“分流”，從而滿足每位顧客的需求。
此外，團購也能提高平台工作者的生産效率。如果住在相同街區的消費者能從同一家商店預定商品，工作人員就可提高效率，一次運送更多貨物。而對于想要“快速送達”的用戶來說，他們可以通過支付更高的運費，在配送速度上提出更多要求。
根據配送時間收取費用的這種分層配送制度能讓市場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這樣的模式早已存在。例如，郵政服務或網購平台都會根據送達時間，分級提高配送價格。
由此可見，提高生産力不僅有利于工作人員、平台企業和經濟的發展，從長期看來，還能避免工作人員在配送過程中出現“一無所獲”的窘境，同時也能讓平台交付市場變得更加穩定。
零工群體在新加坡日益壯大，爲了保護這個群體，我們需要提供更系統化的支持，比如保險、醫療保健福利和公積金繳納等等。
當然，消費者也可以爲此貢獻一份力量，讓自己不再依賴廉價和便利的配送服務，這種服務首先就爲平台工作者創造了不少難度。
文章英文版首發于cna
原文標題爲Commentary: Ending cheap, convenient deliveries will help platform workers in Singapore
作者：Sumit Agarwal(艾格華)：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金融系、經濟系及房地産系教授；劉德光傑出講席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可持續與綠色金融研究所(SGFIN)所長；蔡耀輝(Chua Yeow Hwee)，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員、史丹福大學商學院博士後訪問學者、新加坡經濟學會榮譽助理秘書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