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遷徙之一。鴉片戰爭之前，下南洋經商謀生的華人就已有150萬之多；從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西方國家在我國東南沿海招至東南亞的“契約華工”約200萬人；1922年至1939年間，從廈門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過500萬……
晚清中國海外移民的主要方向有二，一是美洲，二是東南亞。在清代，東南亞泛稱南洋，包括今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11個國家。東南亞自古以來便是我國東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唐宋時期，中國海商遠及東南亞沿海地區，商民往來頻繁。15世紀初，爪哇、蘇門答臘等地出現華人聚居區。明朝中後期，政府多次發布禁令限制出海，但由于海外貿易的興盛，前往東南亞的人依然有增無減。然而，真正形成規模並影響至今的移民活動，則是近代以來稱爲“下南洋”的移民潮。
貧困戰亂造成移民浪潮
晚清出現“下南洋”移民浪潮，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17世紀以降，西方殖民勢力開始進入遠東地區，荷蘭、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國家先後在東南亞開辟商埠，將遠東地區納入世界殖民、貿易體系。開發東南亞需要大量勞動力，而非洲黑奴貿易在18至19世紀之交已經衰落，西方殖民國家開始把眼光投向人口衆多的中國，鼓勵華人前往東南亞。就國內而言，“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于耕，望海謀生”，自古以來便是海上貿易、對外移民活躍的地區。鴉片戰爭之前，下南洋的華人以經商謀生者居多，當時東南亞華人已有150萬之多。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接受紛至沓來的不平等條約，允許西方國家在東南沿海招募華工，因爲應募者要訂立契約，時人稱爲“契約華工”，又叫“賣豬仔”“當苦力”。由此，下南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其過程大致可以分爲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出現以華人勞工爲主體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貿易階段。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凋敝，民衆生活困苦，在經曆太平天國和兩廣洪兵起義(1854年至1861年，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廣東天地會發動反清大起義，起義軍自稱爲“洪兵”。有40多個縣的天地會先後舉事，參加者達100萬人，並一度圍攻廣州城，後輾轉進入廣西，建立“大成國”等農民政權)以及廣東土客大械鬥之後，到了19世紀60年代，東南地區滿目瘡痍，農村生活更加艱難。時值美洲發現金礦、東南亞種植園經濟發展，急需大量勞動力之際，各國紛紛在中國東南地區設立招工公所。洋行、公所通過雇傭“客頭”(“豬仔頭”)，將貧民誘至“豬仔館”，簽訂契約，以出國後的工資爲抵押，換取出洋旅費，成爲所謂“契約華工”。當時甚至還有使用欺騙、綁架手段掠奪華工的現象。數十年間，僅在東南亞就有約200萬華工，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島的種植園和印尼等國礦山。
由于深受“豬仔館”和船主的非人待遇，契約華工不斷反抗，各界輿論也紛紛質疑、抨擊。迫于內外壓力，各殖民國家相繼出台改善華工狀況的條例。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頒布禁止販運“豬仔”與保護華僑的法令，宣告苦力貿易的終結。這一時期也有部分華人以自由勞工的身份前往東南亞從事商業、手工業與農業活動。
第二階段：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50年代初，是下南洋新的高峰期。20世紀前期，中國國內兵連禍結，戰火不斷，而東南亞則得到殖民宗主國的扶持。除了傳統的種植園、采礦經濟外，鐵路、航運、金融、制造等新産業也獲得空前發展，對于熟練勞工的需求進一步加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0年間，中國向東南亞移民達到頂峰，僅1922年至1939年間，從廈門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過500萬。日軍侵入東南亞後，打壓華人社會，大量華人回遷國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遷往東南亞的華人大幅減少。隨著共和國的建立，持續數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停止。
飄流海外的辛酸
“下南洋”是中國人走出國門的移民潮，其中充滿了辛酸與艱險。
首先是“違法”。移居海外在很長時期內是不被允許的。朝廷認爲，遷居海外無異于“棄絕王化”，因此，不僅不給移民任何保護，而且對回國者嚴厲制裁。直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識到海外華僑的經濟實力與商埠的重要性，于光緒三年(1877)任命當地華僑領袖胡璇澤爲新加坡首任領事。光緒十九年(1893)，清政府解除華僑海禁。進入民國，華人參與當地政治、經濟、教育事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旅途的艱險。早期移民偷渡出洋，整日擔心官軍稽查與海盜行劫，海上風險難測，帆船時有傾覆的危險。近代出洋華工則幾乎與奴隸無異，飽受豬仔頭與豬仔館的虐待。華工被封禁在船艙內，條件惡劣，死亡率極高，販運華工的船只被稱爲“移動地獄”。自由移民者也經常遭到偷渡船主的訛詐與各色人等的刁難。
再次是登陸後，移民同樣面臨著凶險的環境。一方面，需要克服難以適應當地自然環境的問題；另一方面，還受到當地各種勢力的多重壓迫。殖民者急需華人參與地區開發，但又對華人迅速擴張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充滿擔憂，因而有意壓制華人，以致迫害、屠殺華人的事件時有發生，其中尤以印尼多次屠殺華人的事件最爲慘烈。殖民勢力消退後，土著政權也延續了以往排華、限制華人的政策。一旦政局出現動蕩，華人往往成爲各種政治勢力發泄不滿的對象。
漂流海外的孤獨感和受到的各種壓迫，促使華人通過種種方式來保護自己、尋求慰藉與幫助，大致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是與土著通婚。早期移民大多是單身的成年男子，婦女數量少，男女比例嚴重失調，不少華人便與當地婦女通婚，逐漸融入當地社會，“華人有數世不回中華者，遂隔絕聲教，語番語，衣番衣，讀番書”。19世紀末，隨著有關禁令的取消，華人婦女遷往東南亞者日漸增加，華人華僑與外族通婚的現象逐漸減少。
二是創立同鄉會館。移民遷入早期，即出現以互助爲目的的合作團體，馬六甲的青雲亭、槟榔嶼的廣福宮、新加坡的天福宮都是不分籍貫的華人互助機構。隨著移民增加，來自同一省份、府縣、方言區的同鄉會館逐漸取代前者，使華人社會的人口分布逐步呈現出強烈的地緣色彩。
三是加入秘密會黨。早在1799年，槟榔嶼當局已發現華人會黨(“私會黨”)的存在，後來會黨在東南亞各地勢力急劇膨脹，成爲影響當地政治的重要力量。在早期華人社會中，會黨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著保護人的角色。在華工貿易中，私會黨大多充當“豬仔頭”角色，其勢力還遍布賭場、妓院、煙館等場所。私會黨內部派系林立，經常發生械鬥事件。到20世紀20年代，會黨遭到取締，逐漸轉入地下活動。
大量華人移居東南亞，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中國國內的人口壓力，也極大地推動了東南亞社會和經濟的開發與發展。華人作爲東南亞各國本地族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已得到當地政府的認可，但限制華人、排斥華人的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