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編輯 李旭 輯錄
2021年3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在該行官網發布2021年第2號工作論文，題爲《關于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
基于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人口的轉型、結果，以及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轉型的教訓，這篇由四位年輕經濟學博士撰寫、長達22頁的工作論文指出，建國以來，中國人口經曆了數量上從急劇膨脹到增長趨緩、結構上從金字塔形到長方形的轉型，而且中國的人口轉型時間更短、老齡化更迅速、少子化更嚴重。
該文強調，中國要認清人口形勢已經改變，要認識到：人口紅利是事後需要償還的負債；人口慣性是跨代際的巨大力量，其反作用力將導致人口反方向變化；教育和科技進步難以彌補人口的下降。並提出了中國應對人口轉型的四條對策：全面放開和大力鼓勵生育；重視儲蓄和投資；推進養老改革；促進教育和科技進步。
遲至4月14日，因其央行背景，這篇工作論文中建議的“全面放開和大力鼓勵生育”在大衆媒體和社交網絡上引發巨大關注，且被當作有關方面在釋放信號。
同樣引發巨大關注和爭議的還包括這篇論文在“促進教育和科技進步”這條對策下提出的一則缺乏上下文的具體建議：“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那麽，什麽是中等收入陷阱，東南亞是如何落入這個陷阱的？中國又該如何汲取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教訓？“文科生太多”是不是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什麽是中等收入陷阱
1987年，世界銀行開始依據人均國民收入（GNI），將全球各經濟體（國家和地區）分爲低收入、中等收入（具體又分中等偏下和中等偏上兩組）、高收入三大類。世界銀行根據通貨膨脹等因素每年更新分類標准，因而，高收入經濟體的標准不是每年固定的。
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主題報告《東亞複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中首次提出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該報告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五十多年裏，全球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之中，僅有13個成功發展爲高收入經濟體（其中5個是亞洲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大多數經濟體在中等收入階段都出現了經濟停滯現象，收入水平徘徊不前，難以實現向高收入水平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
這一情況被稱爲“中等收入陷阱”，這在拉美（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東南亞（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一些經濟體那裏表現得尤爲明顯。
自那以後，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爲國內經濟學界廣爲討論。一方面，固然有統計數據支持中等收入陷阱這一現象的普遍存在，但另一方面，對這一概念的質疑一樣不絕于耳。
一個相關問題是，中國會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躍升至全球第二，人均GNI達4340美元（另一個被廣泛引用的數字是4240美元）。第二年，世界銀行基于2010年數據，首度將中國列爲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人均GNI爲3976-12275美元），此前中國一直被列爲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人均GNI爲1006-3975美元）。
2020年，世界銀行設定的高收入經濟體標准爲人均GNI超過12535美元。2020年，自上一年之後，中國人均GNI連續突破一萬美元，與十年前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雖仍屬于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但距離邁入高收入經濟體僅一步之遙。
在中國經濟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一些更早發展起來的拉美和東南亞經濟體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當中，很多年過去都無法擺脫。比如，在人均GNI這個指標上，曾經超出中國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如今都已落在中國之後，馬來西亞也已被中國趕上。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其經濟社會發展呈現一些共同特征。曾供職于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經濟學者孔泾源對此有如下總結：
首先，經濟增長不穩定。1950至1980年間，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國民生産總值（GDP）年均增速分別爲6.8%、3.4%和6.5%，而在1981至2000 年這二十年間分別降至2.2%、1.7%和2.7%。1970至1980 年間，印尼、菲律賓GDP 年均增速分別爲8%和6.6%，而在1981至1990 年間，則分別降至5.5%和1.6%。
其次，金融體系脆弱。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前，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經濟體長期過分依賴外資流入推動經濟發展，向國外借款過多；監管法律法規不完善，中央銀行對金融市場風險缺乏足夠的宏觀調控能力和有效的監督機制；大量資金投向了房地産業和證券業，泡沫經濟現象嚴重。拉美經濟體的曆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也往往與外債負擔沉重、本幣幣值高估、通貨膨脹嚴重等因素緊密相關。
第三，收入差距過大。以基尼系數來衡量，拉丁美洲各經濟體的基尼系數普遍在0.45 以上，遠遠高于經合組織國家0.35的平均水平。在馬來西亞，該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基尼系數就在0.45 左右，到九十年代後始終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
第四，公共服務短缺。爲贏得民衆支持，拉美經濟體的政府在社會保障、社會救濟、醫療衛生、教育、扶貧、就業、工資和稅收等領域都制定了社會政策，有些經濟體甚至通過頒布法律法規來確保社會政策的穩定性。但由于政府財力不夠、利益集團掣肘、管理能力不足等諸多原因，很多社會政策實施效果不佳，公共服務短缺現象普遍存在，一般民衆特別是弱勢群體受益更少。
第五，創新能力不足。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原有的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經濟體競爭，但在中高端市場則由于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條件制約，又難以與高收入經濟體抗衡。在這種上下擠壓的環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長的動力。
此外，腐敗多發、效率低下、政策失靈、外債高築、政局動蕩、環境汙染、信仰缺失等特征也被用來描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
如何成長爲高收入經濟體：經驗和教訓
截至2018年，先後有36個經濟體（國家和地區）由中等收入水平成長爲高收入水平。其中部分經濟體在成長爲高收入經濟體之後，又退回中等收入乃至低收入水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來明以這36個經濟體中的11個（阿根廷、智利、捷克、希臘、匈牙利、韓國、波蘭、葡萄牙、俄羅斯、斯洛伐克和烏拉圭）爲研究對象，歸納了它們轉型成功的基本經驗，包括以下七個方面：
首先，産業從勞動與資源密集型轉型升級資本與技術密集型，是各經濟體成功邁入高收入行列的基礎。其次，從引進成熟技術轉向自主創新是成功成長爲高收入經濟體的基本動力。第三，合理的人口年齡結構和不斷提升的勞動力素質是這些經濟體成功成長爲高收入經濟體的基本條件。第四，穩定安全的金融體系是它們成功成長爲高收入經濟體的重要保障。第五，以市場爲基礎，積極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第六，塑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它們成功成長爲高收入經濟體的社會基礎。第七，積極融入全球貿易體系提升産業國際競爭力。
具體到亞洲地區，東亞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香港和台灣被公認爲是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而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由于各種原因，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先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世界銀行不同年份的收入水平標准，日本1978年人均GNI達到7330美元，當時就已經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後其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到1997年金融危機，其發展才慢慢放緩。新加坡經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保持快速的增長。1970年新加坡人均GNI僅960美元，到1987年就已進入當時的高收入經濟體行列，1989年人均GNI達到10300美元。韓國經濟發展比日本和新加坡發展稍晚，但于1992年人均GNI達到7700美元，進入當時的高收入經濟體行列，1995年達10800美元。
相比日本、新加坡和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這四個東南亞國家則不同程度上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四國中經濟條件最好的馬來西亞，早在1973年就已經進入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其人均GNI爲600美元。但進入八十年代，其經濟增速迅速下降，2014年人均GNI達到10660美元（當年高收入經濟體標准是人均GNI高于12375美元）。泰國、印尼和菲律賓三國的人均GNI在七八十年代均達到四五百美元，到2014年增加到三千至五千美元不等。
集美大學財經學院副教授姜文輝對上述過程的總結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跨入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後，通過技術創新與科技進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使國內産業從資本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換，實現了産業結構的升級，從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則在邁入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後，科技創新能力不足，不能及時從以要素驅動爲主的經濟增長轉向以創新驅動爲主的增長，從而導致産業升級困難，先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2年，還在中等收入陷阱一說引發國內學界熱議之時，即有社會學者集體著文指出：
“我們現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簡單的改革停滯或倒退，盡管這兩個問題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關注的，我們現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種可能性，即陷入‘轉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現是原有支撐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耗盡而形成的經濟停滯，而‘轉型陷阱’的主要表現則是改革或轉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鎖定了改革或轉型的進程，將某種處于過渡狀態且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體制因素定型化，並由此導致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畸形化。”
好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並未陷入停滯，改革和轉型的進程仍在加速。2020年，面對肆虐的新冠疫情，中國甚至成爲全球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大型經濟體。但這不等于中國可以自滿，我們仍必須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長爲高收入經濟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來明提出七個方面的對策：促進産業轉型升級，加快技術進步和創新，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保障金融體系安全，加快市場化改革和政府治理改革，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繼續擴大對外開放。
一些學者的具體建言分別涉及改革和發展的質量保證、穩健性和成果分配上的公正性。
如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信息中心學者胡晨沛認爲，全要素生産率增速下降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重要原因；國際比較顯示，在人均GDP 達到1 萬美元的國情下，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水平是未來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性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彥斌與其合作者認爲，如果僅以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爲標准，那麽中國將在2023年前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這其實低估了中等收入陷阱所蘊含的風險與挑戰：要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需要使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高收入國家門檻值的20%以上。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教授袁易明與其合作者認爲，目前我國正處于中等收入陷阱風險期，發展成果的勞動分享事關我國能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階段。
文科生問題……
就上述工作論文中提到的“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4月1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上海表示，發展中國家文科生很多，同時經濟發展普遍不好，兩者有一定的相關性，但不見得有因果關系。
“這些年人力資本理論非常盛行，尤其世界銀行、國際發展機構等都讓發展中國家大量發展教育，但是理工科的發展教育成本非常高。所以要快速發展教育，就要大量設置文科科系，因爲成本低，進而文科生多。”
參考資料：
胡晨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探析:生産要素視角的國際比較》，《雲南財經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
張來明：《中等收入國家成長爲高收入國家的基本做法與思考》，《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劉偉、陳彥斌：《2020—2035年中國經濟增長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
劉哲希、陳彥斌：《“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潛在增速測算——兼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改革》2020年第10期
袁易明、徐常建：《發展成果的勞動分享是否影響“中等收入陷阱”跨越》，《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5期
姜文輝：《産業升級、技術創新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的經驗與教訓》，《亞太經濟》2016年第6期
張德榮：《“中等收入陷阱”發生機理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動力》，《經濟研究》2013年第9期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開放時代》2012年第1期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經驗與針對性》，《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12期
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背景、成因舉證與中國對策》，《改革》2011年第10期
責任編輯：田春玲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