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國家之一，也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馬來西亞在1957年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獨立之後的馬來西亞在整個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排名靠前，表現出了較好的發展勢頭。1970年，政府制定實施新經濟政策，將經濟增長動力從依賴初級産品轉向制造業。1977年，從低收入國家跨進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至40年後的2017年，馬來西亞人均國內生産總值爲10010美元，仍處于中等收入國家中的高位而未達到高收入國家人均12055美元的下限。究其根本，馬來西亞到底面臨著哪些現實困境？什麽因素制約了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只有撥開“陷阱”的團團迷霧，才能獲得成功邁入高收入國家的有益啓示。
高端技術人力資源短缺，創新能力不足，難以實現産業結構轉型升級
馬來西亞在經濟發展初期，吸引了大量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來發展國內勞動密集型産業，其最大優勢是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但隨著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後來又受到來自國外企業競爭的沖擊，而且隨著歐美國家進口需求下降，勞動密集型産品在發達國家市場所占份額越來越小，最終導致馬來西亞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的比較優勢逐漸消失，由此進入以知識技術密集型工業爲主導的産業結構調整階段。但卻面臨著重重困難，比如人才流失嚴重。教育發展質量較低，使得國內高端技術人才資源嚴重不足，阻礙了創新能力提升，導致大部分企業始終徘徊在全球産業價值鏈的低端環節。據世界銀行統計，2011年馬來西亞有大約150萬左右的人口長期生活和工作在國外，達到了總人口的5.3%，他們基本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才和技術人才。高等教育供需失衡，産學嚴重脫節。在推動經濟轉型過程中，馬來西亞政府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開始大規模投資高等教育。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大學畢業生人數達到278.8萬人，占勞動力總數的24%，占總人口的16%。但是，2011年卻有近230萬個高技能職位空缺，由此，出現了高技能人才崗位空缺與大量高等教育畢業生失業並存的尴尬局面。技術研發投入不足，研發能力非常薄弱，研發經費投入只占其國內生産總值的0.64%，遠低于亞洲其他新型工業化國家的投入，獲得的專利數量更是遠低于同時期的新加坡和韓國。高端技術人才的匮乏、低水平的研發能力無法爲馬來西亞産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和智力支持。
貧富差距過大，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轉型內生動力不足
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來看，在經濟發展初期，投資會拉動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隨後當經濟發展步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後，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就會明顯減弱。緊接著，擴大內需就會成爲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的突破口。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動力大致會經曆“投資率先升後降，消費率先降後升”的變化過程。比如韓國，1970年投資率爲25.4%，消費率爲94.6%；1990年投資率上升到37.5%，消費率下降到75.4%；2010年投資率下降到29.2%，消費率上升到83.5%。馬來西亞在2000—2010年間的消費率大約維持在60%左右的水平，消費率水平偏低，經濟增長動力模式未能成功邁入消費主導型階段。其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基尼系數達到0.5左右的水平，遠遠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嚴重的貧富分化不僅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加大社會治理成本，而且使得中産階層難以發展壯大。與高收入群體相比，中低收入群體消費的增加要遠大于收入的增加，其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費，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所以，貧富差距造成社會有效需求不足，使馬來西亞經濟持續增長缺乏充足的內生動力。
過快的城市化與經濟社會發展失衡，阻礙了工業化進程
馬來西亞在經濟發展初期，紛紛推行以工業化爲核心的經濟發展計劃，工業化的蓬勃發展極大推動了城市化進程。第二、三産業的迅速發展使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馬來西亞城市人口迅速膨脹，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城市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城市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工業化速度。1970年，城市人口比重爲33.5%，1990年達到49.8%，比1970年提高了16.3個百分點；2010年，馬來西亞城市人口比重達到72.2%，比1990年提高了22.4個百分點；2018年，城市人口比重進一步提高，已超過76%，成爲東南亞除新加坡、文萊以外城市化率最高的國家。東南亞國家的城市化屬于“後發性”城市化，是一種“追趕”性質的現代化，更多的是一種政治行爲，而不是依賴于經濟發展的自然演變，相對西方國家來說是一種短期劇變。劇變意味著城市化進程中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與之相配套的住房、就業、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沒有同步跟上，同時也出現了交通、環境、貧困、暴力犯罪等社會治理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勢必依賴于充足的經濟資源作保障，這樣就形成一種城市化與工業化互相爭奪資源的局面，最終結果就是阻礙了本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進程。正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言：“西方國家200年甚至更長時間發生的事情，在我們這裏不到50年的時間裏都湧現出來了。在非常緊湊的時間框架裏塞入所有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秩序混亂和功能失調。”
腐敗問題和族群政治文化凸顯，不利于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馬來西亞從國家獨立直至1969年大選之前實行的是民主政體，但在同年的族群沖突事件發生後，開始加強了對議會選舉活動、經濟事務和社會事務的控制。到20世紀90年代發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後，開始出現大量的權力尋租等腐敗問題，市場秩序遭到破壞，嚴重制約了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馬來西亞政治權力滲透到了經濟社會各領域，權力泛化濫用的問題較爲突出，且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官員腐敗掠奪著公共財富，損害著公共利益。權力變成重要的經濟要素流入市場，不公平競爭現象越來越凸顯，直接惡化了馬來西亞的營商環境，嚴重妨礙了私人資本的增長。另外，馬來西亞屬于多民族國家，主要有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且信仰不同宗教。馬來西亞政治文化深受種族文化和族群主義影響，族群主義優先考慮本族群利益訴求，將自身族群利益淩駕于其他族群之上，不利于營造民主團結的社會環境和公平的競爭環境，阻礙了馬來西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面臨國內外新的經濟形勢，馬來西亞政府意識到了進行經濟改革的緊迫性，于2010年開始推行“新經濟模式”，提出了三大發展優勢、三個階段目標、四種動力和八項戰略改革措施。“新經濟模式”的關鍵是實現經濟轉型，即産業上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和資本密集型轉變，提高産業層次，延長産業鏈，提高技術含量較高的産品出口比例；經濟結構上擴大內需，減少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培育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新經濟模式”實施至今，取得了一定效果，尤其是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效果較爲明顯。但截至目前，馬來西亞並未進行深入的改革，腐敗問題依然突出，根深蒂固的族群政治文化容易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現階段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要素投入而非生産率的提高，産業仍集中于價值鏈的中低端，高技能勞動力依然緊缺。所以，馬來西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任重而道遠。